80年代

追忆我心中的“80年代”

原上风

2006年5月20日星期六

好久没有到“世纪中国”了，今天又毕掉一事之后，总算手头的事情渐渐都不那么急了。而一旦没有凡事扰心，精神立时即往所亲近的地方去了。一打开网页，竟见如许多的文章在谈论那令我热血沸腾而又心向往之的80年代，“我觉得八十年代的确可以说是个浪漫时代”、“刘再复谈1980年代”、“徐友渔、李公明谈1980年代”、“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爱乐琐忆：那个年代的那些故事”、“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重访八十年代：理论与神话”、“挪用与重构——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1980年代：选择与可能性”等等。当然这些文章未必最具有魅力，因为无论是当时著名的人物王元化、李慎之、汤一介、庞朴、杜维明、包遵信、李泽厚以及当时的出版界的重要人物，还是当时刚刚在读书界崭露头角而今更是思想界领军人物的甘阳、刘小枫、梁治平、贺照田、何怀宏、邓正来等等（当然所谓的经济学家就无有必要列入其中，因为他们在80年代几无所为，除了“吴市场”等少数人），包括新近影响日隆的人物刘军宁、汪晖等等都未见有文。专题命名为“80年代：历史与神话”也是多么地契合我的心态，早就想单独地从自己自我觉醒和思想启蒙的历程和体味来祭拜那心中的80s了。

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在大略了解西方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之后，就转入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意义的思考和追问之中，而正好又恰逢特殊爱情的危机，这些都驱使我要走向心灵和精神的诉求，幸运的是在无人指点和导引的情况下，心灵和精神遵循自身的渴望走向了人文思想的王国，而郑州古玩城的旧书市却成就了我几乎所有的愿望，在那里太多宝贵的旧书被人廉价的摆放在地摊上，而且还很少有人去看和买。我在那里收罗起一本本跳跃着灵魂和生命、流淌着鲜血和才华的好书，文学、艺术、美学、历史、工艺、哲学、宗教、学术书籍，而往往其中就会看到1980s，……"购于北京"、"购于西安"、"购于上海"等等的字眼，而其中一字无著。当然由于当时心灵的痛苦渴望慰藉，所以和80s年代人强调文化和生命的趋向大类，因是之故，我几乎重走了80s年代青年人的启蒙历程，当然《读书》杂志的过刊一元一本，我不知道买了多少，于是，精神界里面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进入我的视野，那么多高尚的灵魂一样的面对痛苦和无奈，我在其中寻找道德支撑，一个个心灵的英雄扶起我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无尽的渴望，于是，我似乎忘记了现实里的困惑和痛苦，一遇丧望之时，就仿佛归乡一般地奔向古玩城，在半里长的书摊中寻找着和我一起悲吟痛苦的心灵，或者是拜求能够使我超脱的思想。

那一段的岁月啊，是我最为痛苦的时候，因为先前从来很少如此投入地思考大的而且是切身的问题，而现在则是有了很多的支撑，然而又是我觉得很可能是此生最为幸福的时候，因为当时抛却一切挂怀，没有所谓前途生计的考虑，也没有想到责任和使命，惟任思想的野马驰骋。当我理想激情的时候，心灵敏感地望见一幅名画、一个微笑、夕阳枯树都会真切地感觉到生命的美好和诗意，而当我怀疑虚无的时候，却是八方腾挪难以自制地绝望，似乎夏夜河面的灯光都是孤独的存在。

80s人们对于文化问题，人的问题极为关注，记得曾经读过一句话“当时公交车上的青年都以手里拿着一本‘未来丛书’为时尚”，而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已经逐渐开始超越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关于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讨论的关心。《文化生活译丛》、《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文化：中国与世界》、《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等等一批出版物我几乎都曾经买到过，当时较为流行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人论》、《存在与虚无》、《拯救与逍遥》都有，记得一本《尼采文集》700多页，我只花了5块钱，当读到尼采说他是用鲜血写的文字的时候，真觉这样买书有点儿亵渎灵魂，而当我看到尼采狂妄地宣称真理只在他的手中的时候，我又不禁暗笑他如此看重的文字在如今还依然地只值分文。80s年代的读书人急于在中国人面前展现西方思想的面貌，当然在如今看来，当时人们对于所谓西方的认识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人们只是习惯于到文化中去寻找问题和问题解决的由途。于是，“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文化冲突”即成潮流。八九以后，很多知识分子逃出国门，甘阳刘小枫也流亡国外。而在国外的学术氛围之下，他们之中有些人由于缺乏专业的学术训练经历甚至很难进入或涉足国外的学术界，只能在海外华人中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在生活上也并不如意。他们发现，西方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非他们原来所想，他们自认为自己了解并虔诚地宣扬与传播圣火一样的西方学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乃是门外之人，不被接纳。这种情况使得很多倡议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转回了中国传统文化，当然也有所谓新儒学。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过程中，人们曾严肃而狂热地讨论文学、哲学、历史问题及各种文化文明的比较问题，然而在中国根本的问题却根本不是中国文化问题和传统问题，而是制度问题。那么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实际上只是在自己的愿景中上下求索，左右腾挪。

中国大陆在建立新的国家之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逐渐地割裂了自身的文化脐带，它既割断了和历史的联系，也隔离了和世界的联系。他讨论文化问题的目的在于实用的目的——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在于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也可以说是，为解决改革以来所出现的问题而努力。我在反思他们的同时，也倍感我们如今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运动对于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事实上根本没有超离80年代人们探索的高度，一样地是从软国力和所谓的国家复兴不能缺离文化支撑的实用主义的角度入手的，其精神实为可嘉，而且也不失为操作上容易成功和形成气势的可取手法，然而却不能不令我感慨，在倡导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少有研究，更乏体验的情况下欲图文化的复兴，何其谬哉！当我们把声势造大之后，却发现原来所谓的文化领军人物于中国文化的精义少有所悟，只会导致文化潮流的回流和反动。其实，在中国，尽管是一个多人出于生计而容易导致汉奸的国度，但是因为传统文化对于“士”的国家使命和道德义务的灌输和影响是透入骨子深处的，所以历来都不乏深具道德情怀的读书人，他们对于家国的前途无比地关怀，并以之为想当然地道德优越，然而他们却似乎很少反思自己是否具有关怀国家的能力，从来很少反思自己对于中国的关怀究竟是起了积极的作用还是相反，甚至他们会觉得我这样的思考本身就无有必要，这样，他们对于祖国的关怀其实很多都是一种道德义务感的驱动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的优越和心理的踏实，他们既没有真正对于学问的纯粹的兴趣，也没有对于祖国发展进步的真正的建设性的建议，前面有一美好的蓝图和愿景，无数的优秀的前人都在其上绘色加景，于是也就起而奔之。

关于这一点，我早就从中国农民的命运看出来了，历代的文人墨客对于灾难深重的农民洒下了多少披肝沥胆、椎心泣血的文字，乃至于“一枝一叶总关情”，然而人们对于农民的关怀却从来都是减轻负担，而从来少有思考农民的负担是天经地义的，再大的关怀也只能是短时间内少收或者是不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其提高负担的能力，要从农民自身发展生存能力的提高上努力，或者一如信仰，其实真正的信仰从来都是照先知者的生活道路学习，而不是所谓的仪式和教条，照神一样的活，照所信奉者那样的努力，就是真正的信仰，比如，要象孔子那样的思考和实践，如佛陀那样的看破世事和冥想悟道，如人子般的关爱世人弃绝虚妄，等等。所以，真正的关怀农民就要让他们变成和思考关怀他们的人一样的人，而不是总把他们作为关怀和扶助的对象，为他们如此的转变提高条件即可。 中国的文化反思在当时应该说还没有达到科学标准。如今人们大都已经认识到每种文化和文明都有其自身的自足性，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规范，而现实中不同文化的冲突及其结果则是另外一类问题。缺乏反省精神和独立思想 甘阳和刘小枫等人当时对西方的误解还表现在他们的翻译选题上。他们太为推崇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德国非理性主义者和西方左派（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等）的作品，“并且从这两方面向人们展示了所谓西方今天的面目：科学理性思想已经过时，非理性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主流；西方自身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和思想危机之中；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两面作战，探索一条新的路。”

80年代的时候甘阳和刘小枫等人的目的是所谓“全盘西化”、进行“启蒙”，但是，由于对哲学、哲学史和历史的“误读”，他们所倡议和宣传的却是一战后敌视西方近代文明，敌视自由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发展到今天的德国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这样的思想路向其实在现当今也对他们的影响很是深远，刘先生至今仍是出于人文关怀的诉求对于自由主义乃是从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引介施特劳斯的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思，而与国内大多政治学者对于自由主义的学习和思考以及倡议未能合拍，尽管自由主义的多种声音实属必要，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学者更应该注重的是学术之间最好莫要彼此抵消，自由主义或者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会有其着重点同时也就不可能不遗漏对于另一方面的关怀，所以从学问的角度做些补充佐济的功夫当然是必要的，但在如今，中国的宪政难以切实推动的时候，学者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使一种真正有利现实改善的理论走入决策者的视野并落实在改革当中。理论者已经是尼采所言的“现代的，太现代的”了，而我们的国家其实的状况却是民间思考者姜??族性格。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无知——不自知也难以知社会”乃是一大问题，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应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8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取向吁请"走向未来"、熔冶"文化：中国与世界"、揽括"二十世纪文库"，真正的令后人无限地崇仰，尽管他们“要么一派理想情怀，要么暗藏深远思索的文化构想”。记得在古玩城发现一套"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主编刘小枫，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北京三联版，1994年起）和"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主编刘小枫，上海三联版，1995起），内中刘君以大唐三藏西天取经的精神自警，要以当时中国文化中引入佛学的努力来比今之学人所引介西学基督教文化的诉求，短短数十字，读来倍受激励，而他们的这些情怀应该说都是源自于那个无比真诚的时代——80s！而在刘君所倡导的对于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精神哲学家思想轨迹的引介和研究可说更是生动而具体的改变了如今一大批青年人的思维习惯——关怀具性、个体的生命，而不是再如先前对抗集体主义的那种所谓个人主义的话语，而由此进入基督教宗教文化精神也可说更加地切心了。

朱学勤曾大略地说如今的时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然而根据我们十数年来对于所谓“学术”的深切地投入和观察，可以见到，没有思想的诉求和引领，学术根本难有长足的进步，无论从我们如今的学术生态还是学术对于现实的关怀不足和改善无力来看，我们如今都更加的需要80年代文化人的那种理想情怀和真诚品性，在我们对于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已近矫枉过正的情况下，重提理想情怀并不是要回复当初的浮浅和偏误，而是要作“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文末，我不觉又想起自己心中所一直记忆犹新的和2个走过80s的读书人的交往，一个现在作中学的老师，他跟我提起，前两年的时候，他延续80s的思考和对现实的不满，而又无力获得自身生命意义的觉悟的时候，曾痛苦万分而无法工作，于是，向校方请假一年，每日里到城郊的水边钓鱼，静思人生大义和世界目的，听来真叫人肃然起敬。另一个在大学教书，那日我听完他富有理想情怀的学术报告后，竟迷迷糊糊地跟着他走，似乎他是我的故旧之交，总觉似乎有很多要和他交流的话，而他竟看出了我的苦思之求，随即弃开了身边的俗事和诸多应酬，领我到一咖啡馆里，我们谈了2个小时的精神和思想学术的问题，期间他浑没有一丁点的与我之间的距离，后来回去后我一直觉得恍恍忽忽，直如一梦，好久回复不了往日的精神，因为我是真的无数次在梦里遭遇80s知识分子和古远智者的。

如今的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被淹没在人潮涌动的黄金周里，五四广场也淹没在车流如织的街头，自己似乎也困于各种诉求和琐事之中，无由怀念，就借今日之追忆80s兼念那久远的191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