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伟
| 黎民伟(1893-1953),早期电影开拓者,编剧、导演,中国电影先驱之一,有“中国电影之父”、“香港电影之父”之称。生于日本横滨唐人街,幼年随父到香港定居,就读于皇仁书院、圣保罗书院。1911年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革命,并为其拍摄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北上》《黄花岗》等一批纪录片。孙中山为其亲笔题字:“天下为公”。1914年拍摄香港第一部影片《庄子试妻》,被称为“香港电影之父”。抗战胜利后返香港,1953年10月26日去世。
中国香港电影事业家、摄影师。原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自幼喜爱摄影与戏剧,热心于国民革命,曾利用戏箱偷运枪支支援黄花岗起义。从事电影工作后主张电影救国。1913年与美籍俄国人布拉斯基及其兄黎北海合作创办了华美影片公司。在黎北海执导的《庄子试妻》1913中反串女角庄子之妻。1921年再与兄黎北海、黎海山合作创办了香港历史上第一家全部华资的新世界戏院。1922年在香港银幕街创建民新制造影画公司任厂长。1923年5月14日在香港铜锣湾威菲路创办民新影片公司,出任付经理兼摄影师。拍摄了北伐纪录片、梅兰芳舞台艺术纪录片,并开始拍故事片《胭脂》Lipstick1925,同年在自己的新世界戏剧上映。1926年他将民新公司迁往上海,与李应生合股,聘欧阳予倩、卜万苍、侯曜等执导故事片。1927年侯曜执导的《西厢记》与他的《庄子试妻》被商人先后携往欧美公映,成为最早介绍到欧美的中国电影。他为把中国的“超迈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介绍给欧美作了不懈努力。 1929年与北京真光戏院老板罗明佑合拍了由孙瑜执导,阮玲玉主演的《野花闲草》WildGrass1929,这部严肃的社会生活题材作品彻底改变了粗制滥造的武侠片的影潮,使30年代电影走上了新的方向。他提出“复兴国片、改造国片”的口号。 1928年亲自执导两部有鲜明平明反帝内容的故事片《蔡公时》和《祖国山河泪》,1930年创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与上海印刷商黄漪磋合作组建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 拍出了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杰作:《城市之夜》、《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1933年《大路》,《神女》,《渔光曲》1934年《新女性》1935年《迷途的羔羊》1936年《慈母曲》、《联合交响曲》1937年等。 1952年将民新制片厂迁往上海营业。1994年第十三届香港金像奖授予他最高荣誉奖。
那些早期的中国影人,常常让人感受到命运的力量。历史充满了巧合,如果当年亚细亚公司的伊什尔和萨弗没有约张石川加盟,或许他终老就是一个洋行职员;如果1917年商务印书馆没有碰到那个来中国拍片赔了本的美国商人,没有以低价盘进他的摄像机,或许就没了它的活动影戏部,没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长片。对于张石川或商务印书馆而言,拍片不过是一种谋生或投资方式。而历史自顾自行进着,该发生的终要发生,只不过选择了其他人扮演。 但是黎民伟的电影生涯不是巧合。即便他当年没有遇到那个有钱有制片设备的布拉斯基,他迟早会走上电影之路,不过要晚上几年。 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革命,再是电影。十几岁加入同盟会,21岁开拍电影,于他,二者都是一生的选择。其实这两者骨子里相似,内里都有一种乌托邦冲动,不过前者要真刀实枪地重建一个新世界,后者却以光影做个春秋大梦,并借助胶片,把自己的梦想给他人看了。 黎民伟最早的拍摄活动,旁人看来像是自娱。第一部短片《庄子试妻》的全套人马是他的四兄黎北海、妻子严珊珊、他自己;第一部故事片《胭脂》编导黎北海,主演是他自己和第二位妻子林楚楚。旁人说起来,他娶了两个演员,事实却是两个美丽女人因了他,因了爱情才走上影坛。这个“家庭作坊”的出品一不小心就成了香港的首部电影、首部故事片,黎民伟也因此被尊为“香港电影之父”。但这个“父亲”当时却因为热衷革命被香港当局敌视,迟迟不批准他修建摄影棚的申请,最终他只能把摄影场设在广州西关,为广州留下一份人文记忆。 1924年11月,黎民伟以西关多宝坊的探花第作片场拍摄《胭脂》 ,这是香港第一部做事片。黎民伟在广州还开创了中国拍摄纪录片的先河:自1921年起,他扛着摄影机追随孙中山左右,纪录大革命时代孙中山和革命军的重要活动,如拍摄《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东较场拍摄孙中山阅兵典礼等,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黎民伟的第一个电影公司“民新”在上海刚刚成立时,依然残留着“家庭作坊”式的格局,基本演员都是黎民伟和他的合伙人,后来,黎民伟自己却渐渐淡出表演、摄影行当,而把编导重任委给旗下四将:欧阳予倩、卜万苍、侯曜、孙瑜。黎民伟骨子里毕竟是个有社会抱负的人,此时拍片,已不同于先前的自娱,却要负起“教化社会”的责任。当时中国与世界电影接轨的程度远比现在要高,一类院线所映基本上是美法等国电影,引进时间与首映亦相差不多。引进电影意旨多在“娱乐”,而中国早期影人大半却把电影视为“载道”的工具,“通过电影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由此可见当时“民新”胸襟之广。 1929年,因合作人的脱离,他将“民新”并入当时“执中国北方电影放映和发行业之牛耳”的罗明佑的“联华”公司,合作拍片。黎民伟和罗明佑在电影观念上较为接近,都要把电影当作移风易俗、辅助教育、改良社会的工具。在他们影响之下的一些电影,如费穆的《人生》、《天伦》,金擎宇的《母爱》均体现了这一点。尤其《天伦》,就是一首“古中国之歌”,哼唱的旋律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时刻,这样的哼唱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与后来占主导地位的“左翼”思潮有些龃龉。如果说,早年追随孙中山拍摄纪录片时,“革命”与“电影”在他那里合一,而此时,激进的“革命”已远远将他抛下。 1937年抗战爆发,黎民伟似乎又回到了20年代,追随“国父”左右的时期。他冒险摄录《淞沪抗战纪实》之后,返回香港,借款拍摄《锦绣前程》 、 《大地回春》等影片。抗战胜利后,“联华”徐家汇厂址因在日伪期间被霸占,胜利后即被视为“逆产”而“接收”,成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黎民伟到上海争取复厂,未成。如果说,此前电影是他的生命方式,此后便只是生存方式了。 创办民新影业 在黎民伟的电影生涯中,最初几年的一个关键词似乎就是“等待”。1913年,《庄子试妻》拍竣,他就想拥有一间自己的影戏公司,但是,没钱没设备。直到1921年,取得堂兄黎海山(著名演员黎灼灼之父)、黎北海支持之后,才开始筹组。1923年5月14日,方在香港铜锣湾威非路正式成立。此后他又在等着建自己的摄影棚,香港当局怕“民新”成为革命党人的聚集地,一直没有准许。于是他自带摄像机到北京,为梅兰芳拍片。1924年冬天,他再次回到香港,决定把摄影棚设在广州西关多宝坊,冲洗底片和拍摄外景则在香港。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为广州革命政府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 1925年6月,广州“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爆发,不少师生从广州到黎民伟家来避难,香港当局派人半夜闯入黎家搜查。黎民伟知道自己不能在香港居留了,便将“民新”转到上海继续他的电影事业。 上海时期的民新达到了它的鼎盛阶段,1926年~1929年,四年间共拍摄影片20部,旗下导演欧阳予倩、卜万苍、侯曜、孙瑜等都是第二代影人中的佼佼者。 1929年,民新并入罗明佑的联华影业公司。1936年,罗明佑在“联华”失势,黎民伟随之一起退出,恢复了民新公司,但“七七事变”后便宣告结束。 三人行:黎民伟、严珊珊与林楚楚 出演《庄子试妻》时严珊珊年仅十八,从照片上看,神态端庄凛然。这个祖籍广东南海的女子,辛亥革命时参加过北伐军的女子炸弹队,她心知自己无法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惟恐无法满足丈夫对家庭的期待。或许怀着大观园中女儿国的理想,她着手为丈夫物色另一个妻子,为自己寻找一个姐妹。1919年,她和林楚楚(原名林美意)相遇。 黎民伟和林楚楚,祖籍同为广东新会,一个生于日本横滨,一个生于加拿大温哥华,而传统的“一个茶壶几只茶杯”的观念是浸在骨子里的。从此他们三人在一起。严与林不分大小,彼此平等相待。婚后几年,林楚楚也踏上影坛。她扮演过富家小姐,但更多的,是严珊珊曾期待她在生活中扮演的:贤妻良母。 1952年,严珊珊病逝于香港,第二年,黎民伟随之而去,从此林楚楚退出影坛。这一家多俊男美女,长子黎铿是著名的童星,女儿黎萱则是话剧演员和电影艺员,孙女黎姿更不必说,歌影视三栖女星。 治史必求实证 以黎民伟为代表,黎海山、黎北海三兄弟于1923年7月创办香港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开香港华人电影纪元,1925年2月拍摄完成并在香港上映第一部香港长篇故事片《胭脂》。1994年初香港影界尊他为“香港电影之父”,是对这一历史功绩的致敬与肯定。他自觉地以电影作武器,为强国、教民奋斗一生。1925年底他赴上海和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在当年神怪武侠盛行的乌烟瘴气影坛中,尽力拍摄一些好的影片,为当时中国影界带来一股清新气息。1929年底参与罗明佑发起,并和他创建联华影业公司,在上海/中国影坛树起“复兴国片”大旗,开影坛新风。在当时左翼文化人主导下,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首开左翼电影。因左翼和进步影人的影响所及和所起的主导作用,联华公司拍摄了一些进步的经典影片,与明星公司、艺华公司以及天一公司所拍摄的进步电影,形成中国电影黄金时期。虽然在1933年后,罗、黎主持的联华一厂,主动接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陈立夫宣布的“中国电影新路线”,向国民党文化政策靠拢。黎民伟任厂长的一厂产品愈来愈远离抗日救国热潮,宣扬“新生活运动”,宣扬传统的忠孝仁爱等等道德理念,导致经营失败,但他们历史功绩不应抹杀。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困苦生活中,黎民伟仍坚持信念,拍摄一些有意义的影片,战后还在研讨先进冲印技术,他对中国电影事业贡献良多。 1993年香港对黎民伟进行历史评价,自那以来近十年中,香港影界学者对黎民伟的研究倾注了心力,2003年9、10月纪念先生诞生110周年活动达到高峰。十年间香港出版了《黎民伟:人·时代·电影》、《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DVD)、《黎民伟日记》、《黎民伟足迹》,在香港和广州分别举办了“黎民伟足迹”和“寻找黎民伟足迹”大型图片文献展览,以及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讲座等。影响很大,评价至高。在仔细阅读和分析这些史料之后,本着对历史的真诚,不得不对上述各种形式史料中不实之处作必要勘误。有的是根据当年同代人的回忆或据史料分析而提出质疑,就教于香港电影史家。 黎民伟是中国电影之父 如前所述,1994年香港影界尊黎民伟为香港电影之父,是对以他为代表的黎氏兄弟,开香港华人电影纪元历史贡献的敬意与肯定。但他不是中国电影之父!拉开中国电影历史序幕,首开中国电影纪元的是辽宁沈阳人任景丰。他在1905年于北京自己开的丰泰照相馆,开拍中国京剧《定军山》武打片段,创下中国电影纪元。2005年即为中国电影100周年。说黎民伟是“中国电影之父”,是无视历史事实了。黎民伟是香港早期电影开拓者之一,但他不是中国电影最早开拓者。黎民伟从影时间虽然和张石川同在1913年,但张石川是承包亚细亚影戏公司,自主地连续地摄制影片,黎民伟却在1914年后,直到1923年前,十年间忙于他事,没有参与任何电影摄制。而张石川等从1913年组织新民影片公司,承包美国人依什尔接手的亚细亚影戏公司起,开始了中国电影拓荒时期,之后,有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等继续。经过摸索和尝试,直到1923年底,明星影片公司拍摄《孤儿救祖记》,受到观众欢迎,赢得高票房收入,刺激了社会对电影投资的热情,上海电影公司如春笋般出现,标志着中国电影走出拓荒阶段,进入初创的繁荣。虽然有学者以左翼电影出现的1931年划线,在此之前为拓荒期,那也是从意识形态角度作视野的一家之言。在拓荒时期,中国电影最早的拓荒者是张石川、郑正秋、任彭年等等。 黎民伟是在1925年10月到上海,这时上海已有33家电影公司,年底他和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当时各家公司各有各的制片主张和方针,如明星公司是“处处惟兴趣是尚”;天一公司则“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长城公司主张“非采用问题剧制成影片不足以移风易俗”。据欧阳予倩回忆,当时黎民伟和李应生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却“提不出甚么方针、任务和办法”,是欧阳予倩执笔写的《民新公司成立宣言》,成为民新影片公司的方针、任务和办法。黎民伟在香港电影事业中是先驱者之一,但他到上海时,对中国电影事业来说,只可以说是一位后来的参与者,并非中国电影最早开拓者。 中国电影史书籍中,从来没有所谓“岭南电影”概念。1999年自费出版的《中国岭南影视艺术史》,作者以研究地域文化的课题,提出所谓“岭南电影”概念。“岭南电影”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自然的地理区域概念,二是指社会的文化概念,这二者之间不是必然等同。作为地域概念,“岭南”是泛指五岭以南广大地区,含现在的广东、广西东部、海南岛、港澳以及越南北部。港澳虽原属中国广东,但他们分别为英、葡占据百年以上,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他们和两广文化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中发展。在地理上虽同属岭南地区,但在社会文化上,港澳和两广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均根本不同。无视这种根本差别,无视香港电影和两广电影百多年来在不同社会制度背景下发展的事实,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说成是一个“岭南电影”,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电影文化上都是不科学的。香港电影就是香港电影,广东珠江电影厂和广西电影厂的电影产品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二者不仅价值观、文化理念不同,甚至相悖。电影发展水平也有极大差别。怎么能混为一谈?“岭南电影”这一命题,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电影文化概念上均不能成立。没有这一前提,“岭南电影之父”一说,便属子虚乌有。 香港1913年的华美电影公司不是黎民伟和布拉斯基合资创办的
黎民伟和美国人布拉斯基(BenjaminBrasky)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问题的焦点是,他们合作的性质,当事人黎民伟讲得最清楚,他说:“1913年(民国二年),美国人布拉斯基和万维沙(VanVelzer)君来港在九龙弥敦道成立华美公司,摄制新闻片,我那时正继续办着清平乐剧社”;“《庄子试妻》一片拍摄,是由我们以‘人我镜剧社’名义与华美公司订约,凡演员、剧本以及一切服装、布景、道具等,均由‘人我镜剧社’供给。摄影、洗印、子母片、舟车费以及膳费由华美负责。影片所有权属于华美,而‘人我镜剧社’一次过获得港币几百元的酬劳。”他明明白白在讲当时他们各自开办华美公司和清平乐剧社,彼此没有资金上的关系。黎民伟为着与布拉斯基合作拍片,特地组织有他自己和妻子严珊珊、四哥黎北海,以及老友罗永祥四人的“人我镜剧社”。他所以不用有许多人参与的清平乐剧社,却用基本是其家族加老友四个人的“人我镜剧社”,是既与前者区隔又便于操作有关。“人我镜剧社”在拍摄完《庄子试妻》后,也就不存在了。从黎民伟和华美公司所订的合约条件来看,一方是“影片所有权属于华美”,另一方是“一次性获得港币几百元的酬劳”,明明白白是一次性的雇佣性合作。如果是合股,黎民伟则是老板之一,影片所有权不能只属于华美(布拉斯基)的;而且黎民伟等不能只是“一次过”获得一点报酬。并非凡合作皆是合股或合资,但是这种错误说法影响很大很广。它被写进《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电影卷”,以及大陆新出版的电影课教材,甚至专著之中,香港的历史专著中专论也被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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