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
黄达，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作为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从1950年起就开始讲授货币银行
黄达他曾以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中方主席的身份，推动中美之间经济学教育的交流，设立著名的“福特基金项目”。2001年，与1999年度诺奖得主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设立“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跟踪经济学尤其是财政金融领域的国际前沿动态，构筑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2002年12月，又与蒙代尔教授共同冠名设立“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以激励更多的杰出青年学者为新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
黄达（1925—），1925年2月22日出生，天津市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91年11月至1994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黄达于1946年就学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财经系，不久转为该院研究生。194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3年起，他先后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职。从1983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1991年11月至1994年6月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
天津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
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财经系本科；
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研究室研究生。
1951年至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教研室主任；
黄达1954年至文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财贸系系副主任；
1978年至1983年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系主任；
1983年夏至1985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1985年夏至1991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
1991年底至1994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1993年至1998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中国～日本友好小组成员；
中国～新加坡友好小组成员；
1997年7月13日至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届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委员；
1999年9月至2001年9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
1994年9月起全国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
1993年9月至1997 年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1991年9月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规划经济学学科规划小组成员和经济学学科组、应用经济学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九五”规划应用经济学学科规划小组和学科评审组成员；
1983年1月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1987年3月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7年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7年11月至1995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委员；
1995年4月至1999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届委员；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届邀请成员；
1985年3月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第二届成员；
1991年至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学科评议组第三届召集人；
1997年至200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学术和社会兼职 1985 年9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
1979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
1979 年12月中国金融学会理事；1980年 10月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1984 年6月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1995 年4月中国金融学会会长；2000 年7月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1991年 12月—2000 7月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3年 1月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199？年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
1980年1月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1983 年6月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1999 年10月中国财政学会顾问；
1980年12月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1986年 1月中国价格学会副会长；现为顾问；
1990 年7月起中国物资流通学会副会长；
1986年 10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1999年4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更名为中国企业联合会，任顾问；
1991 年8月至1999年第一届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1988 年11月第一届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
1993年3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
1994年3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
1994年7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评奖委员会委员；
1982年至1997年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
1985年夏开始中美经济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主席；
1993年6月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
1998年7月10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特邀顾问；
1999年2月中国经济学术基金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老教授协会第三届、第四届顾问；
中国老教授事业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常委、顾问。
黄达曾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第三届委员及国务院
黄达黄达教授从1950年起就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及有关课程。在研究课题上，除了货币银行理论外，还扩展到物价、财政及综合平衡等问题。他的论著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多次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由黄达教授组织编写并负责全书统稿的主要教材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货币信用学（上册）》、《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财政学会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奖）、《货币银行学》、《货币银行学（修订版）》（为国家教委审定的全国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教材，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黄达教授的专著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和货币流通》、《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获198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修订版）》。他还主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黄金》。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版《黄达选集》主要收录了他在1985年以前发表的主要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版《黄达文集》收录了他在1952年至1998年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短文。其中《中国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和通货物价问题》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财政收支与信贷收支相互配合中的接合部问题》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
"七五"期间，黄达教授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其成果为货币供求问题研究系列专著。"八五"期间，主持国家"八五"重点科研课题"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的市场化"和博士点科研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储蓄向投资转化机制的重构"。
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的前身为“黄达-蒙代尔优秀博士论文奖”，由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Robert.A Mundell)教授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黄达教授共同冠名，2002年12月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创设。每两年评选一次，逢单年颁奖，迄今已颁发三届，有15位青年学者获奖。为了进一步扩大该奖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使评选结果更加公开公正透明，2005年该奖项正式更名为“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
一 黄达教授评论蒙待尔的演讲
黄达主持人：外面的广告牌上写着让我给教授的演讲做评论，但是今天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一个经济学家一生的回顾"，这么大的一个题目，这么沧桑的一个题目，我就很难评价了，教授今年71岁高龄了，所以我必须得找一个比教授更年长的、更沧桑的学者来，今天讲的副标题是"人民币不能升值的八大理论"，所以也必须得找一个真正的或者说熟悉中国的货币政策，熟悉中国的本土化货币理论的大学者来，最好是也担任过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的教授来，所以大家有请黄达先生。
黄达：陈雨露院长对于他属下的我经常突然袭击，今天也是突然袭击，不过蒙代尔教授刚才做的演讲我听了以后确实感想颇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的经历，把二战以后这么长时间里国际金融的联系发展变化，和相应的理论做了极其概括的演讲，这样一个演讲我们听着并不枯燥，应该说给我们很高的学术享受，最后关于人民币升值不升值，大家知道这是特别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这样一个水平的回答，不过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蒙代尔教授最后的建议是既不能升值又不能贬值，而且幅度还不能太大，就像现在这样子就非常好。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这样。从1998年一直到今天就是这样，我们变化是万分之一，大家知道汇率变化按点算，这个点是万分之一了。8.27元，8.27元后面还有8.2700，就是在最后的一个零有所变动，升一点降一点，降一点升一点。这个8.27到现在还没动。应该说不止今天，从1998年到现在一直都在执行蒙代尔教授这个建议。
不过我听了蒙代尔教授演讲以后，我特别的有那么一种感觉，今天蒙代尔教授这个演讲的效果集中在什么地方？比如人民币，我们政府逆向的建议跟蒙代尔教授的理论统一起来。今天蒙代尔教授开头就讲是三个教授对他的前途选择作出建议，是不是可以说今天蒙代尔教授的演讲，是对我们在座的400、500个年轻同学、学者提出他对你们前途选择的建议。
这个建议让你们关心经济理论，让你们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做一个大学教授，而且有希望在20年以后取得诺贝尔现在奖金的经济学教授。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肯定，但是无论如何说蒙代尔教授今天的演讲，对于在座有志于将来当经济学教授的一定给予极大的鼓舞。
二 黄达教授在第八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讲话
资本市场论坛已经是第八届，我都参加了。每届的主持人跟我都有默契，就是不安排我在会上讲话。可是最后都让我讲。由于仓促应战，曾经有一届，我把“资本市场论坛”讲成了“资本主义论坛”。在座各位可能不少都参加过那次会。所幸的是没有因此把我打成保守派。
对于资本市场，我确实没有做研究。原来这届的主题，叫“全流通之路”，现在叫“股权分裂与流动性变革”，还是那个意思。关于“全流通之路”，能讲些什么？想借用但丁《神曲》的一句话——“这就是炼狱之门”！
《神曲》为人们的灵魂安排了三个去处：地狱、炼狱、天堂。罪恶深重的灵魂自当下地狱。炼狱则是有罪孽的善人应该经过的地方——在这里，善人要洗净自己的罪孽，以便升入天堂。至于天堂，那是善而又善的人才有资格直接去的胜境——对于我们，似乎过于遥远。为什么把“全流通之路”形容为“炼狱之门”，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穿越了地狱——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当时的气氛来说，把发展股份经济，建立证券交易中心形容为下地狱，恐怕也不为过。
想当年，如果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勇气，就通不过地狱的磨难；既然已经经历过磨难走出地狱，按理说，跨进炼狱之门，岂不是小菜一碟！然而，在这扇炼狱门前却犹豫、彷徨，一晃就是两年。
问题的症结是：下地狱的那时是鸿蒙初开，大家不分彼此，一块往下跳。然而现在，面对炼狱之门的却是两个精灵——在地狱中演化出来的流通股和不流通股这两个精灵。在地狱中，两个精灵，难兄难弟，结伴而行；而今天，在经历了地狱磨难之后，却是全力以赴地要首先把你我的权益先分个清清楚楚。
国内国外，业内业外，很多善男信女都在摇旗呐喊，鼓励前进。最好听、最美丽的一个词就是“双赢”。其实双赢的本身就是利益的重组，说的白一点就是讨价还价。就因为有利益冲突，在进门的时候，到底谁先进，谁后进，怎么进，如何分担进炼狱之门的成本，就成为大问题。
现在问题是对于这个社会成本怎么估计。我们要进这个炼狱之门，就要改革我们原有的路径，必然要为之付出社会成本。这在经济学上没有问题。但是改革原有路径的社会成本一定要低于原来路径依赖的成本。只有如此，改革才是成功的，有利的。那么，怎么样衡量路径改革的社会成本和路径依赖的社会成本并加以比较？相关的变量那么多，怎么能算清？当然，有人说，路径依赖的成本极大，不用算。刚才成副委员长说的四个缺点，就是论证不改革的成本很大，很大。但这样的论证很难说服想拖延一段再看看的人——按照原样子，日子好像还能过得去。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感觉，问题的解决，可能应该寻求这样的选择：不管算清还是算不清，改革总比维持好。这句话可能太空洞了。但终归是把这两个精灵推入炼狱之门，才可以实际看一看有怎样的结果。我想经过了地狱磨难，到了炼狱之内，无论如何，也不会灰飞烟灭。这里面，不外乎会受到两方面的责难：
一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国有资产的流失不是始于今天，更不是因为全流通它才有流失——流失的过程是改革以来的长期过程。而且这里不是“零和游戏”，不会是国有资产的全损失。说双赢，不一定是一比一，也可能一方损失的多一点，但终归不是全损失。而且纵然有流失，恐怕对经济的发展也不会造成致命的损害。“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是不是还要深一步地考虑。
另一方面的责难——要得罪股民，而股民是得罪不起的！在座的，大概有不少股民的代言人。我说一句也许大家听着不太中听的一句话，在中国的各类人群里面，不应该得罪，但又不得不得罪的人群中，绝不止是股民一家。如果对股民得罪一下，造不成致命的伤害，而且今天得罪了，明天就可以大展宏图，这怕什么呢？
所以选择是不是可以勇敢一点。后果可能弄不太清楚。但有点不太清楚，大概总不会有碍于我们经济的发展。通过我们经济内部的潜力和目前发展显示的潜力来看，即使遇到了一些困难，受到了一些挫折，依靠自身的力量是能够克服的。我的这个说法与成思危副委员长的说法有点不一样。他是要求审慎研究，我是李逵三板斧，平头砍去。但我想，当大家对问题扯不太清楚的时候，强力推进的办法是不是也是一种选择？这要请大家考虑。
问题还是要回到论坛上。今天我们的论坛要努点力，看看是否能够令人信服地论证出社会成本较低的路径改革方案，并且有力地把两个精灵共同推进这座炼狱之门。预祝论坛能够实现大家期待的突破。谢谢！
三 黄达：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就在西方经济学家们刚刚结束高调“论剑”中国之际， 在上证指数飞流直下，终于要接近千点关口的时点，6月2日下午，人民大会堂聚集了众多中国金融界、教育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借《黄达书集》的出版，探讨如何推动中国金融理论的繁荣与发展。
作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金融学家、教育家，黄达教授为人处世极其低调，无论学问还是人品都深得中外敬重。作为当代中国货币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中国金融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长期致力于对中国货币、银行、物价、财政及宏观调控等一系列经济金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业内普遍认为，他的学术思想，对形成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和财政金融理论的建设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当他把蒙代尔教授等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引荐到中国“生根开花”之后，自己却闭门谢客，淡泊名利，潜心学问。短短几年时间，领导完成了跨世纪《金融学》教材的编纂 ，并将以往11本著作整理续编成厚厚的六大本，单是这种治学的严谨与激情和那繁重的工作量，很难想象这是一个80岁的老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代表周小川行长和中国金融学会高度评价了黄达教授“立足本土、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严谨治学”的精神，希望业内弘扬这种精神，加强对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重要理论问题的先导性研究，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金融理论的繁荣与发展。吴晓灵说：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浪潮，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多方面挑战，使得中国金融业在新世纪里要想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必然要经受一系列严峻的考验，将有一系列重大的金融理论命题需要研究。例如，研究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次序以及内在联系；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途径、方式和制度安排；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与方法等课题，都迫切期待金融理论研究的创新与突破。
吴晓灵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情况十分复杂的国家，正在进行的史无前例的经济与金融改革，诸多经济金融现象与问题很难用现有的经济金融理论以及历史经验所概括和解释。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汇率制度的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政策性银行的改革与发展，以及改善全局与局部金融生态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问题等等，这些独具中国经济金融运行特质的课题，赋予了中国金融学术界广阔的研究空间，可以说中国金融学术界任重而道远。
现代经济金融理论大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体验和深入求证而形成的。这些理论命题的成立是有相当严格的适应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在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实践中可能并不完全俱备。究竟应该如何实现和评价一个创新？黄达教授认为：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吸收、凝练一切文化精华建立起经典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应勇于肯定，又应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同时，金融学科建设又需要一个从不满足于现有认识，更不把自己的现有认识视为绝对真理的框架；只有永葆持续进取，才能为迅速发展、变化万千的生活实际提供理论服务……
经济金融的运行就是社会各种利益碰撞的过程，理论研究就是要客观地描述这种利益的格局及其变动的规律，为经济政策、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用正向激励的利益调整机制推动社会福利的增进。改革需要激情，研究需要冷静。吴晓灵和与会专家都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金融研究人员应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沉下心来，保持客观、独立、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
黄达教授用“古今中外，含英咀华”来概括积六十年经验所领悟的建设基础理论所应取的思维态度。他认为：对经济金融理论思维框架的概括很难表述精准，精准往往让位于模糊，繁不如简。黄达说，建国伊始，在金融理论建设中，我们拒绝西方，拒绝建国前的研究成果，同时漠视自己本民族的古代思想，这不符合“古今中外”的精神。而现在，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金融知识又受到特别重视。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的西方经济理论、金融理论。问题是如何学？他提倡要“含英咀华”。 “含英”，就是全盘照搬；但更需要“咀华”，没有充分的咀嚼，就没有消化吸收。而实践起来，好像一百多年始终处于反复之中。现在，受到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克服完全照搬。但这个倾向的解决，不可能实现于旦夕之间。简单的指责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的是真正培育起我们自己深厚的理论根基。
在“市场化”理论大行其道的今天，黄达教授却提出要把研究计划经济纳入基础金融理论建设视野，认为不应该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截然对立割裂开来。他说，通常我们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相互对立的两种体制，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前，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已经有三四个世纪覆盖了世界的主干经济，并逐步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之上开拓出一片天地。而且，在以彻底扬弃商品交换及其价值规律为最终目标的计划经济中，实事上不能不存在商品交换，在生产资料领域也一直摆脱不了所谓的“商品外壳”，并且几次企图“取消”货币都次次碰得头破血流。这说明，20世纪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同它自己依以脱胎出来的历史背景——也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割断联系；商品、货币及其规律，依然在计划经济中取得了一个特殊的但却是普遍覆盖的存在形态。换个角度说，计划经济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市场经济的特殊存在。问题还在于，这个特殊形态还塑造了一个交易参与者极其简化的经济试验厂所。许多学者历来慨叹社会经济不同于科学技术，无法建立实验室。但计划经济正是在几十年间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社会经济实验室。在货币银行领域，市场经济经过多年抽象推导出来的模型，在计划经济中则是以极为简明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有“英”，这里有“华”，对于这样的“理论财富”，我们是不是也应给予必要的关注？
想想我们金融资本市场的种种似是而非、非此即彼的“创新”，其实可能就误在“半瓶醋”上，用计划经济思维操作市场经济，而又生搬硬套市场经济理论放任本该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事情。黄达教授的话的确耐人寻味……
四 黄达：人民币将进入“国际重要货币俱乐部”
连年实现经济强劲增长背后的人民币，如何实现其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定位”———是否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在今天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2004）”上，我国金融理论奠基者、前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黄达教授表示，中国经济现在保持的发展态势，必将“支持人民币进入国际重要货币的俱乐部”。
但是对于人民币进入国际重要的货币俱乐部，黄达表示自己是不赞成以追求“老几”作为政策目标的。黄达表示，人民币将来走向“国际重要货币俱乐部”，会是一个好事，同时也要承担国际的责任，更多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特别要考虑到和周边国家或地区甚至全球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摩擦。
说到亚洲地区国家货币政策之间是否进行协调和合作，黄达表示，亚洲地区的货币在国际协调和合作方面肯定“会逐步增加”，因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开的一些会议，都表达了这样的意向，这是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快速而顺畅。
http://news.stockstar.com/info/darticle.aspx?id=SS,20050716,30244633&columnid=1367
http://www.stockstar.com/info2006/colnews.asp?id=1367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30225/173231416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