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现璠
黄现璠(1899-1982)，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家。原名甘锦英，广西扶绥人，壮族。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从事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五十年，在通史、社会史、学运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贡献卓著，成为壮学开山祖师和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的开派领袖以及当代历史学界“无奴派”创始人。他在大学致力于教育事业近五十年，晚年又创办漓江业余大学，桃李满天下，影响深远。1999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办“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
提问 编辑摘要| 人物基本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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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黄现璠 |
| 家乡： |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 |
| 性别： | 男 |
| 民族： | 壮族 |
| 国籍： | 中国 |
| 出生年月： | 1899年11月13日 |
| 去世年月： | 1982年1月18日 |
| 所处时代： | 清代 ，北洋政府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职业： | 学者 历史学家，民族学家 学者 人类学家，教育家 学者 民俗学家，社会活动家 |
| 毕业院校： | 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 |
| 成就： | 壮学之父 开创了中国民族学的第一个学派：八桂学派，成为该学派领袖 开拓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学派，成为该学派导师 |
| 重要事件： | 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晚年创办“漓江业余大学”，任校长。 |
| 名言： | 治学三无：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 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 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 |
| 代表作品： | 《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广西僮族简史》，《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壮族通史》，《古书解读初探》，《韦拔群评传》 |
| 爱好： | 看书，学习，研究 |
| 还有未完善内容， | |
黄现璠，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壮族，生于1899年11月1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广西崇左市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渠思屯人，与清代延陵王吴凌云、抗日英雄钟毅将军等人是同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受教于陈垣、陶希圣、邓之诚、萧一山、钱玄同等名师，经预课、本课、研究院9年学习。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东洋史和日本史，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教授与加藤繁教授。1937年回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成为中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49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相继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广西省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并先后当选为广西省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因此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九项任职被罢免，仅留任广西政协委员一职。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后，先后兼任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1月18日因脑溢血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桂林医专附属医院。鉴于黄现璠生前对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他的骨灰盒安置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第一室。1999年11月，“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在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1）
黄现璠世代清贫，三岁丧母，由父亲帮工卖柴，节衣省食把他抚养成人。他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因家境窘迫，衣食堪虞，无钱入学读书，常常倚私垫门外，窃听塾师授课．所听皆能背能解，令塾师惊奇，许以免费进塾学习。但他无钱买书，只能借而读之。1915年为求学入赘黄家，遵俗改姓黄，以“现”字辈取名现璠，后以“黄现璠”传世。他在渠黎小学，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高等小学的学业。（2）接着，在短时间完成初中学业后，于1922年，在名额有
《历史文化名人在桂林·画集》中黄现璠教授画像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师范毕业后，回乡任教师，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国史。1926年，获悉北京师范大学在广西招生，告示连考三日，因师范学校有许多优惠，免除学生的学杂费。对于像黄现璠这样的贫困子弟，无疑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几天几夜不休息，应对考试，最后获得录取，入读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他常言：“余家道贫寒……生父送余读书，备极艰辛，余自读书以至教学，对于学问孜孜不倦，实感动于余父艰苦恩爱之心情也。”（3）两年预科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书籍，尤对顾炎武所著《日知录》爱不释手，对全祖望的《鲒奇亭集》情有独钟，两书所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使他感染至深，立志治史济世，事教育为职，以振兴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预科两年完成后，升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听陈垣“史学名著选读”课，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课、邓之诚“中国通史”课、陶希圣“中国社会史”课、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课、萧一山“清史”课。四年本科，他因生活困难，需课余时间去谋职助学，便在萧一山创办的私立“文史政治学院”以及北平私立文治中学、北平私立平中中学兼教历史、国文，持续三年。边学边教，文史学养根底自深益固。毕业时，他即有两篇元史论文及与同窗合著鸿章巨制《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相继问世。因学有所成，特许免考升入北师大研究所（后称研究院）读研究生，同时应北师大聘请，兼任研究所纂辑员及北师大教育研究会助理干事，以维生计。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名誉导师陈垣和主任导师钱玄同教授的严格指导下，专研考证学和说文音韵，文史知识更为扎实深厚，受益无穷。（4）193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现东京大学大学院），同年秋赴日留学，在日本东洋史权威和田清与加藤繁两位教授门下当研究生。初期赴日留学的旅费、学费和生活费来源于导师陈垣先生帮助联系的基金会支助的不多资金和黄现璠于1936年出版的两本专著所得稿费；1936年2月，经申请获得广西省政府公费留学金。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毅然放弃学位攻读，返回故乡广西，终身从事教育。（5）回顾黄现璠学生时代的求学生活，他的师友陶希圣先生用四个字做了中肯的概括：“苦读苦作”。（6）
黄现璠的导师 - 陈垣先生黄现璠的学术生涯，表现为三个时期和五个变化的特征。三个时期指早年侧重于中国古代史、中古史研究；中年转而从事民俗史研究；中晚年着重于少数民族史研究。五个变化是指他先治通史，一变为治断代史，二 变为治文化史，三变为治社会生活史，四变为治语言学，五变为治壮学，一生凡五变。这样划分，严格地说是指各时期侧重点不同，各个时期有着研究课题交叉的现象。早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期，受陈垣、邓之诚、陶希圣等名师的影响，黄现璠的研究侧重于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元代之农民生活》、《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上、中、下册）、《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唐代社会概略》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等。中年在广西大学教学时期，他的研究中心侧重在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方面，先后发表了《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国男女元服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大量论文。中晚年在广西师范学院教学时期，他的学问重心侧重于少数民族史的调查和研究，代表性论著有《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广西僮族简史》、《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侬智高》、《壮族通史》等。对于黄现璠的治学， 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名家、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的马克·本德尔博士有一个形象的概括：“黄老教授的学问就像一颗参天大树，民族思想是根，史学为干，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人类学、壮学为枝，生叶开花结果的是文章著作。由于树根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以至能根深干粗枝茁叶茂，硕果累累，其中尤以壮学独枝一秀，建树卓著……黄老教授治学看似庞杂多变，实为一颗主脉干枝清晰可辩的体系树。”（7）中国晚清经学名家廖平说过一段名言：“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材，十年不变斯为弃材矣。” 这或许是黄现璠治学多变思维的源流。
黄现璠科学严密的史学体系的建立，首先与他的学术传承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于1926年至1935年曾在北师大就学9年，相继师从名史家陈垣、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王桐龄、陆懋德等人。陈垣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8）王桐龄利用边裔民族资料治中国民族史的实践；（9）邓之诚提倡“以诗证史”的方法论（邓氏“以诗证史”法早于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10）陶希圣以“社会学”治史的实践；（11）萧一山将民族观融于史学的思维；（12）陆懋德强调治史“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宗旨以及重视将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治史法，（13）再加上20世纪20年代后流行于世的梁启超“新史学”和西方“鲁宾逊新史学”的研究法，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黄现璠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他的这种治学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史多重证法”、“新考据法”、“开拓性”等方面。
古史多重证法
1.以诗证史。黄现璠在20世纪发表的大量论著，即运用了众多唐诗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证史的治史法，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诗参证“古礼节”。如：“古诗又有‘长跪问故夫’之句，亦足参证。”（14） 二是以诗考佛教坐俗。（15） 三是以诗考物。（16） 四是以诗考事。（17） 五是以诗考证职业区别。（18） 六是以诗记唐代胡姬能歌善舞。（19） 七是考人物之神态。八是以诗证唐代之风俗。（20） 九是考古人吟诗佐酒的风俗。（21）
黄现璠的导师 - 钱玄同先生2.三重证据法。善于运用相关学科的丰富史料及研究成果治史，堪谓黄现璠治史风格的突出表现。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甚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皆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黄现璠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以及邓之诚提倡的以诗证史法，并且还在这些治史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从黄现璠在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近现代史、文化学、生活学、语言文字学、民族学、壮学等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中显而易见，当代不少研究古史的中国学者至今仍将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奉为古史研究的圭臬。（22）而在古史研究上，黄现璠是最早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建立“三重证据法”的学者之一。所谓“三重证据法”，是指将历史文献、考古史料、口述历史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史法，这在黄现璠对民族史和壮学研究的大量论著中斑斑可考，尤以自著《广西僮族简史》和遗著《壮族通史》表现突出。现代口述历史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的口述历史致力于“对过去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等当事人的采访，目的在于重建历史。它是一种不可估量和令人注目的20世纪历史的研究方法。”现代被广泛运用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等领域。黄现璠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次领导和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采访过各阶层众多人物，收集到大量口述史料。由此为他广泛地将口述史料用于治史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他将历史文献、考古史料、口述历史三者结合起来治民族史的“三重证据法”。这种“三重证据法”属20世纪中国史学界推群独步的新治史法之一，充分体现出黄现璠卓尔不群的治史风格。（23）
新考据法
黄现璠在北师大求学9年期间，曾师从陈垣习史6年（本科三年，研究院三年）。陈垣在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曾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两年前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24）这里所说的是一条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到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这就是当代学人认同的陈垣等人开创的“新考据学”。从黄现璠史学的传统系谱和问学渊源中显而易见，他的治史风格属清代朴学至陈垣考据学一路，重视考据是这一路史学家的传统。清代乾嘉学者专重考证，事实上只是继承了清学传统的一个侧面。黄现璠对乾嘉学风为考据而考据和视经世致用为空言大戒的流弊是有所清醒认识的。这是因为他求学时代一方面在接受考据学虚己求真贵疑严格训练的同时，又对清学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清学宗师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一直情有独钟。加之受到现代西方鲁滨逊“新史学”所宣扬的“历史目的论”的实用主义史学的深厚影响，以致黄先生的“致用新史学”明显体现出将清代考据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和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融会贯通的特征。从黄现璠于“新史学”建设上的一系列实践成果中显而易见：他对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弊端从而将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从旧史学系统中抽离出来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所以，他的新史学考证法显然克服了乾嘉考据学将考证当作史学本身和目的的毛病，他只是将考证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同时又继承了传统考据学“贵在求真”的合理要素以及顾炎武“经世致用学”重立大义的精粹。（25）
开拓性
黄现璠的导师-日本东洋史权威和田清先生黄现璠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突出风格，表现为开拓性。这一风格体现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上，具体反映在他对学术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中，而非理论建构的推群独步。从黄教授一生在通史、社会史、学运史、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成果上可见这样一个事实：开拓性为他治学风格始终若一的集中体现。如他著的《唐代社会概略》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1936年出版，1937年再版。他著的《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1936年出版，台湾当代著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1956、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1版、再版），并将其列为“现代世界学术精典100部”系列丛书之一。至于他开拓壮学，开创八桂学派的重要学术成果，已有大量的介绍，于此不赘。（26）
师范学校主要是培养教师的机构，黄现璠一生在师范学校受教13年（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4年、北京师范大学9年）又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工作近50年（其中在师范学院任教近30年）。广西师大张一民教授曾说：“黄教授对学生都是循循善诱，教而不倦。同时，他深明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十分注意以身作则，也很能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学生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他常常教育学生为人要正直，要勤奋，要艰苦朴素。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因此，学生们都很信服，对他都十分敬佩。黄教授在奖掖后学方面，更是费尽苦心，不遗余力。”（27）早在40年代中期，黄现璠就到黔桂边区考察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状况，共历时近一年之久。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之生活”的少数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卧具，十分艰辛地收集到大量原始史料。将一部分调查资料整理成文，以《黔桂边民教育散记》连载于《广西日报》桂林版上。50年代中期，黄现璠曾建议广西人民政府筹建一所“壮族大学”。1980年，黄现璠开始筹办漓江业系大学。那时人们思想还不大开放，要创办私立学校阻力很大，困难重重。为争取业余大学尽快得到备案，1980年8月他到北京开会时曾向有关方面和人员请求帮助，并得到全国政协副
黄现璠的导师-日本东洋史权威加藤繁先生主席刘澜涛亲笔写的字条。那字条大意是：黄现璠教授筹办漓江业余大学，是件好事，希望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筹办人员就是凭这张字条与自治区教委和文教办打交道并顺利得到解决的。1981年漓江业系大学开学，先后办过历史、语文、中医、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土木建筑、新闻、法律等8种大学专科学习班；还办过好几期英语，地方志短期培训班。由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权威的中国《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教育大辞典》以及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师范群英 光跃中华》和自治区教育厅编印的《广西古今教育人物》等书中，皆记有黄现璠长年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教书育人事迹。这说明他在教育事业上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为教育界所认同。后人有诗颂曰：“教书育人五十载，桃李不言溪自成。”（28）
由于黄现璠是壮族，壮人古来具有一个民族特性，这就是“好打抱不平”。加上他又是研究历史的，深受中国传统史家“秉笔直书”的风习熏染。两者融为一体铸造了他性格耿介、直言不讳的秉性，这是他一生历经四个朝代又累受磨难的根源。北洋政府时期，他正处于青年时期，血气方刚。任教于家乡小学时，因组织领导家乡“青年抗租队”与地方恶霸势力抗争，于双方你死我活的激烈拚打中差点被人乱刀砍死；民国时期，他因不满CC派分子执掌西大而领导学潮，与广西大学校方斗争，结果得罪校长，妻子失掉教职，他被迫离开广西大学。内战期间，他因时常撰文和登台讲演揭露国民党地方官府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以及迫害少数民族的罪行，被地方右派势力怀疑为“共党分子”，成为他们重点注意的左派教授，多次被列入逮捕黑名单。
黄现璠撰《隋唐五代史》书稿墨迹1957年初，“大鸣大放”期间，他履行人大代表之职，积极响应号召，热心参与大鸣大放，畅所欲言。结果在反右运动中，以“挑拔党群关系”、两黄（黄绍竑、黄现璠）唱双簧，同反统购统销”、“频繁深入基层号召农民和群众起来向党进攻”、“反对农业合作化政策”、“以‘钦差大臣’自居，将地方党委领导视为‘土皇帝’，将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封建专制主义”等等罪名，错划成极右分子，受到中央处理。随后被撤消各种任职和教职，只剩省政协委员任职一项，工资扣掉近一半。原来内定他出任即将成立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一事化为泡影；北京人民出版社单方取消了原与他签订的出版《中国起居饮食礼节史》两卷的合同，他被迫退回了人民出版社预支的700元稿费。黄现璠从国民党时代的“左派分子”沦为了壮族头号大右派、全国96名“极右分子”之一，蒙冤受屈20多年。
20世纪60年代，正是民族学界“禁区”森严壁垒，“框框”层出不穷，民族学研究稍有越“雷池”一步就“帽子”横飞，所谓“研究社会科学危险，研究民族学就更危险”盛行于世的时期。1962年，黄现璠刚右派脱帽不久，便在报刊学术杂志上发表《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29）和《土司制度在桂西》（30）两篇论文，开始向传统的“大民族主义正统史学”和1949年后史学界唯我独革、唯我独尊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发起了挑战。结果，文革期间，又以“死不改悔的脱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从学术上‘反攻倒算’”等罪名，再次受到人身迫害和摧残。
1978年，中国的政治环境稍微有一点改善，黄现璠又将旧稿《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修改后欲将发表，与郭沫若为代表的古史分期中“三论五说”一派展开论战。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非易事。1978年秋，旧友费孝通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同时到桂专程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时，他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全国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他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得很好，不敢发表”。黄现璠坚信真理在自己一边，继续努力，最终于1979年2月经他所在学院副院长覃宏裕力排众议甘愿承担政治责任而力荐给学院学术刊物方得以揭刊。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黄现璠当时愤而说道：“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从此，这个问题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形成了一个无奴学派。广西民族学院莫金山教授说：“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等人的支持。”（31）“ 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鲁宽民、尹洁等教授于合撰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明确指出：“……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32）青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张广志教授先后说“事实上，从
黄现璠的师友 - 有奴派领袖郭沫若先生时间先后讲，带头第一个冲破这个禁区的是当时已年届81岁高龄的黄现璠老老先生，随后进入这个禁区的才是张广志…… ”。（33）“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34）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继而指出：“1979年黄现璠首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论文，接着张广志也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到了1982年，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35）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充分反映出黄现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第一人，这不仅表现在时间上，而且还反映在思维观念的大胆突破以及学术观点的推陈出新和影响广泛等空间上，因而他被学林尊为无奴学派的创始人，当属实至名归。“无奴派”导师黄现璠向“有奴派”领袖郭沫若发起挑战，虽然可以看作是30年代以“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与“食货派”领袖陶希圣为代表进行的“社会史大论战”的继续，但两者又有所不同，表现在：30年代的大论战当时虽然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论争双方可以畅所欲言，几乎没有政治风险。而70年末黄现璠的挑战虽然纯属学术观点不同之争，没有意识形态背景，但当时却冒着极大的政治受害风险。（36）综上所列事实，可见黄现璠见义勇为、为民请命之另一面。“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座右铭。他去世后，学院师生送一幅挽联是："挺起脊梁敢作敢言堪作群里喉舌，钩沉古史扶微扶幽盛称治学典范。"（37）堪谓黄现璠一生的最好写照。
右派朋友
黄现璠的学友-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先生黄现璠在政界、学界、工农商界及农工民主党中有不少右派朋友，其中有几位与他的友人关系较为亲密。在黄现璠的右派朋友中，与他交往时间最长又来往不断的是费孝通先生。费孝通与黄现璠相识于1951年的中央访问团。当时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广西分团团长，黄现璠任广西分团副团长，在慰问和调查广西少数民族的数月过程中，两人无话不谈，甚为投机，互引为知已，从此结成终身挚友。1956年中国各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成立时，他们两人分别是云南和广西调查组的负责人。他们又同是全国第一届人大代表和人大民委委员，开会时经常见面。1957年反右运动中，两人同时被罢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1978年冬，费孝通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之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时，专程到桂林看望黄现璠。以后费孝通每次到桂，都会到黄现璠家看望这位学界前辈，并按照学界传统长幼尊卑辈份礼节，开口言必称“黄老大哥”。因此，黄现璠对这位交往多年的晚辈学者同样十分尊敬，评价较高。1980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时，黄现璠与费孝通等人皆被骋为顾问。在学术上，两人互有切磋，互为受益。
黄现璠与另一位大右派黄绍竑（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交谊颇深。两人相识于民国时期，过去来往不多。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同是全国一届人大广西代表，开会时经常在一起，交往逐渐增多。加之他们都非常关心广西文教和经济事业的发展，是谓“志同道合”。在“大鸣大放”期间，他们就中央政府统购统销政策在广西的执行情况交换意见时，两人的看法不约而同，黄绍竑认为“统购统销糟得很”，而黄现璠认为“统购统销搞得很糟”。出于人大代表之责，他们商定各自分别将意见向省委和中央反映。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在反右运动秋后算帐时却成了“两黄唱双簧，同反统购统销”的罪状而受到严厉批判。1958年两人同时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1962年黄绍竑来广西专程到桂去黄现璠家做客，共同感叹人生！黄绍竑说：“别人都认为我是国民党广西政坛军界元老，大家都说现璠兄是广西学术界元老，国史造诣居广西之首，何以我俩在政治上会如此幼稚？我过去被看成是国民党右派统治集团一员，如今划为右派分子不足为奇。现璠兄解放前以‘反对国民党右派统治’的左派教授名响广西，曾多次被列入黑名单，如今被划为右派分子，不知作何感想？（38）虽然当时他们都已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脱帽大右派”，但苦海无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待遇一成不变。文革爆发后，两人再吃二遍苦，以致黄绍竑不堪迫害愤而自杀；而时已年近70高龄的黄现璠两次遭红卫兵小将毒打，被人一脚踢昏，终以九死一生得以幸存。
1932年，黄现璠就读北师大时曾兼职任教于京城数所高中，时与他的学生李石锋、刘盛亚、张天授一道，出于国家处在内忧外患时期为激发出进步学生的忧患意识以及唤醒有识之士觉醒的动机，共同发起创立蓓蕾学社，以出版进步书籍和创办进步刊物为媒介来达到弘扬新文化、新文艺、新史学、新教育的“四新”宗旨。蓓蕾学社创立不久相继创办了进步文艺旬刊《菡萏》和《蓓蕾》，还出版了不少学术著作和进步文艺作品，在京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以后师生四人都成为了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思想进步左派学者和作家，生涯富有传奇色彩，尤以李石锋（自封“厚黑教主”的李宗吾是其伯父）这位经常往返于桂林、重庆、成都等地与茅盾、巴金、郭沫若、何其芳、范长江等人一起频繁参加进步文艺活动的杂文家最为活跃。或许是命运的捉弄，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们都从国民党眼中钉的“左派”分子沦为了新政眼中刺的“右派”分子。黄现璠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李石锋被错划右派后充军西昌宁南县，发配到该县大同乡插队落户，接受劳动改造。文革中他被打成“残疾”，人称“李擘子”；最惨的当属刘盛亚，被错划为右派后送劳教，1960年饿死于服苦役的峨边沙坪劳教营。这些右派的人生波折，过去不太为人所知。尽管“蓓蕾学社四杰”黄现璠、李石锋、刘盛亚、张天授在解放前后历经人生坎坷曲折，吃尽苦头，但他们身上闪亮的正直“左派人格”和发光的无畏“右派精神”必将传承后代，为世人所铭记。
在学不在衣
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衣食打扮，大都是布衣素食，生活极其简单，且随性情之便。像黄侃穿布衣“钉鞋”去上课；辜鸿铭、王国维留着辫子去学校上课。特别是辜鸿铭的辫子，曾经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谈资笑柄。他曾自辩：“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之除与不除，原无大出入焉。” 黄现璠乃有先贤遗风，他从不讲究衣着，经常身穿布料的中山装，冷天外加一件旧的粗呢大衣，戴的是旧帽，脚穿的是旧布鞋或旧皮鞋，学生敬称他为“布衣教授”。在那个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的穿着打扮过于简陋，与一般教授不相称”！他听后坦然回答道:“对教授不是看衣服，而是看他有没有学问。”（39）后辈学人将这个回答概括为“在学不在衣”，同时作为一件趣事在他桃李满园的门人弟子中广为流传。
谐谑“革命小将”
文革浩劫，黄现璠自然在劫难逃，再次受到迫害，被扣上“脱帽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遭到批斗、戴高帽、掛牌游街、鞭打和抄家的迫害。对于这一切，黄现璠不但泰然处之，还抓住机会经常调侃红卫兵“革命小将”。据钟文典教授回忆：“有一回，几位常到黄老家里请教的‘小将’，在‘文革’时竟然振振有词地说黄老如何毒害了他们。黄老听罢，也是习惯地侧着脑袋，照例连呼几个‘呀！呀！’而后不慌不忙地说：‘这就难讲了！如果说是毒害，也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给我毒的，而不是我主动去毒害你们’。这颗橡皮子弹一出，‘小将’们只有虚叫几声口号就撤退了。如此遇事不惊，解难题于谐谑之中的事，也成了大家经常津津乐道的趣谈。”（40）
黄青天
黄现璠的师友-食货派领袖陶希圣冯中琳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广西师范学院物理系读书时，并不认识黄现璠，只知道他是历史系的一位著名老教授，1957年在那个不平常的日子里，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一夜之间，黄现璠成了大右派，蒙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而冯先生那时是物理系的学生，也是在帮助党整风期间，为了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对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鸣放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毫无顾忌的表达过自己的见解，说了一些心里话。后来又因为没有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还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加上他成份不好，为此，厄运接踵而至。在当时那种指鹿为马的社会环境下，不堪忍受那种咄咄逼人的压力，他离校出走，从而罪上加罪，被打成反革命，判刑收监。当时，他是服刑不服罪，又从监狱两次逃跑，被捕获后罪加数等，成了“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后改为无期徒刑，在铁窗下已度过了二十三个春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拨乱反正，不少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8、9月间，冯先生得知与他同校的当时被划为右派的老师和学生很多都得到了平反，他开始写申诉，至1980年底，他已向各级有关部门发出了二百多封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偶尔也收到一些互相扯皮推诿的“答复”，如当时学校的答复说“他是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不是在学校逮捕的，不属于复查的范围，只负责把他的申诉转给市公安局和法院。”而法院的复函却说：“他在整风期间，有严重的右派言论，他不应趁落实政策之机进行翻案活动”等等。那时，由于冯先生的牵累，他家里的亲人都已先后去世，只有他孤然一身，所以在外面也没有亲人帮他说话、活动。正当他陷于绝望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张旧《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黄现璠教授获平反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重新工作的消息，一个念头涌上心来：是否找黄教授帮帮忙呢。但转念一想，又否定了这种想法。虽然黄教授过去也被打成右派，遭遇相同，但两人并不在一个系，素昧平生，非亲非故，黄教授会帮这个忙吗? 但当时冯先生已经山穷水尽，自然顾不得那么多，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把申诉信寄给了黄现璠教授。不久就收到了黄教授的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谈到除了非常同情冯先生的遭遇外还表示愿对解决他的问题“愿尽绵薄之力”。同时安慰冯先生说：“现在学校的右派已全部得到平反，叫他耐心等待”。此后，冯先生老师的许多申诉信，都是由黄教授帮发出的，并且还帮他贴了不少邮费。那时黄现璠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工作繁忙，年事已高，可是为了冯先生的问题，黄现璠不遗余力到处为他奔走呼吁，不仅把冯先生的申诉书拿到学校，要求解决他的问题，到市里开会，还把他的申诉书拿去，交给有关领导；到自治区开会把它带到南宁；上北京开会把它带到中央，逐级反映冯先生的问题，并把其问题作为提案提了出来。
黄现璠教学近30年的广西师范大学（靖江王城遗址）1981年初，那还是个寒冷的季节，听说中央有个代表团来广西处理冤假错案的遗留问题，住在榕湖饭店，黄现璠不顾81岁高龄，拄着拐杖，徒步往返几十里之遥，亲自来到榕湖饭店，把冯先生的申诉书交到代表团手中，反映他的情况。由于黄现璠无数次地向各级机关反映，终使冯先生的问题得到解决，于1981年8月获得平反，宣告无罪释放，结束了23年蒙冤受屈的牢狱生活，重返广西师院物理系工作。
冯中琳先生回到桂林，第一个就是去看望黄现璠，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见问题已得到解决，黄现璠很高兴，同时说道：“如果你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下次去北京我要亲自去找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期间，黄现璠协助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同冯中琳类似情况的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不少人都是在黄现璠的积极反映下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因而黄现璠曾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厅原检察长徐冮萍赞誉为“黄青天”。（41）
（1）、（5）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编：《民国人物小传》，载《传记文学》第72卷第1期第142页。
（2）、（4）《壮族史学奠基人》，《桂林日报》，2002年3月27日。
（3）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附录一“黄现璠先生小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6）黄现璠、陶希圣合撰：《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编者的话”，载《食货半月刊》第3卷第5 期，1936年2月。
（7）黄现璠：《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马克·本德尔撰“序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 版。
（8） 陈垣：《陈垣来往书信集 - 给方豪函》第30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9）王桐龄：《中华民族史》（订正增补再版），北平文化学社，1934年。
（10）卞孝萱：《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清诗纪事初稿读后》，载《燕京学报》，2000年第11期。
（11）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
萧一山：清史研究第一人黄现璠的师友 - 清史研究第一人萧一山
（12）萧一山：《清代通史》（上、中、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
（13）陆懋德：《中国上古史》，北京：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31 年。
（14）黄现璠：《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3期，1941年2月5日。
（15）、（16）黄现璠：《我国坐俗古今之变》，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12、16、18、19、20期，1941年4月-6月.
（17）、（19）、（20）、（21）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
（18）黄现璠：《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载《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第 54-55期，1941年2月。
（22）魏建震：《从历史认识论看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运用》，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黄现璠与交往50年的学友谭其骧和陈述教授合影（23）、（25）陈吉生：《黄现璠先生治学风格述要》
（24）吴泽：《陈垣史学论著选》第624页，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6）陈吉生：《为学贵自辟—— 忆桂海学术泰斗黄现璠》，载《肝胆相照》232～271页，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27）张一民：《对恩师黄现璠教授的点滴回忆》，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1月。
（28）明洁：《教书育人五十载-黄现璠教授诞辰110周年》
（29）黄现璠：《侬智高起兵反宋是正义的战争》，载《广西日报》，1962年4月2日。 一
（30）黄现璠：《土司制度在桂西》，载《壮瑶史科学讨论会论文集》第1集，1962年7月。
（31）莫金山：《中国奴隶制问题讨论的世纪末回眸》，载《学术研究》，1996年第7期。
（32）王长坤，鲁宽民，尹洁：《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载《唐都学刊》，2005年第3期。
（33）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第24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4）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上），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35）陈淳：《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载《复旦学报》，2006年第6期。
（36）陈吉生：《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37）、（39） 邓炳荧：《毋用扬鞭自奋蹄》，载《师范群英 光耀中华》第14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38）黄现璠遗著：《韦拔群评传》第198-19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40）钟文典：《忆黄现璠教授》，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1月。
（41）冯中琳：《披肝沥胆为人民 ——忆黄现璠教授》，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1月；凌素：《黄现璠教授二三事》，载《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广西师范大学编印，1999年11月。
| 陈垣 | 钱玄同 | 壮族 | 马克·本德尔 | 广西 |
| 无奴派 | 八桂学派 | 黄派 | 邓之诚 | 萧一山 |
| 陶希圣 | 费孝通 | 郭沫若 | 罗章龙 | 白鸟库吉 |
| 津田左右吉 | 和田清 | 加藤繁 | 池内宏 | 原田淑人 |
现代中国人名辞典，1966年版2.《中国人名大词典》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人名大词典》第186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3.中国《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上册第145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编委会编：《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第51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
5.《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中南、东南地区卷，第143-144页，民族出版社，1999年6月。
6.《历史文化名人在桂林·画集》第147页，新世纪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