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
黄灿然
黄灿然出生：1963年
著名华人诗人、翻译家
1985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
1990年至今为香港《大公报》国际新闻翻译。
《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
黄灿然在烟雾中思考，在思考中沉睡，
在处心积虑中使灵魂伤痕累累——
一生就是这样在火光中寻找灰烬。
．．．．．．
就是这样建设、摧毁、不得安宁。
在挖掘中被淘汰，在吞忍中被戕害，
在碌碌无为中被迫离开——
一生就是这样在迁徙漂泊中饱尝悲哀。
一生就是这样在爱与被爱中不能尽情地爱。
回忆一夜千金的温馨，把脑筋拧了又拧，
回忆稻田、麦浪、飞蛾，想一生是多么失败，
一生就是这样在饱尝挫折中积郁成病。
人就是这样，在泪水中结束一生。
《卡瓦菲斯诗集》卡瓦菲斯是希腊最重要的现代诗人，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风简约，集客观性、戏剧性和教谕性于一身。奥登、蒙塔莱、塞弗里斯、埃利蒂斯、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等众多现代诗人，都对他推崇备至。本诗集收录了他的多篇精湛诗作，并加有详细注释。本书不仅适于一般诗歌爱好者欣赏，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者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香港＜大公报＞在一首名为《翻译》的诗里，黄灿然借他笔下的新闻翻译员朱伯添，对自己的翻译生活进行了一次反省。开头是这样的：新闻翻译员朱伯添/正在翻译有关北约空袭/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新闻,/其中一段列出几个/被轰炸的科索沃城镇,包括:/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Vucitrn,Gnjilane,/Djakovica和佩奇。
出于偷懒的心理，朱伯添想：这几个陌生的科索沃地名，不如不查，将这六个地名简略为：“普里什蒂纳、普里兹伦等城镇”算了，反正读者不会追究，上司也不会在乎；“但是,/他想到自己的责任，不应偷工减料”。便逐一地查了起来，最后总算都找到了规范的译名，但是又来了两个“但是”，可想其前思后想、犹豫不决。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新闻时装业里面的心跳，通过朱伯添，就由面子进入了里子，看到了无数客观的朱伯添里面主观的朱伯添。文字和现实、过滤和反过滤、信息刺激和真实苦难之间就获得了一种张力，最终达成难得的不谅解。虽然我们对于现代传媒的暴力有着警惕心(它总是与谣言、哗众取宠连在一起)，但是黄灿然对于新闻翻译的思考无疑让我们体会到传媒背后的一丝温情。
黄灿然诗歌形式上的这种变化，正反映着他内心生活形式的变化：结实、简约、精确、节制———一句话，由散文变成诗歌。通过对以奥登为核心的英诗传统的不懈的上下求索，他领悟到“传统主要体现在对语音所代表的形式的注重，包括严谨的格律、准确性、简朴性、可读可朗可记”。弗罗斯特、叶芝、奥登在语言上的可读可记和精简的技艺，使他将现代汉语日常语言和形式的有序化结合起来。
虽然黄灿然景仰杜甫，但他认为古典诗歌与自己的新诗创作是完全割裂的。这是因为“语言上无可继承，没有一种亲和力，不能把传统诗歌的措词和节奏自然而然地移入或化入新诗，像唐代诗人继承诗经、楚辞和乐府那样”。所以他只能从杜甫那里继承“传统精神”，也就是“倾向光明，倾向善”或说一种伦理性。
这样，伦理、口语、较严谨的形式，就在黄灿然的诗里统一起来，而这构成了他的诗的特色。下面这首刻《亲密的时刻》可以视为一个集中体现：
当我赶到将军澳医院,
黄灿然他已躺在床上输葡萄糖液,
受伤的右手搁在胸前,包着白纱布；
母亲悄悄告诉我,父亲流泪,
坚持不做手术,要我劝劝他。
我只劝他两句,父亲
便签字同意了,比预料中顺利,
就像这医院、这病房比预料中
整洁和安静,周围都是翠绿的山,
护士小姐天使般友善———没错,
这里像天堂,或世外桃源。
手术后我喂父亲吃饭,
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亲密的时刻:
由于我出生后,父亲就长期在外工作,
当我们一家团聚,我已经长大,
所以我们一直很少说话；
当我成家立室,搬出来住,
我跟父亲的关系又再生疏,
每逢我打电话回家,若是他来接
他会像一个接线员,说声“等等”
便叫母亲来听,尽管我知道
我们彼此都怀着难言的爱。
黄灿然译我要赞美上帝,赞美世界:
你频频喝水,频频小便,我替你
解开内裤,为你衰老而柔软的阴茎
安放尿壶———你终于在虚弱和害羞中
把我生命的根敞开给我看:
想当年你第一次见到我的小鸟
也一定像我这般惊奇。
从第一段开始，用的都是日常语言，语气上就像拉家常，令人觉得十分自然,但读着读着，就体会到里面有一种节奏和格律，不乏严谨。如果分析一下，诗中悄悄地押了许多的句尾韵：比如第一节：院、前、山、善、源、饭、便、看；液、泪、句、利、室、帝、水、你、奇；布、术、聚、住、疏、库、壶；大、话、家；接、刻、界；等、听。这些韵是押得相当随意和自然的，但加上受到严格控制的节奏(前缓后急，跟诗中情节的进展相呼应)，比起没有押就显出效果来了。他的诗的这种“日常语言+格律”的特色，在另一组诗《人物志》里有着更显著的体现。
《亲密的时刻》涉及到“下半身”，但这是多么伟大的下半身啊。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寻根文学”。它丝毫没有猥亵，反倒充满光明正大的崇高。作为一种独特但是入乎情理的体验，它是这么地震动人心，但又合乎并能够突出地体现伦理。这首诗外表单纯，只是在叙述一件事实，但分量是沉甸甸的。实际上，它的力量几乎全系于最后一节的细节。父亲和“我”貌似“生疏”，连打电话也尽量回避，其实不然，所以尊重“我”的意见，“我”一劝他做手术，他就听了。“我”原以为医院和病人(父亲)令人难受和生畏(父亲不听劝、医院不友好)，但发现完全相反，“护士小姐天使般友善”，“这里像天堂或世外桃源”，和父亲那貌似“生疏”的关系终于显出了其本来的心照不宣的面目：亲密。父子不再刻意回避这种亲密了。由于有上面的“天使”和“天堂”，下面的“而这是神奇的时刻，父亲啊/我要赞美上帝，赞美世界”，也就不会显得突兀。何况有最后六行的确实令人惊奇的经验呢?这个令人惊奇的事件，使作者一下子将父亲由前三节的描述性的、第三人称的“他”变成了抒情性的、第二人称的“你”，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直接面对着面，根与根的连续性在这里马上就体现出来了。医院就变成了天堂，病就变成了恢复，隔就变成了无隔，遮蔽就变成了真理。
我觉得这里用到“我要赞美上帝，赞美世界”，正是恰到好处，它使得上面说的家庭琐事陡地开阔了———引领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神奇的时刻”。这就好比一直在小径上穿行，但突然山角一拐，看见了低处的大海和平地,原来是因为自己不觉走到了高处。这首诗纯粹出于体验，能够切实可感地将父与子、祖先与后代的生命传递(“根”)真相本质性地、完全赤裸地表露出来，并表达出那种互相面对生命根本时的惊异感，实在是一首惊人亦感人之作。
黄灿然黄灿然从哈代———登奥———拉金一线的英诗传统受到启发，崇尚语言的简朴、清晰、节制、易懂、可记。他也对繁密、复杂的诗作表示有兴趣，但他不那样写，现在更是努力避免那样写。他想要达到一种真正的“有效性”：读者一看到他的诗，就能够看懂(看懂不等于理解)，并且能够被吸引住和记住，同时也能体会到其中的形式美和内含美。他反对那种努力不让别人读懂的诗，认为这样的诗是“成问题”的。在与读者的关系上，他与拉金高度地一致，而与现代派不一致。恢复和读者的经验交流，令读者感到自然和愉悦，但也不乏教育的意味在焉。诗歌最大的“有效性”岂不就是让读者记住它们，从而影响他们的生活么?
而要让读者一下子就记住你的诗，就必须让他们感到你的诗说出了他们的经验，同时要有趣味性，能够使他们集中精力情不自禁地跟着你的句子跑，最好让他们发出这样的拍案惊奇。“瞧他，怎么一下子就把我的经验挑明了，而且说得这么巧妙？！”所以，作者必须(一)将意识到了的经验结晶下来，再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之解冻，引起共鸣；(二)用自然而然的语言，但要加入警句、格言等机智成分，不断地吸引着读者的眼球，这就要求作者有语言功夫；(三)达到一定的伦理和精神高度，使读者得到感染或净化。
黄灿然诗的兴奋点，并非只是围绕着身边的几个亲友转，而是由近及远，由己推人。如果说对于祖母、父亲是有一种亲情和悲悯在，那么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人，则既有怜悯、同情，也有讽刺。这集中地反映在他的一批人物诗里。从这些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受到奥登的影响，奥登的诗常有一股“邪劲”，可说是反道德的。而黄灿然学到了他讽刺的机智，但由于他又有杜甫的底气，故可说形成了“亦正亦邪”的诗风。正有了邪就不至于失之呆板无味，邪有了正就不至于流于低级。我更愿意将这视为对“邪人邪事”的嘲讽。
从日常生活里看出不平凡的东西来,需要眼光,有些是我们都有所体会但没有明确意识,有些是明确意识到了但写不出或没有写的。这与超现实主义不同。大多数人对于日常生活是由习惯而麻木了,视一切为“理所当然”,毫无障碍或新鲜感、挑战感地活在世上。而黄灿然往往能发现平常生活中的不可思议处。
《你没错,但你错了》这首诗题目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该诗30行，黄灿然只用了一个句子：“由于他……你就以为他……———你没错，但你错了……”，可说是新诗史上最长的“一句诗”，恰好和北岛的“一字诗”(生活：网)呼应。
这首诗打击了人的自以为是。说的是每个看似平常的人其实都有其生活的复杂性，这类似于庄子所谓“齐物”，人都“贵己而贱它”，自以为自己比别人高，其实在生存论上是平等的。人经历过一些经验后，总以为自己的经验是独特的、比别人丰富，其实可能不过是在重复别人而已。这首诗里的“你”也可以是“他”，换了任何一个人来看另一个人都是如此。这类诗还有《流动的鲜花》(尤其最后两行)。发掘平凡生活中的神奇、神秘甚至恐怖之处，这样的诗有《在咖啡室》、《接近》和《葱》。总之,黄灿然把他身边的人物、常逛的地方都差不多写过了一遍，比如《在咖啡室》、《在茶餐厅》、《在地铁里》、《英记牛腩》、《邮局》，他还能去哪儿呢?令人好奇。
像你在地铁看到的任何一个中年男子，黄灿然有其轻松的一面，也有其严肃的一面。从诗来看，有些诗他是“板着面孔”写的。像《杜甫》、《中国诗人》、《城禁》，文字也就呈现出相应的颂歌体或庄重体。在《中国诗人》这首“励志诗”里，他对自己提出了要求：“更年轻的诗人谈论你的言行，不是因为你需要被他们宽恕。”
这种庄重，我更愿意视之为他的人和诗的本色，而不是像奥登那样彻底地风格化了。在他的性格和诗歌里，最终是杜甫的仁战胜了奥登的智，或不如说，奥登的智是用来辅助杜甫的仁的。二者相得益彰，如此才不至于右倾，流于邪僻，也不至于左倾，失于呆板；如此才有一种生龙活虎、栩栩如生的伦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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