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耀
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先驱者、在全国具有卓越成就的老艺术家、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原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黄俊耀同志，因病于2001年10月8日上午7时在西安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黄俊耀同志乳名栓庆，曾用名田光。1917年农历6月25日出生在陕西省澄城县交道乡黄家村一个普通农
黄俊耀抗日战争时期
1927年6月大革命时期，澄城县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是闹起了以抗粮罢捐为主的“交农”运动，紧接着又组织起了以抗击军阀为主的“红枪会”，黄兆林就是这些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见黄俊耀年纪虽小，但机灵聪明，富有正义感，干事不易被发觉，就经常指派他干些传递消息、张贴标语、撒发革命传单的事情，并鼓动介绍他参加革命组织。从那时起，黄俊耀同志就成为一名小小“红枪会”员，一名小革命者。
1928年5月，共产党领导发动了震撼西北的“渭华起义”。为配合这次革命暴动，澄城地下党组织于同月领导当地红枪会员发动了攻打驻守在县南的军阀赵桂棠旅的“韦庄暴动”，赶跑了赵桂棠，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在这次暴动中，黄俊耀表现积极、勇敢，在攻城中腿部还中了敌人一枪。由于革命大形势处于低潮，渭北、澄城的革命活动也开始转入地下。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日救亡的伟大号召，渭北地下党的革命活动逐又活跃起来。1932年春，在黄俊耀的老师、老共产党员马玉民和雷振东的介绍下，黄俊耀同志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称“少共”。1934年秋，黄俊耀同志考入同州师范，当选为校学生会的文体委员。他一边积极求学，一边利用他在学生会中的身份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随着抗日救亡形势的日趋严重，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不久，黄俊耀回到家乡澄城县，积极参加了由共产党员组织发动的声援张学良、杨虎城爱国行动的澄城崖畔寨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黄俊耀又回到同州师范，配合地下共产党员苏鸿鉴于1937年5月组织发动学生进行罢课运动，与国民党军警特务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成为国民党特务追捕的主要目标。
在同州师范上学期间，黄俊耀同志充分展现了他在文艺方面的才华，经常组织同学们搞些文化娱乐活动，编排演出小剧目，宣传进步思想，同时也使他的文艺才干得到了展示和提高。1937年“七.七”事变暴发，黄俊耀根据《申报》 、 《大公报》的几篇报导，编写出了他的第一部戏曲作品——秦腔现代戏《血溅芦沟桥》，戏里角色全部由他的同学们扮演。由喜爱戏曲到自己编写戏曲剧本，是他在艺术上的一个飞跃。但他当时并不是为了搞戏曲剧本创作，只是想将故事用老百姓最喜欢的戏曲形式表现出来，以便让广大民众更深刻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快要灭亡的危机局势，懂得只有积极地投入到打日本的伟大抗日救亡运行中去，才能拯救中国，拯救我们民族的道理。他编排的秦腔《血溅芦沟桥》在大荔城一演出，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士兵、学生、农民百姓看了戏后都很感动，有不少观众还和剧中人一起怒骂日本侵略者，有些观众还将剧名刻在了戏台的柱子上，为后世留下了深深的印证。
由于这部戏的影响较大，惊动了当局，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黄俊耀的名字也上了敌特的黑名单。党组织得知后即派黄俊耀于1937年9月北上到延安。1937年10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在陕西省经阳县斗口镇成立后，黄俊耀即被派往参加培训学习，并于1938年初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期的地下工作，极大地锻炼了黄俊耀同志做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才能。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1938年初夏，黄俊耀同志被派回家乡澄城县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西北地区的革命力量相对薄弱，共产党的组织经常遭到严重破坏，中共陕西省委在抗战开始前的十年间就被敌人破坏过十三次，书记更换了十六次。许多支部都是成立起来没几天就消失了，往往一位同志今天还是一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明天这个组织可能就不存在了，其身份谁也无法证明。1938年春黄俊耀回家乡发展党的工作时，他上完小时的老师、1932年介绍他入团的老共产党员马玉民，已很长时间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了解他当年真实身份的同志生死不明、不知去向，别人谁都无法证明他的党员身份及他在组织被破坏后的情况。于是，黄俊耀回家乡发展党组织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清情况，发展自己当年的入团介绍人重新入党。之后，他又千方百计联系过去曾在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和同学，联络积极分子，作了大量的工作，对发展家乡地方党的组织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绩比较显著。
1938年秋，由于黄俊耀同志在文艺方面的特长，党组织派他参加“平津抗日救亡演出队”做政治工作。他们由西安步行西进到兰州，一路上，救亡演出队走到哪，就将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到那，经他们几个党员的工作，演出队中许多青年都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到兰州后，黄俊耀同志即与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取得联系，随后被派往驻在定西县的国民党新一军第二十二团任团部文体副官，主要任务是做发展组织和营救留落红军工作，同时为开展定西县的地方党组织工作做好准备。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军队内虽有不少抗日爱国志士，但也有相当一些从南京、武汉方面派进来的反共敌特分子，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不宜公开活动。为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上级组织决定在这支部队中成立一个共产党的地下支部，指派黄俊耀同志担任这个党支部的书记，他改名田光。黄俊耀以团部副官的身份展开了积极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支部在这支部队内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和几个积极分子。就在他们要成功营救一名流落红军战士时，被特务发现，由于黄俊耀有当团部副官的便利条件，事先发觉，紧急通知另两位同志，才躲过敌人追捕。那时天已黑，冬末初春的陇中，夜晚特别寒冷，黄俊耀他们几个人在野外冻得直发抖，城外汽车站的交通车要到天亮后才通行。为顺利躲过敌人，尽快回到关中地区，黄俊耀主动走过去和不远处一座小屋里的一位自拉自唱秦腔的老年人攀谈起来，并随着老人的板胡曲也唱起秦腔来，使他们与那老人一下子变得亲近起来。尽管黄俊耀和他的同志身上还穿着国民党军服，老人还是招呼着他们进到屋里取暖，第二天顺利地乘车回到西安。
黄俊耀同志组织观念很强，能以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顾大局。1939年3月，黄俊耀回到西安后，一时无法得到组织认可。过了好一段时间，组织才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取得联系，证明了黄俊耀等人的身份，并让他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为进一步培养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组织上先安排黄俊耀到泾阳“青训班”学习并担任政治连的排长，然后再送他去延安中央马列学院深造。1939年6月，就在黄俊耀同志由“青训班”结业准备到延安马列学院报到时，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延安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向中央宣传部和青委要干部。“青训班”是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培养各类干部的速成学校之一，黄俊耀两次进“青训班”，他平日里所表现出来文艺才能早已被“青训班”和青委的上上下下都熟知，这次正好又是剧团要干部，黄俊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当组织上找黄俊耀谈话说他不能去马列学院学习，而要去边区民众剧团工作时，黄俊耀很想不通。他清楚地知道，去马列学院深造和去剧团工作，发展前途完全是两样，对一个有抱负的人来说，毫无疑问地是选择前者。延安中央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府，直到1941年并入中央党校，院长一直由党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同志兼任。但是，现在组织决定让他去剧团工作，到底该怎么办。经过组织的说服教育和他激烈的思想斗争，黄俊耀同志终于想通了，说只要是革命需要，干什么都行。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戏曲艺术生涯。
1939年6月，黄俊耀同志来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担任剧团党支部委员、团教务科长兼演员。民众剧团是抗日战争初期由毛泽东主席指示组建的第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戏曲团体，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开创之功和划时代的意义。一到剧团，黄俊耀就被民众剧团的那种新的文化形式和艺术氛围感染了，特别是1940年1月，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后，又看到团长柯仲平和剧务主任马健翎为改革中国戏曲的那种精神，使他真正明白了革命的文艺队伍与旧戏剧班社的根本不同，他感到民众剧团的文艺创作，才最能体现出戏曲作为最能教育广大民众的文化形式存在的价值，他们的作法与他自己两年前创作《血溅芦沟桥》时向往的完全一致，但要比他想的成熟、完美得多。这使得黄俊耀对戏曲艺术的认识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产生了一个飞跃，觉得这是项很高尚的事业，他也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项事业。他一边参加剧团各种剧目的演出，一边学习写剧本，搞业余创作。
黄俊耀同志在创作上很刻苦，每写出一个本子，就去找马健翎看。马健翎说不行，他就拿回去修改、重写，完后又拿来找马健翎，马健翎仍说不行，黄俊耀又去修改，再来请教。一连多少遍，有的连底稿也弄丢了，不但没有得到马健翎的认可，还劝说黄俊耀算了，让他还是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演好戏就成了，不要白浪费精力。黄俊耀同志并不灰心，继续刻苦努力，不断地写作。直到1943年他写出第十三、四个剧本《神神打架》和《三妯娌》时，柯仲平和马健翎才开始对他另眼看待，还夸奖了他。
能得到柯仲平、马健翎俩人的赏识，使黄俊耀很受鼓舞。这两部戏演出后也获得很好的效果，更加增进了黄俊耀的创作欲望。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不断地写着，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也从不停笔。1943年，整风运动由中央机关转入到边区各单位，由于黄俊耀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且所在组织都受到过破坏，他自然也被列入受审查的对象，被关押在一孔破窑中写交待材料。一个星期之后，组织上派人去要交待材料时，黄俊耀同志却交上一部现代戏《鲁进宝的灾难》的剧本，使审查组的同志很受感动。
那时马健翎的剧作一出连一出的，来得特别快，而且每一部都深受群众喜爱。在延安，当时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能象马健翎那样有那么高的成功率和影响力，也没有哪个文艺团体能象民众剧团那样连二连三地上演了那么多被群众所热爱的剧目。马健翎也因此于1944年被共产党的最高行政机关——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人民群众艺术家”光荣称号，黄俊耀那次获得边区二等文教英雄奖。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艺术史上，能获得最高政权机关授予的这类殊荣的，大概在2003年逢著名作家巴金百岁生日时由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之前，还没有其他人。因此，黄俊耀对马健翎非常崇敬，暗下决心一定要向马健翎学习，也做一个马健翎那样受人民喜爱的杰出戏剧家。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黄俊耀的创作有了很大提高。他创作出秦腔现代戏《官逼民反》（与钟纪明合作）和《阎王寨》，较深刻地揭示了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的道理，看了戏后，能激起劳苦大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极大仇恨和革命精神；改编创作秦腔历史戏《潞安州》，能唤起广大军民誓死保卫美好家园的决心。1945年5月，在庆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文艺晚会上，民众剧团演出的剧目之一就是黄俊耀创作的这部秦腔现代戏《官逼民反》。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6年10月，反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自卫战争开始，黄俊耀被调往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剧团任团长，直到他正式调离，都是这个剧团的团长。在这三年之中，黄俊耀同志带领全团近百人英勇斗争，顺利渡过了最危险的时刻，胜利接受了严峻地战争考验，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使全团同志在业务才干上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使这支队伍更加成熟壮大，并培养、造就了一批革命的文艺人才，解放以后甘肃省文艺界大部分的中坚力量都是陇东剧团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同时，这三年战争生活也为黄俊耀以后的创作奠定了思想上、生活上和技术上的坚实基础，是他在革命现代戏的创作方面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陇东剧团也是抗日战争初期成立的革命文艺团体之一，同样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它于1939年6月成立，最初称为庆环农村剧校，到黄俊耀来时，这个剧团已有七、八年历史。为进一步发挥这个剧团的优势，黄俊耀坚持陇东剧团应根据实际，仍以发展地方戏曲为主，进行革命宣传。经过在民众剧团近8年的实践，黄俊耀同志更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一个剧团发展壮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抓好创作，要有自己的作品。在解放战争的三年里，由于局势的变化，陇东地区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中。陇东剧团是支文艺队伍，基本上没有什么武装，为了搞好战时宣传，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东奔西跑，晚上演出，白天行军，生活十分紧张，还要常常与袭击的敌人作周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黄俊耀同志也没有放松过剧团的创作工作。自卫战争刚刚打响，过了多年平静生活的陇东人民对战争生活还很不适应。为使干部群众对战争生活有较充分的思想准备，以便更好地应对战争，他带头行动，率先创作出一部反映基层干部如何对待战争问题的小型眉户剧《两支枪》，并带动其他同志也积极投入创作，很快拿出了反映战争生活的小型戏剧《坚壁清野》、《小两口》、《欢迎》等和反映人民解放军西华池大捷的一些说唱节目，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为进一步做好刚刚起义的国民党骑六师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共陇东地委派黄俊耀同志带领剧团部分较精干同志组成“兰东支队”，带着他们近期创作的新剧目前往宣传演出，并承担一定的思想政治工作任务。这些剧目演出后很受骑六师官兵欢迎，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再加上他们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起义部队官兵的革命信心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1947年夏，黄俊耀带领这支小分队前往陕西省富县一带向群众和部队进行宣传演出，当他们返回到陕甘交界时，当地领导再三请求剧团给他们编演一个动员群众参军的节目，以便第二天召开动员大会时演出。此时已是晚饭之后，时间非常紧。黄俊耀同志很理解做基层工作干部的心情，满口答应。他简单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即刻动笔，一夜未眠，赶天亮写成一出可演几十分钟的小型眉户剧《再上前线》，当天上午就排练好，下午在群众大会上演出时，效果很好，观众对剧情反映强烈，对动员群众踊跃参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48年春，剧团随分区机关驻华池县元城镇，工作、生活比较稳定。黄俊耀同志抓住这个时机，进行了推动创作、提高全团业务水平的活动，动员全团所有能创作的同志都积极动笔。他一边指导帮助同志们，一边自己写，不到半年时间，他又创作出三部现代戏剧本，一部是反映破除农村封建思想的小型眉户剧《大脚好》，一部是反映混入我军内部的敌特分子，暗中破坏我军民关系，在整军中被查处的中型秦剧《除奸记》，一部是反映我党的地下组织，领导国统区人民进行反饥饿的大型秦剧《反蒋灾》。这些剧目演出后，普遍受到群众欢迎，特别是《大脚好》，因为他以善意的态度讽刺了农村中的封建落后和愚味，老百姓很喜欢看，高兴地说他们愿意笑着告别落后的昨天。剧团其他同志也创作出了动员人民群众积极筹粮、支援前线解放军的小型眉户剧《借粮》，表现国民党军官弃暗投明的小型秦剧《韩排长起义》，反映地方游击队破获地主反动组织的中型眉户剧《破奸案》，以及表现群众爱护、保护我游击队事迹的小型眉户剧《游击队的干妈》等。这些剧目在分区机关及附近区、县演出后，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配合战时宣传，鼓动发动群众，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陇东的干部群众都说，黄俊耀来了就有好戏看。
1949年5月，黄俊耀同志作为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又次荣幸地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的讲话和报告。文代会结束后，组织通知由黄俊耀与柯仲平同志的爱人王琳联袂重新排演民众剧团在延安时的眉户剧代表作《十二把镰刀》，参加在匈亚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第二次联欢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派出的第一个参加世界性活动的代表团，中央对代表团的整体要求非常严格。在彩排《十二把镰刀》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都亲临现场审查剧目，还提了具体意见和要求。在布达佩斯和莫斯科演出后，他们受到了兄弟国家观众和艺术界同行的高度赞扬和评价，并有幸目睹到伟人斯大林的风采。回国到达北京时正是1949年10月1日凌晨4时，为迎接伟大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代表团的全体成员一清早就被接往天安门观礼台，与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一道参加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
黄俊耀同志具有超前的艺术思想。1949年10月在北京期间，他与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柯仲平、马健翎及程砚秋一起交流戏剧艺术上的观点时，黄俊耀大胆提出了成立戏剧艺术拖拉斯的构想，得到柯、马、程三人赞许，为西北戏曲研究院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黄俊耀被任命为甘肃省文工团团长。还未到任，于11月就被中共西北局调往即将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改处任编审科科长，主要负责西北地区的剧目审查工作。马健翎任西北文化部副部长兼戏改处处长。为保卫新生革命政权，一进城，黄俊耀同志就创作了揭露反动会道门的大型秦剧现代戏《血训图》。抗美援朝开始后，他又创作了表现中华儿女踊跃参军，保家卫国的中型眉户剧《同心为国》，演出后群众反映非常强烈，分别被中共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和《西北文艺》刊载，著名长安派画家赵望云先生还用连环画形式将《血训图》一剧故事连载出版。
1951年夏，黄俊耀同志被任命为文化部戏改处副处长，津贴标准确定为五百七十分、行政十二级①，成为党的一名高级干部。同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黄俊耀被委任为西北文化部“三反”运动办公室的负责人兼“打虎队”队长。他面对运动中揭出的种种复杂问题，理清思路，沉着应对，较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部领导及西北局领导一致称赞，说黄俊耀“三反”运动有功，政治水平高。
1951年秋，中央司法部派出调查组前往各大区调查《新婚姻法》贯彻情况，黄俊耀被任为西北调查组副组长协助工作。他们在陕西省渭南地区的华县、华阴、渭南、潼关等县工作了近两个月，调查到四十多个婚姻案例，使他感触最深、觉得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和维护，相当数量的妇女成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黄俊耀不禁大为震惊，革命文艺家的良知迫使着他不得不拿起笔来，用戏剧的形式为不幸的妇女同胞们呼吁请命。前后近三年时间经过在排演中不断锤炼和十一易稿，于1953年最后定稿命名为《梁秋燕》。1954年春节，眉户剧现代戏《梁秋燕》正式在西安市上演，连演一百零八场，场场暴满。一时间古城西安大街谈小巷议，出现了一片“梁秋燕”热，有的观众连看十几遍。许多地方上演了这部戏之后，贫苦妇女反压迫、争取自由的呼声加倍高涨，使该剧成为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教科剧。西北地区普遍流传着“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不看梁秋燕，枉在世上转”的赞语。黄俊耀也由此变成了一位名人。之后，许多省市的近一百八十个专业剧团都纷纷联系要剧本排演这个戏，仅陕西省戏曲剧院一家就先后演出了一千多场，成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奇迹。
1952年6月，西北文化部戏改处与文艺处合并为艺术管理处，黄俊耀同志任第二副处长，马健翎同志仍兼任处长。10月，国家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会演以“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为方针，要求以各大区为单位组织代表团，认真筹备会演剧目。黄俊耀同志被指定为负责人，主持组织整个会演的筹备工作。到临进京前，因担任西北代表团团长的领导同志一时脱不开身，黄俊耀又被临时任命为代理团长率团晋京参加演出。参演的剧目有秦腔传统戏《打柴劝弟》、《卖画劈门》、《游龟山》，秦腔现代戏《一家人》，眉户现代戏《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和豫剧传统戏《花木兰》、《拷红》等八部戏，演出很成功，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为西北争得了荣誉。
这次会演中，西北代表团共捧回一个剧本奖，演出集体二、三等奖各一个，演员一等奖两个，还有好几个二、三等演员奖。在各大区代表团中成绩比较突出，特别是在现代戏的演出方面，主要都是马健翎同志的作品。黄俊耀演出了眉户剧现代戏《大家喜欢》，荣获演员二等奖，而且撰写专题文章，介绍西北代表团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女士在新旧两种社会的两种命运以及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近两年如何成长的情况。1952年底会演结束，黄俊耀同志率团回到西安后即对这次会演组织了认真的总结，并撰写文艺理论文章，大讲现代戏的问题，为现代戏的进一步发展聚积力量。随后调往成立不久的西北戏曲研究院，任研究室主任，负责全院的艺术工作计划安排和剧目审查工作，兼任编剧，院长由马健翎兼任。
1953年10月，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黄俊耀带戏曲研究院部分同志到长安县王曲区贾里村乡蹲点，他以朴实的工作作风和当地群众建立了特殊的感情和深厚的情谊，谁家有困难，他都愿意帮助解决，谁家有什么事情，也都愿找他商量。他为群众的喜而喜，为群众的忧而忧，成为群众的贴心人，一点没有高干的官架子，群众亲切地称他为“老黄”。他以这种深厚的生活根底收集生活素材，创作出了反映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宣布后，在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中，共产党员干部是如何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并如何带领大家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大型现代眉户剧《粮食》。该剧经过一年的创作，又在1955年5月文化部举办的戏曲编剧讲习会上进行讨论、修改，于1955年8月正式出版并排练演出。演出后影响强烈。能以戏曲形式表现时代的中心工作和农村现实，在当时还不多见。因此该剧本荣获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创作一等奖，1956年被《剧本》月刊转载并附了编者按。连续几部剧作的成功，激动得使中共陕西省省委李合邦书记直说黄俊耀是天子出了头，成了戏曲夫子了。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这一过渡阶段，黄俊耀同志作为党在延安时期培养出来的文艺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姿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发奋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4年底，黄俊耀同志被晋升为西北戏曲研究院副院长。1954年，大区一级政府撤销，西北大区一级的机关单位大部分都下放到陕西省。1955年2月，西北戏曲研究院也随之与陕西省眉户剧团、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合并组成陕西省戏曲剧院，黄俊耀又被改任为陕西省戏曲剧院副院长，马健翎任院长。同时任命为副院长的还有西北戏曲研究院秘书长柳风，陕西省秦腔实验剧团团长姜秉泰。
自此，陕西及西北戏剧界出现了骄人的马、黄时代和马、黄戏剧艺术思路，这也是中国戏曲现代戏史上辉煌的一页。没有黄俊耀和马健翎，就没有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和陕西省戏曲剧院，而没有民众剧团和陕西省戏曲剧院，也就没有我国戏剧界的马健翎和黄俊耀。从1954年至1964年的十多年之久中，他与马健翎一起主持着这个全国有名的大剧院，这十年多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的十年，同时也是陕西省戏曲剧院逐步达到鼎盛时期的十年，是黄俊耀和马健翎俩人在戏曲艺术上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他们以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密切配合现实生活斗争，深刻反映时代，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政策和法令，用文艺捍卫无产阶级的新生政权，充分表现出了一代革命文艺家可贵的政治品质。这十多年里，他俩先后创作改编演出了眉户、秦腔现代戏《梁秋燕》、《粮食》、《两颗铃》、《蟠桃园》、《雷锋》、《中国魂》，创作改编的秦腔、眉户和碗碗腔传统戏《游西湖》、《铡美案》、《白玉钿》、《老鼠嫁女》等，开创了马、黄理性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路子，影响了整个陕西戏剧、乃至西北戏剧几十年，被西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和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称之为西北戏剧文艺界的两匹骏马。他俩领导全剧院三个团一个学校，创作改编的现代戏有《迎春花开了》、《妇女代表》、《高山流水》、《鹰山春雷》、《苦菜花》、《三里湾》、《月亮潭》、《坚强的人》、《闹粮》、《红色友谊》、《夺印》等和传统剧《十五贯》、《恩仇记》、《春秋配》、《法门寺》、《周仁回府》、《飞虹山》、《灵堂花烛》、《金琬钗》、《钗头凤》等一百多部剧目。积极大胆地进行秦腔音乐、唱腔方面的改革，使得古老的秦之声融入了更多的现代气息和韵律，为更广大的观众所接受，创出了具有研究院特色的艺术流派。 1956年他们又完成了首次将碗碗腔由皮影戏搬上大舞台的戏曲改革和创新，在西北乃至全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58年11月，戏曲剧院组织了《游西湖》、《赵氏孤儿》、《白玉钿》、《窦娥冤》、《曲江歌女》、《梁秋燕》等一批优秀剧目参加了陕西省赴京演出团的汇报演出活动，受到了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陈毅、李先念等中央领导、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广大观众的热情赞扬，梅兰芳、曹禺等还撰写专题评论文章，赞美《梁秋燕》是戏曲现代戏里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游西湖》是旧剧目修改、发挥“古为今用”精神的好榜样，《赵氏孤儿》是陕西戏曲里最香的一朵花。1959年10月和1960年3月，剧院带着这些剧目又参加陕西省组团赴北京向国家十周年大庆献礼的演出活动和赴华东、华南以及西南地区共十三省市进行巡回的演出活动，所演剧目大部分都出自黄俊耀与马健翎之手。他们最广泛地宣传了秦腔、眉户这个古老的艺术剧种，也很好地提高、发展了这个古老的剧种，还培养、造就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艺术家和剧作家，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陕西省戏曲剧院也被列为全国重点艺术团体。他们非常注重后继人才的培养，从解放初的西北戏曲研究院到他俩被停职的十几年间，他们先后在演员训练班里招收培养了六期学员，将他们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个演出剧团和其他艺术岗位上，使老一代的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在年轻一代身上得到延续，不断加强着大剧院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能力。
黄俊耀同志是位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艺家和领导干部，就是在他参加中央司法部组织的调查组工作中，他顾不得四处奔波的疲劳和创作的辛苦，仍抽空到专县剧团为他们作形势报告，宣讲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多出人民群众喜爱的好戏。1951年底，他专程到渭南新民剧社就这个问题作了近八个小时的报告，忘了休息，也忘了吃饭，同志们也听得入了神。1952年参加全国戏曲会演前后，黄俊耀对如何利用地方戏曲表现现实生活问题又撰写文章作了深刻的阐述。他始终坚信，用地方戏表现现代人民的生活、斗争肯定是有前途的，只要坚持不懈地发展、提高就能够成功。黄俊耀同志始终坚持戏曲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说这是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为人民服务，并不失时机地宣传这一观点。他认为，要搞好这一工作，必须历史地、真实地、具体地表现生活，塑造正面人物；作家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要不断地加强学习，加强思想改造。1955年5月，他在北京参加中央文化部举办的戏曲编剧讲习班的剧本剖析会上，就这个观点作了近两小时的专题发言。1956年11月，陕西省组织导演学习班，他又结合导演问题，着重讲述了为什么要发展现代戏和现代戏的舞台艺术以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世界观问题。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文艺创作也由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变为现代与传统戏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负有盛名的秦腔传统戏《游西湖》在经马健翎1953年改编引起争论后，又经剧作家袁多寿改编，仍有争议。省委、省政府对此非常重视，由省长赵伯平亲自主持专门会议，会上决定由马健翎、黄俊耀、张棣赓、姜秉泰四人组成新的写作班子，重新改编秦腔传统剧《游西湖》，这才形成了如今这部经久不衰的优秀剧目。作为一个有志向、有抱负的艺术家和老同志，黄俊耀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了传统戏、古典戏的创作和改编。他根据唐宋传奇故事《李娃传》改编了表现爱情故事的眉户古典戏《曲江歌女》。这部戏一上演，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6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到西安看了后，直拍手叫好，说这戏较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喜怒哀乐，是部好戏，音乐唱腔也优美动听，并鼓励黄俊耀坚持艺术阵地，持之以恒地搞下去，不要做官，多出些人民喜爱的剧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此后，黄俊耀先后又编写了《女巡按》、《白玉钿》、《老鼠嫁女》等传统戏及《满园桂花香》、《两家风》、《奈何桥》、《神禾塬》等现代戏。这几部现代戏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最后完成，但反映出作者始终都将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作品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老鼠嫁女》是部儿童剧，是他在创作生活中的一点佐料。《女巡按》是根据碗碗腔传统戏《万福莲》改编的反抗权贵专制的古装戏，1961年田汉同志来西安看了此剧后非常欣赏。后来，他根据黄俊耀的《女巡按》改编为历史剧《谢瑶环》，几次征求黄俊耀的意见，想将他的改编本作为他们俩人的合编本。黄俊耀没有同意，他坚持自己的改法。陈毅副总理看了碗碗腔《女巡按》后也很喜欢，说与《谢瑶环》各有千秋。专家们则评论说，田汉的改本着重的是历史，提高了剧本的文学性，也有悲剧的力量；黄俊耀的改本更多的是突出传统剧的精华，加强了喜剧色彩。
1958年，黄俊耀和马健翎根据陕西省公安厅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筹办的破案会展素材，开始了大型秦腔现代戏《两颗铃》的创作。剧本反映的是我公安人员如何机智勇敢，打进潜入祖国大陆的美蒋特务内部，在民兵和群众的有力配合下，将敌特一网打尽的故事。真实地用戏曲形式表现我公安人员的反特生活，《两颗铃》可以算是比较早的。该剧于1959年2月在西安市一上演，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为更好表现现代生活，黄俊耀、马健翎又将此剧改为眉户剧，连续演出100余场，场场暴满。剧本发表后，许多省的专业剧团又都联系要剧本，学演该剧，大力宣传我公安干警的英雄形象。
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一周年，1962年夏，省委就决定由黄俊耀改编马健翎于1939年创作的秦腔现代戏《中国魂》。该剧最早为方言话剧《国魂》，毛泽东主席看了之后建议将该剧改为《中国魂》并建议用秦腔表现。二十多年过去，经历了战争、行军、转移，原剧本早已不见踪影，当年参加过演出的演职人员们也很难回忆全剧本的戏文。与其说是改编，实际上是根据记忆中的故事概况重新创作。改编中，黄俊耀带着其他两位同志一起研究，借鉴了很多传统戏的手法，使剧本更加戏曲化，并丰富了一些场次的内容，增加了革命后代的戏，使全剧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国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广度和深度，这次改编充分说明了黄俊耀在创作思想上与马健翎的一致，并能较好地再现马健翎的剧本，而且还能把它向前推进一步。国家作协副主席、民众剧团的首任团长、著名狂飚诗人柯仲平看了演出后非常高兴，兴奋地说：“我们出个马健翎，又出了个黄俊耀。”
在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又重新大讲阶级斗争问题，文艺界在创作思想上也作了很大的调整，中心就是要跟上阶级斗争的形势。由于形势的变化，文艺家们已不可能用自己的眼睛、思想去看、去分析真实的社会问题，去创作能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表现现实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他们只能根据报纸宣传的上级报告中讲的事进行创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他们创作思想上的分水岭。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提出后，为积极配合形势教育，黄俊耀与马健翎根据报道素材创作了眉户戏《雷锋》 ，演出后反响较好。1963年5月，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黄俊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老文艺家，以积极贯彻这个文件为已任，总想着如何用戏曲形式更加深刻地表现当前形势和生活。他筹划出了革命现代戏“三部曲”。这个“三部曲”原本是要真实、历史、具体地表现现实生活的，而此时只能是按上边要求来框定故事构架、设计人物。第一部《蟠桃园》，主要表现六十年代我国农村到底是走集体化还是走单干的问题，是部反映所谓两条道路斗争的戏。1963年3月这部戏一出台上演，省委和西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就连声说是好戏，并要求他再搞这样几部戏，可是过了不久，又说这部戏有问题而被封杀。到1964年初，又得到了领导层的认可，才最后定论，认为是较好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黄俊耀同志出生于农村，长年生活在农村，创作的剧本基本上都是反映农村问题的。他觉得自己还应再搞些反映其他行业或城市生活的剧本。西安火车站附近有个“八姐妹旅社“，一直是全市服务行业的一面红旗，旅社中有一位服务员还是劳动模范，群众反映很好。黄俊耀觉得这是一个好题材，便长时间住在旅社了解这些工作在最基层人员的生活和过去，体验他们的生活。老革命文艺家的良知让他感到还是应该真实地去表现现实生活，去塑造真实可信的英雄人物。经过近半年的体验和生活，他基本完成了剧本的人物设计和场次构架。就在这个时候，中共西北局将黄俊耀同柯仲平、马健翎三人定为西北文艺界的反党集团，并在1964年8月召开的西北宣传工作会议上决定，对“柯、马、黄”反党集团见《陕西日报》，组织公开批判。黄俊耀忙活了近半年的心血也只好随之东流，不久又被停职，他的同胞弟弟也因此受到株连。10月20日，柯仲平同志在悲愤中猝死在会场上。
黄俊耀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就在被错误处理后，仍积极为党工作，并注意用实际行动修正自己的错误。1964年11月，根据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决定，文艺工作者都要到农村一线，参加整风与社教。已被停职的黄俊耀同志被下放到延安县川口公社川口大队。他没有任何怨言，一边积极参加农村社队的社教工作和整风运行，一边接受社教工作团的批判教育。他坚信党是讲实事求是的，认为自己没有反党，也不可能反党，永远都不会反党、叛党。自己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必须不断加强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积极努力为党多做工作。他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不少流落在当地老红军查清了历史，落实了问题，还他们一个公正，让这些受尽挫折和磨难的同志感到党并没有忘记他们，受到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和拥戴。有一位留落的红军子女非要认定自己的父亲没有死，硬认定黄俊耀就是他的生身之父，一次次地来找他哭诉自己的思父之情和对党的培育之情。这一切都使得黄俊耀深深感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挚情感，他加倍努力工作，以回报人民、回报党。他也认真反思了自进城以来十几年自己的思想作风变化情况，诚恳地认识到从一进城就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后，享受着比较优厚的待遇，头脑里产生了比较深的老革命、老功臣、老专家的“三老”思想，居功自傲，因而放松思想改造，淡化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到延安后，黄俊耀同志始终注意做到继续发扬延安时期光荣传统，工作上严要求，生活上低标准，组织上配发给他的高干供应证，他一次都没用过。
1965年10月18日，黄俊耀同志的老领导、老师、我国一代杰出的戏剧艺术大师、陕西省戏曲剧院院长马健翎同志终于无法忍受所谓“柯、马、黄”反党集团的巨大压力而含冤离开人世。此时，黄俊耀还在延安继续参加社教，当他被叫回西安时，对“柯、马、黄”的批判已经升级。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他们的批斗发展到顶极，被限制自由，关押近四年时间，但他仍然坚信党，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直到党的“九大”召开前夕，黄俊耀同志才被宣布“解放”，恢复了自由。
1971年元月，黄俊耀同志被下放到安康县支援三线建设，担任安康县恒口区的革委会副主任，并任省级文化系统支援三线建设的负责人。当时安康县三线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修建阳平关至安康的铁路。由于没有什么机械，全靠广大农民群众和铁道兵部队官兵肩扛手挖，实行人海战术。为鼓舞士气，黄俊耀在区上一边抓生产，抓学习，一边抓经常性的文艺宣传，工作很有成效。黄俊耀同志非常注重群众的利益。那年，在安康县“支左”的解放军某部领导，为他们的利益要无偿占用农民耕地。在“支左”部队权力达到顶峰的文革年月，没有人敢对军队干部说声“不”字。但黄俊耀同志不畏强权，据理力争，硬是顶住了“支左”军人的无理要求，保护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黄俊耀同志还经常给区、社干部及施工工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做政治报告和形势报告，大讲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那时他五十五岁，在整个干部队伍中已算是比较年老的了，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到学校宣传队手把手地教学生们表演，到基层帮助搞创作的同志改剧本。在黄俊耀的指导下，恒口区中学宣传队演出的小型眉户剧《送亲人》在全县文艺会演中获了大奖，参加演出的几个学生均被地区专业剧团招收为正式演员，观看了演出的地县领导干部和广大观众都感叹：多年再没看上过这样有味道的好戏。
黄俊耀同志共产主义信念坚定，党性强，以刚直不阿的胆略和无畏的气魄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极左路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72年5月，黄俊耀被召回西安。7月，被结合为陕西省戏曲剧院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全院的业务建设工作。他勇敢地承担起抓剧本创作工作，推出了秦腔现代戏《骆驼岭》和《漫山红》等剧目。在如何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如何表现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方面，黄俊耀同志与“四人帮”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大、全的“三突出”式创作思想，反对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总置放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对立面的位置上。他多次强调：如若我们的作品总把一个受党几十年教育、培养的领导干部写得觉悟反而不如普通工人群众高，甚至是与人民为敌的话，那我们共产党革命几十年就是失败的。还说，我们不能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就硬要将犯有一般路线性错误的干部写成叛徒、特务、敌人，这不利于党的团结；凡是下边群众与领导意见不一致，反对领导，上级领导就一定是有问题的，甚至是敌人。这种创作、这样表现不利于党的领导。如果认为这是有故事性的话，那只能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艺术观，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艺术观是要把宣传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和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正因为他在思想上与“四人帮”之流格格不入，1976年5月，黄俊耀同志再次被打倒。
黄俊耀同志不为做官，不图禄利，只为在党的艺术事业上有所作为。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往北京到中央任职，他很想带黄俊耀和马健翎进京到中央宣传部或文化部任职，弃艺从政，被他两婉言拒绝了。说他们不想做官，就想在戏曲艺术上有所作为，他们也不想去北京，他们舍不下西北这块土地和西北的父老乡亲。1953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根据黄俊耀同志资历和他在“三五”反运动、文艺整风运动中的成绩及工作情况，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在西北文化局任领导职务，又被他再次谢绝。他只想跟着马健翎好好学习，以提高自己戏曲创作的真功夫。1965年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共陕西省第一书记，和1979年马文瑞同志回陕主持工作期间，都找黄俊耀谈话，要安排他到省委宣传部担任领导职务，又都被他一次次地回绝了。他坚持要继续留在剧院工作，他舍不下搞了一辈子的戏曲艺术，总想要在如何利用地方戏更好地表现现实生活上有所突破，要为党的艺术事业奋斗终生。
1951年定薪定级前后，由于无论是在行政领导工作和政治运行方面，还是创作、业务水平方面，黄俊耀同志都显示出了其较强的领导能力和较高的政治、业务水平，工作业绩突出。可他的工资级别却并不高。为此，许多同志、甚至上级领导也觉得给黄俊耀定的级别偏低。1956年10月，全国工资改革，第一次进行普调。根据黄俊耀的具体情况，原准备给他多提一级，可由于种种原因，只给他提了一级。这个过程黄俊耀本人完全知道，但他毫无怨言，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着。1963年，停止了多年的调资工作又次启动，但这次调资面较小，特别是对行政十三级以上干部的调级，更要严格控制，但对少数有突出贡献的干部可不受比例所限。根据黄俊耀和马健翎这些年在文艺事业方面的突出贡献，省委决定给他们俩各晋升一级，以示奖励。但他俩都高姿态地谢让了，说把指标让给其他有贡献的低工资同志。直到1982年全国普调工资，才将黄俊耀的工资调为行政十级（后按文艺四级对待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黄俊耀同志二次恢复工作，再次抓起剧院的业务工作，先后创作、排演了现代《熔炉烈火》、《天池山》、《黄河浪》和《黄龙啸》。1979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正式给“柯、马、黄”反党集团平反。在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和随后不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戏剧家协会会议上，黄俊耀同志分别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戏曲剧院院长兼党委书记的职责，也历史地落在黄俊耀同志的肩上。1980年2月，根据剧院的发展前景和黄俊耀同志的提议，省委同意将陕西省戏曲剧院改名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为这个有着几十年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剧院主要领导人之后，黄俊耀同志一方面坚持清理极左路线的影响，积极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同时也认真地、诚恳地反思、检讨了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为在“反右”中受过委屈的同志道歉，从自己的思想深处澄清政治理论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一方面致力于演员训练的重新组成，下气力培养舞台新人，培养创作人才，坚持优秀传统剧目的恢复和现代戏的创作、研究工作，推出了《梁玉娘》、《爱与恨》、《杏花村》和《屠失状元》等一批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的艺术精品。在繁忙的工作中，他还撰写了《关于中国戏曲现代戏革命历史传统问题》、《努力熟悉本剧种的艺术特点》、《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继续前进》、《马健翎艺术生涯》、《柯仲平与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舞台艺术形象创造中的美感活动》等二十多万字的文艺史料和戏曲理论文章。在他的理论文章中，他始终坚持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人民服务是目的，因为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人民不仅要求我们演戏、搞文艺活动以活跃他们的文化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求看了我们的戏和表演后能为他们鼓干劲，能批评、鞭笞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弘扬正气，给人们高尚的道德教育。他也尖锐地批评说，有时我们的政治上层建筑对支撑自己的基础、人民淡忘了，漠不关心，特别是在极左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在百忙中，他还完成了反映中华民族大统一的新编历史剧《解忧公主》，编辑出版了《黄俊耀剧作选》，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1983年，年已六十六岁的黄俊耀离开了戏曲研究院的领导岗位，只担任名誉职务，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的研究和宣传方面。作为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先驱者，黄俊耀同志从马健翎的手里接过现代戏的大旗，并坚持不懈地走了下去，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形成了自己朴实无华，生活厚实和感情浓郁的艺术风格，他的艺术地位早已得到了广大界内人士的认可。1981年10月，在国家文化部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第一届年会，理事们选举黄俊耀、胡沙、杨兰春、章力挥、丁是娥、郎咸劳等人组成研究会主席团，负责研究全国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演出，戏曲理论研究工作和音乐创新工作，不断推动现代戏的发展。黄俊耀在参加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主席团并担任主席的十多年间，为现代戏的研究、总结、交流和发展，为在文艺创作领域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做出了卓有成就的贡献。为表彰黄俊耀同志在艺术事业上的突出贡献，国务院于1987年将他作为第一批要表彰的老专家，给颁发了奖状，并给予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荣誉和待遇。
黄俊耀同志长期从事戏曲艺术实践活动，有着丰富的生活底蕴和舞台实践经验，成功地创作、改编了五十多部戏剧作品，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培养了一批有影响有作为的戏剧艺术人才。他在艺术上具有很深的造诣，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故事生活气息浓郁，语言生动感人，富有地域特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戏剧艺术家；他不图官位，不谋权力，一心只赴在事业上；在待人处事上，他宽厚待人，平易近人，不愧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黄俊耀同志投身革命七十多个春秋，始终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和人民，对革命事业无比比忠诚。他虽然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始终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黄俊耀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在艺术创作上卓有建树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艺术事业，他的去世无疑是我们戏曲艺术事业的巨大损失，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注：
①、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7月以政财字第85号文制定的《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570个工资分高于行政12级，低于行政11级。
②、国家人事部以人退发（1992）9号文件对杰出高级专家作出解释，是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副主席以上职务的高级专家，1983年底以前评定为四级以上的老专家，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享有很声誉的高级专家。’”
[1] 中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党委致的《黄俊耀同志生平简介》；
[2] 黄俊耀工作笔记、《澄城县志》；
[3] 扈启贤《黄俊耀在边区的戏曲创作活动》；
[4] 黄河《生活耀光彩》、《杰出的戏剧家黄俊耀》；
[5] 安葵《民众剧团培养出的戏曲作家黄俊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