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
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英文版1974／中文版三联2001）
黄仁宇作品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1981／中文版中华书局1982／三联1997）
《放宽历史的视界》（1988／三联书店2001）
《中国大历史》（英文1988／中文版三联1997）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989／中文版三联1992）
《地北天南叙古今》（1991／三联2001）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1991／三联1997）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993）
《近代中国的历程》（1994）
《关系千万重》（1998／三联2001）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
田汉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黄仁宇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成为第14期步兵科的一名学生，同学中有作家田汉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毕业后分发陆军步兵第14师成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后任新编第一军上尉参谋，跟随郑洞国将军。抗战胜利后随郑将军赴东北，参加国共内战。不久考取留学资格，赴美国雷文沃思堡指挥参谋学院学习，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而后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将军被台北政府怀疑将率代表团投奔共产党，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界。
凭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曾先后在南伊利 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研究所）（1970年）。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时英国剑桥大学凯思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2000年1月8日因心脏病发，在一场音乐会开场掌声中，沉睡在夫人怀里，一睡不起，逝世于纽约。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
黄仁宇娶美国女子格尔为妻，并育有一子(杰夫)。
1938 年黄仁宇考入成都中央军校，1940年于十六期第一总队毕业。军校毕业后任陆军十四师排长和代理连长；1943年受派由重庆飞往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度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为孙立人的部下。在缅甸服役期间，常撰文报导战事，投稿到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公报》。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受日军突击右腿负伤，亦曾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他参加全国考试，获选保送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U.S. Army Staff College at FortLeavenworth, Kansas）进修，为期九个月，被分发至人事科研习，研习内容大都是动员问题，对其日后研究历史有很大的助益。毕业后曾任国防部参谋，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分退伍。
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获得博士学位后，黄仁宇成为南伊利诺大学助理教授，并在此结识其妻美国小姐格尔（Gayle）。1966年黄仁宇结婚，时年四十八岁。两人育有独生子培乐（Jefferson）。1967 年经由余英时教授的推荐，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New Paltz University College, StateUniversity of New York）担任副教授，1971年升任正教授，至1980 年暑假因该校人事缩编而被解聘。在这段期间他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参与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持的明代学术研讨会；也曾参加由著名历史学者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所主持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的编写工作。1970年黄仁宇申请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费，供其从事撰述《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Sixteenth Century Ming China ）一书。1972至1973年，黄仁宇至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Joseph Needham）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当时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还曾以李约瑟、鲁桂珍和黄仁宇三人一起讨论的照片当封面，做特别报导。1979年黄仁宇又赴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集体研究工作，撰写明朝部分。
《湖南日报》黄仁宇的死，也同样具有传奇色彩——2000年1月8日他在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而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谈话的主题就是身后事。黄仁宇含笑对夫人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
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他的账，甚至说黄仁宇宙“是历史学界的琼瑶”正如耿立群先生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黄仁宇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黄仁宇的《我的大历史观》，黄仁宇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黄仁宇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黄仁宇把这些经历带到了黄仁宇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黄仁宇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黄河青山》。
黄仁宇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
饱受争议的成名作
黄仁宇的后半生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至逝世前仍持续有新作发表。尤其在他离开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后，作品数量甚多，包括学术专着和报刊论文，大多数是在台湾出版，俨然成为专业的畅销作家。作品普遍受到注目，从早期的英文论着，到后期的中文论著，都有不少学者撰写书评评介。2000年1月8日他在美国纽约寓所，去看电影时心脏病发辞世，结束了他多彩多姿阅历丰富的人生。当时和时隔一年的最近，《联合报》和《中国时报》都举办研讨会等纪念活动，可见其作品对史学界和一般民众已产生相当的影响力。
大历史观（macro-history），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大历史观对于英美微观剖析历史方法的一种反动。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短暂生涯的探究和历史事件的孤立的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要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的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性社会的结构性特点。例如在《万历十五年》中，不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黄仁宇主张历史从不应该是批判善恶的历史），他与李约瑟称这主张为技术辩证，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之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macrohistory）的理论表明，时代走向这种现状，是由无数社会、物质上各条件所堆积起来的，历史舞台上那个“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我们熟知的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了舞台，坐上了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这在其作《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表现无遗，谓中国版图架构的形成，“当中无可避免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
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
易中天因在“百家讲坛”开讲《易中天品三国》而成为“明星学者
笔公 《黄仁宇：一个“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
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
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们，莫不如是。
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可能不足于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可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足以使其在外国读者、非专业读者、迷恋于可读性和新奇性的读者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象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象一个思想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历史爱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严重不成熟的观念，可同样是这群人又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巨大市场。一个让专家们羡慕有宠大的读者群、让读者们钦佩有足够见识的人物，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
于丹，“百家讲坛”开讲《论语》
略嫌浮躁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呼唤着一种既有“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饱学之气又能迎合读者、以足够“好看”的供给创造读者需要的人。读者们期待新奇、新知和新颖的知识的各项要求，往往不是从那些极专业、极高深的专家们身上获得的——他们的创新有时只适合在一个很小的圈子内流通在则不适合广大的散漫读友。于是，一些学术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却具有超强的归纳能力、综合能力、学术成果通俗化本领、超强的文字亲和力的“作家”，便成为中下层、非专业、爱好型读者们的首选。黄仁宇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免不去“不伦不类”的印象，黄仁宇依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化人物。
俞晓群《黄仁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
以《文化苦旅》成名的余秋雨胡文辉（胡一刀）《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从纯学术的角度，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准备仍较欠缺，对历史的体认往往先入为主，其史学实有严重欠缺，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亦可以说事出有因。据说台湾史界对他也并不认同，大陆对他浮泛的颂扬虽多，但似多出自一般读书界而非专业史学界（据我所见，只有徐友渔、朱学勤先生写过较深入的批评文字）。我有一点怀疑，黄氏著作的流行，是不是也因为他的历史目的论提供了一种填补历史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空缺的学术替代品？大家是多么需要一种凡事都可解释的华丽历史观啊。
《中国大历史》
《中国大历史》封面
《大历史不会萎缩》
一、 大历史不会萎缩；二 、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三 、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四、 中国近代史的出路；五、 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六、 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七、 1619年的辽东战役；八
《大历史不会萎缩》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该书收入黄仁宇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在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已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本书和黄仁宇的其他作品一样也较好地体现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领悟。
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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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bwsk.com/lsxs/h/huangrenyu/
2、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d01/353.html
3、http://www.cheagle.com/fArticleView.exml?ArticleID=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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