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赋
骈赋骈赋，又称“俳赋”。指汉代以后向骈文方向发展的赋。“骈”即对偶的意思，其特点是通篇基本对仗，两句成联，但句式灵活，多用虚词，行文流畅，词气通顺，音韵自然和谐。
《中国骈文通史》骈赋是古赋的发展和变种。所谓“三国两晋，征引俳词；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变矣”(《汉文典》)。俳词，即骈词，亦即对偶句。骈赋形成于魏晋而流行于南北朝。魏晋骈赋以陆机的《文赋》为代表，以六言为主，不避杂言。文中多整饬的骈句。两句成联，对仗工整。南北朝骈赋以庾信的《哀江南赋》、《小园赋》为代表，讲骈偶，讲辞藻，讲用典，尤其是庾信受到沈约、谢脁所创四声八病说的影响，注重声律，讲究音韵，两句一典，隔句对仗，句式上虽有参差，但骈四俪六的整饬结构已初步定型。
骈赋的体制特点是，通篇对联，技巧出新；炼词熔典，讲究一定声律；犹如对联串缀成文。但较之唐代律赋，则四六未严，平仄随意。对于新骈赋作者认为，可以不必过于拘泥，根据内容增加叙事性文字，音律平仄似可再随意一些。俳赋即骈赋也，韵类汉赋而篇精短，崇骈偶、对句工、好融典，近于诗歌；江淹氏《春赋》，若金杯碰玉盏，锵然可唱；律赋为唐宋科举试体，严律而求工，甚于俳骈，程式拘泥几近乎游戏也；至中唐，古文兴而文赋出，以散代骈，韵亦宽便，句参差若琼树翠枝，绚璨灿莹，纵横千里而驰骋云外，推赋于极至，终蔚为大观矣。杜牧《阿房宫赋》、苏轼《前赤壁赋》，雄奇伟岸，为文赋之典也。至刘禹锡《陋室铭》横空而出，则如屹玉峰之巅，巍巍然为赋之帅也。
古赋包括战国末期荀子的《赋篇》和汉赋。荀子《赋篇》分别写了礼、知、云、蚕、箴等5种事物，以韵散相间和问答体的结构方式，“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汉赋渊源于荀子《赋篇》，并在文学体制上接受了楚辞和战国恣肆文风的影响。汉赋又包括汉初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为代表的骚体抒情赋；西汉前期至东汉中期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散体大赋；东汉后期以赵壹《刺世疾邪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其中，汉代散体大赋是为正宗。《汉书·艺文志》著录仅西汉时期就有大赋作者60余人，作品900余篇。
《中国骈文史》骈赋是古赋的发展和变种。最早出现的辞赋是骈散结合。至陆机才出现较纯的骈赋。骈赋的出现，将辞赋推向了高潮，也是它达到了至美的境界。然骈赋精品作为辞赋里的夜明珠数量稀少，但却永褒着不灭的光辉。中国文学的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都不是独立的，骈赋的发展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实际上是受着前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对偶的运用，讲究声律的特点无一不受先秦诗歌及汉乐府的深刻影响，但作为汉魏之间孕育而起的“骈赋”在当时的发展事实上是比较初级的，而西晋诗歌的发展正好又为骈赋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前提，就像师傅教会了徒弟的同时自己也看出了自身的不足从而加以完善，从这个层面上说，骈赋创作与西晋诗歌之间实际上是影响和改造自我的关系，当然，这里的影响明显要比改造自我的效用要明显一些。而魏晋时期正是骈赋发展一个相对重要的时期，这种发展无可厚非地源于骈赋创作与西晋诗歌这种“立与变”的关系(立足于诗歌本身“发乎情，止乎理”的特点，将骈赋创作的对偶、辞藻、引用、讲究声律的创作方式和写实精神加以有机融合、变通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在各种文体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为突出，与汉赋的对比也最为鲜明。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的句式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受诗的影响，也趋于骈化，有些赋其实就是骈文。北朝文坛虽然整体上受骈化的影响，但仍有别具风格的散体名篇大放异彩，从而构成对唐代文坛发展的多重影响。
魏晋以后，汉赋逐渐演化成体制较小的骈赋(也叫俳赋)，讲求对仗，词语华美，抒情成分增多，文学气息浓厚起来。魏晋是一个美文的时代，骈赋则是这个时代美文的最突出标志。魏晋人以其缘情绮靡之美学观指导下的逐美实践以及所形成的骈美形式，最强烈地表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典型情绪和美学特征。骈赋的出现，是文学个性化表现的特殊要求，也使文学真正地成为了“人学”。从文体的性质上看，骈赋很像舶来品的散文诗。骈赋的丰富性、繁复性和华赡性，非常有利于表现深沉而激荡的情感，适应个体生命的复杂难言的哀怨惆怅的含蓄抒写，往往表现“生命不谐”的悲悯主题和幽怨情感，形成强烈而浓郁、悠长而缠绵的情韵，读来让人回肠荡气而生成一种艺术快感的颤栗。魏晋骈赋不仅有其自身的形式优势，还对其他文体具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骈文选》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楼赋》：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如曹植写《洛神赋》，构思与手法虽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但主题发生了变化。《神女赋》借再现襄王梦中艳遇的经历，意在讽喻君王不可贪变美色，而《洛神赋》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借以抒发作者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这是对传统题材加以转换的一个典范。因政治险恶而倍感命运多舛的文人们，有的在赋中吐露一腔悲愤，如向秀《思旧赋》以极为凝练含蓄的语言，对惨死于司马屠刀下的友人追念感怀，并对迫害贤良的当政者寓有怨愤谴责之意；有的在赋中嬉笑讥讽，如阮籍《猕猴赋》刻划贪求利欲者“人面兽心”的丑态，他在颇具赋体风貌的《大人先生传》内，将虚伪的礼法之士讥为“何异夫虱之处裩中”，这一辛辣的比喻从《庄子·徐无鬼》的“豕虱”之喻变化而来，其对封建礼法的批判之意则更为坚锐。鲁褒的题为论而体亦如赋的《钱神论》痛诋唯利是图寡廉鲜耻的恶俗；有的在赋中寻求超脱放达，如刘伶《酒德颂》通过“大人先生”与“贵介公子”、“缙绅处士”的对峙，表达对名教礼法的蔑视；陶潜《归去来兮辞》展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性。这些作品篇幅几乎都不长，却意绪绵邈，给人以新鲜的感受。
辞赋生机的焕发，还表现在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和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不过与汉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赋》、潘岳《籍田赋》)，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以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梁武帝《净业赋》、梁元帝《玄览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汉大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被刘勰认为是“策勋于鸿规”的潘岳(《文心雕龙·诠赋》)，在这方面颇具匠心，如其《秋兴赋》之于宋玉《九辩》，《闲居赋》之于张衡《归田赋》，《西征赋》之于班彪父女的《北征赋》、《东征赋》都是如此。后世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杜甫也常以赋题为诗，如其《秋兴》和《北征》，一为联章，一为长篇，这种拓展文体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发源的因素。
南朝文坛沿着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带有阶段性的特点。在刘宋时代，文学本身的情采魅力再度焕发，扭转了东晋后期文学一度附庸于玄学的偏向，因而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起来；但就文章骈化的整体过程看，宋时文风犹上接东晋，密丽而不乏疏朗之致。至齐梁以后，踵事增华，变本加厉，骈文的影响力还波及北方。宋文帝时立玄儒文史四学，文学的独立性地位更加明确。刘勰论文学与时推移，指出“宋初讹而新”(《文心雕龙·时序》)的特征，表现在诗歌创作上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这种倾向在其他文体中也有。骈俪句法的美富，在傅亮笔下已甚明显。刘宋建国之初，所有“表、策、文、诰，皆亮辞也”(《宋书》本传)，可称一时大手笔。孙德谦《六朝丽指》就以此为骈散合一的典范之文而予以高度评价。
《六朝骈文形势及其文化意蕴》有“元嘉三大家”之称的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文才不减诗才，技巧高妙，冠绝一世。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中“才高词盛，富艳难踪”(钟嵘《诗品序》)，在赋与文的创作中更是如此。他以山水为题材的《岭表赋》、《长谿赋》、《山居赋》诸作，状物写景的巧似，选字修辞的清新，与其山水诗的成就互为呼应。如《岭表赋》中有“顾后路之倾巘，眺前磴之绝岸;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的偶句，以“绝岸”对“倾巘”，相当精切；而云“抱岫”和水“注涧”的意象，也构成静态和动态的生动对照，“抱”字还出现在他的诗中，有“白云抱幽石”(《过始宁墅》)的名句。《山居赋》以汉大赋的规模铺写个人的隐居生活，在文体上的创新之处是以散体笔调作自注，其中有些描摹山水风景的注文灵动亲切，自然有味，对后世散体山水游记的兴起，不无导源滋养之功。
颜延之的骈赋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有《赭白马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陶征士诔》、《宋文元皇后哀策文》等。《赭白马赋》的序及正文几乎全为偶句，反映了骈赋技巧的进一步纯熟，但与魏晋的动物赋相比，有雕缋过甚而性情隐没之憾。六朝时期诫子书十分发达，这一形式的文字因其特定的目的，本属谆谆叮咛，无需藻饰，然而颜延之的《庭诰》通体骈丽，文风整饬，如关于怎样建立家庭人伦关系曰：“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于此可见各体文章骈化之深。
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之辞，所作《芜城赋》与《登大雷岸与妹书》是这种奇丽风格的代表。《芜城赋》通过广陵今昔盛哀的强烈对比，表达对战乱的厌恶和对民生的悲叹，极富抒情力度，如写芜城今昔巨变曰：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戈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时空的交错迭映，更增迷乱绝望的悲情，因而归结为：“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登大雷岸与妹书》虽名为家书，其实是期待文人共赏之作，因而作者借此着意显示才情，其中精彩的对句颇多，如“涂登千里，日逾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寒蓬夕卷，古树云平”，莫不穷形写态，感慨横生。鲍照摹状写情的成就对齐梁之文也颇有影响。
史传文学的递嬗之迹，反映了南朝骈文的衍化进程。魏晋以来，著史而享有盛名的，莫过于晋陈寿《三国志》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陈寿，史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本传)，刘勰说他“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他的叙事议论，高简有法，质而不野，如所撰《诸葛亮传》末“评曰”的一段文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在修辞上排比振荡，却无刻意求工之嫌。范晔撰《后汉书》，有心合史职与文才于一体，尤其是纪传的论赞部分，对偶工稳，辞采润泽，声律协畅，富于篇翰之美，显示出以骈文论史的高超水平。以“深得文理”而著称的刘勰《文心雕龙》一书，其文章本身也表现出卓尔不凡的骈文才力。在刘勰之前，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中已有骈偶成分，但不完全。刘勰汲取魏晋以来以骈俪偶语论事析理的经验，从而使骈文说理的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文学实践既可直接印证其折衷通变的文学思想，而他的理论建树也植根于其创作心得。
齐梁时期，文学的“新变”意识更加突出，对于文章体貌深有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永明声律说兴起。二是文笔之辨的深入。对于文笔的辨别，发生于宋齐时期。三是不拘常体的呼声。齐梁文章善于在题材与风格的处理上翻新出奇，各竞新巧。在齐梁前期笔力健爽的作家，以江淹和任昉为代表。江淹的《别赋》与《恨赋》构思新颖，是南朝抒情小赋的名篇。《别赋》描写了富贵、任侠、从军、去国、夫妻、方外、恋情等各种离别情景，《恨赋》描绘了帝王、列侯、名将、美人、才士、高人等各种人的遗憾，既充分发挥赋体空间结构的优势，又能以情感主线加以贯穿，因而有纵横排宕的气势。赋中的藻饰恰到好处，任昉擅长辞笔，史传称他“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南史》本传)。虽多出于应酬，但措辞得体，骈文技法高超，与一代词宗沈约并称，有所谓“沈诗任笔”之誉。《奏弹刘整》一文在他的作品中非常别致，文中录用刘寅妻范的诉辞，全为当时口语，而作者的案语则属于理圆事密的骈文，构成雅俗合体的形态，使人耳目一新。另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借钟山神灵之口，使用赋体手法，生动地刻划出一位假隐士的嘴脸，并予以嘲讽，在当时俳谐性的杂文中很有代表性。
| 魏晋文学 | 骈文 | 《小园赋》 | 曹植 |
| 南北朝文学 | 古赋 | 《登楼赋》 | 刘勰 |
| 六朝 | 律赋 | 《别赋》 | 陈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