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波将军—马援马援的祖先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赵奢曾在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功勋卓著，被赵惠文王赐号为“马服君”，自此，赵奢的后人便以马为姓。汉武帝时，马家从邯郸移居茂凌。马援的曾祖父马通，汉武帝时，因功被封为重合侯，但因为他的兄长马何罗谋反，马通受到牵累，被杀，所以马援的祖父、父亲这两代家境式微，地位不显。马援有三个哥哥，他们是马况、马余、马员。都很有才能。王莽时，又都做到了二千石的高官。三国时蜀国五虎大将之一的马超据说也是其后人。[1]
马援马援“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十二岁父母双亡，马援随长兄马况至河南，学《齐诗》于颖川满昌；守章句，辞别长兄，欲到边郡从事田牧。马况鼓励他说：“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适值长兄病故，马援守丧，不离墓地。后为郡督邮，送囚徒至司命府，放跑了重罪的囚徒，自己亡命于北地郡。遇赦，留在当地放牧，归附者众，“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牲畜数千头，谷数万斜。既而叹道：“凡殖货则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
王莽末年，马援曾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避难于凉州。受隗嚣器重，任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定计。马援被派往蜀观察公孙述情况。他与公孙述是同乡、好朋友，自以为到蜀当握手欢如平生，而公孙述却大摆派头和阔气，欲授马援以封侯大将军位。随从都乐意留蜀升官，马援启发他们说：公孙述不是礼致贤士，而是装腔作势，这种人是不能久留天下士的。毅然而归。他对隗嚣说：公孙述乃“井底蛙”，“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公元28年），马援携带隗嚣的书信到洛阳，见光武帝于宣德殿。返回陇右后，隗嚣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马援称赞光武帝为人：“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隗嚣非常信任马援，遂决定遣长子隗恂到洛阳作人质。马援携家属随隗恂到洛阳，后来上书请求屯田上林苑中，得到许可。隗嚣听信王元之言，犹豫摇摆。马援一再致书隗嚣，规劝他切莫动摇。隗嚣怨恨马援背叛于己，得书增怒，遂发兵拒汉。
马援建武八年（公元32年）春，来歙率兵攻占略阳，杀隗嚣守将金梁。隗嚣率数万众围攻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闰四月，刘秀率兵征伐隗嚣，行至漆具，将领们以不宜远入险境，劝刘秀扎营。刘秀犹豫不决，正巧马援应召来到，刘秀“大喜”，以诸将之议问马援。马援分析：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以米堆成山川地形图，指画形势，说明进军路线，分析曲折，一目了然。刘秀高兴他说：“虏在吾目中矣。”次日早晨，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小月氏骑数万，辎重五千辆前来助战。汉大军压境，隗嚣“众大溃”，“城邑皆降”。隗嚣逃往西城，从此一蹶不振。
建武九年（公元33年），马援为太中大夫，与来歙率诸将平定凉州。自王莽末年以来，西羌多事，活动于金城郡属县，凉州不宁。来歙推荐马援治理凉州。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为陇西太守。夏，先零羌攻临洮，马
马援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族，攻杀长吏。马援率四千亲人征讨，至氐道县，羌占据山头固守，马援据便地断绝其水草，不与战，迫使羌豪率数十万户，逃出塞外，余者万余人皆降，“于是陇右清静”。马援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傍县有人发生矛盾，吏民惊言羌反，逃入城中。狄道县长来报告，要求发兵。马授估计不是羌反，命狄道县长归守官府，如果恐惧，“可床下伏”。果然稍定，郡人服之。视事六年，征入朝为虎贲中郎将。马援一再建议重铸五铢钱，光武帝同意，“天下赖其便”。他“尤善述前世行事”，讲得头头是道，使人“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常谋划，为光武帝所用。
马援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交趾太守苏定依法处决了诗索。诗索之妻徵侧及妹徵贰起兵反抗，攻占郡城。九真、日南、合浦“蛮夷”起而响应，攻掠岭外六十余城，徵侧自立为王。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征讨二徵。大军行至合浦，段志病故，诏马援并将段志兵。马援缘海而进，随山开道千余里。建武十八年（公元43年）春，大军到了浪泊，大破二徵，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追二徵至于禁溪，每次击败之，其众离散。次年正月，斩杀徵侧、徵贰，传首洛阳。马援受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犒劳军士。
马援率楼船二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追击二徵余部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余众散亡，岭南悉定。马援以西于县有户三万二千，地远，奏请分成封溪、望海二县，得到许可。马援所过之处，皆“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他还条奏越律与汉律乖舛者十余事，加以整顿，“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秋，马援班师回朝。军吏经瘴疫死者大约一半。光武帝赐他兵车一乘，朝见时位次九卿。马援好骑，善于相马，曾师事于杨子阿学习相马骨法。他在交趾时，销熔所得骆越铜鼓，铸成象生马一样的模型，其“高三尺五寸、围四尺四寸”。还京时，送上之。光武帝下诏立于洛阳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
马援返京，大受奖赏。友人孟冀相贺。马援说，“功薄赏厚，何能长久乎？”他想到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请求击之，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孟冀称许其为“烈士”之志。马援还京仅三个月，就于当年十二月率兵屯驻襄国。次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秋，马援率三千骑出高柳，巡行雁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侦察而知汉军出动，便退散而去。马援无获而还。
马援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率大军到达武陵临乡，击“蛮夷”，胜之，余众逃进竹林中。马援驻军下隽县，决定选择“路近而水险”进军壶头山的路线，以为取得壶头山，就扼住“蛮夷”的咽喉，充县之敌可不攻自破。三月，汉军进至壶头山下，“蛮夷”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得上。适值暑热，士卒多疫死，马援也病，遂困。乃凿岸为室，以避暑气。“蛮夷”往往升险鼓噪，马援辄曳足以观之。不久，马援病死。耿舒代替马援监督诸军。
随从马援出征的中郎将耿舒给其兄耿弇之信中，提到马援进军迟缓，坐失良机，先攻壶头山乃失策。耿弇将此信呈给皇帝。光武帝乃遣虎贲中郎将梁松前往责问马援，并代替马援监督诸军。这时马援已经病死。梁松是皇帝之婿，颇为骄贵。以往有一次他去问候生病的马援，拜于床下，马援“不答”。马援因是松父之友，身为长辈而不
马援以往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植物名）的果仁（名日薏米），用以“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回京时，以车载薏苡种子。时人以为他带回来珍宝，权贵们都怨望忌妒，只是没有及时发作。马援死后，有人上书酒之，说马援带回的是一车珍宝。光武帝更怒。马援的家属非常恐惧，不敢将马援遗体葬于旧坟地，只在城西买了几亩地掩埋了事。宾客故人也不敢来吊唁。后来马援家属才知蒙冤，经过多次申诉，才得到皇帝谅解，以丧归葬。同乡故人朱勃上书，说马援“以死勤事”，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词语恳切，情义可嘉。
汉明帝时，图画东汉初年的名臣列将于云台，因外戚之故（援女时为皇后），唯独没有列上马援。到了建初三年（公元78年），汉章帝才追策，谥马援为忠成侯。[2]
马援与其他开国功臣不同，马援大半生都在“安边”战事中度过。马援为国尽忠，殒命疆场，实现了马革裹尸、不死床箦的志愿。不可否认，马援所从事的战争，一般都发生在封建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之间，马援本人思想上也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但他忠勤国事，马革裹尸，仍然令人钦佩。马援进身朝廷，没有一个人推举荐拔，全靠自己公忠为国。后来居于高位，也不结势树党。于是，他生前受到权贵的排挤压抑，死后又遭到了严重的诬陷迫害。
马援祠马援是历史上著名的将军，马援祠遗址建于清代，它位于杨陵区五泉镇毕公村。来到马援祠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马氏后裔缅怀先祖所立下的石碑。而中国杨凌马援故里海内外联谊总会也设立在这里。在湖南省渌口镇湘江分流渌江边，有一处为马援建造的公园（寺庙），名伏坡公园（庙），本地人视马援为心中的“守护神”，毛主席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伏坡公园寄宿一晚。
马援祠里供奉着马援、马融、马超三位著名历史人物。马援，字文渊，兴平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因战功被封为扶波将军，封新昔候。马援的祖先据说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赵奢曾打败秦军，功勋卓著，被赵惠文王赐号为马扶君，自此，赵奢的后人便以马为姓。汉武帝时，马家从邯郸移居茂陵。在马援祠内，立着一块马援故里碑，为康熙三十六年所立功德碑。碑高1.86米，碑首浮雕二龙戏珠图案，碑额印刻篆书“皇清”二字，碑文记述了马融、马援、马超的生平概况。如今海外马姓族人把杨凌马援祠当成了宗族圣地，台湾、马来西亚等地华人多次来到杨凌祭祖。在马援祠前，就立着两块祭祖纪念碑，马援祠已经成立杨凌和海外华人联系的一个纽带。
马援墓：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西 3.5公里的伏波村旁，是一座圆形夯土堆墓，高约10米，直径约10米，墓前有“汉伏波将军马公墓”和“始祖伏波将军马公援墓”、“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马援墓”石碑各一通，精美石雕一块。
画家马援简介
当代实力派中国画人物画家，1963年出生，笔名仲逸，祖籍河北保定，曾先后深造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硕士课程研修班，师从著名美术教育家、当代人物画大家刘大为导师。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研究院“第十届全国美展创研班”等，历任山东烟台画院创作部主任，国家二级美术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文化部青年联合会美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烟台画院副院长。
作品及奖项
马援中国画作品代表作品《云淡风清》荣获中国美协主办“2001全国中国画展”金奖(2001青岛)；《秋实》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首届世界华人书画展”银奖(1997北京)；《龙人血脉》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新时代全国中国画展”银奖(2001北京)；《五彩路》获全国总工会、中国美协主办“全国职工美术、书法、摄影展”银奖(1989杭州)；作品《山外有风》、《香风》、《醉人的海》入选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第八、九、十届全国美展”；多幅作品入选“中国画三百家”全国中国画展；“第五届全国体育美展”；“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全国美展”；“首届全国中国画展”；“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应邀参加庆祝建党80周年“光辉80年人物画精品展”；“世纪丰碑--邓小平伟人风采绘画作品展览”等数十次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重要学术展览，在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各类学术展览中7次获一等奖或金奖；在国际性展览中，作品《蒙山情·一》获“加拿大第二届国际水墨画展枫叶奖”铜奖(1995)；《蒙山情·二》获澳大利亚第二届国际水墨画展唯一金奖并应邀赴澳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出席颁奖仪式(1997)；《水墨人物》获在美国举办的“第十届世界绘画艺术大展”铜奖(1999)，2000年应德国艺术家画廊邀请赴德国及欧洲举办个人画展，取得成功，德国国家电视三台、德国之声华语广播做专题采访、报道。2002年应中央有关单位、中国美术家协会邀请为北京新建“十六大”中央会堂绘制大幅中国画作品《秋山满来尽佳色》。2004年作品《和风》获首届山东文艺创作最高奖“泰山文艺创作奖”银奖（金奖空缺），获首届全国写意画展优秀奖(最高奖)。2005年获得首批国家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称号。2006年应邀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绘制《云壑雅集图》。近千幅作品发表、刊载、收录各种大型画册，杂志及专业教材等，人民美术出版社、辽宁美术出版社、河北美术出版社、香港新闻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个人专集、画集。1999、2000年连续二次被评为“全国百杰画家”称号。
马援中国画作品作品《无尘》获2005百家金陵中国画展金奖；作品《红云》获“远大杯”双年展全国中国画提名展优秀作品(最高奖)；作品《沂蒙山民》1997年获澳大利亚国际水墨画展唯一金奖并应邀出席亚太地区艺术家学术研讨大会。《童年》获首届中国(湘潭)齐白石国际艺术节全国中青年中国画提名展银奖；《雪》获首届全国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精品展铜奖。[3]
艺术特点马援的绘画，是在写实的基础上，逐渐走上表现之路的，这种写实表现的绘画特点是—把具体的生活场景与人物外在形态，给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使之以一般性的风情描绘与文学性的情节叙述内容中，提炼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感觉与情感表现；这使得画面从处理到结构方式、人物造型与表现手法以及画面的构成关系等都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作品更加体现出一种内在的特点，更加体现为以心灵、情感表现的精神特点。当然，在马援这里，他并未放弃“形象”的写实特点，只是更加关注写实形象的内在本质的表达。这样，使马援的作品脱离了现实生活实际的限制，而突出了形式意味的表达，突出了诗意气息的营造；特别是，他极注意画面整体的构成关系，在黑、白、灰的层次中营造环境氛围，强化了诗性与情感的表现，使作品中弥漫着一股扑面而来的鲜活之气，让人难以忘怀。在尊重现实与不排斥形象的可视性前提下，马援对画面的整合与主观处理，都体现出艺术化的手法。在许多情况下，他往往把人物置于近景或中景，或者只在近景与中景置放若干典型道具，以说明特定环境和场景，而远景则往往被略去不画，留下“空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在画面处理、人物表现、空间关系中，马援吸收了装饰性、平面化的手法，以及写实塑造因素，在给以表现性的虚化与淡化，借助水墨特殊的材料性能，在虚实、浓淡、具象与抽象之间，建立起自己的表现性结构。
马援中国画作品我们注意到，近期马援的创作，在写实表现的基础上，强化了表现性本身的手法与功能，丰富了写实表现绘画的涵量与美感。譬如，画家笔下的人物日益呈现符号化的倾向，且追求几何体的组装效果，使作品形式感得到了强化，意味更加隽永，作品也更加耐人寻味。马援很注重人物、环境、器物的外轮廓造型与水墨化的运用、处理，使作品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在开阖聚散、收放自如中把握着整体的浑然感于完整感。马援是努力的，他勤奋的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他视自己所面对的生活，是艺术的沃土；不离开生活，就会有激情，不离开生活，就会有灵感，不离开生活，就会有创作的冲动。马援的艺术取向是明确的—多给生活以诗意的形式，永远讴歌充满活力的生活。马援的人物画，充满激情、充满时代气息，显示了画家对艺术如何面对当代的思考：他的作品表明了这一切，让生活以诗意的形式出现，显示出画家的创造勇气与精神，因此，马援的作品是诗意的，也是充满思考的。他以作品表明他继承着“为人生的艺术”理念与传统，并追求永恒不衰的人生主题及其魅力。
马援中国画作品造型：造型对于从事人物画创作的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物画与山水画、花鸟画有所不同，因为画的是人，造型能力的高低是人物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难度最大，最难解决的问题(造型不是特指写实人物画，一切形式的人物绘画物像都有造型，但不包括造型不准确或没有造型称为变形的造型)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人物画家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解决提高造型能力，高起点的造型比笔墨技巧的提高要艰难的多。对于初学者来说，一个基本功扎实，造型能力相对较强的人，他的笔墨修养，个性语言暂时还没有跟上，他可以画出一幅技法不精或笔墨较差的人物画，如果是有所谓“笔墨”功夫，但造型能力却很差的画家，那么这幅画可能只剩下“笔”与“墨”了。万世万物法理都是相通的，保守或排斥好的、科学的、有益的方法都是走不通的。要提高造型能力，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老老实实过素描造型关，借助素描科学的造型方法去理解笔墨造型语言，荷尔拜因、丢勤、安格尔、费申、席勒等以线做为基本造型手段的素描高手，在某些手法上自觉不自觉的与中国人物画以线造型的基本法则不谋而合，只不过线的样式与中国画“线条”有所不同，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画用的“线”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线，它在线的基础上更具有了东方书法“线韵”的意义，它不只是线，应该是“线意识”。是“胸中之逸气”是“心象画迹”。所以在这点上东方的线与西方的线又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但是不妨碍借鉴。所以，人物画家要首先解决造型这道坎，已不需要来争论。大凡有成就的前辈人物画家，莫不得益与他的深厚的造型功力和广博艺术修养。我在研读当代著名人物画家刘大为老师课程中，他最为强调的第一课也是重点放在解决人物画造型训练上，用理解结构素描的办法去转换笔墨无从下手的问题，当然这种素描与画西画训练那种明暗素描是打引号的，这种造型的教学方法使我受益非浅。
马援中国画作品境界：人物造型，思想境界，笔墨语言是人物画创作的三个难点，在近代人物画发展历史上，优秀的人物画作品，必须是艺术家自身人格精神，思想境界的载体，是全面修养的显现，是智慧的物化，是心灵的痕迹，尤其是人物画作品，它更具有承载记录历史发展、文明进程、社会变革、人类进步的重要使命，不同时期的优秀人物画作品都打下了鲜明的时代印痕，如徐悲鸿《愚公移山》《九方皋相马》；蒋兆和的《流民图》《阿Q》；石鲁的《转战陕北》；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矿工图——王道乐土》；黄胄的《洪荒风雪》《叼羊图》；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刘文西的《祖孙四代》；刘大为的《晚风》《巴扎归来》《漠上》《马背上的民族》；刘国辉的《岳飞奉诏班师图》《民工潮》；扬力舟《太行铁壁》；何家英的《十九秋》；孔维克的《公车上书》；袁武的《抗战组画》；毕建勋的《以身许国图》等等。思想境界的高低取决于艺术家多方面修养，如人格修养：博大的胸怀，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及高尚的人格感召力。学识的修养：深厚的学识，广博的艺术知识，新颖的学术见解。阅历修养：阅历丰富，经历人生风风雨雨。功力修养、广收博采：一个在历史定位上有着重要位置的艺术家，其艺术作品也是众多收藏家争相收藏的热点画家，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作品的学术地位其日后增值空间相对巨大，相反，一些靠抄作抄起来的作品，随一时风光，但最终其泡沫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笔墨：具象生形，抽象生韵，笔墨是中国画艺术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用笔用墨直接影响到画作的品味和格调，历代画家对此都有所赘述，并关注有加，不能轻视。我在几所美院进修期间有机会临摹与读过不少传世佳作，这对于我学习中国人物画的笔墨技法很有帮助和启发，从工笔到写意，乃至早期还创作出版过连环画，只要学习上对我有用的我均吸取各自长处。由于人们更多的习惯于审视和接受物像真实具体的形象，因此，笔墨的具像处理并不十分难以理解和把握，然而往往影响作品格调和欣赏价值因素的不是具像笔墨，而更多的是抽象笔墨的运用和表现，即中国画强调的“书写性”“意象性”笔墨节奏生成气韵，气韵是虚的，是胸之逸气溢而所得，是可感觉到而无法表述的，正是行笔中运用中、侧、顺、逆、拖、藏、露、散、扭、以及勾、 、勒、点、皴、擦、泼、染等诸多形式语言因素，所构成的抽象笔墨并通过每个作者性格、性情、情绪的不同产生出变幻莫测、浑然成趣、浓淡干湿、水墨淋漓、气象万千的艺术作品。他曾有幸亲眼见过我的老师与人合作绘制长8米、高6米的巨幅画作，在完成的背景上加群像人物、骆驼、马匹、猎犬等，其用笔之洒脱灵动、造型之生动豪放，整个画面一气呵成，令人叹服。笔墨的修养对于人物画家来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需要长期苦练的结果。[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