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3月31日成立。1921年11月17日， 《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示，公开宣布这个组织的成立，征求会员。后来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人，不仅有学生，而且有工人参加。1922年2月19日，该会组织了第一次公开讲演会，李大钊作《马克思经济学说》专题报告。后又组织过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支援唐山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等活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该会由李大钊秘密组织发起，主要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国焘等。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德、英、法、日各种文字的图书资料，并加以编译，组织讨论会和专题研究，主办讲演会、纪念会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逐渐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发挥着吸引群众扩大影响的作用。设有3个特别研究组和11个固定研究组，会员共60余人。
该会成立后，首先搜集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外文及中文，集资专门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翻译马克思，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安理会活动。
此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他同李大钊、邓中夏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开始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范鸿劼(1897-1927) 湖北省鄂州市葛店镇人，1918年入北京大学学习，积极参加和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以及北方地区的各次革命斗争。1920年3月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是小组最早成员之一。1922年6月，被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执行委员、团地委书记。同年7月至1923年6月，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7月至1927年先后任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委委员、委员长、组织部长，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主编过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 。1927年4月6日同李大钊一起被奉系军阀逮捕，28日英勇就义。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将组织公开。“启事”指出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研究的方法为搜集、编译、刊印马克思主义文献，开讨论会、讲演会等。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地址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象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注：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一大”前后》 （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18页。参与了1920年发起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朱务善所述的1918年“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之事，很可能是他当时或后来听某位当事人说的。由于他所说的与高一涵回忆的“马尔克斯”学说研究会名称不同，所以其消息来源不会仅是高一涵。）这段文字解释了为何大多当年青年学生辈的人对1918年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不知情。
如果认为并非当事人的朱务善听述无法令人置信的话，那么根据“最好的证据来自最接近事件的人”这一史料运用的原则（注：这个原则是史学大师兰克(L.Ranke)继承前人而确立的史料考证方法之一。），曾亲身参与发起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高一涵的回忆应当是较为可靠的了。高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办一个《每周评论》 ，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p340～341)高的叙述显示，1918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每周评论》的编辑，而当年还只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国焘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忆不足为据。
虽然高一涵的这个回忆难以被证伪，但仅凭当事人的回忆来对某事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作出判断，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不仅由于回忆者可能因年代相隔久远而产生记忆模糊或误记现象，而且因为人大多会有粉饰自我的倾向而把功劳拉在自己头上，所以事后回忆往往不那么十分可靠和可信。（注：法国著名心理学家拉康(J.M.Lacan)指出，在分析问题时“必须对源于自我领域的材料持怀疑态度”。考虑到人的心理因素，史学家对待回忆资料的确应持审慎态度，需经仔细考证后使用。）这样，寻求尽可能早的原始资料，特别是作为人们当时记录之一种的、被称为“史家的绝好材料”的报刊记载（注：李大钊语，他甚至说“历史可以说是过去的报章”。李守常： 《史学要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了。
《星期评论》刊登于《星期评论》14号（1919年9月7日出版）的戴季陶文章《可怜的“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该文是就《每周评论》被封闭一事发表的评论。戴季陶在文中先提出“《每周评论》为什么事被封？”然后在后面写道：“你们不见报上说他们要禁止传布‘马尔格时主义’么？他们要禁止‘马尔格时主义’，却不禁止‘马克思主义’，也不禁止‘马克司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命令上的文字是‘马尔格时’四个字，并不是三个字。……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吗？又岂是能够禁止的吗？”戴的文章揭露了，当时北京政府就是以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罪名来封禁《每周评论》的；并且指明，所谓的“马尔格时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当时Karl Marx多被译为“马克思”、“马克斯”、“马格斯”、“马客士”、“马克司”等，《每周评论》刊登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著作译介文章中，并没有使用过“马尔格时”这四个字的译名。因此，戴的这篇文章说明了：《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的被封闭，并非仅仅因为其刊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而应是同该刊若干编者研究、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有组织的行动有关。根据戴文的信息，再参以高一涵和朱务善回忆中所谈《每周评论》的编者和一些北大教授曾组织“马尔格斯”或“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我们就能大体确定：1918冬至1919年夏间，参加《每周评论》编辑工作的一批北京大学教员曾经组织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其名称大约就是“马尔格时（士）学说研究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作为“研究上重要的先务”，并成立了专门图书室，取名“康慕尼斋”（即共产主义室）。直到现在北京大学还保留着盖有“康慕尼斋”印记的藏书。据一九二二年十二月的统计，研究会收集到的汉、英、俄、德等各种文字的书报杂志达数百部之多，这对当时研究马克思学说起了重要作用。
二、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有关著作。组织有翻译能力的会员成立译书小组，分别译出康慕尼斯特丛书、列宁丛书、马克思丛书等多种，并在一九二三年《响导》上刊登过“康慕尼斋”的译书计划，这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三、组织会员开“讨论会”和进行专题研究。最初成立了“劳动运动”、“共产党宣言”。“远东问题”等三个特别研究组。后来又扩大研究范围，成立了十一个固定研究小组，分别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世界实况进行研究，特别注意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广泛研究和学习。
四、主办讲演会。李大钊同志和进步教授陈启修、高一涵等都是常常被聘请去做讲演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研究会第一次公开讲演会上，李大钊就作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专题讲演，颇受青年们的欢迎。
此外，研究会还经常讨论国内外大事，关注实际斗争，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如举行过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四周年纪念会；发表启事，支援唐山三万工人的罢工斗争；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殉难四周年的大会等。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培养和造就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以后，在李大钊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领导下，从1921年到1922年，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奔赴直隶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树彝到唐山向工人讲解科学社会主义常识，邓中夏到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新文化和革命文学，何孟雄到张家口、保定等地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罗章龙、史文彬、朱务善到石家庄宣传共产党的性质。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诞生。
在天津，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郭隆真等成立了觉悟社；1920年10月，于方舟、韩麟符等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北京，1921年11月17日，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等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发展到200多人，分布到全国各地。在保定，1921年春，王锡疆、安志成等成立了社会问题研究会；保定六中、保定二师的学生组织了“读书会”。在此期间，保定和天津还秘密出售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这对马克思主义在直隶的传播发挥了很大作用。
[1] 新华网 http://www.zj.xinhuanet.com/photo/2009-03/31/content_16110486.htm
[2] 新浪公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f86fc00100ac5v.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