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
有人说中国过去的隐士，就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者“不同意”的主张，他不反对，反正个人超然独立，这是民主政治的自由精神。这个比方表明上看起来很对，实际上还是不大对，因为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而站开并不是不管。印度的思想，绝对出家了，去修道了，就一切事务不管；中国的隐士并不是这种思想。研究中国的隐士，每一个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都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从旁帮助人，自己却不想站到中间去，或者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学生，帮助别人成功，自己始终不站出来。在中国过去每一个开创的时代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像这一类，也属于隐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时代不可以挽回，不勉强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应有中流砥柱的气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为自己传忠臣之名而已，对时代社会则无法真正有年贡献。道家说要“因应顺势”，这类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后世的隐士。当然在当今如此开放如此尊重人才的社会，大可不必做隐士了。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
《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武则天、慈禧，只一妇人，然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