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

隋朝的建立

北周宣帝时，政治腐败，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导致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也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这就给杨坚为首的政治势力夺取政权的机会。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功臣，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爵，他的妻子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他的女儿又是周宣帝的皇后，因此杨坚在北周政权中有很高的地位。580年，周宣帝病死，继位的周静帝仅八岁，杨坚以大丞相身份辅政，控制了北周的军政大权。相州（河南安阳）、郧州（湖北安陆）、益州（四川成都）等地总管先后起兵反对杨坚，都被平定。杨坚在消灭北周残余势力后，于581年废周静帝自立，建国号为隋，改元开皇，仍都长安。杨坚就是隋文帝。

统一全国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日益壮大，远远超过南方的陈朝，打破了南、北的均势。南北朝以来，各族人民已经逐渐融合，造成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基本上趋于消失。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迫切要求打破南北对峙的局面，以利于进行经济交流。所以，隋朝建立后，全国统一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了。隋文帝即位后，就积极准备统一工作。587年（开皇七年），先灭掉建都江陵的后梁。次年，隋文帝派杨广率领51万大军，向陈发动总攻。当隋兵临江，守江诸军一再飞书告急时，陈后主还和宠姬张丽华、孔贵嫔，大臣江总、孔范等，“奏伎纵酒，赋诗不辍”。

589年正月，隋将韩擒虎、贺若弼率军渡江，顺利攻下建康，俘虏了陈后主及其文武大臣，灭陈国。590年（开皇十年），隋大将杨素又镇压了南方一些豪强势力的叛乱，沉重地打击了南朝的门阀士族。隋的统一，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加强中央集权措施

隋文帝时期，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吸收庶族地主参政，限制士族地主在政治上的特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

官制的改革　

隋朝在中央机构中恢复汉、魏旧制，设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三师与三公是给予大臣的荣誉虚职。五省当中，秘书省职务较优闲，内侍省全是宦官，尚书、门下、内史三省职同秦汉时代的丞相。三省互相牵制，决策机关是内史省，长官是内史令；审议机关是门下省，长官是纳言；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尚书省置令、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礼、兵、度支（后改称民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部六曹。五省以外，有御史、都水二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宫，作为荣誉名号，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
　　
583年，隋文帝将以往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官，节约了政府开支，加强了行政效率。隋炀帝时又改州为郡。同时规定：全国各地的“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任命，而且县佐须用别郡人，使地方豪强不得把持本地政务。另外规定地方长官及其重要属僚每年年终到中央“上考课”（报告工作）。中央还常常派使臣出巡各地，考察州县官员政绩好坏。这些都有利于整顿吏治和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 

隋朝石门关	隋代女服	隋朝墓志

隋以前，选官用九品中正制度。但至西魏北周时期，选用官吏已不大注意门资，九品中正制度逐渐动摇。隋文帝即位后，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规定每州每岁贡士三人。598年（开皇十八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和地方总管、刺史等官员，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时，又创立了进士等科。这是科举制度的开始。

自从北魏以来，庶族地主经济得到了发展，形成了一种社会力量，要求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中央政府通过科举制给他们政治出路，一方面利用他们和士族门阀作斗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和他们和中央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总之，这个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  

兵制和刑律的改革

自北周建立府兵制度后，开始出现兵民合一、兵农合一的趋势。590年，隋文帝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由此兵籍与民户同隶州县，改变了过去兵民分治的现象，府兵制度进一步与均田制度结合起来。

　　针对北周刑律苛酷的情况，隋文帝也进行了改革，制成《开皇律》。《开皇律》在北魏、北齐刑律的基础上加以修订，废除了诸如枭首、裂、孥戮、宫刑等许多酷法，只保留律令五百条。刑名分死、流、徒、杖、笞五等。死刑又分绞、斩二等；流刑分流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杖刑分杖六十至杖一百五等；笞刑分笞十至笞五十五等。为了维护封建秩序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开皇律》中特别订出所谓“十恶”之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凡触犯者皆从严惩治，不加赦免。贵族官僚犯法，只要不涉及“十恶”，可减一等治罪或用铜赎罪。 

均田制

隋制规定，自亲王至都督皆给永业田，多者百顷，少者三十顷。京官从一品至九品都给职分田，多者五顷，少者一顷。官署给公廨田，以供公用。农民、奴婢、耕牛的授田和北齐相同。即一夫一妇受露田一百二十亩，丁男受永业桑田或麻田二十亩。地主官僚的奴婢受田，按其地位高低限制在六十人到三百人之间，奴婢受田的数量和普通人民一样。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四牛。

隋朝实行的均田制度，显然对官僚地主有利。首先是官僚地主受田比农民多，官位越高受田越多。奴隶受田虽有限制，但官僚地主仍可利用奴隶占有大量土地，而农民却连应受的田也受不足，有些狭乡的农民，每丁仅分得二十亩。均田制不是将所有土地都拿来分配，而是在不触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推行的。也就是说，均田制是将政府所能支配的土地与一些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使他们固定在土地上，以利于封建政府的剥削。但另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农民还是得到了一些土地，地主的土地兼并也多少受到一些限制，这就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耕地面积。
 租庸调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朝实行了租庸调制度。租庸调规定：丁要负担赋役，老就免去赋役。缴纳租调，一般以床（一夫一妇）为单位来计算。丁男一床，纳租粟三石；调视桑田和麻田而纳物不同，桑田纳绢一匹和绵三两，麻田则纳布一端和麻三斤。未婚单丁和奴婢则纳一半租调。力役方面，隋初沿袭旧法，每年服役一个月，583年，改为二十一岁起服役二十天。590年改为五十岁免役收庸（用布帛代替力役），调绢也减为二丈。

隋代的赋役制度对地主是有利的，奴婢出半赋，实际是对地主阶级的照顾。到炀帝即位，又免除了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赋。但是，与前代相比，农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农民从事生产的时间较多，收入也有所增加，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585年，隋朝在全国“大索貌阅”，按人清查户口，以防诈老诈小逃避租役。如户口不实，里正、党长流配远方。又规定堂兄弟以下，都要分居，并鼓励互相告发。通过这一措施，新增丁44.3万，口164万多。

另外，隋文帝还采纳了高颎所建议的“输籍定样”的办法，即将人民所输租税，依每家资产情况作出缴纳标准，从轻定额。每年县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或三党共为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的上下。这样就弄清了户口和人民应纳税额，百姓固然不能逃脱，地方官也不能随便舞弊，更重要的是所定赋税比世家大族对属民的剥削为轻，有利于把庄园内的属民吸引过来，使国家户口大为增加。这既打击了世家大族，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隋朝宝刀	隋文帝杨坚	四门塔建于隋朝

  统一钱币和度量衡

在隋朝以前，钱币长期紊乱，大小轻重不一，影响了商品交换的发展。隋建立后，改铸新五铢钱，“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

在统一钱币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统一度量衡的措施。钱币和度量衡的统一，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农业的发展

隋朝农业发展的主要表现，是农业人口的激增、垦田面积的扩大和国家粮仓的丰实。隋初，仅有359.9万多户，灭陈后得50万户，总计当时全国户数近410万，人口约3000万。到606年（大业二年），达到890.7万多户，4600多万口。在二十六七年间，户数增加了400多万，人口增加了1600多万。人口增加这样多，固然由于整理户籍，查出了不少隐漏数，但也不能否认人口迅速增长这一事实。人口的激增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使垦田面积不断扩大。同时，还修复和改造了许多水利工程。如在寿州（安徽寿县）修复的芍陂，灌溉农田达五千余顷。

隋代仓库之丰盈，为后来封建史家所艳称。到隋文帝末年，“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大业初年，置洛口仓于巩县东南的平原上，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每窖可容八千石。此外，黎阳仓（河南浚县黎阳镇）及永丰仓（陕西华阴）等，所积亦甚丰富。隋代官仓的丰实情况，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对人民搜刮的残酷程度。

手工业的发展

河北是历代的丝织业中心，隋时相州所产绫纹细布，非常精美。蜀郡绫锦雕镂之妙，更冠于各地。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沼帔白瓷，胎质坚硬，色泽晶莹，造型生动美观，这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白瓷。隋代青釉瓷器的生产则更广泛，在河北、河南、陕西、安徽以及江南各地皆有青瓷出土，并发现了多处隋代窑址。

造船技术相当进步

当时的五牙大战船，船上有五层楼，高百余尺，左右前后设置六个拍竿，高五十尺，可以拍击敌船。

炀帝游江都时所乘的船，种类很多，其中“龙舟”制作最精，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船身分为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可见造船技术是很高的。

商业和外贸

由于政治上的大统一，尤其是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影响下，隋代商业贸易也出现繁荣的景象。

长安和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长安有都会、利人两市；洛阳有丰都、大同和通远三市。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二十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丰都市周围八里，通十二门，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像这样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

隋朝的对外贸易，分为海陆两路，其中西北陆上贸易尤其发达。通过此路，不仅可以到达亚洲西北部，而且远及欧洲东部。通过海路，隋朝对东亚以及南洋诸国也有着贸易和友好关系，而对日本的关系尤为密切。日本曾多次派使臣来隋通好。隋炀帝在608年也派裴世清回访了日本。在交往中，隋炀帝曾“赐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从此日本人开始服用汉人衣冠。

隋朝文物	扬州大运河

南北大运河

为了掌握江南的财富和加强对南方的控制，隋统治者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北京）南到余杭（杭州）的大运河。其工程可分为四段。

通济渠：605年（大业元年），隋炀帝征调河南、淮北一带一百多万民夫，从西苑（洛阳西面）引谷、洛二水到达黄河，再从板渚（河南荥阳东北）引黄河水入汴水，复自大梁（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达于淮水。

山阳渎：自山阳（江苏淮安）引淮水，经江都至扬子（仪征）入江，这条水道原称邗沟，最早为春秋末吴王夫差所开。578年，隋文帝因要伐陈，下令对这条水道加以疏浚。605年，隋炀帝对山阳渎又进行一番修整、扩大。 江南河：610年（大业六年），从京口引长江水到余杭。

永济渠：608年，征调河北一百多万民夫，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 大运河开通后，贯穿了今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等省，连结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五千多华里，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加强了南北联系，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加强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另外，在大运河开凿之前，还曾于584年（开皇四年）开凿了广通渠，引渭水从大兴城东入黄河，长三百里。渠成以后，“转运通利，关内赖之”。

突厥

突厥族原来游牧于中亚的叶尼塞河上游，后迁徙到高昌的北山（博格多山）。5世纪中叶，柔然征服了突厥，把他们迁徙到金山（阿尔泰山）南麓。6世纪以后，突厥在反抗柔然的斗争中，势力逐渐壮大。552年，突厥人在其首领阿史那土门的率领下大败柔然，土门称伊利可汗，建立突厥汗国。木杆可汗统治时（553年～572年），又不断向东西扩张，使突厥汗国的领土急剧扩大，“东自辽海（辽河）以西，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皆属焉”。（《周书·突厥传》）木杆在于都斤山（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建牙，以统治整个汗国。 突厥和中原长期有着密切的联系，双方经常在塞上进行贸易。但突厥贵族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在北齐、北周时就经常带兵向内地袭扰。北齐和北周的统治者都利用突厥贵族的力量来打击对方，对其骚扰不仅不加抵御，反而争相用财帛贿赂突厥。

隋初，在突厥汗国境内形成了五六个大的割据势力，其中尤以占据西域地区的达头可汗势力最强。当时，突厥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沙钵略可汗，北周曾把千金公主嫁给他。582年，沙钵略打着为北周报仇的旗号，纠集四十万军队大举南下攻隋，在武威、天水、金城（甘肃兰州）、上郡（陕西富县）、延安等地大肆杀掠。隋朝派大军反击，沙钵略大败。从583年起，突厥另一可汗阿波与达头联合起来，占有西域地区，称西突厥，与东面的沙钵略抗衡，这样，突厥就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 东突厥在沙钵略之子都蓝可汗时，曾和隋朝在缘边置市，开展贸易，双方经济交往相当频繁。后来，隋嫁安义公主与都蓝可汗的弟弟突利可汗，都蓝求婚，隋不应允。于是都蓝率兵攻突利，599年（开皇十九年），突利战败降隋，被封为启民可汗。不久，都蓝可汗为部下所杀，启民可汗完全占有突厥故地。此后，双方关系更加亲密。 603年（仁寿三年），西突厥发生内乱，达头可汗西奔青海盆地，不知所终，代之而立者是处罗可汗。隋统治者指使达头可汗之孙袭击处罗可汗。处罗战败，于611年（大业七年）投降隋朝。 
 
 吐谷浑

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居于徒河之青山（辽宁义县境内）。在西晋末年鲜卑大迁徙的时候，吐谷浑部迁徙到今青海地区。它逐渐征服了当地的羌族，建立起吐谷浑国。5世纪中叶，吐谷浑又扩张至今新疆东南部地区，成为西陲的一个强大势力。北周时，吐谷浑主慕容吕夸称可汗，建都于青海湖西四十五里的伏俟城。吐谷浑人民主要过着游牧生活，但已开始有了农业。出产大麦、粟、豆等。其“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职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等。“衣服略同于华夏”。（《北史·吐谷浑传》） 到了隋初，吐谷浑曾袭击隋边境。581年，隋派军在青海打败吐谷浑，其王吕夸逃走，“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在583年（开皇三年），隋再次击败吐谷浑。到609年，隋炀帝派裴矩经营西域，同时派杨雄、宇文述带兵打垮吐谷浑，在其地“设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其王伏允（吕夸子）逃走，直至隋末，才恢复故地。

与台湾的联系

隋时，台湾称流求。607年（大业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到达流求。608年，炀帝又派朱宽到流求去招降，流求不从。610年，隋朝派虎贲郎将陈等率军攻流求。隋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随着陈稜等的军事活动达到台湾。在此之前，大陆商人已常到流求贸易。《隋书·流求国传》记载台湾的风土、气候、物产、习俗、经济组织和生活情况，都相当具体。

从此以后，大陆人民移居台湾的日益增多，大陆和台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中国古代盔甲	隋朝墓志

隋炀帝的腐朽

隋统治集团在取得统一战争胜利之后，其腐朽性逐渐暴露出来。他们利用政治上的特权，占有大量土地，残酷剥削人民。当暴君隋炀帝杨广登基后，便把阶级矛盾推到极端尖锐的境地。 604年（仁寿四年）七月，杨广杀其父文帝，又杀其兄杨勇，登上了帝位，是为隋炀帝。

为了向全国人民和四邻国家显示淫威，隋炀帝经常外出巡游。他即位后的第一年，即605年（大业元年）八月，就坐船去游江都，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阳；第三年北巡榆林，至突厥启民可汗帐；第四年又到五原，出长城，巡行到塞外，609年，他西行到张掖，接见许多西域国家的使者；610年再游江都；611年到614年，隋炀帝三次亲征高丽，三次都遭到失败；615年又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启民可汗子）围困于雁门。解围回来的第二年，第三次游江都，直至618年（大业十四年）被绞死。总计炀帝在位期间居京的时间，不足一年。 隋炀帝时期，大修各种建筑工程，极尽穷奢之能事。如建造显仁宫时，搜罗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又下令各地贡献草木花果、奇禽异兽。在东都西郊修造的西苑，周围二百里，耗资极其巨大。隋炀帝还肆意铺张浪费，如出游江都时所用的龙舟等各色船有几千艘，拉纤船工达九千多，都穿锦彩袍，号称殿脚。每年正月，在洛阳端门外，建国门内，大演百戏，向在洛阳的西域人夸耀。西域人请求到洛阳市内交易时，隋炀帝又令市内大大地排场一番，以至于用彩帛缠在树上，表示豪华。连西域人看了也发问：“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隋炀帝所重用的那些贵族官僚，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蕴等，也都非常贪婪腐朽。地方官吏也普遍贪赃枉法，真是政以贿成，无官不贪。可以说，从暴君到地方官吏的整个统治集团都已奢靡腐朽。

赋役的沉重

隋炀帝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除了租调力役的剥削外，还向人民百般勒索。他不断巡游，因此，官吏都拼命地剥削百姓，一份肥己，一份供献。几年间，许多官僚因此暴富，而广大农民却“逆折十年之租”。

此外，炀帝为侵高丽，命富人出钱买战马，马一匹十万钱；又命关中富人出驴往河源、且末运粮，驴一头价至一万多，中小地主也多半破产。更严重的是无止境的徭役和兵役。从605年到611年，隋炀帝不断地征发农民掘长堑，筑西苑，营建东都，开凿运河，修筑长城，缮治离宫，伐木造船，凿山通道等。每项工程，大的要常年役使一二百万人，较小的也要征发一二十万人。隋炀帝还不断把极繁重的兵役以及和军事相关连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

对高丽的战争

为了扩大个人声威，隋炀帝对高丽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610年，隋炀帝着手进攻高丽的准备工作，造车造船，调集军队，征发物资，成百万的农民也被征发出来从事运输和各种劳役。被征发的农民昼夜不停地劳作，死亡不计其数。

612年正月，隋陆军113万人，分二十四军从涿郡出发，这是进攻高丽的主力。另一支水军由东莱海口出发，以接应陆军。但高丽各地的军民都据险坚守，勇猛地抵抗隋军。隋军士兵也不愿打仗，士气低落，逃散的很多。结果惨败而归，主力大都损失。这以后，隋炀帝继续发动了两次对高丽的战争，也没有达到目的。

沉重的劳役、兵役和赋税给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把人民推到死亡的边缘。人民无法生存，只有起来反抗。

长白山首义　

611年（大业七年）一月，王薄领导农民在长白山（山东章丘）起义。王薄自称“知世郎”，还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农民参加起义队伍。王薄起义带有明显的反徭役、反兵役的件质，所以爆发不久，“避征役者多往归之”。星星之火，迅速演成了燎原之势。黄河下游一带农民很快响应长白山起义。
杨玄感起兵和起义的高涨

农民起义爆发后，隋统治者对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统治者的残酷屠杀，激起了更大的反抗。随着炀帝第二次对高丽发动战争，农民起义进一步发展起来，迅速扩展到各地。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急剧发展。613年六月，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杨玄感于黎阳起兵，隋朝的达官子弟纷纷参加。杨玄感起兵，不仅使隋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裂口，而且反过来促进农民起义更加波澜壮阔。

正在前线的隋炀帝，听到杨玄感起兵的消息，惊惶万状，急忙下令撤退。炀帝回军后，很快就把杨玄感镇压下去，并下令对群众大肆屠杀。614年二月，已经遭受两次失败的隋炀帝，又进行了第三次征伐高丽的征调。这次征调时，“天下已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农民起义的巨浪因之席卷全国。　　

瓦岗军

瓦岗军、河北起义军和江淮起义军 到617年前后，全国形成了三支主要农民起义力量，即瓦岗军、河北起义军和江淮起义军。

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河南一带起义军里最强大的一支。616年，瓦岗军首领翟让接受李密建议，攻破要塞金堤关（河南荥阳东北），打下荥阳诸县。又在荥阳大海寺设下埋伏，围歼了张须陀率领的隋军。 617年（大业十三年），在李密的谋划下，瓦岗军又攻破距东都仅百余里的兴洛仓，开仓济贫，更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洛阳的越王杨侗派2.5万人前来镇压，又被瓦岗军所败，隋军损失过半。由于李密具有领导才能，翟让把瓦岗军的最高领导权让给李密。李密称魏公，建元永平，在兴洛仓附近筑洛口城，作为起义军的根据地。接着，瓦岗军破回洛仓，直逼洛阳城下。瓦岗军迅速发展为一支几十万人的起义大军。

为了镇压起义军，隋炀帝又派王世充率十余万大军，会集东都。瓦岗军与镇守洛阳的隋越王杨侗和王世充多次展开激战，屡败隋军。这时，李密野心膨胀，竟在617年袭杀翟让，给瓦岗军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河北起义

领导河北起义的窦建德，漳南县（山东武城东北）人。611年，窦建德参加了高士达领导的起义军。不久，高土达作战牺牲，窦建德成了这支起义军的领袖。

617年，隋炀帝调涿郡留守薛世雄的三万人南下去打瓦岗军。这时，窦建德刚在乐寿县（河北献县）称长乐王，起义军已扩大到十余万人，薛世雄南下，受到窦建德的阻击，大败而归。

618年，窦建德改国号为夏，称夏王。不久他又把国都从乐寿迁到洺州（河北永年）。在夏国境内，一扫隋政权“长吏多赃污”的弊政，出现了“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的局面。

江淮义军

江淮义军是战斗在东南地区的主力，领导者是杜伏威、辅公祏。

617年初，隋朝派陈稜率兵镇压，起义军乘机反击，大破对手。杜伏威乘胜破高邮（江苏高邮），占历阳（安徽和县），据丹阳（江苏南京），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江淮一带的很多农民军都先后加入了这支起义大军。

隋朝的灭亡

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隋政权土崩瓦解，它所控制的地区只剩下几座孤城。江都（江苏扬州）城的东、西、北三面都被起义势力包围。但隋炀帝仍在城内寻欢作乐，他也预感到末日就要来临，有一天他照着镜子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斩之？”农民战争的致命冲击，使统治集团的核心发生了分裂，领导侍卫部队的司马德戡和贵族宇文化及在618年（武德元年）春发动政变，缢杀了隋炀帝。

隋朝自581年建立，至此灭亡，前后历时37年。

农民战争的失败　

在隋朝灭亡前夕，一些地主官僚纷纷组织武装，也开始反隋。这些力量主要有：罗艺，据涿郡，称幽州总管；梁师都，据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国号梁；刘武周，据马邑（山西朔县）；薛举，据金城（甘肃兰州），称西秦霸王；李轨，据武威，称大凉皇帝；李渊，据关中，国号唐；萧铣，据巴陵（湖南岳阳），称梁帝；沈法兴，据吴兴，称梁王，等等。这些武装尽管也自相混战，但都与农民军为敌。 宇文化及杀隋炀帝以后，带领江都的十多万禁卫军北上，扬言要返回关中。这不仅给瓦岗军造成威胁，对驻守洛阳的杨侗、王世充也不利。杨侗和王世充设下圈套，封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诱使他与宇文化及进行决战。经过童山（河南浚县西南）大战，李密虽重创宇文化及的隋军，但瓦岗军的损失也很重。接着，王世充对瓦岗军发起突袭，李密大败，众叛亲离，最后率残部到关中投降李渊。瓦岗军起义遂宣告失败。 窦建德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宇文化及缢杀隋炀帝，他认为是“大逆不道”。619年，宇文化及被李密打败逃到魏县（河北大名），窦建德为替隋报仇，出兵击杀宇文化及。杨侗被王世充废后，窦建德自称皇帝。620年，李渊集团巩固了关中根据地，开始派兵出关。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率军营救，结果于621年战败被俘牺牲。 621年秋，窦建德的余部再次在河北起义，半年之内尽复夏国故地。但至622年初，又被唐军镇压下去。

隋亡后，江淮起义军势力仍在发展。619年，领导这支农民军的杜伏威，接受了唐朝的官爵。622年，他亲自赴长安，向唐投降。第二年，辅公祏在丹阳称帝，建国号为宋。但辅公祏的斗争仅坚持了七个月，到624年春也被唐朝镇压下去。
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隋末农民战争一举粉碎了残暴腐朽的隋王朝，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扫除了最大的障碍，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隋末农民起义还冲击了整个地主阶级，尤其是对贵族、官僚、门阀士族等特权阶层的打击更为沉重。其中山东士族，因为正处于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带，所以受到的打击格外沉重。 地主阶级的田庄经济在农民风暴的冲击下，也大为削弱。

很多大田庄的命运是“通庄并溃”。这就使农民占有的土地有所增加，同时也使土地兼并的趋势缓和下来。土地占有情况的调整，使农民经济地位有所改善，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在农民战争中，许多奴隶、部曲、佃客、杂户也获得了解放。他们随着身份、地位的上升，所受的剥削也有所减轻。隋以后，比较进步的契约租佃关系、定额租制，也逐渐发展起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随后重新统一全国，并增强了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的交往。隋朝在政治上确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创建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改革律令；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在经济上，一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另一方面则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等措施，以增加政府收入。隋朝还兴修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巩固了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

隋炀帝弑父篡位后，虽一度有所作为，但不久便穷奢极欲，劳民伤财，又好大喜功，对外不断发动战争，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隋朝末年，终于爆发了瓦岗军、河北及江淮等农民大起义，隋朝灭亡。

隋朝年号

隋初，突厥军队十分强大，时常侵扰内地,隋朝被迫修长城，重兵驻守。。(582年5月)突厥汗国动员四十万大军，杀入长城。开皇三年（583年4月），隋军八路大军北伐突厥汗国。不久，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两部内部各派也互相攻战。开皇十九年（599年），东突厥突利可汗战败降隋。大业七年（611年），西突厥处罗可汗亦降隋。从此突厥与隋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吐谷浑位于现在的甘肃，青海之间的一个国家，都伏俟城（青海湖西十五里）。隋初经常入侵。开皇十六年（596年），光化公主嫁于吐谷浑可汗。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派军大败吐谷浑。在其地设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西海（今青海湖西）、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四郡。 
隋炀帝曾于大业三年（607年），派朱宽、何蛮前往流求（现在的台湾）。第二年，再次命朱宽前往。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