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
陶行知（1891.10.18--1946.7.25），安徽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教育 思想家，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编辑摘要| 人物基本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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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陶行知 |
| 别名： | 陶文濬 |
| 家乡： | 浙江绍兴 |
| 性别： | 男 |
| 国籍： | 中国 |
| 出生年月： | 1891年10月18日 |
| 去世年月： | 1946年7月25日 |
| 所处时代： | 近代 |
| 职业： | 教育 教育家 学者 思想家 |
| 成就： | 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 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
| 名言： |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教育是立国之本。 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
| 代表作品： | 《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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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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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1891.10.18--1946.7.25）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安徽歙县人，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教育 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在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自小十分聪敏好学。六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
十五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 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他写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这表明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在提高人民素质和促进国家进步发达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他已基本确立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因为他认识到学市政只能做官，不能救国，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
1917年毕业后，他毅然谢绝校方请他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踏上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神圣之路。他在归国时乘坐的船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今后的抱负，豪迈地说：“我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陶行知1、“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既然生活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那么是生活便是教育，所谓“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生活即教育”的基本含义：第一，“生活即教育”是人类社会原来就有的，自有人类生活产生便有生活教育，生活教育随着人类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第二，“生活即教育”与人类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生活是相应的，生活教育就是在生活中受教育，教育在种种生活中进行。第三，"生活即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与人生共始终的教育。
2、“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命题。陶行知认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就是学校，如果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统治阶级、士大夫为何不承认此，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反对这种特殊的不平等的教育，提出"社会即学校"，以此来推动大众的普及教育。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们主张 ’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 ’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 ’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和“生活即教育”一样，也在于反对传统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相隔离。他认为“学校即社会，就好象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而且这种教育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成了一道高墙"，把学校与社会生活隔开了。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他任意翱翔”，是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学校里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
陶行知教育文集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这些见解在认识论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因而“教学做合一”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从保重中学"就有了区别。但是陶行知所说的“行”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在普及教育实践中依据“即知即传人”的原则，采取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的方法推广实施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小先生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包含了丰富的成人教育思想，不仅可以丰富我国成人教育理论，而且可以拓展当前的成人教育实践。“小先生制”中的成人教育思想。
1.拓展成人教育机会
陶行知认为，成人是扫除文盲的主要对象，是普及教育的主体，小先生要负起普及教育的使命，第一件工作就是要“找学生”，陶行知指出“小先生所要找的学生是不能上学的人或不能常到团本部来工作的人”，因而，小先生要“到传统学校或团本部之外去找他的学生”。这样就打破了过去教育只被少数有钱人占有的观念，从而实现了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和教育机会的最大化；此外，陶行知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如果解决不了女子教育问题，普及教育就无法解决，而女子教育恰恰是普及教育运动中最大的难关，“小先生制”是攻克此难关的最好办法。“小先生脚迹所到的地方，男女教育机会立刻均等。”这种观念与《学会生存》所追求的“实现男女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相一致，符合当今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从上可以看出，“小先生制”不仅注意到学校外的成人教育对象，还注意到妇女教育在成人教育中的重要性，有利于防止成人教育机会失衡，拓展了大众参与成人教育的机会。
2.提高成人教育教师自身素质
陶行知“小先生制”中对提高成人教育教师自身素质，特别是端正教学态度，提高教学能力方面做了详细论述。他在论述“小先生制”时指出，为避免成人学习者的流失，关键是教师要端正教学态度，“不要摆先生架子”。对小先生来讲，成人学员都是自己的长辈，他们的自尊心强，独立意识浓烈，在学习过程中希望得到教师尊重，因而成人教育教师必须把成人学习者当作朋友来看待，要了解其存在的问题，体谅他们的困难，处处显示出愿意帮助他们的诚心和耐心；在提高教学能力方面，陶行知认为“小先生必须用功求学才能教人”，也就是说，教师只有继续不断地学习，才能提高教学能力，担当起继续教育的重任，为此，教师必须不断地虚心求学，要把所教知识弄明白，做到“以教人者教己”。
3.激发成人学习者学习兴趣
成人教育的对象大多是业余学习者，其学习时间分散、学习场所多变，此外还存在着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不仅为成人教学带来很大困难，而且还严重阻碍了成人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激发成人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成为成人教学有效进行的前提，陶行知在指导小先生教学过程中就注意到了此类问题的解决。陶行知认为，“文字是生活的符号，它必须与民众的生活打成一片，才能发生效力”，要激起人们读书的兴趣，需要以课本为依托并联系人们的生活实际，小先生必须善于抓住教育机会，利用活动材料教人，日常生活中写有文字的载体如钞票、发票、收条、门牌号等都可以作为教人的材料；另外，小先生还要学会利用留声机、无线电以及图画书等多种手段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激发人们学习的兴趣。“小先生制”的做法在我国成人教学史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4.灵活把握成人教育教学时间
陶行知批判了传统民众教育在教学时间上的弊端，认为传统民众学校在教学时间上规定得太死板，缺乏弹性和灵活性，往往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时间相冲突，从而使得一般民众学校“开始的时候都是济济一堂”，到最后“只剩了几个人”。而小先生的教学时间可以伸缩，具有极大弹性空间，可以针对不同对象利用任何间隙进行教学，保证了成人学习者的学习时间；此外，陶行知认为小先生施教的时间不可太长，这样既可以保证小先生的学习时间，更重要的可以保证成人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小先生在施教过程中合理把握教学时间的做法，对当前我国成人教学改革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5.推动建立学习化社会
构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学习化社会，是陶行知“小先生制”推行的重要目标。陶行知认为，人要生活就需要受教育，人生延续多久，教育就延续多久，即教育与人生为始终。因此，他批评当时的教育制度只重视学校教育，忽视学校以外的生活教育，并将之称为“短命教育”，他极力主张“寿命教育”即终身教育，而小先生正是“寿命教育”得以实现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小先生制”的推行也有利于终身学习的实现，小先生能使成人学习者接触更多的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成人跟着小孩追求现代知识能变成老少年”，这正是终身学习的真谛所在。小先生在推动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基础上，成为推动建立学习化社会的有利武器，成为联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纽带。陶行知认为“小先生好比是电线，将社会与学校通起电流，又好比是血管，将学校与社会通起血脉”，而且，这一根根流动的电线从“四面八方伸展到社会底层，构成一副生活教育网、文化网”，从而把学校、家庭与社会构成一体，使得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打成一片，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
1.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陶行知发表演说2. 教育是立国之本。
3. 人生办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
4.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5. 与其把学生当天津鸭儿添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锁匙，使他们可以自动去开发文化的金库和宇宙之宝藏。
6.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
7. 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8. 所谓健全人格须包括：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三、强健活泼之体格。四、优美和乐之感情。
9. 手和脑在一块儿干，是创造教育的开始；手脑双全，是创造教育的目的。
10. 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
11. 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
12. 想自立，想进步，就须胆量放大，将试验精神，向那未发明的新理贯射过去；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的发现出来。
13. 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
14. 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15. 破即补。污即洗。劳即谦。乱即理。债即还。病即医。过即改。善即喜。行即思。倦即息。信即复。帐即记。
1917年陶行知在美学成回国后，开始投身教育，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东南大学教育科和教育系主任，南京安徽公学校长等职，并担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开始对"沿袭陈法，仪型他国"的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主张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倡导“教学合一”，提议吸收女子入学，开创了男女同学的新风。
1922年，陶行知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以后又与朱其慧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朱经农合编《平民千字课》，奔走于冀、察、苏、浙、皖、赣、豫、鄂等省，推行平民教育。1925年任《新教育评论》杂志主编。
晓庄师院陶馆1931年春，陶行知从日本秘密返抵上海，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对当时《申报》的革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新山海工学团成立1932年10月1日，在上海宝山大场附近，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山海工学团”正式诞生，以后又创办了“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等，“山海工学团”，首创“小先生制”， 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影响遍及全国及东南亚。 1933年春，陶行知将原作《锄头舞歌》中加上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的新的一段，这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34年主编《生活教育》半月刊。同年7月，他正式宣布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表明他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35年，上海党中央局被破坏后，陶氏作为非党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宣传队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国难日深，为解除国难，救国救民，他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支持组织“新安旅行团”，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唱歌团，推行国难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海工学团被迫停办。
1938年10月，陶行知回到祖国，应聘为国民参政员。同年12月，生活教育社总社在桂林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接着又建立了晓庄研究所，配合全面抗战，开展全面教育。1939年7月25日，为使在抗战中失去父母或家庭的难童能够受到教育，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凤凰山古圣寺，创办了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选拔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为抗战建国培养“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即知即传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学校除设普修课之外，另外设有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组，因材施教，培育人材幼苗。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闻中外，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1940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专程访问了育才学校，给学生留下了"一代胜似一代"的签名题词。
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同学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党委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民主》星期刊，主编《民主教育》杂志。同年8月，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多次接见陶氏。谈判结束后，陶行知代表民盟到机场为毛泽东主席飞返延安送行，并合影留念。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推行民主教育运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迫害，育才学校已难以在四川重庆附近生存。1946年4月，陶行知风尘赴赴来到上海,一方面寻找新的育才学校地址，一方面为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奔走呐喊，他在三个多月内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 。
1946年4月21日，陶行知在育才中学讲演《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24日，在储能中学召开的上海教育界欢迎会上演讲。在大任小学、圣约翰大学、大同中学、沪江大学……到处都留下了陶行知的身影。 6月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北站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陶行知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6月25日，陶行知在国际饭店代表54个人民团体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要求美军立即撤退。 6月29日，陶行知与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致美国人民书》。……
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
与毛泽东在重庆机场夏衍生前曾讲过：《武训传》本是一部正常的电影故事片，却在政治思想、文化艺术领域，乃至全社会搞得是是非非，沸沸扬扬，震动了几十年，影响了几代人。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场“开国第一文化冤案”中，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武训传》剧照武训这种“行乞兴学”的举动，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山东民间有好几起，社会对此看法各不相同。但是，作为特定年代的特定人物，武训的办学精神，还是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赞誉。
1944年夏秋之交，陶行知，在重庆约见著名电影编导孙瑜，提议将武训一生艰苦办义学的事迹搬上银幕。陶行知特别强调了一点：“乞丐的形象虽然不美，但是那颗比金子还宝贵的心灵，应该在全社会熠熠闪光。” 《武训传》正式公映后，各地反响强烈。由于褒贬不一，自然造成争议，甚至连毛泽东都非常关注，专门将该片调进中南海，认真观看了后说，有论战，才有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
1951年六七月间，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从山东回到京城后，判处了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死刑，并因此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连孙瑜、赵丹等亦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
据杜导正、廖盖隆主编的《历史谜案揭秘》记载，江青的插手介入，与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同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恩恩怨怨不无关系。
陶行知及其学生与江青初识于1933年。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启威被捕，从北方初来上海。她以张淑贞之名被介绍到陶行知及其学生主办的晨更工学团。
江青同陶行知的学生徐明清、王洞若的关系非同一般。徐是这个小集体的负责人，浙江临海人，大革命失败后无处容身，慕陶行知开明办学，投考晓庄。1928年她在校先任共青团书记，1930年初继任党支部工作。晓庄被封后，她奉陶行知之命负责晨更，继续坚持地下工作。王洞若是江苏镇江人，在晓庄时受国家主义派思想影响。但学校被封和同学死使他有了转变。王洞若在个人婚姻生活上的苦闷也因个性活跃的江青到来而有所舒解，他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异性伙伴。
待到江青第二次来到上海时，已是1934年夏天。她同俞启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顺遂。俞的入党问题既未解决，经济来源也无保证。在无奈之中，江青再度单独到上海，继续寻求陶行知及其学生的帮助。
这时，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绍到基督教女青年会所办的小沙渡河女工学校担任高级班语文教员，帮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立身之处。不久，又因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关系，江青参加了“教联”。就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据知情者忆称，江青时为帮助黄炎培所办的农学团组织演戏，在兆丰公园约一名叫阿东的同乡青年帮拉胡琴。阿东原在青岛负责地下党电台，后调沪在团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所以江青与他一分手即被捕。江青被捕后，由女青年会出面保释江青出狱。
江青第三次到上海已是1935年春天。据江青后来向美国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经历时所说，是“剧联”写信要她到上海，点名要她主演《娜拉》，但有的人瞧不起她，她发愤钻研剧本，终于一举成名。但她有意略去了许多基本事实。江青（此时起用“蓝苹”的艺名）此番初演成功，既得益于对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素有心得的章泯的执导，也受教于当时在影剧界颇有名望的赵丹和金山（他们分别出演剧中男主角郝尔曼和柯洛克斯齐），更离不开章、赵共同好友唐纳的关照。
唐纳多才多艺，既当演员，又任报刊编辑，在影剧评论方面某种程度上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所以，尽管影剧界中追求江青的颇有人在，她却惟独留意于唐纳，两人马上同居。随后，在唐纳帮助下，江青出演《大雷雨》和《钦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也担任角色。从此，“蓝苹”的剧照频频出现报端刊尾。
1936年4月26日，赵丹、唐纳、顾而已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报端披露后，顿成上海市民酒后饭余谈论的一大艳事。然而蜜月未满，江青和唐纳即发生婚变。江青借口返乡探母，迟迟不归上海。据陶门弟子中知情者的说法，是江青对唐纳颇有不满，认为唐纳有小市民习气，故而怀念旧情，又去寻找俞启威。
而据江青在1937年5月31日出版的《联华画报》第九卷第四期中以《一封公开信》为题解释：“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三对当中我们没有婚书，因为我们明白如果一旦不相爱了，婚书是没有用的。我和他都没有把这种形式放在心里。”当不耐相思之苦的唐纳追到山东，从江青之姐处得知江青已到天津俞启威那里，愤恨失望之极，在给江青和郑君里留下遗书后，即在济南一家旅社服毒自尽。幸而及时发现获救，而那封写于6月26日留给“阿苹”的绝命书被好事者公诸于世。不但上海大小各报刊载，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以《轰动济南之唐自杀事件》加以披载，致使海内轰传。
当陶行知从报上得知唐纳自杀未遂消息后，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写了一首《送给唐纳先生》的诗，劝勉对方：
人生为一大事来，爱情是否山绝顶？如果您爱她，她还爱您，谁也高兴听喜讯。如果您爱她，她不再爱您，那是已经飞去的夜莺。 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现在的时代不同了。我想说给您听，为个人而活，活得不高兴；为个人而死，死得不干净。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才值得我们去拚命。若是为意气拚命，为名利拚命，为恋爱拚命，问我们究有几条命？
尽管诗中对变情者并无苛责之词，但将其比作另找“门庭”的夜莺，劝唐纳不必为之轻生，却是冒犯蓝苹之词。
江青对陶行知反目怀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导火线则是《送给唐纳先生》一诗的入目。陶行知1946年7月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学生曾开展过一场颇有声势的悼念活动。汇编其诗作印成《行知诗歌集》，便是其中组成部分。这部诗集于1947年3月问世，流传颇广。江青可能在这本诗集上得知陶氏把自己称为莺莺燕燕的雅喻，怒不可遏。
同时，1946年12月9日在纽约举行的陶行知纪念会，由杜威博士和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美国诸著名人士分别讲演逝者一生事迹。讲演之后，由游美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喜爱的四首歌曲。这条消息先后刊载于当年12月30日的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当入江青之目。王莹与陶行知有安徽同乡之谊，却与江青有剧坛争角之仇。1936年夏衍发表《赛金花》剧本后，双方为争演此剧主角，形同水火。按照江青的人生原则，仇人的朋友也是自己的仇人。王莹如此颂陶，足使江青旧恨新仇齐涌心头。
华莱士（美国前副总统）：“陶博士并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的。……在美国，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纪念陶行知博士》）
费正清（美国学者）：“……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他在群众教育运动方面非常积极，为工人和贫苦人民办夜校和各种中心。他开展'小先生'运动，让文盲学好后以他们的新知识教育其他文盲，这样连锁下去，对于1927年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来说，这就好像一个政治的炸弹一样。”“在城市里搞群众教育，被视为叛逆而遭禁止，陶行知就到农村进行教育和农村复兴计划。美国的进步教育用的现成的学校制，陶行知发现中国的普通群众只能就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和车间所在地受教育；在哪里聚居，就在哪里学习。在所有美国训练出来的教育者中间，陶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人，使他成为极不寻常的同情于普通人民的需要，而这终于使他比别人更接近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革命》 ）
克伯屈（美国教育家）：“我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在中国的晓庄有一个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计宣传出去，使全世界人知道。” “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克伯屈在晓庄学校的演讲词》）
傅理曼（美国学者）：“陶博士的主义与理想是世界性的，……他的事业对于世界历史中的进步传统具有巨大的贡献。陶博士是我们这个紊乱霸道的世界经过多年所产生的少许文化人物之一。世界上像陶博士一类的人物实在太少了。”（《悼陶行知》）
布莱恩·库朋（美国东南联合大学副校长）：“一代伟人，名扬千古，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一枝奇葩，也是世界教育之林的一面旗帜。”（《给重庆社会大学纪念陶行知诞辰110周年大会的电文》）
斋藤秋男（日本教授）：“我从事研究陶行知三十多年，我体会最深的，一是陶先生人格的伟大，二是陶先生教育思想的卓越。他为大众争民主、争自由，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生活，应该是这样一条道路。我从陶先生身上受到鼓舞，陶行知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也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模范，我们应该学习他。陶行知不仅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1984年纪念陶行知的文章）
甘地（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这篇文章（指陶行知的《大众教育运动》）对我们印度是很有用的。”（《对的评价》）
文幼章（加拿大博士）：“陶博士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使得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愿意贡献出他所能为社会作最大服务，在实际工作上教育他们，鼓舞他们。他是目标明确、行为笃实、生活刻苦自励的活的融合体。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知道中国的真正需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勇敢果决的为大众教育、为民主的组织与实践奋斗终身。”（《悼念我的朋友陶行知博士》）
胡慕罗（越南河内国立音乐学院教授）：“我一直引以为豪，曾经是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的学生。我曾经多次跟朋友讲起，我在育才这段时间的学习与生活，特别是告诉他们，在抗日战争艰苦的时期里，中国民主人士、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育才、培养幼苗的故事，他的为人、道德、品格，甚至名字的意义，……这是我对陶行知的敬仰、爱慕，对老师和同学的感情，念念不忘的恩情。”（《回忆陶行知与育才》）
杨静桐（菲律宾华侨）：“陶先生的死，显然是一种无可补偿的损失，不只是他手创的生活教育社与育才学校的损失；海内外教育界的损失；整个民族国家的损失；尤其是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实现民主、团结、和平战斗阵营中无限巨大的损失。” “他创造了生活教育颠扑不破的理论体系，他反对过去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他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并且反对由上而下的‘训’育制度；他主张跟人民学习，跟小孩学习；他主张教职员、学生、校工一律平等，他更主张中国人民大众要过民主生活。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尤其是对国家民族的正义感与为人民大众谋利，数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精神，是值得每一个有良心的人所敬佩。愿他的精神永远生活在每一个活人的心里。”（《悼陶行知先生》）
《陶行知年谱》《陶行知与晓庄师范》《陶行知教育思想12讲》
《陶行知环行世界录》《陶行知幼儿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生活教育十讲》《爱满天下——陶行知文学传记》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与湘湖师范》
《陶行知诗歌歌曲集》《陶行知教育学说》《陶行知教育学》
《晓庄英烈》《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山海钟声》
陶行知纪念馆展厅分7个时期展示陶行知光辉的一生：出生农村清寒家庭，留美归来后站在五四运动前列；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和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最早注意乡村教育，成为新教育运动的旗手；走遍全国进行抗日教育的宣传；积极投入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