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

姓名：陈诚，字辞修，乳名德馨，别号石叟。
生卒：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
描述：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1947.2)，军事统帅。
籍贯：浙江青田人。

 陈诚系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人，陈诚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应麟，字希文，是位前清秀才；母洪氏，名不详。均是浙江青田县人氏。陈诚从小除了在父亲的督导下识字念书外，还下农田帮助家庭干农活，这使得他对中国的农村问题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同时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和毅力，这对他后来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军事生涯有莫大的帮助。同时也使他成为日后在中国农村实施“二五减租”的第一人。后来在台湾，他更是把中国几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美好幻想变成了现实。

陈诚祖父陈锦云、曾祖父陈贵芬、高曾祖父陈生善，均以耕种为业。父亲陈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维新”后，改习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任教于青田县初级小学，后升任校长。叔父陈一鹏，系前清贡生。母亲洪氏，性甚节俭，勤于家务，生有三男一女，陈诚居长，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她85岁那年，寿终于台北。 

幼年时的陈诚，体弱多病，直到八岁才从堂伯父课读。翌年，进了青田县高市小学。课余常和村里一班少年朋友上山砍柴，赶牛吃草，下地劳动，到江边游泳，体质渐强。他性格倔强，非常调皮，跟人斗殴，从来都不服输。经常背后插着四面令旗，三个跟斗便到台前，村里人说他象个戏台上的武生。因调皮出格，常被父亲痛骂，但却天资聪明，读书成绩优良。距高市三华里许，有一名胜古迹石门洞，高峰插云，飞瀑奔泻，风物绮丽。山上有座“刘文成公祠”，据传是明朝开国元勋刘基(刘伯温)读书的地方。陈诚经常去那里游玩，每听到老人讲述刘伯温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打天下，建立大明朝野史逸事时，即为之神往。他则取了个“石叟”的别名，矢志以刘伯温自勉。

1912年，陈诚小学毕业后，他父亲考虑家庭经济拮据，打算留他在家里经营小本生意，佐理家务，让其弟弟正修考中学。但陈诚却力图以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便自作主张，先在家温习功课一年，然后瞒着父母，以出外做小买卖为名，步行一百多里，来到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他父亲只好改变初衷，让他继续念书。在学校里，他爱好体育，单杠、双杠、木马、足球、哑铃操都会两下子，特别喜欢棍棒，每天早晨都要锻炼一番臂力。在一次全校性运动会上，他翻单杠还得了第一名。

1917年，陈诚在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第二期毕业。刚好，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又是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这个缺。但他父亲严肃拒绝：“那怎么成?我身为一校之主，怎么可以利用职权录用自己的儿子呢?若是这样做，岂非被人抓住谋私利的笑柄吗?”结果没有去成。

正当陈诚为前途无着而苦恼的时候，他父亲的老朋友、同乡杜志远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他即上门拜访，请求父执提携。杜看到这个朋友的后辈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轻，便带往北京。陈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于1919年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肄业。

陈诚于1922年6月在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绍兴的浙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当见习官。不久，补为少尉排长。他看到干了两年还没有晋升，便觉得在浙军中，没有后台，很难有所作为，决计另找出路。

这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在广州大本营组建新军。陈诚从老乡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后很高兴，因在保定军校学习时，与邓演达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即向团部请假，没有批准，便不顾军纪的约束，径白跑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2月，随邓到了广州。

当时，邓演达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陈诚被派为上尉副官，旋任上尉连长，担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次年4月，桂军司令沈鸿英暗中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发动叛乱。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乘便赴医院慰问伤员，对陈诚抚慰有加。此为陈诚第一次认识蒋介石。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即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有一次，他跟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便读起《三民主义》 。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发现他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陈诚抬头一看，是蒋校长，立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又接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挺着胸脯，都一一背了出来。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陈诚的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1925年10月在惠州前线指挥作战的陈诚

3月12日拂晓，陈炯明的林虎部，乘右翼的东征军久战疲惫，大举反攻，与教导第一团激战于棉湖。当时，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之兵力，独挡二万多之敌，情况十分险恶。在指挥所督战的蒋介石看到陈炯明部步步逼近，焦急地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到炮兵阵地，气得冲着陈诚吼道：“娘希匹，你的几门山炮都哑了吗?你这个炮兵连长也不想想办法，把炮架起来打打看！”右臂挂了彩的陈诚，一咬牙上了炮台，亲自将炮瞄向陈炯明的城垛指挥所，连开三炮，发发炮弹都在陈的大本营中开花。全连炮兵看到连长打响了，个个抖擞精神，向敌军开炮，阻止敌军的进攻。在指挥所的蒋介石从观察镜里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赏。

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刚刚步入军界的陈诚，获得了“三炮起家"的美称，觉得日后跟着蒋介石有奔头。正当他洋洋得意之际，突然接到家母的电报：“辞修吾儿，你父病逝，迅速回乡治丧。”当时，他很矛盾，既担心回乡治丧会影响自己的前程；又怕不回去，落个不孝子孙的名声。思前顾后，还是请假回了老家。料理父亲丧事后，因伤未痊愈，没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他作了官，有外遇，看不起土里土气的山里老婆，便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后送医院救治未死。陈诚见家里接连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广东，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只得再回广州炮兵营。

蒋介石和陈诚

9月，国民党政府为统一广东计，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10月14日，在攻克号称天险的惠州城战役中，陈诚眼看先锋队接近城垛时，受敌之侧防火力点阻击，死伤枕藉，便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侧防机枪火力点悉数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立下了战功，获赏银五百元。这时，他更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被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次年春，邓演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严重任教练部主任，陈诚被调任炮兵科长。6月，又升任严重的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后，陈诚率第三团随东路军第二纵队进军江西赣州。不久，第一补充师改番号为第二十一师，第三团也改为第六十三团。他仍任该团上校团长。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师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孟昭月部展开激战。2月中旬，退据杭州。喘息稍定的孟部，复图反攻。陈诚率第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过江，与敌三师之众背水苦战数日，伤亡巨大。后来，他带领一支特务队，在深夜突袭敌之司令部。敌军不知虚实，自相惊扰，仓皇退走。第二十一师乘势追击，克服新登，继入杭州，浙江乃定。

毛泽东飞返延安时，在重庆机场与送行的陈诚（右二）合影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这天，陈诚来到师长严重官邸打听时局，请求方略。严说：“我要解甲归田。你自己拿定主意吧。”他想起自己到黄埔军校以来，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觉得蒋“登龙有术”，政变“必有成功之可能”。当受蒋召见时，即表示说：“要与钧座共进退，坚决拥护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严重不愿随蒋倒行逆施，乃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天，他又前往谒严，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还敢于！”继又含着眼泪说：“师长，你走了，我是没法子干的。”严慰勉他说：“这是一支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下去；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

5月，蒋介石继续“北伐”。陈诚奉命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6月下旬，奉调回师南京。这时，唐生智挥师东下讨蒋。陈诚又率部前往徐州云龙山一线，掩护“北伐”军总退却，受到蒋介石的嘉许。7月，年仅三十岁的陈诚被提升为第二十一师师长。

8月，李宗仁的第七军、何应钦的第一军在龙潭、栖霞一带，与孙传芳的六个师展开激战。第二十一师奉何应钦命令，赶往下蜀迎击孙部。刚好，陈诚胃病发作，只得坐着轿子上前线督战。在龙潭战役后，第二十一师开往苏州整训。这时，有人向何应钦报告，说陈诚坐轿上阵不成体统。副师长孙常钧也拉拢王敬久等黄埔一期同学倒陈。10月，陈诚就被何应钦免去师长职务。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抱病上阵，打了胜仗，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排斥异己，对人发牢骚说：“蒋介石的下野，也是被何应钦联络白崇禧的桂军逼走的。他们对浙籍军人，是要排挤的。”从此，他与何结下了芥蒂。

这时，严重正在南京任军委会军政厅长。陈诚接受同乡的意见，立即去南京找严重。后经严向何应钦代为解释误会，并由严保荐，就任军政厅副厅长，兼任上海办事处主任，旋任代厅长。但他与何应钦合不来，很少去南京，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苏州“养病”

次年3月，复职不久的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总司令部的中将警卫司令，兼炮兵指挥官。下辖警卫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以及宪兵第一、二团；还指挥炮兵第一、二团。其实力比一个军还雄厚。

陈诚从进黄埔军校到参加北伐战争，仅仅四年的时间，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升到中将警卫司令。同时，他与黄埔军校同学建立了紧密联系。第二期炮兵大队学生在他的炮兵连见习，第四期炮兵大队学生与他系师生关系。这就为他在黄埔系中形成一个军事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年8月，第一集团军整编为六个师。蒋介石见五个师长系黄埔教官，只有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是北伐初期投诚过来的，便任命陈诚为该师副师长，以便暗中加以控制。但陈诚闻讯后，大为不满，愤而出走上海。蒋特派随从副官把他找回南京，当面“交底”。经过一番面交，陈诚才于9月上旬到浦口就职。他对师长表面上很恭顺，办事认真，以身作则。还采取措施整顿纪律，严禁嫖赌，并与师部官佐共进早餐，以期改变风气。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第十一师受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指挥。陈诚与罗卓英负责拟定作战计划，协助师长率部分部队经瑞昌、武宁，越过九官山、通山、威宁，进入武汉。他还亲赴汉口的桥口、武昌的南湖督训部队。4月，出敌不意，进兵贺胜桥，将桂系与湘鄂的联络截断，致武汉顿陷孤立。这时，冯玉祥部虎踞中原。第十一师又奉蒋介石命令，于5月开往鄂北的襄、樊等战略要地驻防。不久，师长曹万顺因处事失当，被调任新编第一师师长，陈诚即升任师长。

陈诚一上任就对第十一师进行整顿。他公开提出选拔使用干部的条件是“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忠于蒋介石，服从其命令。他大量罗致黄埔学生，用为中、下级干部，裁汰曹万顺的旧部。随即将曹万顺的部队缩编成四个团，加上自己任警备司令时的两个警卫团，编成两旅六团制。同时，对部队加强整训，提高作战能力。

10月，冯玉祥部东出潼关，进兵洛阳。蒋介石兵分两路迎击。陈诚受第二路总指挥刘峙节制，率领第十一师扼守襄阳、南漳。在襄阳城郊与冯军激战两天，将张维玺部击败。随即，令第三十一旅、第三十二旅分别向草店、均县追击，直到冯军向白河、安康退去。

蒋、冯战争刚一结束，在河南抗击冯军的第五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于12月1日在郑州通电反蒋。陈诚即派副师长罗卓英赶赴湖南，说服何健部旅长王东原按兵不动，以解除蒋介石驻武汉部队的南顾之忧，调兵北上参加讨唐。同时，迅速率领第十一师从鄂北豫南北上，兼程赶到确山以东之刘店一线，协同刘峙部与唐军作战。一天，唐军骑兵袭击第十一师指挥所，他亲率特务营参加战斗。刚好第六十六团自信阳押运弹药赶到，加上第一师丁德隆团增援，才将唐军骑兵击退。在战斗中，陈诚帧知唐军中有三个师的广西部队军心涣散，便派人前往劝降，使其中一个师投诚。唐军溃败后，第十一师追击到临颍，才折回信阳

1930年初，第十一师开赴武汉。2月间，陈诚派部队将驻武昌的曹万顺之残部第六十六团包围，实施武力解散，将军官资遣回籍，士兵则拨补第十一师所管辖各团。

4月，又奉蒋介石命令，收编湖北的徐声钰独立第十三旅，将第十一师由原来的两旅六团扩充为三旅九团制的甲种师，实力大为增强。

这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陈诚的第十一师属刘峙的第二军团战斗序列。9日，蒋介石令全线发起攻击后，他率部攻占马牧集，连克宁陵、睢县。继而西进，攻击兰封、杞县之间的杨固集、柿园集。这时，几经进攻兰封、杞县的蒋介石部队，遭到晋军依托坚固工事的抗击，伤亡很大。陈诚便自告奋勇，采用中间突破战术，企图在杨固集打开缺口，再向两翼卷击。但猛攻两天，迄未得手。随后，他又协同蒋鼎文、赵观涛师向左翼推进，却遭到孙良诚、吉鸿昌等部从杞县方面的阻击，连攻数日，也无进展。后又从杞县以南迂回，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也遭到庞炳勋、梁冠英等部的抵抗，在魏寨、陈庄一带展开了争夺战。6月24日，第六十一团阵地被梁冠英部夜袭失守。次日，陈诚即令旅长李默庵督第六十一、六十二团反攻，激战终日，伤亡很大未能攻下。李默庵肾囊中弹，对陈诚说：“陈庄失守，应由刘团长负责”。团长刘天铎是刘峙之侄，陈诚置各方面说情不理，经报请蒋介石同意，立即执行枪决。

6月底，蒋介石发现冯军“诱敌深入”的企图，急令刘峙将部队撤回睢县、河堤岭一线。7月土日，陈诚奉蒋介石命令，率第十一师开往津浦线，参加对晋军作战。这时，晋军张荫梧、傅作义两路军，从平津南下，围攻曲阜，企图直抵徐州。他带领全师部队，每天以一百二十华里的速度，赶到兖州，直趋曲阜，与守城部队内外夹击，将晋军的李生达第四军击溃，解了曲阜之围。7月底，总攻开始后，他又率部相继击溃晋军丰玉玺部，进占宫里、楼德镇；击溃李生达军，进占莲花峪、华丰、磁窑，激战傅作义部，攻占界首，白马寺。随即，沿铁路线，经万德、张夏、崮山、党家庄，向济南追击。8月15日，在蒋光鼐、蔡廷锴之第六十一师、第六十师之后进入济南。

克复济南后，津浦线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犒赏各军。第十一师领到奖金二万元，陈诚晋升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时年三十四岁，人以“童子军”相称。

8月下旬。蒋、冯、阎在郑州展开决战。郑州是中原之心脏，为兵家必争之地。蒋介石集中主力加紧攻击。陈诚与夏斗寅师，奉蒋之命，编为一个纵队，担任前锋穿插任务。9月6日，总攻开始。他和夏斗寅带领部队，以郑州为目标，运用锥形战术，从西华、鄢陵和临颍、许昌的中间地区向北挺进，大胆实施钻袭。夏师到五女店受阻。陈诚在占领石象镇后，以一部夜袭和尚桥，钻进到董家店，前后纵深七十里。吉鸿昌等部向蒋投诚后，陈诚部继续钻进到洧川附近，将冯军郑州的外围阵地分割得支离破碎。蒋介石即命各部急速攻击前进。

这时，忽然传来郑州密报：“敌将全线撤退”。时新郑仍在敌手，人皆以为不可轻信。而陈诚研判当面敌情，认为非虚，便超越新郑，督师兼程猛进。为了抢先占领郑州，向蒋介石报捷，他事先拟好电报稿，并派附员石心志随肖乾前卫团跟进。10月6日，肖团在二里岗击溃冯军的掩护部队后，便跑步由郑州南门入城。这时，已近黄昏，石心志看到占领郑州已成定局，便飞驰回到师部。陈诚立即填上时间发出告捷电报。当日黄昏，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的便衣队也搜索到郑州东站，但没有进城。

蒋介石收到第十一师先占领郑州的电报大悦，说：“子牧集开战胜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当即发给奖金二十万元。陈诚为了表示“不称功，不贪财”，给蒋回报说：“职师得以首先占领郑州，上赖钧座指挥有方，下靠官兵用命和友军协助之力，赏金不敢独受，拟分半数给四十六师。”他将所得十万元，发给每个官兵二元，约用去四万元，其余收作公积金。后来创办了“十八军南通残废军人工厂”和“吉安农场”，以收容残废军人和老弱士兵。这样，既拉了上官云相一把，又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这年11月，陈诚以观操武官身份，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观看军事演习。还参观了军事学校，访问了侨界，使政治身价大为提高。

1931年初，陈诚将教导第三师改编为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了陈诚军事集团的基础。不久，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

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一、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7月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陈诚受任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带领第十八军从湖北开到江西抚州前线。当时，红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薄弱，乘胜追击”的作战方针，与国民党部队展开“盘旋式"运动战。他指挥第十八军在南城、黎川、广昌、永丰、吉水、宁都、兴国等地，来回奔驰了两个多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的踪迹，搞得精疲力竭，“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9月初，撤到吉安。

在这期间，陈诚以种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收编杂牌部队，进一步扩充实力。9月，他奉命接过被红军打垮了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自兼师长，升任周至柔为第十四师师长。不久，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郭华宗离开，任刘绍先为师长，归第十八军建制。后来，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将川军张英的第五十九师包围于永丰，除李弥团逃往抚州外，其余全部缴械。经过两年多时间，第十八军就扩充到五个师，二十九个团。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迄未实现，而共产党，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深得农民的拥护。因此，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

这个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以第五军军长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四军军长吴奇伟指挥的箅二纵队、第八军军长赵观祷指挥的第三纵队，为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突击力量，采取“齐头并进，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尔后进击广昌。当时，红一方面军奉命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县城，以击破第四次“围剿”。陈诚获悉这一情报后，令南丰守军第八师据城冈守，同时急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但红军已采取退却步骤，撤围南丰。陈诚的第二、第三纵队被红军的一部吸引到黎川方向。2月26日，第一纵队为配合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二师、第五十九师，取道永丰、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并进，将整个右侧翼暴露在红军面前。第二天，其第五十二师行抵黄陂、蛟湖附近时，突然受到红军拦腰攻击，被截成数段。经过两天激战，全被歼灭，师长李明负伤被俘。第五十二师被歼灭的第二天，第五十九师东进至霍源附近与红军接触。师长陈明骥受陈诚指令率部亡命冲击，结果全师大部被歼，师长亦作了红军的俘虏。

3月中旬，陈诚改变部署，将六个师编成两个纵队，分前后两个梯队，由宜黄经东陂、甘竹向广昌进发，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红一方面军以小部兵力在广昌西北担任阻击，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右侧的洛口、东韶、南团，小布地区待机。3月20日黄昏，陈诚的后续梯队第十一师进至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队相距近百里。这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但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21日拂晓，就被红军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伤亡过半，剩下不到三千人。至此，第四次“围剿”即被打破。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薛岳与陈城（左）

陈诚回南昌，好几天不去谒蒋，蒋介石也不便召陈。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揣摩蒋意，前方指挥非陈莫属。于是，便去与谭祥商量，请她邀请陈诚外出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龄。这天晚上，陈诚携同谭祥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见，笑着与陈握手，说：“这个，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很感激，说道：“我没为你争光。”这时，蒋介石向陈诚出示熊式辉的密件。陈诚一看怒火中烧，说：“委座如不需要十八军，请干脆撤销此番号，何必改成三师八团?否则，悉凭钧裁。"蒋却对他说：“予以改编为两军八师”。他听说十八军的实力反比惨败前大长，才转怒为喜，与蒋谈起第五次“围剿”红军计划。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说：“辞修，这回你要重整旗鼓，整编好十八军，再由你出任总指挥。”

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估计到当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抽调在江西的国民党部队团长以下军官受训两个星期，以加强思想教育，鼓舞士气，并抽调部分副师长、旅长担任营长。陈诚一上庐山就立即表示，要以“决死的精神”，痛改错误，克服堕落，从颓丧中振奋起来，为蒋介石效力。他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在《军队政训工作之检视》训话中指出：“我们认识领袖，信仰领袖，并不想利用领袖。”他把蒋介石比作“一块宝石”，说：“大家都是爱护宝石的，可是爱护宝石的出发点各人有不同，珠宝商想把它做成装饰品去赚钱，强盗想把它抢去变卖发财，只有正人君子，才能以晶莹坚润的宝石之种种德性为法而涵养其高贵的人格，完成其事业。”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在讲演中，还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他说：虽然有许多的同志、朋友来信指责，也只好求近舍远，先打了红军再说。同时，多方罗致文人，特别是国外留学生，以充实政治方面的班底。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受训人员达七千五百九十八人。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辖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将第三路军总部和第十八军军部移驻南城。在“围剿”中，他恪守“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的指挥原则。并把新定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作战方略，简括成“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四句话，以便官兵易懂易记。同时，先后在中央苏区周围筑起碉堡二千九百多座，配合乡村所实行的保甲制度，构成对苏区的严密封锁。

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步步逼进时，“福建事件”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督师向第十九路军进攻，可是顾虑重重，害怕红军支援第十九路军。过了数日，获悉红军不与十九路军合作，才放下沉重的“包袱”。他对蒋说：“这下子不怕了，十九路军是号称五个军，实则每军不过六个团，总计三十个团，即使能战，其力亦甚有限，故闽变不足虑。我们还耍乘势反攻红军，把他们赶出江西。”

黎川为闽赣两省之交通孔道，握赣之东北与东南、及闽西北之枢纽，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北出金溪、资溪，以窥抚州，是红军控制三年之久的战略要地。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之红三军团。12月，令薛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1934年初，又命第十八军修筑硝石到黎川的公路。1月下旬，将总部移驻黎川。随即，赴东山指挥各部相继攻占德胜关、狮子岭、横村、樟村，以及闽赣交界的朝天隘、茶花隘、寨头等武夷山岭线。

3月问，陈诚调集三十三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二十七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这时，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前方军事由罗卓英代理。这个训练团从7月初开始，每期四周。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队外，均抽调少校以上军官轮流受训，以军长、总指挥担任营长，师长担任连长，副师长、旅长担任连附、排长。先后办了三期，于9月底结束。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总部，立即召集师长商谈当前形势。他在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时说：“困处于赣南狭小地区的红军，似有向南或向西突围模样。希望大家最后努力，以竟全功。”不久，他抵宁都，得知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便保荐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吴奇伟、周浑元等三个军，及万耀煌的第十三师追击。自任驻赣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的处长。他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整理处干部。19日，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4月底，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陈诚根据当时国民党陆军部队的状况，拟定了整理方案。他认为当时的军情极其复杂。以派别言，有所谓中央军、地方军，地方军又有东北军、晋军、旧宜军、国民军、川军、滇军等，“实于国军统一团结有甚大之影响”。再以编制言，每师有三、四团者，有五、六团者，有多至九团者，战斗实力既各有不同，指挥运用亦困难殊多。再言教育，地方军队多系各自为政，很少有中心思想，故教育无重点，训练欠切实，以之内哄则有余，以之御侮则不足。至于经理，则有“实费经理”和“委任经理”两种。委任经理，即包办性质，不敷之数，就地筹措，收支情形也多不公开，流弊百出，纪律荡然。论人事各存门户之见，论作战则多怀保存实力之心。

陈诚基于对陆军这种现状的分析，在方案中专门阐述了整理的意义。指出：“最近调查，除新疆、外蒙、西藏、西康外，计有陆军一百八十个师，又九十四个旅，四十余个独立团，军官约在二十万左右；军费约耗国家财政总支出百分之七十以上。且此数仅指在中央所辖部队可统计者而言，其他直接取之地方人民者，更不知凡几。溯自袁世凯滥政以来，养成割据称雄，私兵自卫，不顾国家民族之痼习。因之虽有此庞大之陆军，而不能扫除革命之障碍。且年来战乱频仍，中央无整军之暇，各人存自满之心。军事学术既日益落后，战争工具尤异常窳劣，方之列强，几隔一世纪。揆诸优胜劣安之铁证，则革命前途，不卜可知。”

在这之前，陈诚就曾拟了《整理军事意见》、《国防陆军整理方案》、《陆军整理意见书之补充》、《整理炮兵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整理原则。如，依国防之目的，由中央确定编制，全国现有之陆军，以不妨绥靖任务，秉至公至诚之办法，分期抽选官兵，编成国防军；选取之各级军官，均混合编成，以消灭派别系统之弊，选取之士兵，分别籍贯，按照管区配置，以为实施征兵制之准备，国防军薪饷后之大部，就选取官兵原属部队之薪饷后拨充之，以减轻政府负担；所选干部，于未编国防军以前应集中训练，以收精神团结，教育统一之效，等等. 整军方案颁布后，陈诚即分别派员到各部队去，督饬军、师长依照所定编制实施整编。同时，成立军官教育团，收容编余军官，训练干部。

这年秋，蒋介石为统一川军的政治思想，在峨眉山举办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刘湘为副团长，由陈诚主持其事。他以各军长任大队长，师长任中队长，旅长任区队长，先后办了三期，每期学员约千人，训练时间为三个星期。主要轮训军队少校以上，文职县长和中学校长以上人员。在训练中，集中灌输“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和“先安内，后攘外”的思想，以期打破四川军阀的割据观念。

11月，武昌行营撤销，城防整理委员会隶属陆军整理处。陈诚兼任该会主任委员，着手对武汉城防进行整理。他针对当时各种不平等条约关系，敌海军深入长江上游，汉口租界敌之潜伏势力，确定城防方针，即：侧重江防，对敌租界作歼灭之处置。并判断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得以侵入的方面，配置陆防，使之与江防协力，以确保武汉的安全。根据这；方针，以武汉为中心，东起北白浒山，东南经九峰山，南经花山、八分山，西南经金刚山、天官山、大军山及黄陵矶附近的朱山，西经蔡甸附近之马鞍山、大黄山，西北经吴家山、丰荷山，北经横店附近吴家陡山，东北经阳逻附近的半边山、查家山等处，设计一环形要塞，圆周约一百公里，核心半径平均一万五千米。并于本防线前后，选掸于战术上有重要价值之地点，施以同等工事，以便形成阻止堡或支撑堡，增强要塞抵抗能力的弹性。但是，正在实施细部侦察及阵地编成之际，城防委员会改为城防组，城防的策略和部署也随之进行了修订和调整。

1936年2月，红军第一、第五军团于陕北晋、陕交界处，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华北前线抗日。阎锡山告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任晋、绥、陕、甘四省边区总指挥，率关麟征、李仙洲等部约十师之众赴晋增援。红军回师陕北后，陈诚又被调回南方。这时，各受编部队均已整编结束，经历一年的陆军整理工作暂告一段落。

这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以抗日为名，联合反蒋。陈诚受任第一路总司令，急调第十八军经江西入粤。他一面进兵高要；一面亲自入桂拉拢白崇禧。“两广事件”解决后，蒋介石在广州设行营，陈诚任副主任，处理善后事宜。“八?一三事件”发生后，陈诚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淞沪抗战。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陈诚的部下曾向他建议：全国人民希望抗日，以挽救危亡，而委员长不俯顺舆情，偏要“剿共”，不但人心背向，而且军心士气也难维系。陈诚便去洛阳见蒋介石，陈述这一意见。蒋介石为敷衍舆论责难，接纳了他的意见后，先派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开赴绥远，并准备续派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去协助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进剿李守信的伪军，打击日寇的企图，以搪塞各方的抨击。陈诚奉命赴太原与阎锡山接洽兵站补给和晋军出兵问题。当他返陕向蒋汇报时，“西安事变”发生，也被扣留于西安招待所。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可是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当即，蒋介石给他嘱以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

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敌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9月21日，军委会调整第三战区指挥系统。陈诚率第十五、第十九两集团军组成左翼作战军。第二天，日军为确保其侧背安全，在战车、火炮掩护下，向浏罗公路猛扑。中国守军奋力抵抗，死伤惨重。陈诚即向蒋介石陈述不能再打的原因。他说，如无生力军加入，即应转移阵地，调整部队，继续抗战。10月1日，经蒋同意，左翼作战军继向蕴藻滨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一七一师、一七三师、一七四师和一七六师，正陆续向上海输送。于是，陈诚对这次作战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是以第五路军由蕴藻滨北岸，同时以两个师由蕴藻滨南岸，各以一部由南岸及罗嘉公路以北取攻势，对敌实行歼灭战。第二是以第五路军据守蕴藻滨南岸，以第十六军和第六十六军之一部，再另抽调几个师，由蕴藻滨北岸突击，将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包围歼灭。第三是暂取守势，待第五路军集中后，再相机出击。经统帅部决定采用第三条。但因情况所迫，乃决定乘敌攻击疲惫之机，突予猛击，以求击破渡过蕴藻滨南岸之敌?10月25日晚，开始总攻。经过三日激战，被迫溃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当时，这一线只剩第六十三师的两个营一个连守备，兵力极为单薄。他当即进行应急处置，以第二十六师进占松江，第六十一师占领闵行，令六十七师速渡松江向金山县前进，以警戒黄浦江之左岸。同时，令第七十九师在嘉兴下车，用汽车输送至平湖、新埭镇线上占领阵地，第六十三师由乍浦方面，第六十二师由南桥方面，向登陆之敌夹击。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

12月5日，日华中派遣军分三路迫近南京。在这之前，陈诚被蒋介石召至南京，商讨守南京问题。他问：“是否叫我守?”蒋回答不是。他又说：“如不叫我守，则我不主张守南京。”后经陈诚、何应钦、德国顾问等研究，提出不能坚守的原因后，蒋介石逐决定不守，命陈诚即赴皖南部署。后来，蒋介石幻想“九国公约”签字国出面干涉日本对华侵略，部队刚开始撤退时，又做出“以主力守南京，以一部退皖南”的处置，复令部队返回原阵地坚守，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结果造成战斗秩序混乱，敌人乘胜追击。12日，南京失陷（参见南京保卫战）。

1938年2月，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以“沪战的经过与教训”为题，总结了“政略影响战略”、“政治影响军事”、“初期攻势不能成功”、“退却时机与行动失当”等十四个方面的教训。他说，孙子谓：“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然就“沪战经过”观之，则所谓准备也者、计划也者，似仍有须待吾人检讨之处。但他认为，淞沪一隅已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还奉命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蒋介石的替身”、“第二号人物”。

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之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陈诚认为徐州弃守后，武汉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户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参见武汉会战)。

还在整理陆军期间，陈诚鉴于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对武汉城防设计曾作了两次调整。其防务要点是：第一，对敌潜在的势力，预作歼灭之处置。第二，对长江上下游侵入武汉之敌舰，则巩固江防，以歼灭之。第三，对将来武汉会战，使中国军队得依武汉要塞为轴，在武汉附近歼灭敌人。因此，对武汉城防附近之要塞筑城，概又分为“江防”、“陆防”之二部。他根据蒋介石“选择要点，构筑必要工事”之手令，先构筑为阵地骨干的永久性工事，其他只准备材料，俟作战部队临时构筑。

这次的城防设计与前期差不多，主要在西、南两方向，伸展到新沟和土地堂、贺胜桥，构筑坚固工事，以形成武汉之前进阵地。在武汉周围之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性工事为骨干，增筑野战工事及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极大纵深之防御阵地。1月26日，陈诚在武昌本部召集各军师参谋、工兵人员及各有关单位，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并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2月22日，颁布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限期完成。

与此同时，陈诚以“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组织，分工合作”为原则，进行人员、物资、自卫及参战动员。其动员工作主要分为五类：一类是兵员之补充，即人员之动员；二类是物资之补充，包括军实饷粮，及一般经济上之动员与生产，三类是民众自卫，即地方之治安与后方之巩固，四类是军事．配合，即运输、侦探及救护队之动员，五类是破坏敌人后方，铲除伪组织与肃清汉奸，即战区民众之动员。并实行“统制物质”、“统制交通”、“加紧军队政训”等措施。

6月，在长江南岸的第三、第五战区间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当时，日军以九个师团三个旅团和海空军各一部，约三十万人，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企图南北合围武汉。中国军队以约一百万人的总兵力，组织四个作战兵团，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进行防御。陈诚指挥武汉以东的江南防务。作战初期，他接到蒋介石的指示：“日军企图消灭中国军主力，结束战局。中国军必须力求战而不决。”“只以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保卫武汉的消耗作战，保留百分之四十兵力作今后持久战的基础。”他根据蒋的作战思想，以薛岳的第一兵团防守南浔铁路、鄱阳湖西岸一线，阻敌南犯，张发奎的第二兵团，防守德安、星子、九江至田家镇的长江南岸；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地，实施节节抵抗。

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五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南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予敌第一○六师团重创。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瑞昌失守后，陈诚又令第三十一集团军和第三十二集团军，阻击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进攻的该路日军，双方激战二十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该路日军再占富池口时，第二兵团续凋第六、第五十三、第七十五、第九十八军驰援，先双方相持于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后日军一部苦战月余，于10月5日占领箬溪，续陷辛潭铺，迫近粤汉铁路重镇威宁。这时，左路日军第一○一师团、第一○六师团沿南浔铁路会攻江西德安。薛岳第一兵团第九、第二十集团军在德安北部马回岭地区层层设防，给敌人以有力打击。10月上旬，第一兵团再调第四、第三十二、第六十六军在德安西北万家岭一带组织包围反击，歼敌四个联队。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他向蒋介石报告说：“以兼职过多，不仅招致物议，抑且有误事公。请就可能，畀以专职，或可无大遗误。”当即受蒋面谕：“以办理政治部事宜为主，鄂省主席则令严立三兼代。”但实际上，仍不时奉派赴湘、粤、桂等地指挥战事。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次年1月，在桂南邕宁、邕钦和邕江南岸遭受打击的各路日军，集结约三个师团向昆仑关实施包围。陈诚又奉命由韶关转到迂江。正值主持该方面战事的行营主任白崇禧、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等三十人，研究却敌与保守昆仑关之军事部署，请陈诚作结论。他看到大多数人均只注意昆仑关正面，而忽略左右两侧，危险性很大，但没有说出来，按多数人的意见遂成定条。2月，当日军迫近昆仑关时，因左翼方面兵力薄弱，宾阳、思陇遂被敌近卫第一旅团相继攻占。而昆仑关正面的部队苦战六日之久，给敌重创，被敌广播誉为劲敌。这时，白崇禧又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了他才陈述自己的意见，令速调整部署，并占领左侧要点，以免被敌包围。刚好后续部队赶到，乃以有力一部拒敌前进，主力则从贵宾路方面侧击敌人，连克甘棠、古辣、永淳，威胁敌之后方。敌见态势不利，仓皇窜逃。

在这期间，陈诚还先后参与指挥粤北、宜昌等战役。宜昌失守后，张治中对陈诚说：“你太老实，这是任何人都不愿意去的。”当他向蒋介石自请处分时，蒋说：“因为没有办法才叫你去。”这年7月，统帅部以长江为中心，从第五、第九战区各划一部，建立第六战区。陈诚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节恩施，坐镇陪都之门户。

第六战区的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湖北、湘西、川东等地。边区地带山岳连绵，形势绝险，进则可反攻宜昌沙市，光复武汉；守则可以拱卫重庆。因此，蒋介石提出“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的口号。陈诚秉蒋之意旨，致力于“军”、“政”两途协调并进，“在政治方面以建立三民主义新湖北自期，在军事方面以拱卫首都自负”。

1948 年5 月，陈诚因东北战场失利，被蒋介石免去参谋总长和东北行营主任本兼各职。此后，他便在上海、台北等地养病。同12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重新起用陈诚，任命他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台湾警备总司令。这是蒋“引退”前在人事上的一个重要部署，认为“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陈诚在台湾生活17年。在这段军政历程中，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同时，他也为台湾岛的经济起飞，做了大量工作。

从1949 年3月起，陈诚在台湾推行新的施政方针：在政治方面，推行地方自治，健全组织，提高行政效率，确立人事制度，施行"土地改革"政策；在经济方面，增加生产，改革币制，整顿税收，管制外汇，稳定物价，施行三七五减租；在文化方面，奠定实施计划教育的基础，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化”。陈诚采取的这些措施，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颇受岛内人士的支持与赞誉，被老百姓呼为“陈诚伯伯”。

“副总统”陈诚

1917年，陈诚时年20岁，经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媒介，便和吴的妹妹吴舜莲结婚。翌年，带着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仅一个月就毕了业。随后暂居杭州，准备另图深造。

1931年12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陈诚与谭祥在上海结婚。谭祥是谭延闿的三女，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中原大战结束那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见满口答应：“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虽说陈诚个子不过一米六，其貌不扬，一张略长方形的书生白脸，稀疏的头发往后平梳着，但也清秀。特别是那严肃的仪表，也博得谭祥的好感。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便与谭祥商量子12月去上海结婚。但谭祥因陈诚与吴舜莲的离婚手续未办而提出迟行。于是，陈诚将第十八军军部军需主任吴子奇，从南昌传到南京，代替其妹妹吴舜莲写了一张离婚书，送给谭祥。后来，经友人调解，吴氏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生不能同食，死后必同穴。”陈诚接受。他与谭祥结婚后，感情很好，赴前线作战，每日都要与谭祥通—次电话。

1898年(光绪二十三年) 1岁
1月4日(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十二日)，陈诚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镇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父应麟，字希文，系前清秀才；母洪氏。
1907年（光绪三十二年）10岁
入高市小学读书。
1911年（宣统三年） 14岁
在高市小学毕业。毕业后在家补习了一年功课。
1913年，16岁
2月，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校址在丽水）本科第二班。
1917年 17岁
12月，毕业于浙江第十一师范学校。
1918年，21岁
夏，考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
1919年，22岁
冬，体专毕业，复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
1920年，23岁
7月，直皖战争爆发，军校停办，陈诚即赴广东投入粤军第一师三团。9月，加入国民党。
1921年，24岁
保定军官学校复课，回校继续学习。
1922年，25岁
2月，赴广东，任建国粤军第一师中尉副官。
4月，升任上尉连长，参与西江、北江战役，讨冯宝初于肇庆，胸部中弹负伤。
9月，伤愈，升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
年底，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成立炮兵连，陈任连长。
1924年，27岁
黄埔军官学校成立。
9月，同团长邓演达一起调往黄埔军校，任军校炮兵教官，又任校长办公厅上尉特别官佐。
1925年，28岁
1月，改任军校校军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不久即随部参加东征。
3月，在东征棉第之役中，陈发炮准确，克敌制胜。
5月，陈希文病逝，回青田田奔丧。
10月，二次东征，炮毁惠州城，阵前立功，战后升为炮兵第二营少校营长。
1926年，29岁
1月，任黄埔军校特科大队长。
6月，任国民党革命军第一补充师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
7月，誓师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
12月，第一补充师改编为廿一师，任该师六十三团上校团长。
1927年，30岁
2月，与孙传芳军战于浙江游埠，夜袭孙军司令部于桐庐之浪石埠，敌惊惶后撤。乘胜克复杭州。
3月，克复苏州、常熟。
4月，升任第廿一师少将师长，兼第六十三团团长。
6月，升为第廿一师师长。
8月，参加龙潭战役，和桂军一起击败孙传芳部的反攻；其后，辞去廿一师师长职务。
10月，调任第三师师长，但未就职；就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兼驻沪办事处主任。
12月，升任军政厅代厅长。
1928年，31岁
3月，再兼军事委员会军事教育处处长。
4月，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兼炮兵集团指挥官。
7月，任第十一师副师长。
10月，兼代第十一师第三十一旅旅长。
1929年，32岁
6月，任第十一师中将师长。
10月，兼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参与蒋、冯中原大战。
12月，由湖北率部赴确山。
1930年，33岁
1月，破唐生智军于确山。
3月，兼蚌埠戒严司令。
5月，收复马牧集。克复归德；进逼宁陵，劝降刘茂恩。
7月，移师援曲阜，与城内守军夹击傅作义军，曲阜解围。
11月，奉派与钱大钧等赴日本参观秋操，任观操武官。
12月，返国，任十八军军长。
1931年，34岁
1月，兼任第十四师师长。
6月，入赣“剿共”，任追击军第二路总指挥。
9月，兼任吉安警备司令。
10月，又兼任第五十二师师长。
1932年，35岁
1月1日，与谭延闿之三女谭祥（曼意）结婚。
3月，率部增援被红三军团所围困之赣州，解赣州围。
12月，任抚河方面“进剿”军前敌总指挥。
1933年，36岁
2月，转任赣粤闽边区“剿共”军中路军总指挥，成为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围剿”的主力。
7月，任北路军“剿共”军第三路总指挥兼第六纵队指挥官。
11月，作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共”军第三路总指挥。
1934年，37岁
3月，任北路“剿共”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总指挥。
5月，率部攻占苏区门户广昌。不久即任庐山军官训练团主任，后改为任副团长，负责训练全国军官。
9月，庐山训练团结束，返回广昌总部。
12月，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
1935年，38岁
3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
4月，升陆军中将。同月，任庐山暑期训练团筹备主任。
5月，兼任陆军整理处军官教育团团长。
8月，任峨嵋训练团教育长兼办公室主任，训练川、滇、黔三省之军政教育各界干部。
10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辕参谋长。
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36年，39岁
1月，宜昌行辕与陆军整理处合并为委员长行辕，任参谋长。
3月，调任“剿共”军第一路总指挥国，赴山西协助阎锡山“剿共”。
6月，任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两广事变”发生后，奉命南下，占领衡阳。
9月，加陆军上将衔。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兼广州分校主任。旋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长职务，办理“两广事变”善后事宜。
11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辕副主任兼参谋长。
12月，任军政部常务次长，负责陆军整理事务；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扣于西安，陈诚亦被扣留。
1937年，40岁
1月，蒋介石为迫杨虎城就范，下令组织讨伐军。任陈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坐镇潼关。
3月，赴丽水省亲。
4月，协助蒋介石创办暑期庐山军官训练团，任筹备主任。
6月，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调训全国党军政教人员7000多名。
7月，“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8月，“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奉命往上海视察防务，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参加淞沪作战。
9月，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
11月，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即升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8年，41岁
1月11日，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积极训练部队，构筑武汉城防，保卫大武汉。
2月1日，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3月，兼任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
4月，兼任航空委员会委员。
5月，兼任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一团副团长。
6月14日，奉派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
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陈兼任书记长，下旬在武汉大会战中，阻击江南之敌。
1939年，42岁
2月，兼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
3月，兼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军事训练处处长。
5月，升为陆军二级上将。
8月，兼中央训练团特别党部特派员。
9月，日军进犯长沙，入湘协助薛缶部署反攻。
10月，为防日军进攻湘西，国民政府决定再设第六战区，陈兼任司令长官。
1940年，43岁
1月，奉命抵桂，参与桂南会战。
6月，日军由襄阳直趋宜昌，临危受命为右翼兵团总司令。部署御敌。初旬，宜昌沦陷。其后舆论对陈诚颇多责难，冠之以“三昌将军”。
9月1日，在解除一切兼职后抵恩施，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并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重新部署军事，并着手制订《新湖北建设大纲》，以“建设三民主义之新湖北”；于是办理土地陈报，扶植地方自治，实行计划教育，严禁烟毒，惩办土劣，推行“战时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征购实物和、物物交换、凭证分配等，均次第举行。并设立购粮委员会等机构，“移湘北之粟，以救鄂西之灾”。
1941年，44岁
4月，兼军事委员会党政委员会第六战区分会主任委员。同月，颁布《湖北减租实施办法》，分区实施“二五减租”。
7月，《新湖北建设大纲》正式制订，开始实行。
9月，到秭归部署反攻宜昌，策应第二次湘北会战。
1942年，45岁
2月，实施军需独立，扫除侵吞积弊。
1943年，46岁
2月，远征滇缅，兼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3月，离恩施抵昆明，协同盟军，充实武器，调整部署，训练部队。5月，日寇大举进犯鄂西，奉命从云南赶回恩施，指挥六战区所部阻击，于后牌要塞处大破敌军，取得鄂西会战胜利，粉碎日军进攻重庆之之企图。
9月，返回昆明。
10月，胃病复发。
11月，辞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返渝养病。
1944年，47岁
4月，日寇发动豫中之战。
5月，奉命飞西安，协助作战。6月，豫中会战失利，潼关告急。
7月6日，前往汉中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补充训练，并监督陕豫党政机关。
8月，往西安指挥潼关方面军事，阻敌西侵。
11月，奉召回重庆，任军政部部长，整饬军政。
1945年，48岁
1月，兼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
3月，提出整军纲要，呈准施行。裁撤军事机构千余，员兵80余万。
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6月，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飞汉口、北平、南京等地巡视。
9月，部署受降，办理接收，整编游击部队，处置伪军，遣送敌俘；调整军事机构，安置复员官佐等。
10月，兼中央训练团教育长，辞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职。
12月，任中央军事机关改编委员会主席。
1946年，49岁
继续整军，制定1946年度施政纲要。
5月，国民党军事机构改制。
6月，成立国防部，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
7月，蒋介石发动内战，奉命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
9月，再度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
11月，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7年，50岁
2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8月，因战略决策失误和作战失败，辞去中枢各职，改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及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指挥东北“剿共”事宜。
12月，胃病复发。
1948年，51岁
2月5日，正式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8日，兼任台湾警备司令。
5月12日，辞去参谋总长及海军总司令职务。
6月，施行肠胃截除手术。
10月，飞台湾休养。
12月29日，蒋介石在引退之前，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1949年，52岁
1月5日，正式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8日，兼任台湾警备司令。
3月，颁布《台湾省入境出境管制办法》，收容、整编从大陆溃败至台湾的部队。
4月14日，《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正式公布，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
5月，实施户口总检查，简化军政机构。
6月15日，公布台币改制，发行新台币，稳定台湾金融。
7月16日，任东南军政长官，驻于台湾，并设立台湾省自治研究委员会。
12月21日，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专任东南军政长官。
1950年，55岁
3月1日，蒋介石复“总统”职，东南军政长官公职撤销；7日，经蒋提名并经“立法院”同意，出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4月，开始分期分区实行所谓地方自治。
5月，重订陆、海、空三军编制；厉行精兵简政政策，建立军费核实制度。
7月2日，台湾省地方“自治”开始实施。
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任中央改造委员。
1951年，54岁
4月，采取经济金融紧急措施，禁止金钞买卖，改订外汇管理办法。
6月，减租工作完成，核定施行《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家实施办法》，扩大放领范围，遍及台湾全省。
1952年，55岁
2月，制定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宣布国民党改造结束。在随后的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3年，56岁
1月，继续推行土地改革。
3月，办理地籍总归户完成，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
12月，台湾省征购放领耕地工作初步完成。承领耕地19万余户，均由佃家变为自耕农。
1954年，57岁
2月，被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会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候选人。
3月24日，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保举，在“国民大会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就任“副总统”，俞鸿钧继任“行政院院长”。
11月，兼“总统府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59岁
7月，石门水库二期工程开工，亲主其事。
1957年，60岁
8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0月，经蒋介石总裁提名，国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任国民党副总裁。
1958年，61岁
7月，“行政院长”俞鸿钧辞职，陈再度兼任“行政院院长”。
8月，辞行政院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及革命实践研究主任职。
1959年，62岁
8月7日，台湾中南水灾，投入救灾。
1960年，63岁
1月，奖励投资，制订19点经济发展计划。
3月，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
6月，“八七”水灾重建工作完成。
7月，改进外汇贸易管理，达成单一汇率，调整公教人员待遇。二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完成。
1961年，64岁
7月29日至8月13日，访问美国。
1962年，65岁
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1963年，66岁
3月4日，访问越南，9日返台；20日访问菲律宾，23日返台。
7月1日，病假一月，在阳明山休养。
8月1日，续假二月，往日月潭休养。
9月16日，因葛乐礼台风，提前销假，处理风灾。
11月22日，经国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连任副总统。
12月15日，因病体不支，辞“行政院院长”兼职；25日，请病假三个月。
1964年，67岁
6月14日，石门水库落成。
8月，腹泻。
10月，肝脏肿大。
1965年，68岁
1月，经诊断确定，肝部已为癌细胞侵噬。
2月28日是，发表病情公报，确诊为肝癌。
3月5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