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
陈璧君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
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随汪公开投降日本。汪伪政权期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终身监禁。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医院。
1943年10月中旬，大汉奸陈璧君春风得意地来广东视察慰问驻守在此的日伪军。10月18日、19日两天，她从广州来到东莞，先后视察了太平、厚街和莞城。10月20日上午，陈璧君结束东莞之行，准备经石龙回广州。在莞龙公路余屋段，这个为虎作伥的女人遭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的伏击，差点送命。日前，负责指挥伏击陈璧君的老东纵队员郑戈向记者忆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没有打死陈璧君，太可惜、太遗憾了。”60多年过去了，现年80岁的郑戈对当年让陈璧君从枪口下溜回广州一事还耿耿于怀。
郑戈，曾用名郑伟灵、郑克先，男，祖籍广东潮阳，1924年出生于泰国，1939年春回国参加东江纵队，先后6次负伤，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现住广州，曾任伏击陈璧君一役的总指挥。
陈璧君是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曾任日伪南京国府部长。据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介绍，1943年10月18日，陈璧君到东莞太平慰问驻守的日伪军，并计划20日从莞城经石龙返回广州。20日凌晨，陈璧君的车队在莞城至石龙的公路上遭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的伏击。
2004年5月3日，郑老在广州接受记者的专访，向记者详细忆述了当年伏击陈璧君的内幕。
准备伏击陈璧君
来自东莞党史研究部门的消息称，1943年10月中旬，陈璧君由南京乘小型专机到广州，为日本主子效劳，给广东的日伪军打气。据称，陈璧君到达广州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要到广州外围的东莞太平、莞城和石龙沿线巡视，慰问驻守在此的日军及伪军第三十师。10月18日，陈璧君乘炮艇从广州先到太平，同行的有伪广东绥靖公署少将参谋长黄克明等。 “我是20日凌晨3点多接到情报的。19日晚，敌军在厚街的一个叫梁德明的副团长，把陈璧君将经厚街到莞城，20日返回广州的情报通知了我们派驻厚街的敌工干部黄琴。据说为了保证陈璧君的安全，当时伪30师参谋长从太平亲自到厚街，对厚街伪89团副团长白其良耳提面命，要求该团沿途加强警戒，严防老模(指东江纵队)袭击。当时梁德明正好在场，第一时间获得了这个重要情报。梁德明是王作尧副司令在燕塘军校时的同学，兼任厚街伪军89团第1营营长，后来被我们争取过来了，率部队起义参加东江纵队，这是后话。黄琴当时接到情报后，立即派情报交通员王全偷越封锁线，将情报送到和田情报站。此时陈璧君一行已到达了莞城。”郑老说。
郑老告诉记者，10月20日凌晨3时30分左右，第三大队短枪队队长叶凤生奉大队长邬强之命，将情报带到寮步附近的上屯村，交给大队政委卢伟如。“当时我是第三大队平南中队中队长，驻守上屯村。卢政委立即派我的中队、叶凤生的短枪队和大队的一个爆破队，由我指挥，到莞龙公路选择有利地形伏击陈璧君。” 原计划用地雷炸
“一听是伏击陈璧君，大家都特别兴奋，个个斗志昂扬，决心为国除害。接下来，我们马上召开了一个简短的部署会。在会上，我们预计天亮之前可以到达余屋，然后在公路上埋好地雷，地雷一爆炸陈璧君就插翅难飞了。地雷是土制的，有引线，炸药是从香港搞过来的。以前英国人在香港放置了很多水雷，我们香港那边的同志就小心地把水雷捞上来，把里面的TNT炸药倒出来，再偷偷带过来。我们的土地雷就是用这种炸药制成的。”郑老说。
郑老回忆说，那次部署会开了20多分钟，然后他们马上就出发了。郑老说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莞龙公路一带，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悉，卢政委就派他的通讯员给他们带路。“卢政委的这个通讯员是东莞温塘人，但没想到这个通讯员在晚上行军时，对道路也不很熟悉。七拐八拐的，等到达余屋附近的龙岭、沙岭、亚婆坑预伏地点时，已是上午8点多了，此时天色大亮，没有办法埋地雷了。我们只好临时另想办法。”
郑老12岁就参加泰国共产党组织的革命运动，他认为，打伏击战地形很重要。“在余屋附近，我们找到一段较为弯曲狭窄的路，两边都是山。我们占据了东面较高的那座山，前面有一片茂密的甘蔗林。我们打算在甘蔗林隐伏突击队，机枪火力队在山头制高点。等陈璧君的轿车进入伏击圈后，以密集的火力杀敌和由突击队冲击歼敌。大队短枪队和中队张锦标小鬼班组成突击队主力，叶凤生任突击队队长，我和中队政委李忠带领机枪火力队。部队按照部署分别占领阵地，严阵以待。”
轿车连中数弹
20日那天的天气情况郑老已记不太清楚。“上午10时左右，远处传来了汽车声，陈璧君的车队来了。在前面开路的是两辆满载伪军的大卡车，后面保驾的是两辆满载日军的大卡车，车头上架了数挺机枪。中间是两辆小车，陈璧君的车在第二位，是一辆黑色的老式轿车，车身前端较高。”
郑老告诉记者，他们对当时的情况估计不足。“伪军的车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停了下来，七八十个伪军下车散开，开始搜索公路两侧的山头。其中有4个伪军端着枪向我们的火力队山头爬上来，这个山头地势险要，能以火力控制公路。伪军离我们越来越近，看得出他们的神情很慌张。我那时心急如焚，要是被伪军发现了打起来，陈璧君的车就会调头溜走。”
“全队的同志都屏住呼吸，沉着应付。忽然，火力队埋伏在山腰坟地的警戒哨被伪军发现了，于是不得已向伪军开枪。幸运的是，就在此时，我看见陈璧君的黑色轿车驶进伏击圈，我马上下令集中火力打击敌人。制高点上的两挺机枪和各小队步枪以密集火力射向陈璧君乘坐的轿车。”郑老说。
“陈璧君的轿车连中数弹，失去控制，滑向路边，最后横着停在公路旁。”郑老说，那个时候，搜索开路的伪军在匆忙中胡乱开枪还击，紧跟陈璧君轿车的两辆日军卡车上的机枪也开始猛烈射击。八九十个日军匆匆跳下车散开，一部分占领公路旁的田埂，用火力阻止我突击队冲过开阔地上公路，一部分会同伪军围住陈璧君的轿车，拼死保驾。
“过了一会，敌人开始用掷弹筒发射小炮弹还击，炮弹连续在我们的阵地上爆炸，敌人开始接近设伏山脚，企图攻占制高点。这时我认为，陈璧君的轿车已经中弹，我们撤离必须经过大片开阔地，突击队要冲上公路也需要经过大片开阔地，而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一半，形势于我不利，不宜继续作战。于是我下令，各小队用火力相互掩护，交替向桑园方向撤退。整个战斗持续了15分钟左右，打死日伪军20余人，我们无一伤亡。”郑老说。
陈璧君没被打死
接着郑老失望地说，“事后我们听广州的情报员说，陈璧君并没有被打死，只是受了轻伤，死的是她的司机。据说她当时和黄克明吓得钻在车座下面，逃过一劫。我们撤退后，陈璧君一伙再也不敢从石龙回广州，而是退回莞城，之后坐船走水路回广州。回到广州后陈璧君十分沮丧，再也不敢到处‘视察慰问’，终日躲在广东大学的住处里。”
虽然陈璧君没有死，但是这一仗的影响很大，不光驻守在莞城的日伪军，就是南京、广州的日军和汉奸头目们都大为震惊。郑老告诉记者，东江纵队的《前进报》特意报道了这次战斗。
“说实话，知道陈璧君没有死的消息，我们觉得非常失望，非常遗憾。当时要是打死了陈璧君，那我们第三大队、平南中队可就都出名了。”据郑老讲，失望之余有些同志就埋怨卢政委的通讯员没有带好路。“要是路带好了，在天亮之前埋好地雷，那效果当然不一样。可以说，我们在路上耽搁了太久，以至于最后的时间很紧迫，没办法埋地雷，彻底打乱了我们的部署，最终的结果和我们之前的计划有较大差距。”郑老说。
“当时我们在打游击战，游击队里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负责，根本没时间对这次伏击战做一个总结。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当时我们对情况的估计不足，计划不够严密，主要是时间很短，太仓促了。凌晨4点左右出发，总共二三十里的路，一路都是急行军，结果居然花了差不多4个小时才到达，太失败了。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我吸取了这次的教训，经常亲自去侦察、摸清地形，然后再行动，以后再也没出现过类似的差错。”郑老说。
有一天，何香凝去汪公馆，汪精卫不在，陈璧君出来待客，谈话间，她忽然怪癖发作，忘乎所以，对何香凝说:“捧痰盂来，我要吐痰。”何香凝听了一愕，她根本没想到陈璧君会这样无耻，气愤地拍案而起，对陈璧君怒斥道:“你是什么东西，要我为你捧痰盂?”接着，手指陈璧君说:“陈璧君，我要吐痰了，你为我捧痰盂来。”陈璧君满脸通红，狼狈不堪。何香凝又命令道:“快些。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都有资格要你做这事。”陈璧君气急败坏，哭哭啼啼地走了，她做梦也没想到还会有人敢训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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