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
阿马蒂亚·森1933 年3 月，阿马蒂亚•森出生在印度孟加拉的圣蒂尼克坦，地点在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校园内。他的外祖父是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印度教哲学权威，与泰戈尔过从甚密。阿马蒂亚这个名字就是诗翁泰戈尔为他取的，意为“永生”。
阿马蒂亚·森森幼承家学，发蒙很早，而后来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则主要完成于泰戈尔建立的学校。这里课程设置丰富，充分反映了泰戈尔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思想。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很先进，那就是着重启发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对于在考试成绩上争强好胜，希望因此而出人头地的表现，则从不鼓励。这种教育理念对他影响至深，使他毕生受用。他在青少年时期爱好广泛，17 岁以前志趣几变，曾游移在梵语、数学、物理等不同专业之间，最后终于被经济学所吸引，不再旁骛。不过，毕生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意愿，则从未变过。离开圣蒂尼克坦后，1951 年，他进入加尔各答管区学院，专修经济；1953 年离印赴英，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59 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相继在印度新德里大学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教授经济学和哲学等。1998年，他被三一学院选为院长，复回剑桥，主持学政。2003 年以后，他又返回哈佛工作。他担任过一些重要的学术组织，如美国经济协会、经济计量学协会和国际经济协会的主席，也曾在国际事务中起过重要作用，如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经济顾问，以及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人类发展报告等。
1952 年18 岁的时候，他曾罹患口腔癌，在加尔各答进行了大剂量的放射治疗。当时距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不过7 年，对于这一疗法的长期效果依然认识不足。大剂量放射虽然消灭了口内的癌细胞，但也破坏了他的硬腭骨骼。在后来的近20 年内，他一直面临着癌症复发和骨骼坏死的潜在威胁。1971 年他赴伦敦经济学院工作。
森研究经济学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帮助他的祖国印度摆脱经济贫困，走向繁荣。为此，他曾经选择经济发展问题作为他的主攻方向之一。他在1971 年离开印度，辗转于欧美各著名学府，但始终和国内的大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他曾经工作过的新德里大学。他一直是该大学的荣誉教授。为了学术活动，也出于自己的爱好，他始终过着带有游历性质的生活。剑桥毕业以后，他便常回印度，从来没有半年不归的情况。他也一直保持着印度国籍。这样的好处之一是保证了他对于国内公众事务的发言权。
阿马蒂亚•森有过三次婚姻经历。他的第一个妻子纳巴尼塔•黛乌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是当代最受欢迎的孟加拉语作家之一，常有诗人带着自己的作品当面给她朗读，征求她的意见。早年她还同森一起研究过《罗摩衍那》等梵语史诗的风格和创作特点等问题。他们的婚姻在1971 年去伦敦后结束。1973 年森同爱娃•科洛尔尼结婚，她的双亲都是犹太人。科洛尔尼学法律、哲学和经济学，为人深具道义精神，善于理性思考。她在1985 年因胃癌溘然去世。他的第三个妻子埃玛•乔治娜•罗思柴尔德是一位经济史专家，做过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和经济学中心主任。
一、饥荒问题
森对于饥荒问题所做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出版于1981 年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一书中。在这部书里，他向从未遭到质疑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观点认为造成饥荒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食物短缺，故往往发生在旱灾或洪涝灾害之后。通过对1940年以来发生在印度、孟加拉和非洲撒哈拉等贫穷国家和地区数起灾荒的实证研究，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例如1974年孟加拉国饥荒，就是由于当年该国发生水灾引起食物价格飞涨，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急剧减少，收入大幅降低，使得他们无力购买粮食，从而陷入饥饿境地造成的。他认为，要想彻底弄清饥荒的形成机制，必须仔细分析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进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致使某些群体连果腹这样应得的基本社会福利都无法获得。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饥荒既然多属人祸，那么它就不是不可通过尽人事以求避免的。饥荒出现的时候，也正是需要政府积极发挥职能的时候。由于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便可通过适当的就业方案，如实施某些公共工程等，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购买食物，同时严格平抑物价，使之保持稳定，从而防止饥民产生乃至死亡。即使是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采取了得当的干预措施，也能顺利渡过严重的水旱灾荒， 1973 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都是例子。政府对人民遭受灾难的反应，取决于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行使政治权利的方法，都是施加压力的手段。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实际上不难预防。面对选举、反对党和独立报纸，一个民主政府除了竭尽全力，采取合理的救灾手段以外，别无选择。相反，非民主国家易于发生灾难，致使哀鸿遍野，就在于受难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印度的最后一次饥荒发生在1943 年，而自1947 年独立，有了多党制和新闻自由之后，便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某些专制社会、殖民地、一党制或军事独裁国家一再出现的大饥荒。森是一位坚定的政治自由的捍卫者。他相信在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面，饥荒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里的国家领导者必会更为负责地听取公民的要求。总之，森的结论是明确的。他绝不相信灾荒和饥馑是不可化除的天谴。如下这一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的名言，就是他的观点的总结：“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森也曾分析过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结论并无两样。1960 年前后饥荒的死亡人数据不同的统计来源，在2200 万到4000 万之间，为世界有史以来所仅见。近年有关研究文章除承认当时确有粮食减产外，也指出了若干重大的决策错误。以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为例，原因即有：粮产大幅下滑、由浮夸风虚报造成的大幅粮食外调、受极左路线危害比他省为烈、为保京、津、沪而向三城调粮等。于是世代衣食无忧的天府之国村有饿殍，成为中国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940 万—1000 万）。当此之时，主政西南包括该省在内的方面大员却出语惊人：“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千百年来，历朝天子，但遇凶岁，犹知下诏罪己，以为因应。大员的冷漠正可做森的理论的绝好注脚。
二、民主问题
“民主究竟是什么？”他在他的长文《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中自己设问，并力图做出尽可能圆满的回答。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自然是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但是，他指出，“我们不可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统治”，当然更不能等同于少数人包打天下，多数人集体失声的伪“多数统治”。在他看来，“民主有着必须满足的复杂要求，其中当然包括投票选举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同时也应该保障独立自主和个人自由，尊重法律赋予的权利，容许自由讨论，撤消针对新闻传播和公正评论的政府检查。如果不同的政治派别不能得到充分的机会以表达各自的立场，或者选民不能享有获得消息以及考虑竞选领袖观点的自由，选举即使举行了，也不免存在重大缺陷。民主是一种需要满足多种要求的制度，而不仅仅是在隔绝状态下运作的机械性规定（如多数人统治）”。森认为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民获得了行使公民权和参政权的保障，它们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所有个体为寻求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固有权利。第二，在效用上，它能够促使政府倾听人民的声音，注意他们的政治要求。第三，民主的实施，使公民获得了彼此沟通和互相理解的机会，从而有助于社会形成其价值观念，确定其不同时期所应优先处理的不同问题。这三个方面分别体现了民主内在性的、工具性的和建设性的价值。这样的民主，正是不伤天，不害理，不侵犯任何人，却能使所有人摆脱恐惧，享受安定生活的保证。
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发端于欧洲和美国的民主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奉者，而不是越来越少。它不断传播，作为制度，已经扩展到世上最远的各个角落，而那里的人们，也无不衷心接受，自愿参与，”森说。然而，揆之20 世纪的经验，尽管民主已在兴起发展，并为绝大多数人类所认同，却不意味着它能够畅行无阻，不受抵制。森显然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看出，那些反对民主，否认它的普世价值的人，经常拿来当做借口的，倒不是国民缺乏要求——因为这不合事实。他们百般推诿，借以搪塞的最后理由，几乎总是国情不同，不可强求。所谓国情不同，又常托词民穷，说穷人向来只关心面包，不关心民主。森对于这种已成老生常谈的借口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指出它至少在两点上，分明荒谬不经。第一，民主的保护作用恰恰对于穷人特别重要。这在前面有关饥荒的例子中已经看到。没有民主制度，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就会死亡。在金融危机时期，从经济阶梯上跌落下来的，也总是赤贫阶层。任何巨大灾难发生，其后果绝不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平均分担的。通过转嫁，它们几乎总是全部落到了最贫穷，最无助的那一个群体身上。正是这些有着经济需求的人，最需要，也最渴望在政治上发出声音，以摆脱动辄辗转沟壑的命运。第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实际上，穷人不关心民主的话，完全是从统治者及其依附者口中说出的，他们早已捂住了穷人的嘴巴。他们意图用生存之权充抵民主之权。而事实是，抱持此论不肯放松的统治者，很少有谁真心实意，为其底层民众提供过最起码的，合乎人道的生存权。森熟悉印度的历史经验。他指出，这一经验完全否定了穷人不关心民主的说法：“印度的选民可算是世界上最穷的穷人之一，但是，如果一边是基本的自由和权利被否定，一边是经济利益受损失，两相权衡，他们一定会选择抗议前者，而放弃抱怨后者。”针对国情论者的观点，森的态度坚定而明确：“民主绝不是奢侈品，非得等到普遍富裕了才需要它！”到了现代，到了今天，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谓男女老幼，民主已是生民生而必备之物，它已如空气和水一样，为任何个人所不可缺，为任何权势所不可夺。
阿马蒂亚·森《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1970）
《论经济不公平》（On Economic Ineguality,1973）
《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1975）
《贫穷和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
《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 Value and Development,1984）
解决"投票悖论”
投票悖论阿马蒂亚·森建议的解决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假设将人物１的选择中ａ和ｂ的项目互掉如下：３－ｃａｂ，２－ｂｃａ，１－ｂａｃ。
现在ｂ胜过ｃ（人物１和２），ｃ胜过ａ（人物２和３），而ｂ也胜过ａ（人物１和２），投票悖论已告消失，惟有ｂ获得大多数票而获胜。阿马蒂亚·森在以上的例子中察觉，所有人物均同意ａ项并非最佳。因此，理应可将这种论证伸展至符合以下三种条件中任何一种选择模式：（１）所有人物同意其中一种选择不是最佳，（２）同意某一项不是次佳，或（３）同意某一项不是最差。至于有四项或四项以上的选择情况时，每个包括三项选择的子集合须符合这三种条件之一。这就是阿马蒂亚·森著名的价值限制理论，它产生的结果是得大多数票者获胜的规则总是能达成唯一的决定。
引入“个人选择”
他的第二个主要贡献，就是引入了个人选择的概念，令公共选择理论内容更丰富。除了社会上可供选择的元素外（譬如政府的税收政策），他印入私人方面的元素（譬如个人利得）。私人元素的排列全由这些元素的拥有人来评估，这种情况与社会元素是有所不同的。他证明了，在尊重个人权益与做出集体决定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存在。换言之，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
挑战"不可能定理"
阿马蒂亚·森克服了１９７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衍生出的难题，在这方面充分显示出他的睿智。他的另一项贡献是关于如何比较人际间的满足水平。
未了解决阿罗不可能定理，学术文献主要提出了两种处理方法，而阿马蒂亚·森对这两种方法均具贡献。其中一种方法是，就阿罗所定出的四个假设（公理），逐一地加以放宽，并考察放宽的后果。这些公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更好的做法是增加它们的信息内容。阿罗假设不可将不同人之间的满足程度互相比较，但阿马蒂亚·森却引入满足感的可度量性和可比较性。他及其他学者证明了，如果可具备更多的信息，实在可以扩展合理的社会福利函数的范围。一旦个人的满足水平可视为人际间可比较的，则你已可以做出不同种类的社会评价。
随着阿马蒂亚·森学术地位的上升，他被先后推举担任一些重要经济学学术团体职位。其中包括：
当选为1982年美国经济学协会外籍荣誉院士。
担任1984届经济计量学会会长。
1986—1989届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等学术职位。
1988年起森担任了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哲学教授。
1989年担任了印度经济学会会长。
1994年担任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不过他仍为哈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1.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70727/11353826869.shtml（新浪网）
2.http://fol.math.sdu.edu.cn/tyx/qyh/works/1998/1998s.htm（金融在线）
3.http://www.e-economic.com/info/161-1.htm（东亚经济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