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红彦
| 人物基本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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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阎红彦 |
| 别名： | 阎候雁，周济，陈一川 |
| 家乡： | 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 |
| 性别： | 男 |
| 国籍： | 中国 |
| 出生年月： | 1909年 |
| 去世年月： | 1967年 |
| 所处时代： | 现代时期 |
| 职业： | 军事 |
|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 重要事件： | 抗日战争 |
| 还有未完善内容， | |
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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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红彦阎红彦（1909-1967），男，汉族，1909年10月生，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瓦窑堡人，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中等文化程度，上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7年1月8日在昆明逝世。
阎红彦和战友在一起1909年9月13日出生。
1924年入陕北军阀部队当兵。
1927年10月12日参加清涧暴动起义。
失败后，1928年至1930年在陕北、晋西一带从事党的军事活动，进行兵运工作。
1930年后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率领一部分武装在汾阳、孝义、中阳地区开展革命斗争。
1931年5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
1931年农历7月20日任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同年秋，晋西游击队在甘肃含水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会合，
1932年2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任第一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和大队中共党委委员。不久，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第一大队长兼大队党委委员。
1932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是陕甘晋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为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1932年8月底因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指责陕甘游击队是“右倾机会主义人领导”），被撤销职务，离开了游击队，赴上海学习。
1934年夏在天津中共河北省委军委工作，入选中共河北省委成立的前线工作委员会委员。同年秋调上海，
1934年7月被选派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赴苏联莫斯科，先入国际马列学院、苏联红军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后因红军长征，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络中断，未及参加会议即受共产国际之命送密电码回国。
1935年冬经过8个月的碾转奔波回国到陕北瓦窑堡。
1936年任陕北沿河游击部队【黄河游击师】司令员。东征结束后，沿河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0军，
1936年4月至1937年7月任红30军军长，曾兼任军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7年9月起任八路军西北留守兵团【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由红30军改编）团长（任职期间：曾在延安马列学院短期学习）。
1938年2月出色地完成了为东渡黄河抗日的红军筹集渡船的任务。
1939年12月起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政治委员兼关中军分区政治委员，曾参与指挥粉碎日本侵略军企图西渡黄河的战斗。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
1945年9月到晋冀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太行军区第3纵队副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纵队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定陶战役、豫北反攻和鲁西南战役，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赵锡田、宋瑞珂、纵队司令孙殿英。
1949年春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由第3纵队等部改编）副政治委员兼兵团政治部主任。率主攻部队参加了解放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2月至1952年8月任川东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兼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川东人民行署人民法院院长，在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土改、镇反及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1950年6月至1954年1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8月至1955年1月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5年1月至1959年9月任四川省副省长兼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1955年4月起）；
1952年9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副书记，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四书记，
1956年7月至1959年9月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其间：1955年5月至1959年11月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常委，
1956年8月至1959年9月兼任中共四川省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1958年任西南协作区委员会委员。他敢于实事求是，对当时的浮夸风和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斗争。
1959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59年11月起）、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4月起）。
1960年10月至196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3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他从云南多民族的特点出发，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提倡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科学技术，学文化、讲卫生，发展商品经济，使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67年1月8日在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自杀身亡。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锡联、耿飚、李井泉、王震、宋任穷、胡耀邦等380余人参加了仪式。
2月15日，中共云南省委、中共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通知，为阎红彦平反昭雪。
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阎红彦接待外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西北最早的清涧起义；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1年，在山西省委领导下于吕梁山一带，基本上按照井冈山红军的路线、纲领和政治制度建立起游击队，贯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阎红彦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后，在甘肃合水县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为了坚持建立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二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三任总指挥。这期间，阎红彦到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带回了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它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游击队前进的道路，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陕甘游击队在1932年5月间，经受住并克服了面临的南北分裂的危险。这和刘志丹、阎红彦以及游击队的大多数同志坚持正确的斗争方针是分不开的。1932年底，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省委负责人杜衡（后叛变）来到陕甘游击队，利用改编这支游击队为红二十六军的机会极力进行宗派活动，打击原来的领导干部，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蛮横地撤销了子长、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强令子长、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不久，由上海中央局派往北平，在北方局领导下做地下工作。
阎红彦参加冯玉祥部北口抗战失败后，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受命后，他从上海出发，渡渤海湾，越辽宁、吉林、黑龙江，闯过几十道封锁线，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经过千辛万苦，于10月份到达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大学学习。1935年4月，共产国际为了尽快恢复和我党中央的电讯联系，特派阎红彦和刘长胜同志带密电码回国。他为了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短期内学会了英文字母，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电码背熟记在脑子里；由于提前动身，没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4月下旬，便和刘长胜起程回国，进入新疆后，乔装富商，骑着骆驼，驮载俄罗斯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今乌鲁木齐）、兰州、宁夏、绥远（今内蒙古）到达北平。这时中央红军已胜利结束长征，阎红彦立即去陕北找党中央。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全凭记忆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从此，我党中央又和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他从苏联回到陕北，足足走了八个月，历经数不尽的艰难险阻，才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1936年2月，阎红彦同志担任红军黄河游击师师长。党中央为了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决定东征抗日，指定黄河游击师协助周恩来同志为东征军准备船只和物资，限期完成。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搜刮掠夺，陕北人穷地瘠。后勤准备工作困难很大，特别是阎锡山惧怕红军渡河，把全部船只抢到了河东，解决渡船成了头号难题。阎红彦接受任务后，发动清涧等地党和群众，日夜赶造渡船，还制作了一些羊皮筏子；同时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做军鞋。后来，毛泽东同志谈到东征时曾说：“……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阎红彦。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能够顺利地完成东渡抗日救国的任务。”
东征时，黄河游击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十军改编为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隶属延安留守兵团，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任务。后警备三团、四团、炮兵团等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高岗为实现其政治野心，伪造个人历史，对阎红彦同志施展了先拉后打，诬蔑陷害的手段。阎红彦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性格，在同高岗的斗争中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他直到“文革”受迫害而死，可以说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高岗为了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曾企图拉拢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即党委会）的委员。高岗利用他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打击阎红彦同志。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地和他进行了斗争。“七大”以后，阎红彦同志就高岗问题，向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反映了“几条意见”，并说：“高岗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个诡计多端的阴谋家，不可信赖，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且要求中央把他的“意见”记录存档。1954年高岗事件发生以后，中央查阅了阎红彦同志的“几条意见”，证明他是正确的，是很有预见性的。
1946年9月，阎红彦同志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在游击队和红三十军当指挥员的时候，经常带头打冲锋，到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队和以后到二野三兵团任副司令员、副政委期间，仍和过去一样，总是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在山东定陶战役中，阎红彦同志参与指挥左集团三、七纵队，他亲自率领两个团楔入敌人的心脏，发挥我军夜战特长，猛打敌指挥部所在的天爷庙，敌人内外受击，乱了阵脚。这一仗全歼敌一万五千多人，活捉敌整编三师师长赵锡田。
1947年夏天，三纵队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首长的指示，配合六纵队攻打豫北汤阴城。该城由混世魔王孙殿英任司令的暂编第三纵队守卫。这一仗因司令员生病住院，由阎红彦同志指挥。他在战前对部队作了深入的动员，大大提高了士气。进入战斗后，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炸毁城墙，攀登云梯，攻破汤阴城，全歼守敌活捉孙殿英。
在鲁西南战役中，三纵队协同二、六纵队攻打羊山集，又活捉了敌六十六师师长宋瑞柯。解放战争中三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打响了。1948年11月，在华东野战军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时候，蒋介石急令黄维兵团从华中增援徐州。23日，黄维兵团进入宿县西南的双堆集，被我中原野战军（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包围，第二天我军发起总攻，三纵队和一纵队统归陈锡联指挥，前线指挥是阎红彦和刘长义。在华东野战军配合下，全线发起总攻，逐村推进，终于拔掉了敌人最后据点双堆集等数村，敌黄维十二兵团全军覆没，兵团司令黄维被三纵队七旅活捉，历时六十五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双堆集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在这场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阎红彦同志由于过度操劳，突然白了一块头发，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开玩笑地说：“老阎头发白了一片，象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阎红彦同志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始终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传统，注重调查研究，善于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决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在四川省工作期间1958年秋，正是浮夸风盛行的时候，他听说温江地区某公社有块水稻田亩产三万多斤，便亲自去察看调查。原来这块所谓高产田，是把几十亩水稻并在一块田里估算出来的。他批评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他要求干部保持冷静头脑，产量一定要搞实在，千万不要人为地层层加码。
1959年10月，阎红彦同志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到职后，他一方面派出多批调查组下去摸情况，自己也带头调查，一方面召开地、县干部会议，向干部指出“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特殊化风）的危害性。1960年在云南省开展反对“五风”，刹住了“五风”。在他的主持下，云南省委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同时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适合边疆民族地区具体情况的政策。云南省经过通盘调整以后，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喜景象。1966年，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三成，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猪平均每户二点零一头，占全国第一位。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
建国后，阎红彦历任川东人民行政公署主任，中共川东区党委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川东行署人民法院院长。1952年至1954年，任四川省委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为领导当地人民进行土改，镇压反革命、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8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3年12月兼任云南省政治协商会议主席，还当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1967年1月8日，年仅58岁的阎红彦在“四人帮”的威逼迫害下在云南含冤去世。
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
阎红彦阎红彦同志转战陕北高原的主要历程，不仅说明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挥员，而且是具有清醒头脑的政治领导人。他还有个突出的优点是勇挑重担，知难而上。
艰苦、残酷的武装斗争环境，使他由一个勤务兵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丰富的革命实践，使他从一个贫农的儿子成长为一位党的优秀高级干部。他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高尚的品性道德和优良的思想作风，赢得了干部和群众的一致称颂，他为全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gjjg/2009-02/02/content_1219361.htm
[2] 国家数字文化网 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4/Celeb/DL/DL-2033
[3] 中国共产党新闻 http://cpc.people.com.cn/GB/67481/77196/77202/529352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