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嵘

诗品

锺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县）人，南朝齐永明中为国子生，举秀才，除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入梁为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宁朔记室，选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锺嵘是梁代文学批评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者”，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学理论代表作为《诗品》。

锺嵘 人物简介

 

钟嵘是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字仲伟，颖川长社人。官至晋安王记室，世称“钟记宝”。著有《诗品》。钟嵘的美学思想通过他对诗的评论而表现出来。在阐述诗的产生及特点、作用时，他借用“气”的概念，明确指出，诗是由“气”所引起的宇宙运动变化作用于人心而产生的激动不宁的情感的表现。

美学

他所说的“气”与“情”的哀怨抒发分不开，他认为诗人喜悦、哀怨之情激荡于胸中时，可用诗歌“吟咏情性”，以得到感情上的平静。尤重诗歌抒发仕途失意、离家远戍等哀怨之情的作用。锺嵘在诗歌的审美标准上提出了“滋味”说。把“味”同诗的美密切地联系起来。以“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为“诗之至”。在作诗的艺术手法上对前人提出赋、比、兴作了新的解释，提出了兴、比、赋的主张，揭示了艺术思维的特征和规律。

并认为恰当地运用兴、比、赋是达到“诗之至”的最佳艺术手法。提出了“直寻”的概念，要求诗人对于事物之美有真切的感受，并直接以自然明朗的语言加以表现。而不假借已有的、现成的典故，从而极大地强调了直感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

钟嵘的美学思想是非常富有特色的。他重“直寻”，追求“自然英旨”、“直致之奇”，在中国美学思想上，开创了重直感、重表现的思想潮流。他重视“怨”的情感的抒发，从而使他的美学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锺嵘 家世生平

 

关于钟嵘的身世和门第，王元化、梅运生均有论述，而且很精彩。王论刘勰身世涉及钟嵘身世，梅则专论钟嵘身世，均有深思卓见，啓迪后人。钟嵘门第和社会地位问题，目前有几种说法：一种说他是寒门。《南史·钟嵘传》载：建武初(约西元496)，钟嵘约二十九岁，因齐明帝“躬亲细务”，不注意领导艺术，钟嵘上书，发了一通应该如何当皇帝的言论，弄得齐明帝很不高兴。问太中大夫：“钟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否?”太中大夫顾嵩说：“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据此，有的研究者就以爲钟嵘是人微言轻的一介“寒士”，是“寒门出身的才子。”另一种把他的身世与处境折衷，说他“社会地位亦去后门不远，仅仅略高于寒素一筹”，“处于上下的夹攻之中。”由此猜测钟嵘出身“下级士族”或“近于寒门的士族。”正是急遽下降的社会地位，才使他的门第观念、士族意识分外强烈等等。

诗品集解

究竟是寒士?高寒士一筹?还是下级士族，在士、庶之间?在未充分佔有资料的情况下，结论的盲目性和模煳性是不可避免的。有关钟嵘身世的资料，常见且爲研究者引用的有《梁书》与《南史》。《梁书·钟嵘传》云：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南史钟嵘传》所载大致相同：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嵘与兄沅弟屿，并好学有思理。

林田慎之助氏以爲，钟嵘所以认识齐代着名诗人并与之结交，当出于卫将军王俭的提携：“作爲寒门出身的青年钟嵘，是如何与这些着名的齐代文人结交的呢?这无疑是发现作爲国子生的钟嵘，并加赏接的国子祭酒王俭起了作用。”且“钟嵘自己就是抱有宿怨的人，是寒门出身的才子，因爲求沈约荐举遭到拒绝，以后便无出头之日。”段熙仲先生《钟嵘诗品考年及其他》持相同观点：“嵘爲雅七世孙，时代绵邈，已非甲族(士族)”，“又钟雅子诞位不过中军参军。嵘父蹈仕南齐亦同此宦，皆非达宦……社会地位亦去后门不远，仅仅略高于寒素一筹。”李伯勋先生《叁品论士不公的秘密》说：“南渡以后，特别是钟雅死后，他的社会地位急遽下降。钟嵘对这种情况是不满意的，他对那些‘寒门’出身的‘暴发户’更是深恶痛绝的。”叁品论士不公，其秘密正在于此。高木正一亦认爲：“至钟嵘之世，他的门第成爲下级士族，并接近所谓的寒门了。”

其实史料还是有的。钟氏资料，除了《梁书》、《南史》、《叁国志》，在《世说新语》、《宋书》、《元和姓纂》、《新唐书》等正史、专书里还有一些，可以挖掘。正史、专书外，还有《钟氏家谱》，《家谱》对钟氏源流，及祖父、曾祖、高祖“叁代”的生平材料，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南朝士、庶之别，是国家典章规定的重要内容，具有不可逾越的法定性。森严的门第差别贯彻在荐举入学、立朝爲官、土地所有和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中。因此，庶族出身的暴发户，总想通过军功、外戚等关係挤进士族圈子；士族对这种企图，又总站在维护门第尊严、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上予反对和抵制。贾氏、王氏编写《谱学》，确定士族範围，正是抱着免滋混淆的目的。天监初年，由于永元之乱，産生军人掌权、权要卖官鬻爵、制度鬆弛讹滥的现象，致使市井无赖纷纷穿起官服，大小郎将满街，门第贬值，士庶不分。对这一社会现象，钟嵘深恶痛绝，他上书梁武帝说：“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爲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在“名实淆紊，兹焉莫甚”的情况下，他唿吁：“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浇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

在这封书奏里，钟嵘显然以“自有清贯”的士族人士自居，对“吏姓寒人”因军功滥升门第的企图进行强烈抨击。结果，这一意见被萧衍採纳，“敕付尚书行之”。正是这种来自士族的抵制力量，使一些虽立大功，擢爲高位的庶族人士，仍不能涉足士族圈子而望门兴叹。《南史恩幸纪僧真传》载：庶族出身的中书舍人纪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齐)武帝尝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这麽一个“权要中最被眄遇”的人，爲了儿子能娶士族荀昭光女，向武帝“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让客。’僧真丧气而煺，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十多年后钟嵘的“书奏”，既是纪僧真乞作士大夫未成的注脚，也是钟嵘出身士族的明证。

锺嵘 文学理论

 

锺嵘论诗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锺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锺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锺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锺嵘论诗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要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锺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锺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文心雕龙》

锺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委委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眺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锺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明诗篇》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锺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等，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后人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锺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后人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锺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地方，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不良风气。

锺嵘 文学贡献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它的出现，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系。

诗品注释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所接触到的重要创作问题：其一是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而“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无病呻吟的结果，其一种表现就是竞尚用典。钟嵘指出，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使得“吟咏情性”的诗歌竟然“殆同书钞”，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所谓“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他的批评比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的批评，更为前进了一步。“贵公子孙”或“膏腴子弟”无病呻吟的第二种表现,是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虽然，钟嵘忽视了讲求声律之美是诗歌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他的批评不免有偏颇之处，但认为诗歌应该“口吻调利”、自然和谐的意见则完全是正确的。

其二，是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已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在魏晋南北朝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七言并已开始形成)时，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理论批评在诗歌的形式问题上也表现了强烈的正统的保守观点：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却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的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诗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这些根本特点方面，“最为详切”。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作了探讨，其中虽有不确之处，但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见解。

其三是钟嵘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他继《文赋》及《文心雕龙》之后更明确地提出了诗的“滋味”问题。在《诗品序》中，他认为只有有滋味的诗，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上卷中，也提出过“使人味之，孜孜不倦”。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只有有滋味的诗，才称得上好诗；二是强调诗“兴”，认为好诗应该“文已尽而意有余”。诗味说不仅为后来许多人接受和发挥，如司空图、苏轼等等，而且“文已尽而意有余”更成为以后对诗、文创作的共同要求。二，关于“真美”的原则。强调诗歌创作要“真美”。“真美”就是要求诗歌创作要有真挚强烈的感情，而非虚假的无病呻吟。又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见“真美”和艺术表现上的自然是密切相联系着的。三，他提出诗歌创作应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要求“穷情”和“写物”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一见解和《文心雕龙》中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论述诗歌题材的观点，也比他的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

其四是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他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对具体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如评阮籍诗的特点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等等。但是，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引起了后世不少非议。

锺嵘 代表作品

 

锺嵘的《诗品》原名《诗评》，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诗品》把自己的评论对象只限于诗歌，而且是限于五言诗。但是，它在诗歌理论批评方面作出的贡献却是重大而卓越的。它初步地建立起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体系，提出了许多有关诗歌的精辟见解。作为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和诗歌发展史上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自唐宋以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被称为“诗语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