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贯太郎
铃木贯太郎
铃木贯太郎
铃木贯太郎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的政变部队以第一师团步兵第一、三连队为主，近卫师团步兵第三连队等部队参加，由栗原安秀、安藤辉三、野中四郎等青年军官率领，共1400余人同时出动，袭击政界要人和政治中心。目标有首相冈田启介、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前内大臣牧野伸显以及陆军省、警视厅。矶部浅一、村中孝次和香田清贞负责和陆军大臣进行交涉。山口太一郎等不直接参加政变，负责和上层的疏通。政变没有推举领导者，重大事项由青年军官共同商议决定，野中四郎最年长，形式上处于最高地位，实际起推动作用的是矶部浅一和栗原安秀。
袭击行动大体上取得了成功，高桥是清、斋藤实、渡边锭太郎被杀死，铃木贯太郎受重伤。冈田首相的秘书松尾传藏被误认作首相遭杀害，冈田本人躲在女仆房间的壁橱中幸免于难，但一时难以从首相官邸脱身，外界盛传首相已死去。失去首相的内阁虽然由后藤文夫担任临时首相，但形同虚设。袭击牧野伸显的部队与警卫发生枪战，指挥者河野寿受伤，未达到目的。
完成袭击后，政变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视厅，切断了永田町一带的交通，保持着战斗态势，以支援对陆军首脑的工作。栗原安秀还率领50名左右士兵乘卡车到各报社散发政变部队的《蹶起趣意书》，要求给子刊登，但并没有占领新闻机构。这个趣意书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只是重复了青年军官一贯的法西斯主张。
在川岛和伏见宫上奏之前，天皇已经知道发生了政变，确定了镇压政变、不建立临时内阁的原则。天皇作为统治阶层的最高代表，决不能容忍青年军官叛乱，杀死白己信任的政界要人。同时．天皇对皇道派也没有好感，采取这样异常的行动是十分自然的。海军的统帅部也主张镇压。政变袭击的目标中，冈田启介、斋藤实、铃木贯太郎三人均是海军的元老，引起海军强烈的对抗意识。政府也支持镇压。政变发生后，东京的银行、交易所被迫关闭。政府担心拖延下去，外汇买卖不能进行，银行会出现破绽，经济会遭到破坏。所以，天皇反对政变并不是个人主张，而是代表了统治阶层主流的意志。
铃木贯太郎(一)蹶起之趣旨已经上达天听；
(二)承认诸子之真意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
(三)对国体真姿显现之现状，不胜诚恐；
(四)各军事参议官商定，一致按如上趣旨前进；
(五)此外一切有待予大御心。
按照“陆军大臣告示”的精神，东京警备司令部发表了“战时警备令”，宣布“今晨出动的诸部队，作为战时警备部队，和新出动部队一起，担任该师管界内的警备，绝对不能军队之间相击”。随后发布的第一师团命令规定，政变部队担当占领地区的警备，因此也向政变部队提供给养。
陆军大臣告示使青年军官兴高采烈，以为政变得到承认，“维新”取得了成功。正因为如此，告示起到了安抚青年军官的作用，防止他们进一步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也为准备好最后的镇压争取了时间。其实，告示没有说明天皇的态度，更没有涉及到青年军官提出的八项要求，隐含着随时转向镇压的可能。所以，青年军官中头脑比较清醒的矶部浅一等人心中仍然感到不安。
铃木贯太郎在天皇制意识形态盛行的时代，如果背上了“逆贼”的罪名，就会成为所有国民的敌人。至此，政变部队已经全无斗志，陆陆续续返回营地。矶部哀叹大势己去，“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确实如此。既然大势如此，一两个强硬意见也没有任何作用”。只有安藤辉三指挥的部队坚持到最后，士兵们愿与安藤同生共死。但是，平时和士兵关系融洽的安藤不愿意士兵受到牵连，下午1时许，他集合部队，向士兵们告别，下命令回营，自己开枪自杀，被抢救过来。青年军官们因为不愿意背着逆贼的罪名而死，同时也还抱有一线希望，放弃了自决，企图通过审判辩明真相，挽回名誉。下午2时，他们来到陆军大臣官邸集合。陆军首脑巴不得青年军官尽快死去，仍然按自决安排后事，在陆军大臣官邸准备了棺材、白布，还从第一卫戍医院派来卫生员，携带着脱脂棉和消毒药。结果，只有野中四郎一人因为最年长，是形式上的政变最高领导者，引咎自决。
青年军官的“尊皇讨奸”、“改造国家”的行动就这样只以在东京的一次失败的兵变而宣告结束。
影响
“二·二六”政变被平息了，但是它在日本法西斯运动史上，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军部准备对事件严加处置，“此次发生了未曾有过的不祥事件，不胜遗憾之至”“必须以此为契机，断行肃军，转祸为福”，“干净利索地将极恶分子一扫而光”。其次，军部指责西田税、北一辉等人的思想不符合国家国体，“纯真的军官与这些不逞之徒结下恶缘，为他们所挑动，思想认识发生了错误，这是这次叛乱的实情”，把事件的原因推到了民间法西斯身上。第三，对于今后的政府，“作为军部，必须对后继内阁首相和内阁陈述军部希望的重要事项”。我们从对“二·二六事件”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军部的这些意旨得到了贯彻。
军部对政变的处理确实极其严厉。参加政变的青年军官中两人自杀，其余19人被起诉，此外被起诉的还有民间人士北一辉、西田税等和士官，共123人。
经过短短的不到三个月的审理，7月5日作出了判决，政变的直接策划组织者香田清贞等17人被判处死刑，其他关连人员也分别被判刑，山口一太郎被判处无期，因不在东京而没有参加政变的菅波三郎、大藏荣一、末松太平也被判处4－5年的徒刑。12日，现役青年军官的死刑被立即执行。次年8月，北一辉、西田税也被判处死刑，19日执行。
军部为什么对“二·二六”事件判处如此重刑，甚至置法律的量刑标准于不顾呢?根本原因在于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部法西斯运动的目标不同，军部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不再需要民间法西斯运动推波助澜，而且民间法西斯运动的存在反而会阻碍总体战体制的建立，因此必须彻底铲除民间法西斯运动。除此之外，“二·二六”事件牵扯到军部内部矛盾。把民间势力说成是主谋，军队外部势力就成了罪恶之源，这样可以掩盖军部内部的矛盾，维护军部的形象。北一辉和西田税只好被当做了替死鬼。
因此，“二·二六”事件是法西斯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法西斯运动的两大派别中的代表旧中间阶层的民间法西斯消灭殆尽，军部法西斯已经和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统治阶层中新官僚等其他法西斯的出现，法西斯运动完全转变为代表统治阶层利益的政治运动。
军部掌握了法西斯运动的主导权，而在军部内部统制派和反皇道派又掌握了军部的主导权。这是“二·二六”事件的又一个后果。
铃木贯太郎广田内阁完全沦为军部的傀儡，军部控制了政府，初步建立起军部主导的法西斯政权。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部法西斯运动一直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日本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军部法西斯升到了权力的顶峰，已经没有任何制约机制，如同脱缰野马，加速走向全面对外侵略扩张。就在“二·二六”事件一年半以后，爆发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坠入到战争的探渊，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成员6月23日，日军在冲绳岛败北，11万官兵丧命，另有近20万该岛居民在日美两军对阵中死亡。从此，“太阳之国”的本土，已完全暴露在盟军面前了。它面临着是战，还是投降的严峻抉择。
还在美军冲绳作战打响的第4天，即4月5日，小矶国昭内阁提出总辞呈。同日下午5时，在宫内谒见专用的房内召开重臣会议，讨论新阁组成问题。近卫、平沼、铃木、广田、若(木规)等前几任首相几乎悉数参加。近卫提出，新任首相由“与过去的事件没有关系的人出任比较适宜”，因为这样便于与盟国方面开展交涉。平沼补充说：“从社会的角度和国民的要求看来，最重要的是，与以往无关系而且可以信任的人。”接着，平沼提议由铃木贯太郎大将继任首相。因为此人自“二·二六事件”以后，从未出现在任何公开的政治场合，似乎是跟战争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毫不相干的人物。而且他虽身为海军大将，但并未去指挥过海外出征，而是多年担任天皇身边的侍从武官长，对皇上“精忠无比”。当时日本国民虽然诅咒着生活苦痛，但是对于日本法西斯的支柱天皇制，还不知憎恨。因此，对于日本统治集团来说，再没有什么人比铃木更适合当总理大臣了。
二·二六事变这些人一反过去争权夺利的常态，互相推波谁也不愿承担明摆着的“战败内阁”的责任。重臣会议一直持续开了两天，铃木终于被迫出任新首相。4月7日，举行了铃木贯太郎内阁出任仪式，新内阁即告组成。
铃木内阁上台后，对日本现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和统计，看看是否还能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调查结果表明，局势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严重。日本各行各业，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的，都受到基本原料不足的影响。钢铁的月产量已不足10万吨，比官方估计少2／3。同样，由于铝和铝矾土的不足，飞机产量也降到原指标的1／3。煤的缺乏使军火生产下降50％。船舶总吨位已不足百万，由于缺乏燃料和装卸货物的人力，整个运输系统已处于瘫痪状态。调查报告最后预言，用不了几个星期各城市间就不会再有铁路交通，钢铁船舶的建造就会停止，化学工业也会崩溃。
国民食物的供应，由于粮食作物的减产已降至最低限度。政府制定了把橡子制成食物的计划。号召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和被疏散的居民要完成收集500万石橡子的任务；官方的每天食物定量已降到1500卡路里以下，不足日本人以前最低标准的2／3。城里人苦难最深，每星期天都有数百万人带着衣服、首饰、家具以及任何值钱的物品，跑到乡下去换填充肚子的食物。
调查的结论是：“日本国内之现状，除非实行特别新奇之措施，否则战争无法继续。”但是，军部的死硬派决心要把仗打到底。铃木一方面听到了“全国人民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想执政后急速变更航路，也不会行得通。……如果强行变更，一定会引起不测的混乱，发生变故”因而表示要将战争继续下去。
《终战诏书》
广田弘毅内阁虽经天皇圣裁又圣裁，主战派仍阳奉阴违。其追随者发动“起义”，追杀大臣，包围皇宫，搜查天皇录音，几使《终战诏书》不得广告。
1944年夏，日本吹嘘的“绝对国防圈”被摧毁，本土处于盟军飞机轰炸范围之内。挑起战争的东条英机内阁，眼看败局已定，被迫宣布倒台。新上台的小矶国昭内阁，苦苦支撑了8个多月自请辞职。1945年4月5日，铃木贯太郎出任内阁首相，组阁未及一个月，传来噩耗：希特勒战败自杀，德国投降。
鉴于日本的战争能力丧失殆尽，铃木着手制定收拾时局，随之向驻苏联大使佐藤发出训令，令其婉请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7月26日晚上，由美、中、英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次日早上10点钟，日本内阁六巨头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日本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内阁六巨头是为首相铃木、陆军大臣阿南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参谋总长梅津大将、军令部长官丰田大将、外务大臣东乡。会上，首相铃木、外相东乡认为，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不明智的。而以陆军大臣阿南为首的军方人士，坚决主张无考虑余地。
屈服于多数的军方的压力，铃木于28日代表日本政府，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政府的态度是默杀《波茨坦公告》。所谓“默杀”，亦即不予置理，默然无视，是另一种形式的拒绝。
得知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后，美国立即把对日本“最后之打击”付诸行动，8月6日向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主战派仍不甘示弱，为防动摇军心，有意贬低原子弹的威力，陆军部公告说：美国的B—29型轰炸机空袭了广岛，使用了一种新型炸弹，造成了重大损失。
8日下午，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应苏联政府通知，前往外交部会见莫洛托夫。佐藤暗暗祈祷是好的消息，为营造友好气氛，一见莫洛托夫的面，就笑容可掬地问好客套，以至显得低声下气地巴结逢迎。殊不料莫洛托夫十分冷淡，神情严肃地打断他的话，念了一篇简短的声明，即对日本宣战。
期待既久的苏联的答复终于来了——不仅是断然拒绝调解，更是始料不及的对日宣战！
司令部外相东乡将苏联对日宣战事奏告天皇，请求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早在美国投下原子弹之时，业已产生了停战的愿望，于是嘱东乡转告铃木首相：“鉴于敌方使用了新型炸弹，日本已没有力量再打下去了，应尽早努力结束战争。”他又通过内务大臣木户指示铃木：“应尽快收拾战局，我个人的安危是次要的，务必不能重演广岛的惨剧。”
9日上午10点半钟，铃木再次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会议中间传来消息，“美国飞机在长崎又投了一颗原子弹”，四座愕然。
外相东乡更显焦急：“宝贵时机不能再错过，日本已危如累卵，若再拖延，更加不可收拾。”
“日本还没有打败。如果敌人进犯本土，必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阿南气势汹汹。丰田、梅津等异口同声附和。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到下午1点，仍是势均力敌三比三，铃木、东乡、米内主张接受无条件投降，阿南、梅津、丰田坚决反对。铃木于是宣布休会，交内阁会议讨论。
午饭毕，内阁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会上，多数人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保留天皇以维持国体。他们之所以选择投降的理由是：冲绳已成了美军进攻九州的桥头堡，美舰已开始炮轰沿海城市，国民已精疲力竭，日本已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力量和手段了，若不投降，必是玉石俱毁。
阿南暴躁地嚷道：“够了，够了，这些情况谁都知道。我本人及我的忠勇部下，都有一个信念，就是不管形势如何险恶，非打到底不可，宁可玉碎，决不投降！”在阿南、丰田、梅津等主战派恫吓下，相当部分阁员或收回了原先的观点，或沉默不语，内阁会议开到深夜10点钟，以不了了之宣布散会。
随着1945年春天的离去，日本民众还能足够支撑下去的希望看起来日益渺茫。3月9日至10日，美国太平洋空军部队动用了334架B-29轰炸机，对人口密集的东京发动了第一次烧夷弹夜间空袭。东京约40%的地方变为废墟，估计烧死了8万到10万人。风暴般的大火是如此之热，河水为之沸腾，玻璃为之熔化，向上喷发的热气甚至毁掉了一些轰炸机，其破坏力与后来投放的原子弹相差无几。在裕仁视察遭受轰炸的情景两天后，原外相币原喜重郎表达了此时大多数日本统治精英的共同心态，那就是：日本必须有耐心，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投降。他还说：民众会逐渐习惯于被每天轰炸。天皇与小矶首相发生意见分歧，天皇将莱特岛到硫黄岛的连续军事失败归咎于小矶，马上解散了他的内阁。
裕仁选定了自己信赖的前任侍从长、78岁的退役海军提督铃木贯太郎领导新政府。无论是天皇还是铃木都没有考虑任何有可能引导战争结束的政策变更。只是到冲绳战役惨重的失败，60多个日本城市被美军的燃烧弹夷为平地之后，裕仁才表示了对和平的愿望，开始寻求结束战争的方法。
从4月8日直至日本投降，铃木政府主要的战争政策，其特点是对自杀战术的极端依赖，大量生产的武器仅仅是为了完成自杀使命。神风“特攻”飞机、潜水艇发射的载人鱼雷、卡车发动机作动力的满载炸药的“特攻艇”以及接受特别训练的地面部队的自杀性攻击。
投降仪式日本政府丧失的再一个机会是7月27日至28日，当收到《波茨坦公告》后，铃木内阁对其作了仔细研究，当时没有一位“和平派”的成员主动建议接受。28日，在陆相阿南惟几、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等敦促下，铃木首相在下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声明，明确表示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海相米内甚至认为：丘吉尔己经没落，美国正陷入孤立，政府没必要仓促行事。这时日本天皇和木户仍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未落实的近卫访莫斯科的使命上面，推迟了投降并允许战争继续下去。为了维持他们自己和天皇的权力，宁愿牺牲无数日本“自己”的民众。
6月9日，日本临时议会的特别会议通过了动员全体国民迎接最后战斗的战时紧急措施法和另外五项法案。号令国民“粉碎敌国野心，达成征战目的”。与此同时，管制下的报纸发动了为天皇而死的宣传活动。即使在8月6日和9日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民众仍广泛地寄希望于最后的胜利，并相信他们的所谓“神州”是不可摧毁的。
8月9日，从上午10点半到下午1点，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名成员召开会议。这六名是：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陆军、海相米内光政、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代表海军、外相东乡茂德代表外务省、铃木贯太郎首相。他们对接受《波茨坦公告》进行了讨论。但是，他们讨论的是是否要争取有条件投降：即能否保留国体。当日深夜至10日早晨，又举行御前会议，会议出席者除上述六人外，增加了平沼。过了凌晨两点，会议在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点上继续陷入僵局。天皇叙述他当时做出“圣断”时的情况说：“那时我认为不可能继续战争了，从陆军参谋总长报告得知，犬吠琦和99里海岸的防御工作仍没有准备就绪。而且陆军大臣说，不到9月份，关东地区的决战师团完成武装所需的物资无法运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能保住帝都？如何还能战斗？我是没办法。我说，我赞成外务大臣的方案，接受《波茨坦公告》。”显然，日本天皇这番话，哪有半点悔过战争的意思！他完全是因为继续战争的力量不足了才无可奈何地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明知客观上已被打败，但是天皇及其战争指导者对于战争强加他们人民的痛苦漠不关心，更不要说被他们破坏了生活的亚洲、太平洋和西方人民的痛苦。他们只是想要寻找一个失败但不受损失的办法，以此缓和投降后国内的批评，并使他们的权力结构得以存留。
铃木贯太郎13日清晨，陆相阿南违反常态，不顾一切地闯进了内大臣木户的住室，向木户说：盟国的条件会毁灭“大和魂”，应该打一场决战。“你难道不能再请求一次天皇重新考虑接受宣言的问题吗？”上午9点，“六巨头”继续开会，讨论盟国的复文。会议仍僵持不下。下午举行内阁会议，大部分阁僚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3点45分会议突然中止，有人送来一份将在15分钟后要在电台播出的声明，声明说：“皇军收到新敕命，已重新开始对美、英、苏、中发动进攻。”尽管梅津下令废除了这项声明，但可看出日本政府中战争狂的势力是何等嚣张！
内阁书记官长迫水在裕仁10日讲话的基础上，负责起草《终战诏书》。在两位汉学家川田瑞穗和安冈正笃的协助下，迫水用三天时间完成了诏书的草稿并提交给铃木内阁。8月13日晚或是14日的清晨，美国加速了对天皇的心理战，从B-29轰炸机上投下的一张传单到了木户手中。木户参见天皇并说明了情况的危急。这张最新的传单将政府在一个条件下投降的通告和伯伦斯的回复全文都告知了日本民众。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帝国政府将无法再依靠保密向民众隐瞒战败的真实和长期延迟投降的原因。出于对包括批判皇位在内的不断增长的失败主义迹象的担忧，天皇和木户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人民崛起。
14日上午10点50分，阿南和梅津都在皇宫的御文库参加紧急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接受盟国的复文。在会上梅津要求继续进行战争，如果投降就意味着国体的结束。阿南在天皇面前，感情冲动，说话结巴，主张打下去。但是天皇最终还是作出决定，结束战争。十五名大臣听命于天皇的决定。于是，8月14日晚，内阁经过6小时有争议的讨论后对《终战诏书》的草稿进行了修改和通过。裕仁立即签了字。木户和情报局总裁下村劝说天皇将最终定稿录了音，以备向全国播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在此前一周内，主战与主和两派各执一词，数次会议争论不休，议而不决。虽经天皇圣裁又圣裁，主战派仍阳奉阴违。其追随者发动“起义”，追杀大臣，包围皇宫，搜查天皇录音，几使《终战诏书》不得广告。
胜利在望
投降新上台的小矶国昭内阁，接收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苦苦支撑了8个多月，终因回天无力而自请辞职。1945年4月5日，铃木贯太郎出任内阁首相，组阁未及一个月，传来噩耗：希特勒战败自杀，德国投降。
鉴于日本的战争能力丧失殆尽，已如大厦之将倾，铃木经上奏天皇准允，着手制定收拾时局、结束战争的对策，随之向驻苏联大使佐藤发出训令，令其婉请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佐藤的复电颇有点不祥之兆，称训令到达莫斯科时，斯大林及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要人，正准备出发参加国际会议，故而一时无法得到具体的答复。
7月26日晚上，由美、中、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世界播出，其旨要是敦促日本投降：盟国将给予日本的最后之打击，不至其停止最后抵抗不止；日本应尽速决定一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次日早上6点钟，日本海外广播局，监听到了又从旧金山播出的《波茨坦公告》。
10点钟，日本内阁六巨头举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日本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内阁六巨头是为首相铃木、陆军大臣阿南大将、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参谋总长梅津大将、军令部长官丰田大将、外务大臣东乡。会上，首相铃木、外相东乡申述理由，认为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是不明智的。而以陆军大臣阿南为首的军方人士，坚决主张无考虑余地。
《波茨坦公告》的要旨之一就是敦促日本投降：盟国将给予日本的最后之打击，不至其停止最后抵抗不止；日本应尽速决定一途，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但日本内阁在军方的强大压力下，由首相铃木贯太郎对外宣布“默杀”《波茨坦公告》。当时，日本及世界舆论评论说，所谓“默杀”，亦即不予置理，默然无视，是另一种形式的拒绝。于是，美国向日本发动了“最后之打击”，向广岛投放原子弹。
8月9日，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铃木传达了天皇的话后说：“广岛已被摧毁殆尽，苏俄军队又大举入侵满洲。皇军实际上已无法再战，依我个人的看法，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没有别的出路，诸位的见地如何？请各抒己见。”然而，就在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之时，内阁接到一个更坏的消息：美国人在长崎又投放了一颗原子弹。
此时，主和的外交大臣东乡茂德焦急地说：“宝贵时机不能再错过，日本已危如累卵，若再拖延，更加不可收拾，故我认为，条件不可多提，提多了盟国完全有可能拒绝而作最后攻击。”
但主战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此时却更显强硬，他说：“日本还没有打败。如果敌人进犯本土，必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这番话得到了参谋总长梅津大将以及军令部长官丰田大将的赞同。
经过激烈的辩论，会上多数人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保留天皇以维持国体。他们之所以选择投降的理由是：冲绳已成了美军进攻九州的桥头堡，美舰已开始炮轰沿海城市，国民已精疲力竭，日本已没有继续打下去的力量和手段了，若不投降，必是玉石俱毁。
但阿南却非常不满意，他说：“够了，够了，这些情况谁都知道。我本人及我的忠勇部下，都有一个信念，就是不管形势如何险恶，非打到底不可，宁可玉碎，决不投降！”在阿南、丰田、梅津等主战派恫吓下，相当部分阁员或收回了原先的观点，或沉默不语，内阁会议开到深夜10点钟，以不了了之宣布散会。
投降仪式8月10日，铃木和东乡会见裕仁。裕仁表态说：“国力疲惫。难能再有力量保卫本土，再打下去，只能使日本生灵涂炭，朕同意按外相提出的条件，接受盟国公告。……在此忍无可忍之际，解除忠诚军队之武装，使昨日尚效忠于朕者，明日即成为战犯，于情实有不忍，但为国家前途计，亦为不得已之事。今日应以明诏天皇在遭受三国干涉时之心境为楷模。”
根据日本宪法，只有内阁有权批准投降。铃木在了解了裕仁的意思后，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会议，宣布了天皇“圣裁”，全体阁员一致表示服从，至10日凌晨4点，拟定了求和电文的措词。这份电文很快经由瑞士和瑞典转达给了美英苏中四国。
但与此同时，陆军也在酝酿一份自己的声明。当天上午，阿南在陆军省大楼的地下防空洞里本着上述的想法，向所有课长级以上人员传达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他说：“我们只有服从天皇的圣断，别无选择。现在，我们是战是降，取决于敌人对我方照会的答复。战也好，降也好，你们都必须记住，你们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能违反严格的军纪。大难当头，一个人的轻举妄动也可能造成国家的毁灭。
波茨坦公告发表之后，日本统治集团自恃还有一定的本钱可进行垂死挣扎，对这一通告采取极不认真、置若罔闻的态度。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同时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零时，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一声令下，万炮轰鸣，震撼大地，5000多辆坦克从不同的进攻地域同时向日军阵地冲去。后方满是雨水的机场跑道上，导航灯划破夜空，上千架装满炸弹的轰炸机，在歼击机的护卫下，冒着大雨强行起飞。强大的机群飞越苏境，朝着吉林、哈尔滨、沈阳、长春等重要军事和工业目标飞去……
进攻关东军的苏军分3路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迅猛推进。第一路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率领外贝加尔方面军，主攻满洲里至礼赉诺尔和呼伦到防山的防线，越过大兴安岭，向长春、沈阳挺进。第二路由麦列茨科元帅指挥远东第1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突破米山、绥芬河，向吉林挺进。第三路由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远东第2方面军突破黑龙江、乌苏里江，向佳木斯、嫩江方面挺进。日本人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不到一周，号称百万的关东军被击溃。
就在苏军开始进攻的那一天，8月9日上午互互时，美空军少校史威内驾驶的B29飞机飞临长崎上空，投下了第2颗原子弹。长崎市一片火海，市内居民化为累累焦尸。
11时30分，天皇在宫中防空洞内召集御前会议。经过激烈争吵，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同时命外相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乞降照会”……
投降仪式国兽犹斗不济事，签署降书谋新筹。
1945年8月8日的南京。日本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总司令部情报课从欧洲、重庆等地的无线电广播中收听到了有关日本将要投降的消息。他和日本其他高级将领一样，对“无敌皇军”之类的神话深信不疑，难以接受日本宣布投降的事实。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我于1941年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来，继续了4年多的战场生活。在这期间，一次也未回国。因此，国内的事情，虽然片断地听到一些，但实际情况如何，既不知道，也不让我知道。虽然大体上对战局的前途感到颇为暗淡，但认为还有相当的余力。”
幕僚把8月10日抄录的消息摆在了他的案头：
1．杜鲁门就日本要求投降，正与英、苏、中三国联系。
2．日本皇室是独裁政治的根源。可能以日皇退位结束战争。
3．日本通过瑞士、瑞典政府，向美、英、苏、中各国政府提出，如
允许维持天皇制，则接受《波茨坦公告》。
10日夜里，接到东京大本营发来的“大陆第1378号”命令：
陆机密电第61号
帝国由于苏军的参战，必须同时完成强硬的作战，正按照下列条件与美苏英交涉中。
1．帝国对最近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的条款，准备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为条件，予以接受。
2．对上述条件的确切保证，如有任何疑义，帝国应坚决为完成战争目的而迈进。
陆军大臣、参谋总长
此电文虽措词强硬，但核心内容透露了准备接受投降的实情。冈村看了这封电报感到：“这对百战百胜的中国派遣军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他后来仍一直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并未战胜日本，不过是挟同盟国家之胜利聊充战胜国而已。”
签约对派遣军将士的训示
苏联终于向我进犯。皇国如今面对美、英、苏等大敌，已进入关系国家兴亡之决战中。
苏联参战早在预料之中，我数百万精锐皇军正严守皇上及大陆。必须发挥建国以来最大勇猛之传统，为维护国体、保卫皇土，只有断然决一雌雄。本官决意率吾百战百胜皇军之最精锐部队，抱全军工碎之决心，誓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全军将士勿为敌之和平宣传攻势所迷惑，全军应愈加精诚团结，再现大楠公“臣一人在，圣这可保无虑”之忠诚及必胜信念，和时宗公之壮烈斗志，克服万难，一心一意为去灭骄敌而奋斗。
昭和20年8月1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
冈村发了训示之后，又向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发了电报，要求拒绝《波茨坦公告》，继续作战，表现了他极其强硬的态度。他的要求本来是不符合8月9日日本天皇御前会议精神的，但是，陆军却把冈村要求继续作战的消息播送出来。
8月13日，南京汪伪政府出刊的《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中央社京讯）日驻华派遣军12日发表声明如次：
最近于街巷之间，流言风行，无知之辈随声附和，人心动荡，殊深遗憾。派遣军无论战局如何转变，决以严明之军纪，公正严肃之态度，向击灭骄敌之途迈进，如有曲解军方真意，于治安上有不良行动或有冒渎日本军威者，军方决予断然处置。
13日，东京。陆相阿南闯进内大臣木户的住室，向木户说：“盟国的条件会毁灭大和魂，应该打一场决战，你难道不能再请求陛下重新考虑一下吗？”上午9时，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盟国的复文。14日，天皇再次君临内阁会议，令15名内阁大臣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文件上依次签字，总算没有让他的千万臣民血肉之躯去“玉碎”。
8月15日9时半，冈村从他的私邸来到总司令部，获悉了由陆军部次长于昨夜发来的“天皇陛下将于15日12时亲自广播。应谨拜闻”的通知。10时10分，他又接到了东京发来的关于“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第68号密电。
11时过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在他的率领下，按平时遥拜式的队形，于广场东面集合，聆听从数千公里之外本土传来的天皇广播诏书。
正午12时，天皇的声音在广场上响起：
察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帝国政府已受旨通知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我帝国接受彼等联合宣言之各项条件。……朕对曾与帝国紧密提携解放东亚之东亚诸盟邦表示最深切之遗憾。每念及战死沙场之官兵及其他以身殉职者，每念及死于非命者及其遗族，朕日夜痛心，凄然涕下。对伤者、战争受害者、无家可归者，丧失生计者之福利，朕深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自不堪言，朕深知尔臣民之衷情。然者，时运之所趋，朕为和平计，不堪忍者亦忍之，不堪受者亦受之……
天皇的广播结束后，他和部下一同陷入茫然无措的沉默之中。他走上讲台，用十分简短的语言向全体人员作了谨遵诏命的训示，然后宣布解散。下午，他对全体侵华官兵下达训示如下：“蒙亲赐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唯一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
武汉人民8月17日，中国方面通知冈村派人去芷江中国陆军总部接洽投降事宜。20日，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奉命前往。今井一行为了顾全日本军最后的体面，“乘用的MC机是借用总司令官的专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得寒碜，实在也是万不得已。内在质量也比不上美国飞机。人家不管有雾、不管夜晚都能毫不在意地自由起飞，我们的飞机就不行。根据约定，我机尾还要拖着两条3公尺的红色布条，甚觉耻辱”。今井武夫抵芷江后，与中国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举行了两次会谈，初步达成了移交武器装备、俘虏名册等协议，然后乘原机返回南京。
8月27日，冷欣率领顾问、参谋和宪兵警卫等百余人乘7架飞机先期到达南京，设立前进指挥所。9月1日至5日，全部美式装备的中国新编第6军陆续空运到南京。8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在数十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在明故宫机场着陆，隆重地进驻了陷落长达8年之久的国民政府首都。
9月9日上午9时冈村宁次率领部属在中国军官引导下，照日本军占领时期同样的行军队形，由武装的两个分队乘警备车担任护卫，通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文字的牌楼，沿着打扫整洁的中央马路前进。进入黄埔路，就来到了国民政府时代的国防部（汪伪时期改为伪中央军校），护卫车在大门口的路旁退避，队伍成为无武装状态，只有小轿车继续开进门内，宽阔的广场上坚立着盟国的国旗。
投降宣言靠会场正面的桌子中央，已经坐着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左右并排坐着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校，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等将校。来宾席上坐有盟军将校以及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等。
日本方面的桌子排列在中国方面桌子的正对面，中央是冈村宁次的席位。两旁列席的有：日驻华舰队司令福田良三中将，驻台湾日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驻法属印度支那日第38军代表三泽大佐，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参谋小笠原清中佐。台湾自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成了它的“领土”，所以日第10方面军及第38军本不归中国派遣军管，由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中国将收复台湾，盟国规定日驻台湾和北纬16度以北之越南地区的军队，一并由冈村宁次率领向中国方面投降。
冈村等人各就本位立正敬礼，何应钦欠了欠身子，像是站了起来似的作为还礼。分别就席后，冈村马上出示了日本政府出具的冈村宁次受权投降的证明书。
然后，小林中将从何应钦手里接受受降书两册，转身走回日方座位交给冈村宁次。在场记者描述，“冈村将降书一一阅读，签字时，手微颤抖，签字盖章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之久”。之后，再由小林将两册降书交给何应钦，何查阅无误后，令萧毅肃参谋长把其中的一册交还冈村，仪式就此结束。
投降书但是，何应钦向投降者还礼一举，却引起了西方记者的纷纷议论，认为这是失当的。
冈村自称参加投降签字仪式时的精神状态是安然的，并没有失去他素常的“风度”。在9月9日当晚的日记中他写道：“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签完降书后，冈村向侵华日军正式下达投降命令，要点如下：
（一）余遵奉大命，率领在华（满洲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之全部陆军向蒋委员长无条件投降。
（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第6方面军司令官、第10方面军司令官、第6军司令官、第13军司令官及第23军司令官、第38军司令官，应指挥所辖地区内一切陆军部队（包括非部队成员）向各地中国受降主官投降。
（三）各方面军司令官在执行上项有关命令时，应与所在地区海军指挥官密切协作。涉及陆海两军有关事项，应负责对海军部队的领导，为此，在与受降主官交涉中，应包括有关海军事项之执行。
（四）各方面军在执行本命令时，必须迅速、确切，赏罚严明。
（五）执行本命令时，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书面请示当地受降主官，就地妥善处理。
同时，冈村还以总司令官名义下达对中国派遣军全体官兵之训；示：
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然圣断既下，事已至此。全军将士面临冷酷事实，宜彻底遵奉圣旨，毋趋极端，含辛茹苦，更加严肃军纪，保持铁石团结，进退举措，有条不紊，以显示我崇高皇军最后之真姿。异域瘴疠之间，望全军将士珍重自爱。泣血训示如上。
铃木贯太郎，（1867-1948）日本首相（1945.4-1945.8）、海军大将。千叶县人。海军大学毕业。
1867年12月24日 生于和泉國（今．大阪府）久世村伏尾之久世家陣屋，鈴木由哲長男﹑母きよ。
1887年7月5日 二十岁自海軍兵學校毕业，海軍少尉候補生﹑筑波艦乘組实地训练。
1889年5月15日 二十二岁 任海军少尉，補天城分隊士。
1892年12月21日 任海军大尉。
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时为水雷艇艇长。
1904年日俄战争时任第二舰队驱逐队司令。
1914年起历任大隈重信内阁的海军次官、海军兵学校校长、军事参议官等职。
1923年晋升为大将。后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军令部长兼海军将官会议议员。
1929年入预备队，担任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
1936年在皇道派青年将领发动政变的“二·二六事件”中，遭叛军袭击，身负重伤而辞职。
1940年任枢密院副议长（后为议长）、教育审议会总裁。
1945年组阁，压制陆军强硬派，敦促天皇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结束战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自己的使命以结束，宣布内阁总辞职。后再度任枢密院议长，皇族审议会总裁。
| 伊藤博文 | 黑田清隆 | 山本权兵卫 |
| 东久迩宫稔彦 | 吉田茂 | 芦田均 |
| 宫泽喜 | 羽田孜 | 桥本龙太郎 |
2：http://www.wikilib.com/wiki?title=%E9%88%B4%E6%9C%A8%E8%B2%AB%E5%A4%AA%E9%83%8E&variant=zh-cn
3：http://ja.wikipedia.org/wiki/%E9%88%B4%E6%9C%A8%E8%B2%AB%E5%A4%AA%E9%83%8E%E5%86%85%E9%96%A3
4：鈴木貫太郎《鈴木貫太郎自傳》（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年）349～359頁年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