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瑛
钱瑛
中山大学1903年5月14日，湖北省咸宁县（现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肖桥村力稼庄一户在潜江县周矶经商的钱姓人家诞生了一个小生命。看到女婴眉清目秀，红扑扑的小脸透着灵气，如同一块璞玉，父母便为孩子取名钱瑛。
钱瑛出生时，其家境宽殷，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她的祖父钱兰田坐贸沙市，伯父钱焕庭经营潜江，父亲钱训臣则在汉口转接。他们以汉口为总汇，来往于荆襄——武汉——咸宁之间，商业上呼应灵通。当时武汉至咸宁尚有水运航钱，小轮、帆船载运货物，动辄租以汉口，“仁义”轮船公司的“国泰”、“德泰”、“公利”、“祥风”4艘轮船和武昌“利济”轮船公司“南通”轮络绎于武汉——咸宁航线，在咸宁、沙市、潜江一带名声很大，方圆数百里的商户都与他们有业务来往。
1904年，钱瑛一岁时，钱家突遭厄运。钱焕庭经营的潜江周矶四店毁于一场火灾，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并殃及到汉口和咸宁的生意。钱瑛的父亲钱训臣只好辍商改行，东渡日本东京学习织造技术，两年后学成回国，到湖北天门人、广东新军第一协统统领张炽所部任筹办粮秣的军需官。后为照顾年迈的祖父，返回咸宁家乡务农。
钱瑛自幼生长在这个“道德守旧，学问唯新”的家庭里，深受其父母的伦理观念的薰陶，但由于父亲职业的频繁变动和经常的迁移，也使钱瑛有更多的机会接受和接触到新思想和新事物，因此，她不象姐姐那样唯父母之命是从，而是个性倔强，具有鲜明的向封建礼教挑战的叛逆精神。钱瑛很小的时候就帮着母亲做家务，8岁入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她酷爱吟诗作文，很得塾师称赞。当钱瑛10岁时，父亲又到潜江周矶重开商号，将钱瑛母女接到周矶，她又来到潜江读书。初谙世事的钱瑛对一些封建陋习深恶痛绝，她渴望有独立的人格，向往自食其力的生活，于是她向父亲力争，不再缠足裹脚。
李克农故居随着时间的流逝，钱瑛渐渐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慕名到钱家提亲的人也开始踏进钱家的大门。钱瑛的母亲经过挑选，终于收下了一大户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下了亲事。钱瑛知道后，想起同学们常常在一起谈论的由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种包办婚姻导致的种种悲剧，深为自己求知求学的前途即将被断送而痛苦不堪。她数次与母亲争论，但母亲却固执地认为女大当嫁，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何况退婚势必引起非议，乡邻们的冷嘲热讽将会成为钱家的耻辱，拒不答应女儿的请求，还对她严加训斥，并把她看管起来。
钱亦石1909年夏离开家乡咸宁，考入汉口商业学堂。1916年秋又到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前身）学习，预科一年后转入博物部。1920年夏毕业后，进入湖北省教育厅任职员，同时在董必武主持的武汉小学、武昌高师附小、湖北一师兼任教员。由于他思想进步，追求光明，1924年4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月，钱亦石担任了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执委兼宣传部主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共产党党团支部。大革命失败后，他经日本转赴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即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12月回国。在上海，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的安排，在阳翰笙领导下，钱亦石从事革命和进步著作的译、著工作，开始了革命文化推进者的职业生涯。他从1932年起任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教授，还加入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曾任该组织的党团书记以及“苏联之友社”党团书记。
列宁学校1927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高中文化。
1923年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就读。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
1927年7月起任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干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干事。
1928年在上海任全国总工会秘书兼交通。
1929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及列宁学校学习。
1931年回国后被派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参加洪湖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建立一支红军游击队。任中共湘鄂西分局职工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总工会常委、秘书长。后任中共潜江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任中共潜江县委书记。
1932年9月，红三军主力撤离洪湖区，她化装突围至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由于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并在狱中参加和领导了群众斗争。
1933年初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交涉下获释出狱，至1937年12月任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员、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常委。
1938年1月至5月任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8年6月起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书记。武汉沦陷后。
1939年2月至3月任鄂中区党委书记。
3月起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0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川西、川康特委代表。
1941年1月至1942年春任南方局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2年4月起任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兼管地下党工作。
1943年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其间：任临时党支部复审委员会书记。
1945年冬起任中共中央重庆局、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
1947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后为中央局）委员。建国后，长期在党和国家的检察和监察机关担任领导工作，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和不良倾向作坚强的斗争。
将士陵园之钱瑛1952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1952年11月至1954年9月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53年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
1955年4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59年4月至1960年11月任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
1964年11月至1965年4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1965年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8年3月得到平反昭雪。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书记，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副书记，第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会议批准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1973年7月26日在北京病逝。
雨花台英雄雕像初涉革命
湖北女师是共产党人传播革命思想的基地之一。湖北地区党的早期领导人李汉俊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进入湖北女师就读以后，钱瑛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十分刻苦，各门功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时，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尤其是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半月刊流传到学校以后，钱瑛期期必读，阅读了大量革命文章，思想渐渐倾向革命，终于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长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从1925年起，钱瑛开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1927年初，在湖北女师，24岁的钱瑛经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钱瑛职业革命道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她从此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革命的斗争之中，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改。不久，钱瑛结束了在湖北女师的学习，到劳动代表培训班接受培训后，被派往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负责纱厂、火柴厂的妇女和工运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钱瑛乘坐江轮从武昌抵达九江开始工作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江的政治空气也骤然紧张起来。党组织通知钱瑛迅速离开九江，赶往南昌。未及启程，她又得悉“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消息。钱瑛转而赶赴广州，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也失败了，钱瑛只得离开白色恐怖的广州，再次踏上寻找党组织的路程。
钱瑛1931年7月来到洪湖地区后，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了湘鄂西省总工会秘书长。在领导工运的同时，她还参与了军事工作，同时主持编辑和出版省总机关刊物《湘鄂西工人》。1931年11月至1932年2月，她还担任了中共潜江县委书记。
1932年5月，正当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等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红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为了在敌众己寡的形势下击退敌人，保卫苏区，钱瑛监危受命，率领一支游击队绕到敌后，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军不明红军虚实，不敢贸然进犯，停止了前进。钱瑛的行动，迟滞了敌人进攻，为红军赢得了时间，红三军主力紧急驰援，击溃了敌人。
“七·七”事变“七·七”事变
1936年春，钱瑛与同监难友被押解到了南京“反省院”。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因钱瑛被捕后化名“彭友姑”，没被列入释放名单。直到帅孟奇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第二批她才获释。结束了四年多的狱中生活，回到共产党的怀抱。
钱瑛出狱后，1937年10月担任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农运和妇运工作，2个月后，改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妇女部部长。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省委机关撤至宜昌，钱瑛又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
1940年，钱瑛结束在湖北的工作，担任中央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领导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了又一次反共高潮，同时加紧了对国统区我党的搜捕和迫害。在这危急时刻。钱瑛采取果断措施，转移已“露红”的党员干部，改变“粉红”的工作方式，长期埋伏“暗红”的党员干部，稳住了共产党在西南这一地区的阵地。
整风运动
1943年，钱瑛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接受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的“审查”。对康生的所谓“抢救运动”，亲身感受过当年湘鄂西 “肃反扩大化”恶果的钱瑛并不赞同，她不避风险，为被冤屈的白区工作同志申辩和作出证明，两次到中央社会部说明情况，保护了不少同志。在这时，钱瑛得悉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原来家乡咸宁1938年沦陷后，钱训臣率儿孙避难潜江，于1942年7月客殁马家湖。
1945年冬，钱瑛担任中央重庆局（原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安排了大批到中共代表团驻地红岩村汇报、联系、接头的同志，为共产党组织的力量在“陪都”重庆地区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器重。这年底，重庆局即将离开重庆时，一些同志因敌情严重，接不上党的关系，又不能去南京，非常焦急。对此，钱瑛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为：没有弄清事实真相的，不要轻率地接关系；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不要轻易丢掉。还要交待留在当地的党组织，要做好对这些同志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中央监察、纪检部门当作主要攻击目标。钱瑛也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不准任何人前往探视。在她生命垂危之时，日坛医院党委书记、钱瑛在重庆、南京中央局工作时的上级李克农的儿子李冰借查房之机，避开看守人员去看望她，转达同志们对她的问候。她泰然地说：“我朝前看！”由于李冰等人的关照，钱瑛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四人帮”一伙却不准她继续治疗，11月被“监护”出院，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
钱瑛晚年友人合影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决不趋炎附势，也不随风转舵，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她在办案时总是深入细致地反复核对，不妄断，不轻信，也不苟同。
钱瑛的性格通过下面的两首诗篇生动的体现出来了，表现出钱瑛伟大的爱国精神。
1931年4月23日清晨，谭寿林又一次被捕，后被转到南京，作为“重犯”严加关押和审讯。在狱中，谭寿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于5月30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钱瑛的心头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她决心不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以完成谭寿林未竟的革命事业。
钱瑛一起珍藏着谭寿林烈士的遗物，随身携带着丈夫留给她的一块怀表，房间里悬挂着丈夫的照片。她还写了许多缅怀丈夫的诗词，倾诉自己对丈夫的深切怀念。1959年，谭寿林所著《俘虏的生还》一书出版，钱瑛触书生情，写下《再读＜俘虏的生还＞》一诗：
生还何处寄萍踪，骤雨狂风肆逞凶。
几度铁窗坚壮志，千番苦战表精忠。
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若虹。
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曾在观看歌剧《洪湖赤卫队》后写下这样一首诗，回顾这段革命经历：
回首滨湖三十秋，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飚蒋匪同为敌，鱼米家园两不留。
杀敌抗洪双苦战，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今古，一曲名扬震五洲。
钱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她在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曾到广东省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报告了在广东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于1953年4月11日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转发了钱瑛的这份报告。
1938年1月，毛泽东等为他送了写有“哲人其萎”四个大字的挽联。
钱瑛[中医]，明代儿科医生。字良玉。苏州（今江苏苏州）人。其父为钱宗道，世传小儿医。宣德（1426-1435）年间于太医院任职。其子恒、恺、悌、愃，皆继父业。
| 刘国均 | 杨揆 | 叶蓬 | 徐远举 |
| 周镐 | 程汝怀 | 贾亦斌 | 涂允檀 |
| 李范 | 晏勋辅 | 晏道刚 | 刘家祺 |
| 朱绶光 | 石瑛阳 | 吴国祯 | 刘骥 |
[1]中国图书馆 http://www.library.hb.cn:8080/was40/detail?record=424&channelid=51538
[2]芝麻开门网 http://www.zmkmcn.com/search.php?cmd=viewinfo&database=%C6%DA%BF%AF&id=987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