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

1906年9月赴日本东京，入早稻田大学读师范，曾与鲁迅同听章太炎的文字学，并结交革命志士和大批追求新思潮

精读钱玄同

1906年秋天，钱玄同第二次到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这年章太炎出狱后也来到日本，在东京创办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钱玄同拜识章太炎后，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钱玄同听章太炎讲国学，立定了他的研究国学的志向，并从此走入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大约在1910年，钱玄同和章太炎、陶成章，在东京办《教育今语》杂志，出过六期。杂志的宗旨是给一般失学者灌输文字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国学常识，内中也带有提倡种族革命的意味。那时章太炎等一班民族主义者主张光复旧物，钱玄同也浸渍于中国古典文献里，写起文章来，春秋笔法时出。

1910年5月钱玄同归国，这年他24岁，在家乡浙江省的几所中学做国文教员。1911年的2月间，钱玄同在故乡吴兴拜访了经学大师崔适。钱玄同读了崔适所著的《史记探源》稿本，又从崔适那里借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阅读，自此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1913年8月钱玄同离开杭州来到北京，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代将要开始了。9月钱玄同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不久兼任北京大学预科文字学教员。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国文部，钱玄同任国文部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钱玄同到北京后，仍去信向崔适请教问学。这样钱玄同在经学上有了两个正式的老师，一个是章太炎，一个就是崔适。钱玄同甚至还向蔡元培竭力推荐崔适，请崔来北大做讲师。但崔适说话口齿不清，遭学生不满，后来不得已下讲台，改为给预科生批作业，最后贫病死于湖州会馆。

章太炎是主古文经学的，崔适则主今文经学。借用上个世纪30年代考入北师大国文系，听过钱玄同音韵文字学和经学课的顾学颉的话讲：古文经学偏重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研讨，对于经的本身多采取“信古”的态度。今文经学偏重于微言大义的阐发和新创，对于“古文经”则持怀疑、非难的态度。历史上这两个学派各自笃守“师说”，门户森严。钱玄同对章太炎作了一次经学上的“谢本师”，这已显示钱玄同在学术上的态度。到后来钱玄同对今文经学也不再满意了，他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

钱玄同原来是坚定不移要复古的。他以为清王朝既已推翻，就当恢复汉民族一切更古的古制——除了“皇帝”之外。然而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也决议把政府迁到北京。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1917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帝制。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他由“反清排满”时代的恢复以前汉民族的“古”，进而发展到反对复古，并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17年钱玄同加入了中华民国教育部组织的国语研究会，会长是蔡元培。国语研究会着手调查各省方言；选定标准语；编辑语法辞典等书；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1917年林玉堂（后改名林语堂）发表了“检字新法”、“汉字号码索引法”、“末笔检字法”，并作了《汉字索引制说明》，请蔡元培作序文，钱玄同作跋语。钱玄同在《跋》里，提出了按拼音字母音序编纂字典词典的方法：以注音字母附记字旁，仿英法日本字典之体制。

《狂人日记》与《尝试集》

1918年《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由上海迁移到北京。钱玄同开始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其他五个编辑人员

钱玄同（右1）1920参加苦雨斋聚会，左起， 沈士远、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马幼渔、 沈兼士、徐祖正、苏民生、钱玄同

胡适写作白话，时间更早一些。1917年10月，胡适把他一年来写作的白话诗编成《尝试集》，给钱玄同看，并请他作序。钱玄同和胡适还没见面时，1917年7月，他就对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新诗提出过意见，说胡适的“白话诗”“犹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胡适看了钱玄同的批评，给钱玄同复信里说：“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所以胡适后来在北京所写的白话诗，就都不用文言了。钱玄同在给胡适的白话诗作的序中，发挥了他对白话入诗的见解，以他汉语史的学术修养，从历史的变迁里阐述“言文一致”的道理：“我现在想：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嘴里说这个声音，手下写的就是表这个声音的记号，断没有手下写的记号，和嘴里说的声音不相同的。拿‘六书'里的‘转注'来一看，很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代表现代中国新文学最早创作实绩的两部白话文学作品：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都与钱玄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但遗憾的是，鲁迅与钱玄同这对“五四”战友，后来却因思想上的分歧而渐渐离远了。1929年5月鲁迅回北平省亲时偶遇钱玄同。这两位章门弟子，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发生争执，不欢而散，从此竟断了往来！鲁迅和钱玄同共同的朋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谈及此事，并转述过鲁迅的自述。钱玄同在鲁迅去世后，写了《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也说起这事：那天，他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马隅卿（孔德校务主任）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当时钱因信奉疑古学派而常署此名。在钱玄同看来，是鲁迅给他吃了一个“闷葫芦”，之后就“自然回避了”。

汉学简化及注音字母

《新青年》自1918年初移师北京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但是由于性格、思想等的不同和差异，编辑同人中

新青年

1920年2月1日，他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一文，认为：“拼音文字，不是旦暮之间就能够制造成功的；更不是精心浮气、乱七八糟把音一拼，就可以完事的。造成拼音文字，第一步是规定语法，第二步是编成字典。有了这两样东西，才能有拼音文字出现。”在这篇文章里，钱玄同还提出：“对于汉字形体的改良……现在是需要甚急，非赶紧着手去做不可的了。我是很高兴做这件事的。现在打定主意，从一九二○年起，来做一部书，选取普通常用的字约三千左右，凡笔画繁复的，都定他一个较简单的写法。”钱玄同抄用的简体字，大部分是固有“拟体字”，新造字则不多。但不论造新的还是采旧的，钱玄同抱定的“唯一主张”是：减省笔画。钱玄同通过学术的方法，以学理来阐明注音字母的合理性，并以自己的专长，通过学术的途径，为推进国语尽力。在论及“国音”、“京音”问题时，针对一些主张以“京音”为准的观点，他再次辩证道：“就事实上讲，英国以伦敦南部之音为国音，不是以伦敦都会之音为国音；德国以汉堡之音为国音，不是以柏林之音为国音。”“况且国音是为国语而设的，国语当以在现在社会上最占势力的普通话为根据，决不能以北京一隅的方言为根据……国语既不是北京话，国音如何可以纯用北京音呢？”

1928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即教育部）电请钱玄同、黎锦熙为“国语统一会”的筹备员，改组国语统一筹备会。9月2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12月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汪怡、沈颐、白镇瀛、魏建功为常务委员。

就在这年冬天，钱玄同与黎锦熙即以“国语统一筹备员”的身份，联名给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提出：“汉字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有形无声（虽然大多数于古是形声字），给它加上一个音标，实为今后之要务。而用世界公用的罗马字母，制定中国国民的读法拼法，把本国的名称写成拼音字的形式，其事尤为切要。”

也是在这一年，钱玄同还与黎锦熙一起，多方奔走，终于使“国语辞典编纂处”得以扩充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这项大规模的计划，动议于1919年，编纂处成立于1923年，但直到1927年，才以钱玄同、黎锦熙和吴稚晖三人的名义，向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了一笔款子，着手搜集材料，作为教育部国语会事业之一。“中国大辞典”原来只叫做“国语辞典”，直到1928年方才扩充而改名。正如黎锦熙后来说的，因为要对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就不能不对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的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账。

此外，《增修国音字典》的12大册稿本是在1926年10月基本审定的。1928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后，又特设“增修《国音字典》股”于纂著部第一组中。钱玄同也在当年提出意见，认为12大册稿本《增修国音字典》所收的字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一时难于决定。到1929年，国语委员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议决：改《增修国音字典》为《国音常用字汇》，就原稿本删定，共得9920个字，加上异体异音的，合计12220年字。钱玄同作最后的审核，直到1931年全稿始定。

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常用字汇》。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里说：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民十二到民二十一，整整的经过十年才成功，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卷首有一长篇例言，题为“本书的说明”也是钱先生一手做成的。

钱玄同的身世颇为奇特，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大家所熟悉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是钱玄同的之子。

钱玄同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65岁，难怪会有一个大34岁的大哥钱恂。父亲死时，钱玄同还小，长兄为父，因此他对大哥钱恂很畏惧，钱恂是晚清的名人，曾在日本、俄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做过外交官，知道满人怎么回事，所以思想颇开放。钱玄同是章太炎的弟子，上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是很有名的教授，章太炎来北京讲学，他执弟子礼甚恭，马前鞍后唯唯诺诺，亲自为老师翻译，因为章的浙江话，很多北方同学听不懂。他的这种

钱玄同（前排左2）1928.6参加北大文科国文门第四次 毕业合影，前排左3蔡元培、左1马叙伦、左4陈独秀。

当时不少学者都激烈偏执，但像钱玄同这么极端，还真不多见。他自号“疑古玄同”，对过去的大师，常持坚决否定态度。作为古文派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钱玄同受老师影响，有非常高的古文经学造诣，然而他后来也拜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并自称“乃始专宗今文”。实事求是地说，对于古文和今文，钱玄同都是背离师门的逆徒。20年代初，钱玄同和大学刚毕业的顾颉刚讨论今古文，以《聊斋志异》上的故事举例，说明他们这一代学人治学应该有的态度。书生桑生先后接纳了两名女子，这两个不安分的女人，老是互相攻击，一个说对方是鬼，一个说对方是狐，桑生起初以为她们只是妒忌，说着玩玩，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现她们果然是鬼是狐，事实证明两个女人说得都对。这个故事正好可以用来面对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说古文经过刘歆伪造，说得是对的；古文学家说今文不符合孔子的意思，也是对的。因此，现代学人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用古文学家的观点来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观点批评古文学家，从相互指责之中，把各自的假面目戳破。

钱玄同的旧学十分了得，像他这样的弟子，做老师的想恨都恨不起来。他提倡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不是因为自己不行，而是为了要让后人学起来方便，是纯粹为后人着想。钱玄同能写一手漂亮的隶书和篆字，曾用小篆抄写章太炎的《小学问答》刻印出版，这事遭到了鲁迅的指责，认为像他这样激烈的人，不该这样复古。

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老实说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磕磕碰碰。先是大弟子黄侃和几位闹文学革命的师弟斗气。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钱玄同不仅和黄侃心存疙瘩，和鲁迅后来闹得也不愉快。他们既是师出同门，又一起在《新青年》上打打杀杀，临了却分道扬镳。众所周知，鲁迅写小说，是因为受一个叫金心异的人教唆，金心异就是钱玄同。那时候，鲁迅埋头古籍，整日抄古碑，是钱玄同把鲁迅从古书堆里拉了出来，促使他成为新文化的一名旗手。可是钱玄同似乎更愿意和周作人做朋友，对鲁迅则敬而远之。鲁迅死了以后，钱玄同写文章纪念，不愿多谈对方的不是，然而对鲁迅情书中提及他的那几句话，依然耿耿于怀。因此，他只说他们之间曾经很投机，说鲁迅“治学谨严”，但是“多疑，轻信，迁怒”。对于曾经大吵过一架的黄侃，在他死后，钱玄同的评价是“小学本师传”、“文章宗六代”，说他是同门中的“隽才”，这里面显然有客气的成分，因为毕竟走的不是一条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

客观地说，钱玄同和鲁迅还应该算是同路人，他们的方向大致相同，只是在小岔道上有些分歧。人各有志，钱玄同的奋斗目标，和刘半农一致，是语音方面的革命。刘半农带着大批科学仪器，从法国载誉归来，钱玄同曾非常激动，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知音。

这是新文学史上两们热闹的人。新文学肇始，最需要反响——特别是来自“反”方面的“响儿”s，苦于一时不

钱玄同和刘半农

《教授杂咏》四首其一云：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这首诗是鲁迅为邹梦禅题字时写下的（详见《鲁迅日记》1932年12月29日），内容则针对老同学钱玄同而来。五四时代，钱氏以言论激烈、富有穿透力著称，例如废除汉字的主张就是他提出来的，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激烈口号也是他提出来的；后来他又有不少危言耸听的高论。例如他相信进化论，以为青年必胜于老年，竟然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说什么“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

先前鲁、钱二人来往很多，民元以前两人在日本留学时，一起听过章太炎先生的课；五四前夕，首先劝鲁迅写小说的就是这位钱先生（详见《呐喊·自序》）；但后来他们之间关系相当疏远，1929年鲁迅回北京省亲，遇到这位老同学，竟至无话可说，并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两地书·一二六》），这话就讲得很严重了。

反对开辩证法的课，应当是钱玄同的真实思想，而把话说得那么杀气腾腾的，则表现了他的风格。他喜欢极而言之。过四十岁就该枪毙，也是这一路的高论。

鲁迅很反对他的这种谈话风，曾经在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评论说：“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上海发了疯”；“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鲁迅的讽刺诗也是这个意思，鲁迅不去同他辩论人过了四十岁该不该枪毙，或者辩证法课可不可以开，而是指出他的一个大矛盾：大谈头可断云云的时候，阁下已经过了四十岁了，早该枪毙，哪里还有什么头可断！他说的话虽然极有力度，而其实是只顾一时痛快，事后完全不负责任。此诗的幽默在此。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散掉之后，钱玄同接近周作人，同鲁迅越来越疏远。尽管如此，先前老同学的交情仍在。鲁迅去世后，钱玄同写过纪念文章，回忆往昔的友谊，同时也不无遗憾地说：“偶然见过他几本著作（但没有完全看到），所以我近年对于他实在隔膜得很。”钱先生大约没有机会看到“作法不自毙”这首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的诗。

钱先生去世以后，周作人在纪念文章中说：“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这虽是褒扬的话，同时也就表明此公的言论往往是只顾一时痛快的了。

少年钱玄同的求学经历带有很大的传奇色彩。他出生在浙江吴兴的一个贫苦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在他很小的时

钱玄同与全家合影，右起，五子钱德充、钱玄同、 长媳徐幽湘、夫人徐婠贞、长子钱秉雄、三子钱三强

相对父亲来说，钱三强生活在一个经济条件比较好，衣食无忧的家庭。但他受到的教育却十分严格。父亲钱玄同从小教育他不要乱花钱，要养成俭朴的好习惯；要爱国，追求真理，学好知识技能，长大后去改造世界。钱玄同在家里，常向儿子钱三强灌输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情，时代是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为了让孩子从小体验“改造社会”的艰辛，钱玄同带着6岁的钱三强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中的游行。父亲的言传身教在钱三强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地播下了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种子。

钱三强牢记父亲的教诲，中学时代就阅读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方略》一书，立下了研究科学、使祖国繁荣昌盛的志向。当钱三强中学快毕业时，有人对钱玄同说：“你是搞语言文字的专家，名气又大，应当叫三强接你的班。”钱玄同笑笑说：“那要看孩子的态度和兴趣哩！”一天，钱玄同对三强说：“你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你的主意，由你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当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当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其真相，判定其是非，然后定改革的措施。”父亲一席话，深深印在儿子的脑海中。不久，三强开门见山地对父亲说：“爸爸，我要学工！”钱玄同欣然同意。

后来，钱三强进了北大预科班。上课时，学生问答都得用英语，这对只学过法文的三强来说，困难不言而喻。父亲怕儿子打退堂鼓，便鼓励说：“目标既然确定了，就应当用艰苦的劳动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你是属牛的，克服困难要有一股牛劲！”父亲的鼓励对三强教育很大，三强说：“爸爸，你放心，我会把牛劲使出来的。”三强果然使出了牛劲，如愿以偿地考取清华大学，攻读物理。1937年，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此时消息传来，留学公费生考试中有一名镭学的名额，钱玄同鼓励三强去应考，三强不负父望，结果考中了。谁知出国前夕，父亲不幸染上重病，三强为此踌躇不决。父亲看出他的心事，对他说：“你学的科学，将来对国家有用，你还是出国好好学习吧！别忘记，你是属牛的，要拿出一股牛劲来！”于是，钱三强洒泪起程，往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的研究工作。指导老师是镭发现者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父亲高兴地写信给三强说：“你有了很好的指导老师，要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振兴中华！”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学成归国，成了一位著名的原子能专家。

钱玄同早年拜列国学大师章太炎之门，专治国故，精文字音韵之学，壮岁则自辟治学之径，提倡白话文，潜心注音字母与文字改革，成绩斐然。

钱玄同生性狂狷，治学不守“家法”，此学术界所共知；但钱玄同又极其奉守传统的尊师之道，此则为后来钱氏研究者所忽略。手中的钱玄同遗札，恰能说明钱玄同在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的同时，又始终不忘尊师之

1936于章太炎追悼会合影，右2钱玄同、右3周作人 右4许寿裳、右5马裕藻、右7吴检斋、右8沈兼士

1935年末，潘景郑先生为太炎先生主持国学讲习会会刊《制言》的编辑工作，并遵师嘱向钱玄同催稿。当时的钱玄同似乎颇感踌躇，这不仅因为钱氏回信所说的：“信笔涂抹之文，必不敢以入馀杭师主编之刊物也”，更因为他所潜心研究的注音字母及“新式标点”等，恰恰与章太炎先生的主张相左。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极有意思的文字：

“抑尚有欲奉商者：白话文虽为馀杭师摈斥，然新标点、新行款（即每节首行低两格等）及国际音标、罗马字母、注音符号等，是否可用？弟见《制言》已出之六期，中有蒋维乔、王纶、陈朝爵、汪辟诸君之文，已用新标点、新行款及注音符号等，似乎拙文若亦用此，或不至为馀杭师所诃乎。弟非必用此新标点及新行款，但觉用之似较醒目耳。

若师意不以为然，即不用亦可。惟注音符号及国际音标，鄙意实较旧时用反切与直音为恺切，故颇思用之（或兼用反切与直音亦可）。此事所以琐琐奉读者，缘弟夙承馀杭垂爱，教诲备至，今不愿因此末节拂长者之意。故拟请先生费神，便中探询师旨，并希示复，以便遵行。”

很难想象，这段文字出自一代文字改革的先驱之手，何等坦率，又何等恳切。所幸钱玄同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太炎先生的认可，不幸太炎先生竟于次年6月即病逝苏州。为撰写纪念文章，钱玄同与潘景郑先生函牍往来，于是又有了下面这段更加令人深思的回信：

“抑弟尚有请者：弟等之文，大概都是用新式标点（，；：？！（）等），及分段，又每段首行特低两字，请付排时照此式样，至恕。惟许（按：指许寿裳）文将标点故抄在字下，占一格，此似不太经济，且与《制言》前此用新标点之文排法不一致，拟请移入字旁，与以前所排者一律为宜。《制言》以前已有排新标点之文，且去腊上书先生，陈述拙文拟用新标点之意，承答谓先师亦以为可，是此次用新标点，不算有背先师之遗意，谅荷俯允也。”

如果说，前一段文字体现了钱玄同在自辟治学门径的同时不忘敬师之情的话，后一段文字则显示了他在尊师的同时不忘对学术创新的执著追求。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采用新标点之意，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更没有丝毫的猖狂忘形。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学士，或小有成就，便沾沾自喜，目空一切，甚至不惜以诋毁、中伤自己的老师以自大。即便如钱钟书这样的大学者，也难免有年轻气盛时的幼稚与偏执。

中国学术史上像钱玄同这样能自立门户又如此尊崇师道的人，并不很多。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的任务》报告中说：“1926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1931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从本文所引钱玄同遗札的两段文字亦可以看出，在我们今天看似理所当然的汉语书写格式、标点符号、拼音字母，在当时的推行是何等的艰难，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今天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

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人，1887年生于书香人家，6岁即入私塾受教，1906年跟随哥哥钱恂去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接受了共和思想，走上反对清朝统治的道路。21岁时在东京加入了孙山中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1910年，钱玄同从日本学成回国，先是在浙江省一个县城中学当教员，后来转入北京大学和北师大任教授。在同陈独秀、鲁迅等先进人士共事中，结为知心好友，而且参与其所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其后又多次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积极提倡白话文，反对用“典”，倡议采用阿拉伯数字，起用公元纪年，倡导使用西洋标点符号，诸此革新改旧的进步主张，对当时社会有着极大震动。

1918年，钱玄同出任《新青年》轮流编辑时，会同鲁迅切磋撰写革命小说，并向鲁迅约稿。鲁迅《狂人日记》写成后，钱玄同当即编发于《新青年》上，发表后立刻轰动文坛。从此以后，钱玄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从此之后，同时又是参加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位勇士，大有希望成为一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士。

但是钱玄同却在这时突然止步了，决意退回书斋，专攻语言文字研究。此后虽然成就突出，著作颇丰，却与世事隔绝，如同隐士，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大革命的爆发，不过问也不参与。至于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四·一二”大屠杀，汪精卫“七·一五”分共等反革命暴行，也都不闻不问。因此，钱玄同曾遭到鲁迅的批评，但他依然故我。

但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钱玄同却充分地显露出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面对凶恶侵略的日寇，毅然走出

1936年的钱玄同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北师大迁往西安，钱玄同患高血压重症在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终日闭门谢客，拒绝给日伪组织干事，宁可杀头也不当汉奸。同时改钱玄同之名为钱夏，“夏”则乃炎黄之夏，是为正统，绝非“夷人”，表明他永不做日伪政权的“顺民”。 1939年1月，钱玄同在忧国之情中于北平故去，终年53岁，其高尚的民族气节，成为他人生最后的华彩乐章。 

三十年代的北大著名教授钱玄同，他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庄谐杂出，有“幽默教授”之称。在一次音韵学课堂上，钱教授讲到“闭口音”与“开口音”，有个学生站起来请他举个例子说明二者的区别。于是这位幽默教授讲了一个简短的故事——

北京有个唱京韵大鼓的美女，她有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十分引人注目。后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使她在宴会上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于是她就尽量避免不讲话，万不得已有人问话要答话时，就全用“闭口音”回答。如问：“贵姓？”答：“姓伍。”问：“多大年纪？ ”答：“十五。”问：“家住哪里？”答：“保安府。”问：“干什么工作？”答：“唱大鼓。”
这位女艺人把掉的牙齿补好了，再在宴席上与人交谈时，就全用“开口音”，以炫耀她的一口美牙。如问：“贵姓？”答：“姓李。”问：“多大年纪？”答：“十七。”问：“家住哪里？”答：“城西。”问：“干什么工作？”答：“唱戏 。”

《传记文学》
中国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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