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杏邨
钱杏邨1900年2月6日生。青年时代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後从芜湖逃亡到武汉﹐8月到上海﹐开始从事革命文艺活动。
钱杏邨於1927年底与蒋光慈﹑孟超等发起组织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并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茅盾﹑叶绍钧等中国作家和一些外国作家的创作作过评介。这方面的文章﹐先後收入《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1卷﹐1928﹔第2卷﹐1930)﹑《力的批评》(1929﹐1930年改名《现代文艺研究》)﹑《作品论》(1929)﹑《文艺批评集》(1930)﹑《怎样研究新兴文学》(1930)﹑《文艺与社会倾向》(1930)等﹐成为左翼文坛一名活跃的理论批评家。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革命的故事》﹑《义冢》﹑《玛露莎》﹐中篇小说《一条鞭痕》﹐诗集《饿人与饥鹰》﹑《荒土》﹐叙事长诗《暴风雨的前夜》等先後出版。
钱杏邨抗日战争爆发後﹐钱杏邨坚守在上海文化阵地的岗位上。1937年他编就《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建国後修订新版改名《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的初稿 5集。还陆续创作了《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宣传爱国主义﹑发扬民族气节的话剧。
1941年冬﹐从上海转移到苏北﹐在新四军从事文艺﹑新闻﹑统战等工作﹐创作了歷史剧《李闯王》。抗日战争胜利後﹐钱杏先後任华中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钱杏邨主要担任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同时孜孜不辍於著述﹐特别在访求﹑发掘﹑整理﹑研究近百年来的文化史料方面﹐有很大贡献。他先後著有《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晚清戏曲小说目》(1954)﹑《中国连环画史话》(1957)﹑《晚清文艺报刊述略》(1958)﹑《小说二谈》(1958)﹑《晚清文学丛钞》(含9卷19册﹐1960～1962)﹑《红楼梦戏曲集》(1978)﹑《小说三谈》(1979)等。此外﹐尚有《阿英文集》(1979年香港版﹐1981年北京版)﹐收1927至1977年50年间短篇文章百馀篇﹐其中一部分是散佚在报刊上未曾辑印成册的作品。
钱杏邨对於中国近代﹑现代文艺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史料的蒐集整理和研究出版﹐用力甚勤﹐成勣卓著。他的著述内容广泛﹐数量丰饶﹐其中已成书的达70馀种。
以前对钱杏邨的批评，要求文学家无条件地把政治论文抄进文艺作品里去，这固然是他不了解文艺的特殊任务，在于‘用形象去思索’。钱杏邨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提出文艺的政治化，而在于他实际上取消了文艺，放弃了文艺的特殊工具。现在胡秋原先生发见了‘用形象去思索’的文艺任务，就走到了另一极端，要求文艺只去表现生活，而不要去影响生活。再则，进一层说，以前钱杏邨等受着波格唐诺夫、未来派等等的影响，认为艺术能够组织生活，甚至于能够创造生活，这固然是错误。可是这个错误也并不在于他要求文艺和生活联系起来，却在于认错了这里特殊的联系方式。这种波格唐诺夫主义的错误，是唯心论的错误，它认为文艺可以组织社会生活，意识可以组织实质，于是乎只要有一种上好的文艺，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可是胡秋原先生的反对这种理论……他因此就认为文艺只是消极的反映生活，没有影响生活的可能，而且这是‘亵渎文艺的尊严’的。”他认为，胡秋原的艺术理论“其实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
钱杏邨这篇文章发表在1928年5月的《太阳》杂志上，鲁迅这时已从广州到了上海，正集中精力在《莽原》、《萌芽》、《语丝》等杂志上批判所谓的“新月派”，好像没有理会钱杏邨。于是苏雪林认为：“秉性凶恶狠毒的鲁迅为什么竟会变得这样温良起来呢？原来鲁迅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一心要登上文艺学术界的宝座……至于目前的这帮人呢，那可并不容易对付，他们中间同你一样的‘无赖’、‘泼皮’也并不缺乏，现在还算同你客气，真正闹翻了，他们使出来的招数，恐怕你就接不下。你固然曾吸收过来若干青年，而这些青年正抱着和他们一般的宗旨，一样的目标，他们跟着你是想你带他们进入‘理想的天国’，并不想伴随着你走向‘阴森森的坟墓’。倘使你仍然唱着那种并不兑现的革命调子，他们是会因失望而背叛你以去……失去了‘群众’，鲁迅即长出三头六臂，神通也就有限。”苏雪林“分析”得振振有词：“左翼作家联盟一成立，鲁迅立即加盟，立刻被拥上‘金交椅’成为左翼文坛的领袖！”接着，苏雪林又开始历数起鲁迅置身左翼文坛盟主十年之中“所干的罪恶”，从鲁迅入盟后左派对他的围剿从此偃旗息鼓，到敬奉他为“精神偶像”，从鲁迅发明“猎狐式的包围”，到打击“第三种人”，鲁迅本人也从此“肉身成道”，变成万千青年虔诚崇拜的对象，“鲁迅所求正是如此，自然踌躇满志”！看起来，似乎一切“顺理成章”，实际上却是苏雪林在那里“自说自话”。鲁迅固然为中国的若干代青年所拥戴，但这是否就是鲁迅本人“所求”。苏雪林的断语甚至放弃了对当时中国社会客观现实以及左翼思潮兴起的具体分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主题先行”的评判而已，实不足为时人与今人心悦诚服。说到底，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对鲁迅进行所谓的“批判”，实际上仍未脱旧文人之间相互轻蔑、相互诋毁的那种恶习，即胡适先生所说的“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之所以这样说，同样是鉴于鲁迅先生当年在上海滩上确实也曾骂过人。
钱杏邨洋洋万言批评鲁迅的文章《死去了的阿Q时代》，被苏雪林认为是“围剿鲁迅的文章成为系统，最有力量的”文字。“围剿”二字是苏雪林亲口说的，在《我论鲁迅》这本书的第三十页，可见苏雪林批判鲁迅时的心态也未必有几多善意。依钱杏邨的看法，鲁迅的作品“不但不会超越时代，而且没有抓住时代；不但没有抓住时代，而且不会追随时代；胡适之追逐不上时代，跑到故纸堆中去了，鲁迅呢？……他没有法跟上时代……根据所谓自由主义的文学规例所写成的文学创作，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有永久性的，而是滥废的、无意义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对于钱杏邨的这种语气，我们这代人耳熟能详，太熟悉不过了。如果鲁迅不死的话，左翼思潮中如此这般“滥废”的话语到后来是否会成为对鲁迅攻击的一种语式，我不禁有点后怕，因为“上纲上线”曾经是我们对于某些“同类”太过“操切”的一种手段，真可谓“殷鉴不远”啊！钱杏邨在这篇文章中居然提到“政治思想”这四个字，他说：
故居《文化名人阿英》，http://blog.wuhunews.cn/u/liyouqian/archives/2008/6940.html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易嘉，《现代》１卷６期（10，1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