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伯文
钱伯文
1938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委员，名誉委员，上海中医学会理事，上海市肿瘤学会委员，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上海中医学院中药系副主任，上海中山医院肝癌病区顾问，厦门大学抗癌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现任上海中医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辨证论治213例颅脑肿瘤的疗效观察”获1987年度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2)“人体胃腺癌裸鼠模型建立”获上海中医学院科技成果三等奖;
(3)《原发性肝癌》（参加该书中医部分编写）获上海市科技成果特等奖。
扶正与祛邪辨证运用，攻破补养并举兼施
钱伯文医学在治疗疾病时所应用的法则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法。导师将此概括为扶正与祛邪两大类法则。因疾病的发生与正气的虚弱有着密切关系。如《灵枢·百病始生》篇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因此在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导师提出了扶正与祛邪辨证运用的理论体系。导师指出祛邪不能离开扶正，因为扶正能调动机体的积极因素，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扶正不能忽视祛邪，因为祛邪能消除致病因素，如前人有“正足邪自去”“邪去正自安”之说。
钱师指出肿瘤疾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肿瘤治疗必须注意辨别阴阳气血的盛衰和各个脏腑经络的虚实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而确定治疗方法。扶正是为祛邪创造必要的条件，祛邪是为达到保存正气的目的，临床上必须权衡扶正与祛邪的轻重缓急，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有毒的，峻猛攻逐的药物企图一下子消除肿瘤，这样势必损伤正气，影响人体的抗病机能；反过来，如果片面地强调只用扶正药补药，不用攻药去消除肿瘤的话，那么就会姑息养奸，不仅不能使肿瘤缩小，而且会使肿瘤得以增长，因此，在治疗中钱师反复强调既要扶助正气，增强患者自身的抗病机能，又要祛除病邪，使癌肿在体内逐渐缩小和消失。扶正与祛邪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二者不可偏废。
钱师认为扶正与祛邪的辨证应用，是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关键。以往治肿瘤一般是早期攻邪为主，中期攻补兼施，晚期以扶正为主，而导师并不拘泥这一规律，认为早期也应补，晚期也应攻，全赖病情的标本虚实，轻重缓急而兼顾攻补，尤其治疗晚期患者切不可拘泥晚期而一味求补，尚须补中有泄、泄中有补，即补中有攻，扶正与抗癌并举。
钱师宗古人“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医宗必读·积聚》）和“正气虚则成岩”（《外证医编》）之意，认为肿瘤之形成，本身就是由于机体功能虚弱，不能抵御外邪，致邪气内侵，造成人体气血阴阳失调所致。即所谓的由虚致实，由实致虚。临床观察，发现大多数病人都不是单纯地表现实证与虚证，而是虚实夹杂，病情复杂。因此，钱师处方大多数是攻、破、补养并举。或大队攻破药中加入扶正方药；或于大队补养药中加攻坚之药；或攻破补、养，兼施同用。这与肿瘤患者本虚标实的病机是相适应的。
钱师对本虚标实之肿瘤患者，尢其对晚期患者注意补中有泄，因补而不通可致气壅留邪，又使药力难达病所则病邪更盛，正气亦竭而入危矣。故导师言切不可拘泥晚期而一味求补，尚须补中有泄，泄中有补。如癌晚期宜健脾、益气、和胃、利湿治疗，选用黄芪、白术、茯苓，白扁豆等健脾益气、和胃化湿双功俱备之品，在大剂量作用下，屡见效验，药后患者脾醒纳增，脾胃气机得以通降，而面浮足肿者则现小溲转利，肿势消退。导师说肿瘤为有积之物，此病非攻难消。宗“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之意，导师酌情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化痰祛湿，软坚散结等法，但患者多兼正气虚亏，宜根据病情攻中寓补才能攻而中的，补而应手。导师临证常取扶正为基础、攻坚为主导的治疗方法，并注意到攻坚之品有耗伤正气之虞，故在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药物时常以益气健脾、补气扶正之药佐之。
益气健脾治疗胃癌
钱伯文胃癌多由于长期饮食不节，情志抑郁不舒，渐致气机失常、经络不通、瘀毒留滞、痰湿结聚、正气虚馁而形成、早期可见上腹不适、纳呆消瘦、恶性呕吐、呕血、黑粪等症，晚期则出现淋巴结肿大，腹部肿块或见腹水等。以脾胃功能失调为本，实邪留滞为标，而脾胃气虚常贯穿着胃癌的各个阶段，如气阴两虚，气虚气滞，气滞血瘀，气滞痰湿内停等，这是胃癌常见病机，故益气健脾法是治疗胃癌的最常用的法则。旨在通过补益脾胃，培土化源，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指出：“人以胃气为本”;“土为万物之母”;“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说明脾胃在人体中居重要地位，与各种疾病发生有密切的关系。导师认为脾胃功能强健，则正气充足，难以发生恶疾，脾胃一弱，化源衰竭，则正气亏虚，各种病理产物聚集，成为胃癌的重要病理机制。因此导师临证对于胃癌证属脾胃气虚者，必以健脾益气，扶助脾胃功能为治疗主旨。
导师常用异功散、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等方加减运用。这些方剂调补脾胃最佳，药力平稳和缓，对胃癌较为适宜。清代医家张路玉说：“气虚者，补之以甘，以参、术、苓、草甘温益胃有健运之功，具冲和(中和)之德(性能)，故为君子。若合二陈，则补中微有消导之意。盖人之一身，以胃气为本，胃气旺则五脏受荫，胃气伤，则百病丛生。故凡病久不愈，诸药不效者，惟有益胃补肾二途，故用四君子随证加减。无论寒热补泻，先培中土(脾胃)，使药气四达，则周身之机(气机运行)流通，水谷之精微敷布，何患其药不效哉。是知四君、六君为合命之本也。”参苓白术散亦是补脾胃的代表方。本方由四君子加山药、扁豆、莲肉、砂仁、米仁、桔梗等组成。四君本为脾胃气虚的基本方剂，现又加上补脾的山药、扁豆、莲肉;和胃理气的砂仁;理脾渗湿的米仁，载药上行的桔梗。从功效来说，其补气健脾之功胜于四君子汤，且有渗湿保肺之功，全方药性平和，无寒热偏胜之弊，故导师多用本方，治疗胃癌患者症见脾胃虚弱，饮食不节，吐泻体弱等，用以补气健脾、和胃渗湿，自有良效。补中益气汤为东垣创立的著名方剂之一，是依据“损者益之”“劳者温之”“甘温除热”的理论制订的，是补气升阳的代表方。主治饮食劳倦、脾虚气弱，内伤寒热之证。李东垣谓：“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敬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他又谓“饮食不节则胃病生，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形体劳役则脾病，脾病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导师宗古人之意，认为脾胃为营卫气血之源，饮食劳倦，伤及脾胃，则气血虚损，发生大热。脾气不升，清阳下陷，则大便泄泻，或为脱肛。如见胃癌患者显上述症状，导师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之。以黄芪益气为君药，人参、甘草补中为臣药，用甘温补气以治气虚身热内伤之火;白术燥湿健脾，当归养血调营，陈皮行气去滞，醒脾和胃，补而不滞均为佐使;更用升举清阳的升麻、柴胡，以为引使。全方合用取其升阳益气，补中固卫，劳倦得之，寒热自除，气陷自举，从而取得改善症状，稳定病情效果。
黄芪，是一味临床常用的补气药物。钱老用于治疗肿瘤的经验
钱伯文辨证治肿瘤，黄芪有殊功
中医学认为，肿瘤的发生，或因瘀血阻滞，或因湿浊内停，或因热毒壅滞，或因气滞血凝，虽然病因不一，但主要还是取决于正气的盛衰。钱老认为，正气是机体对病邪的低抗力和自然修复力，所以正气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与转归中是起主导作用的。从临证所见，肿瘤病人确实常见神疲乏力、胃纳不佳、少气懒言等虚象，而其中气虚之象尤为明显，因此他把黄芪应用于肿瘤临床。
黄芪补气而入肺脾两经，长于补肺脾之气，故多用于肺气不足，脾气虚弱的中晚期肺癌、纵膈肿瘤以及胃癌等，常与党参、白术、茯苓、蜀羊泉等配合应用。黄芪性温主升，功能升阳益气，故又常用于直肠癌、乙状结肠癌等肠道恶性肿瘤，这类病人往往有脾虚的表现，尤其常见大便溏薄，恶心呕吐，胃纳不佳等脾阳不振，清气不升之象，用黄芪配伍升麻、柴胡等，常常能取得满意的疗效。黄芪补气而能摄血，益卫而能固表，所以又可用于多种癌症见气不摄血之出血，或肌表不固之自汗、盗汗等症。
据资料表明，黄芪中含有较丰富的微量元素----硒，同时黄芪还能调整人体细胞内CAMP与CGMP的含量，以及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从而有利于抑制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临床巧配伍，合群显妙用
中医认为，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钱老根据复杂多变的病情变化，针对病变的各个环节，将黄芪通过不同的配伍，扩大治疗范围，提高疗效。
相须相使配伍：如黄芪配当归，益气而生血，加强了补血的作用，适用于晚期肿瘤患者血虚体弱，面色huang白之症。黄芪配茯苓，益气而利水，加强利水消肿的作用，适用于消化道肿瘤及膀胱肿瘤症见脾虚气弱，水湿内停，小便不利，面浮足肿，胸水腹水等。
补散配伍：如黄芪配防风，固表祛风。黄芪得防风可无恋邪之弊，防风得黄芪可不致发散太过，补中寓散，散中寓固，适用于各种肿瘤见卫气不固，汗出、自汗之症。
通升配伍：如黄芪配枳壳，升阳益气辅以理气通降，可用于肠道恶性肿瘤气虚下陷，肛门坠胀，便秘等。
此外，以黄芪为主药组成的益气扶正之方，可配合放射疗法、化学疗法，以减轻病人的反应，增强病人的体质，提高对放疗、化疗的耐受性，从而增强其效用。药理实验也证明，黄芪能促进小白鼠周围血中的白细胞增加，能对抗化学物质、放射线和其他原因而引起的人类白细胞减少。
正确调剂量，轻重皆相宜
黄芪治疗肿瘤，用大剂量还是用小剂量，各家观点不同。一般说来，早中期肿瘤病人，机体抵抗力尚可，气虚之象并不严重，主要用黄芪扶正以祛邪，剂量不宜过大，以防留邪或碍胃之弊;中晚期病人，体质大多比较虚弱，虚象明显，则剂量可适当大些。若病情比较复杂，处方用药时要做到既照全面，又力求平稳，常常药味较多，黄芪的剂量就不能过大;相反，若病情比较单纯，用药较少，则黄芪用量可大，以做到药专力宏。总之，掌握黄芪剂量的关键，还是依据邪正的盛衰而定。
顾××，女，36岁，教师。
钱伯文患者于1976年8月甲状腺右侧发现一个3×3。5cm肿块，质偏硬，表面光滑，边缘清楚，在××医院作同位素扫描为“凉结节”，诊断为甲状腺腺瘤，需手术治疗，由于患者对手术有顾虑，而来我院要求用中药治疗。诊断时患者一般情况良好，惟心情急躁，烦躁易怒，胃纳不佳，月经不调，经来腹胀，苔薄腻，脉细弦。辨证为肝郁气结，日久化火，灼伤津液，痰火胶结，凝结成核。治以疏肝解郁，理气散结，用逍遥散加减。
处方：柴胡9g当归9g白术12g茯苓12g白芍12g生甘草6g昆布24g夏枯草24g桔叶6g象贝母12g7帖。
服上药后自觉胃纳稍佳，肿块略见柔软，然未见缩小，动辄烦躁易怒，苔薄脉弦，治法仍照上意加减。
原方加：丹皮12g玄参12g天龙2条。药后肿块略有缩小，胃纳尚可，苔薄脉弦，前方既效，毋用更弦易辄。
原方去玄参，加黄药子12g煅牡蛎24g天龙改为3条。
连续服药18剂，甲状腺右侧肿块显著缩小，惟烦躁易怒，睡眠不熟，苔薄脉弦，再按原方治之。
原方去桔叶，加地骨皮24g炒枣仁12g。
嗣后患者以原方续服20余剂，至1976年12月复诊时肿块消失。随访五年患者身体健康，甲状腺腺瘤未再复发。
按：本病例系肝气郁结，日久化火，致成肿核。故在治疗时以逍遥散的柴胡疏肝解郁，白术、茯苓、当归、芍药等药益气养血。促进血行提高机体功能活力，同时以夏枯草清泄肝火，昆布、海藻、牡蛎等药消肿软坚，以助消散痰涎肿核之功。消补结合，使补不碍滞，消不伤正，相辅相承，共奏消散之功。此外，天龙对甲状腺腺瘤也有一定的消散作用，故常配合应用。
一、脑瘤1号方
钱伯文脑瘤1号方：当归12克，陈胆星10克，姜半夏6克，夏枯草10克，昆布20克、天竺黄12克，生牡蛎30克，石菖蒲10克，象贝母20克，茯苓20克，海藻20克，赤芍20克，天龙3条，远志肉10克，黄药子6克。
主治：颅脑肿瘤。
服法：每日1剂，水煎分两次服。
二、钱氏肝癌方
钱氏肝癌方：由莪术12克、白术12克、苦参20克、白花蛇舌草20克等益气健脾、清热解毒化湿、理气活血药组成。加减变化：
①证型加减脾虚湿阻型选加异功散、参苓白术散、香砂六君丸等，常用药生黄芪、白扁豆、生米仁、生山楂等；气血瘀滞型选加桂枝茯苓丸、越鞠丸，血府逐瘀汤等。
②主症加减肝区疼痛者，加郁金、延胡索、白芍等；恶心呕吐，加姜竹茹、姜半夏等；腹水者，去莪术，加大腹皮、车前子、煅牡蛎等；黄疸深重者，加茵陈、山栀、大黄等。常用药柴胡、川芎、当归、大黄等；热毒内蕴型选加当归龙荟丸、龙胆泻肝丸等，常用药田基黄、龙胆草、蒲公英等；气阴两虚型选加参脉饮、大补阴丸、加减复脉汤等，常用药熟地、枸杞、麦冬、北沙参等。
③症状加减阴液耗伤者，加北沙参、天花粉、知母、川石斛等；骨髓抑制者，加生黄芪、当归、白芍、女贞子、枸杞等；恶心呕吐者，加姜半夏、陈皮；腹泻者，加白扁豆、煨木香；腹胀者，加大腹皮、枳壳；便秘者，加生地、肉苁蓉；发热者，加银柴胡、地骨皮等；谷丙转氨酶升高者，加垂盆草、田基黄、土茯苓等；心悸失眠者，加枣仁安神丸、六味地黄丸或远志、枣仁、麦冬等。
治疗结果
1．生存率
本组53例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3。58%、38。66%、22。57%。
2．症状、体症改善情况
2年随访结果：15例由原来的4度上升到6度、5度，6例由原来的5度、6度上升到8度、7度。治疗后肝区疼痛、恶心呕吐、纳呆乏力、腹胀、腹泻等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3．AFP改善情况16例AFP升高者，治疗后8例恢复至正常范围，5例有所下降，3例无变化。
运用益气养心和熄风镇惊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室性早搏32例
钱伯文病毒性心肌炎好发于青壮年，不少患者因无典型的急性期症状而被忽视。至于其后遗症心律紊乱的中医治疗多采用益气复脉、养阴活血等法。我们治疗本病，用益气养心和熄风镇惊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治疗方法：基本方：党参20～30g黄芪20～30g丹参15g桂枝9g僵蚕9g蝉衣9g防风9g白附子9g青龙齿15克(先煎)炙甘草9～12g。辨证加减：心悸伴失眠，加用琥珀粉、牡蛎、磁石、酸枣仁，宁心安神;心悸伴头晕乏力，血压偏低，或有贫血者(女性较为多见)，用基本方合归脾汤加减，养血补益心脾，加重黄芪、丹参、当归用量;心悸伴胸闷气促，舌质口唇偏暗者，证属心阳不振，血脉瘀阻，多见于早搏频繁，病程较久者，用基本方重用丹参，并加薤白头、苏梗、瓜蒌皮、郁金等宽胸通痹，活血通络；心悸伴盗汗、烦热、情绪易激动，或有便秘失眠等，证属心阴亏损，多见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者。用基本方合生脉散、黄连阿胶汤加减;心悸伴胸闷纳呆，二便不畅，舌苔腻，证属湿浊内阻者，用基本方合二陈汤加减。治疗结果：经本法治疗后显效4例，有效23例，无效5例，无恶化。服药至见效，最快者7天，多数在14天左右早搏减少。体会：
1。结代脉的发生一般多归因于心气心阴不足，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出现脉搏结代现象，故脏腑本虚是本病之本。近代多宗仲景炙甘草汤为治疗心动悸，脉结代的代表方剂，并收到一定疗效。《素问·灵兰秘典论》谓：五脏以心为中心，“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心主血，主神；肝藏血，主疏泄。肝为心之母，肝血旺则心有所养。反之，肝不藏血则心血不足，肝风内动则心脉不宁，亦可造成心悸怔忡，故内风煽动，心悸而作为本病之际。根据心肝两脏的密切关系，在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室性早搏过程中，重视标本兼顾，心肝同治。1。现代医学认为早搏发生的机理大致为异位兴奋灶的兴奋性增强和折返运动等。从中医理论探讨，对于来自窦房结以外的异位冲动，是否可理解为风胜的表现。“风胜则动”，肝阴肝血不足，形成虚风内动，肝病及心，以致心脉不宁而为心悸怔忡。所谓“风为百病之长”及“善行而数变”，说明风邪致病的广泛性和多变性。我们用益气养血之法充养脏腑之本气以扶正，配伍熄风镇惊通络宁神之法以祛邪，在心阳振奋、气血充盛的基础上，使血脉通顺，传导得司，结代脉渐可转为正常。这符合现代医学用营养心肌、改善心肌代谢药物与抗心律紊乱药物同用，以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室性早搏的方法。
2。注意诱发因素，随证加减用药。有些患者在改善了失眠、便秘、烦燥等症状后，早搏也往往容易治疗。此可能与改善植物神经功能障碍有关。治疗期间，应注意辨证施治的整体性。对个别顽固发作的室性早搏，我们曾选用全蝎、蜈蚣、白蒺藜、石决明等药，收到一定的效果。对病程较久，心气虚明显，心功能受损者，宜先着重补气固本，疗程一般宜长。据报导，熄风镇惊药一般具有镇静及抗惊厥作用，小剂量全蝎能使离体动物心脏兴奋，黄芪有营养心肌、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的作用。扶正药剂量宜大，黄芪、丹参、党参可用20～30g其效果较好。多数抗心律紊乱西药有降低心肌自律性、传导性和抑制心肌收缩力的作用，有些病人因心率减慢而不得不停药。中药治疗室性早搏未发现类似反应，个别使用白附子达两个月以上未见有明显副作用，故尤适宜于不能耐受抗心律紊乱西药治疗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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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吉父 | 顾筱岩 | 曹玲仙 | 施赛珠 | 谢利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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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墨园 | 陈大年 | 柏连松 | 黄鸿舫 | 董廷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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