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 作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字西谛，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有幽芳阁主、纫秋馆主、纫秋、幼舫、友荒、宾芬、郭源新等多个笔名，曾就读于北平铁路专科学校 ，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五四运动期间，与瞿秋白耿济之创办《新社会》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1920年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月报》，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科院文学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
主要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
1958年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开罗访问途中，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遇难身亡。 [1]
郑振铎少入私塾，后就读于三官殿巷永嘉高等小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
1917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是年暑期回温州，与温州爱国知识青年创办《救国演讲周刊》和《新学报》，在《新学报》上发表《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等文章；11月，与瞿秋白等创办《新社会》等刊物。
1921年初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初任上海火车站挂钩员。不久由茅盾介绍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编辑。
1921年，与沈雁冰一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小说月报》、《世界文库》等。
1922年初创办《儿童世界》周刊。
1923年，主编《小说月报》，并在上海大学兼课。
1925年，与叶圣陶等创办《公理日报》。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讲师。
1927年3月，与胡愈之等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迫去法国巴黎。越两年回国，仍任商务印书馆编辑。
1934年底，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为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和参加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6年6月，与叶圣陶等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
1937年参加中国文艺界救亡协会。上海沦陷后，仍留居上海，化名郑敬夫。
1938年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被选为理事。后与胡愈之、许广平等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
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创办《民主周刊》，次年1月与李健吾等创办《文艺复兴》，主编《文学周报》副刊。后与马叙伦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任理事，又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
1949年初赴北平，7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
建国后，历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兼中缅友协会长，中国作协第一届理事，中国科学院(社科)学部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
1955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及学部委员。
1958年10月18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于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纳什地区上空而遇难殉职，终年60岁。[2]
郑振铎与高君箴黄世瑛
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高君箴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结婚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
早期的《小说月报》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3]
郑振铎的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成果颇丰，对我国文学与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掌握的外语，主要是英语，因而从事的翻译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他一生翻译的作品可以分为三类：
（一）郑振铎译介的俄国文学。郑振铎最早在二十年代开始翻译俄国小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1920年到1923年间，郑振铎所推荐、翻译的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里。契可夫，高尔基等为代表的俄国著名的作家作品、论文及"序文"，论著等，共二十多篇（部）。由他与人合译的，《俄国戏曲集》（共学社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在"五四"时期的读者中颇具有影响。而由他翻译的《灰色马》（《小说月报》）连载）等，则反映俄国社会革命和人民的思想倾向，引起读者的注目。他积极介绍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进步文学，为我国的新文学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郑振铎翻译的印度文学。郑振铎主要是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印度古代寓言。一九二二年十月，郑振铎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新月集》。我国比较有系统地大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二十年代开始的，郑振铎是最主要的译者。冰心读了郑振铎译的《飞鸟集》后，评价道："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随时把自己的感想和回忆，三言两语写下来。" 郑振铎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二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诗的流行，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的诗很有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郑振铎出版了《印度寓言》一书，共收他的译作五十五篇。他的译作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一九五八年《悼念郑振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 对他在印度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
（三）郑振铎译介的希腊和罗马文学。郑振铎也很早就对希腊、罗马文学有所介绍了。一九二九年，出版了《恋爱的故事》。后来，又译述《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传说》，一九三五年以《希腊神话》为书名出版，篇幅为前一本书的三、四倍。解放后，他在《希腊神话》再版本中，还运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判导言》中关于古代神话的著名论述来分析希腊神话，给予永久吸引力，赋予这两本译著以新的意义。
（四）郑振铎翻译的其他作品。除了上述主要三大类翻译作品外，郑振铎另外还翻译过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的民歌，高加索民间故事，以及欧洲童话《列那狐的历史》等等。
郑振铎的翻译活动既有全译，也有选译、节译、译述等等，对中国的新文学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2]
综观郑振铎一生的许多翻译作品，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些特点：
（一）他的翻译体裁广泛，内容丰富，作了多方面的实践。他翻译了不少的作品，体裁涉及诗歌、小说、儿童文学、散文等。而且多有探索和创新。他是较早介绍俄国文学、印度文学、希腊和罗马文学的，具有开风气和补空白的意义。但因种种原因，他没有译出具有里程碑式的世界名著，这不能说是一种遗憾。
（二）他的译作鲜明地反映了个人风格，也发挥了社会功能。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有所为"，都是反映和改造人生而译。但是由于工作和斗争的紧张与急迫，有时他未及仔细修饰文字，过于直露或粗糙，使得作品的审美价值不及认识价值。但他却是不乏一些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完美结合的作品，如他所译的泰戈尔的诗集等。
（三）他翻译的作品显示了他的学识。郑振铎不仅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学者。"五四"以后的新旧学者都很佩服他的学问。他的作品文字上平易，风格上朴素，但并不浅薄，反映了较深的功底。可以说是学者化的作家了。郁达夫说，学者一般是不大会创作的，但郑振铎的作品"却也富有着细腻的风光"。 [2]
《郑振铎文集》
《家庭的故事》
《桂公塘》
《中国文学论集》
《俄国文学史略》
《山中杂记》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文学大纲》
《泰戈尔传》
《中国文学史》 （插图本）
《中国通俗文学史》
《中国古代木刻史略》
文学活动
郑振铎正式开始文学活动，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时期。郑振铎和瞿秋白等人一起参加“北京社会实进社”，并组成《新社会》旬刊编辑部，郑振铎任部长，是发刊词的起草者，又在该刊发表了头条文章。新社会小组最迟于1919年10月成立，成员最初有4位，即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稍后又有郑的同乡许地山、郭梦良、徐其湘加入。《新社会》被迫停刊后，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对外称“人道社”。新社会小组暨人道社的成员，后来全体加入文学研究会，其中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是发起人。
文学研究会成员文学研究会成立后盛行的六、七年时间里，郑振铎一直是和信任。在组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这样几项：一是与其郑振铎发起人一起发展了百余名会员，与沈雁冰共同支持成立了广州分会。二是主编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会刊《文学旬刊》(含其后的周刊)、《星海》，以及1923年后的《小说月报》。三是发起并带头批判“礼拜六派”与“学衡派”，并与创造社有关文艺观点展开论争。四是以该会名义积极投身五卅运动和大革命运动。与此相关，由郑振铎署名或执笔的发刊词、序文、按语不仅数量多，而且发表位置显要。对此，无论是会内还是会外的人都早有评价。在《略叙文学研究会》中，叶圣陶说：“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郑振铎费力最多，成立会上，郑振铎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郑振铎经管会务。”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点滴回忆》中，郭绍虞也说：“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振铎是核心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振铎到上海，文学研究会也就跟着移到上海来了。”
文化艺术
郑振铎编书郑振铎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杰出的作家和学者，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的事业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文物保护
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注意和重视研究文物和现代考古学。1928年，他在伦敦编写了《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最早向中国学术界全面介绍埃及、巴比伦、亚述和特洛伊、迈锡尼、克里特等地田野考古发掘的著述。郑振铎以极大的爱国热忱，致力于保护祖国文物。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为国家抢极支持和参与由徐森玉、顾廷龙主持为准备索还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而编辑《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的工作。
郑振铎从20年代开始收集研究中国古代版画。30年代，他与鲁迅合作辑印了《北平笺谱》，重刊了《十竹斋笺谱》。1940～1947年，他以其30多年收集所得资料，陆续编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 5辑20册，实为前所未有、集中国版画之大成的巨著。他高度评价了中国版画在世界版画发展史上的领先地位，充分肯定了版画作为研究古代“生活实相”和“社会变迁”的生动史料价值。
1946年郑振铎筹资组成“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刊行会”，于1947年开始主要依靠他自己一个人动手，从各个方面收集资料，陆续编纂出版了内容空前丰富、收集有各类画片3003幅的中国第一部大型《中国历史参考图谱》。
1947年他痛感当时有很多珍贵文物通过上海流出国外的现实，发表了《保存古物刍议》一文，猛烈抨击了近百年来中国文物被大量掠夺、盗运国外的现象，提出了保护文物的原则。同时，他还多方筹款，大量购买了从北方运到上海的古代陶俑，以尽量减少其流往国外的损失。在此期间，他还陆续编印了《西域画》、《域外所藏古画集》和《韫辉斋所藏唐宋以来名画集》等，用来说明中国珍贵文物大量外流，“楚人之弓未为楚得”的痛心事实，以激发国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爱国热情。
1948年，他把曾被日本侵略军从香港劫夺而由中国驻日代表团追回的一大批珍贵图书秘密转移，指定孙家晋等人负责保管，故意拖延、推迟运往南京的时间，直到上海解放后交由中央工作团接收，使这批珍贵图书得以保存下来。
郑振铎捐献文物郑振铎在就任文物局局长后不久，即将他在上海重金收购的几百件古代陶俑全部捐献国家，并与王冶秋共同倡议从事文物工作人员,都不要购买和收藏文物。这成了文物局工作人员的一个传统，以后被列为《文物工作人员守则》的内容之一。
1950年，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草拟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法规文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和《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指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保护文物的法令、指示和办法,为中国文物的保护管理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立考古系
1952年开始,在郑振铎主持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先后举办了 4届考古人员训练班，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配合建设工程为主的考古发掘工作。1956年，郑振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他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考古组组长，与尹达、夏鼐共同制订了《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1952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支持下，他创办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促进了文物考古工作新生力量的成长，扩大了文物考古队伍。
文物保护观点郑振铎首先抓的就是建立文物的法令法规。郑振铎主持拟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征集革命文物令》等法令、法规，由中央批准，并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明令颁布。
1950年，郑振铎发表了《怎样把图书馆博物馆服务于劳动大众》又发表了《给“古董”以新的生命》等文。
1952年郑振铎为组织故宫博物院印刷部，从上海专门请来搞彩色铜版的老技师鹿文波和珂罗版技师戴圣保等。并给郑振铎们创造各种优越的条件，使郑振铎们能安心工作。这些技师为国家制做了许多精美的彩色图版，得到国内外的称誉。
1953年8月25日—29日，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在“地下博物馆”的门前———基本建设人员应有的古文物知识》。
1954年8月31日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文章详细的介绍了祖国丰富的文物宝藏和历年遭受的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当今结合基本建设如何做好考古发掘工作等等。这些赋有知识性、专业性，更渗透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文章，报告和讲话，感人至深，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1956年5月，在全国博物馆会议上，郑先生总结了各方面的意见，确定了博物馆的基本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和自然标本收藏所”；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即“三性二务”，成为至今博物馆遵行的原则。
为了继承这些传统技艺，1957年6月15日，郑振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我的一个紧急呼吁》一文，向全社会大声疾呼，要重视传统工艺技术的继承与发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