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

郑成功受南明隆武帝拢络，赐姓为明朝的国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22岁任南明隆武帝御营中军都督。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克福建，唐王隆武皇帝遇害，在清大学士洪承

左上：郑成功军队所用的火炮　右上：郑成功陵园

顺治十五年（1658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17万北伐，次年入长江，克镇江，围南京，后因中清军缓兵之计，损兵折将，败退厦门。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4万余人，军威复振。

与西南抗清领袖李定国的关系
郑成功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当世知名度远在李定国之上。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李定国是他生平最敬重之人，是他最亲密的战略盟友，还是他的至亲“老亲翁”，一个是南明的西宁王（后封晋王），一个是南明的延平王（后封潮王），地位和影响力尚在定国之下。（成功的侄女嫁给了定国长子，后来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南明兵败与丈夫一起被杀）郑成功生平最光辉的业绩，不是收复台湾而是抗击清兵，与李定国一个在云南广西，一个在东南沿海，频频给与清兵致命打击，支撑南明政权长达二十年之久，堪称擎天双柱；逼迫清廷不得不做出让步，为后来的“康熙之治”打下基础。

何家劲饰演郑成功

但是，就历史事实而言，会师广东的计划是李定国制定的，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十一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同郑成功东西夹攻，迈出收复广东、重整山河的第一步。然而，这只是定国一厢情愿，郑成功并不想这样做。原因不是他看不到会师广东是南明中兴的关键一着，而是郑成功把以他为首的郑氏集团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研究郑成功起兵以后的整个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大志的人，在明、清对峙，国土分裂的情形下，他鉴于自身力量不够强大，在政治影响上也无法同明、清两个并存的政权争夺民心（包括官绅），因此，他的策略是明、清两方谁能让他独断专行，或者说割地自雄，他就奉谁“正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想是做一个“纵横而所之”的“凤凰”，不愿成为“槛阱之中”的“虎豹”。所以他会说出这样的话：“清朝若能信儿，则为清人；果不信儿言，则为明臣而已。”总之，只能“遥奉”，不能“受制于人”。这就是他和后来的郑经一贯提出的“比于高丽”的思想根源。

清廷多次招抚（郑方称为“和议”）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只给他高爵厚禄，决不答应给他以相对的独立性。在这种条件下，郑成功只能做一个“明臣”。同样的道理，他的“始终为明”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毫无保留地服从明朝廷的调遣，恪守臣节。在东南沿海，隆武帝遇难后，他“始终为唐”（张煌言语），对近在咫尺的鲁监国以客礼相待，而且极力设法使原属鲁监国的兵将听命于己。对永历朝廷，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奉永历正朔的原大西、大顺军和其他抗清势力能支撑下去，拖住清朝的大部分兵员，借以减轻自己的压力。另一方面，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预见到如果应定国之约出动主力东西合击，必胜无疑，随之而来的是闽粤兵连一体、地成一片，遥相呼应的局面就要改观。

郑成功

四月间定国在高州派遣的使者到达厦门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谈”，将使者软禁。八月才派李景为使者来到定国军中，定国的回信中说“兹不谷已驻兴邑”（广东新兴县），据为定国治病的陈舜系记载，他在八月十六日随定国大营往广、肇（新兴属肇庆府），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八月十六日以后，信中所说“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是说他四月派出使者预料五月可得回音，不料等到八月，成功使者才姗姗来迟，带来的消息又不明确。定国的回信除了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情绪，仍抱有会师的极大希望，“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真可谓语重心长。

郑成功这次出军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郑成功自起兵以来凡遇重大战役都亲临指挥，这次入粤之战对南明和清方都关系重大，西线是安西王李定国任主帅，给他的信中又反复强调了会师广东的战略意义，如说“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那么，他为什么不肯亲自统军西上呢？惟一的解释是他已有卸责于下的准备。第二，郑成功在众多将领中选择林察出任水陆师正提督可谓独具慧眼，永历朝廷初立之时正是这位林察拥立绍武政权，大打内战，这时让他统军接应永历朝廷的主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最佳人选”。第三，郑成功是一位久历戎行的统帅，在给其弟世忠信中也说自己“用兵老矣”，何况郑军同清军作战时几次因救援不及时而失城丧师，他当然明白“胜负之际，间不容发”的道理，那么，他在九月初收到定国谆谆嘱咐的十月十五日为郑军到达指定位置的信后，为什么要拖到十九日才调集官兵“克日南征”呢？第四，郑成功自上年就已知道李定国东西夹攻，一举恢粤的计划，其间定国还再三遣使催促他领兵接应。

郑成功庙

从清方档案来看，十月初一日郑成功发牌调集兵将，部署南征事宜；初四日他亲临铜山（今东山县）视察兵丁、船工，“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周瑞）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①。十月二十二日，清广东水师副将许龙报告，“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十一月十九日，林察部泊于南澳扎营，“商议军务”。铜山距南澳不过百里，郑成功信中说“兹届孟冬，北风飙起”，正值顺风，一天可到。郑成功十月初四日在铜山阅兵命将，一个半月之后才停泊南澳扎营商议什么军务。又过了一个星期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林察等率领的舟师三百余艘进至广东海丰磡寨村（当即瞰下寨，在海丰县南海滨）。十二月初五日，林察领船只四百余号、士卒三万余众进抵平海所（今惠东县平海）。同月十四日林察派出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与平海隔大亚湾）征输村寨粮米，在这里遇着了广东沿海义师李万荣、陈奇策的队伍，据清方侦察，李万荣曾以猪、酒犒劳郑军。十五日，林察等部乘船三百余艘驶至佛堂门外（在虎门南面二百余里处，距广州四百余里）。

上文已说过李定国在新会战败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林察所遣部分船只到大鹏所同李万荣、陈奇策义师相遇的那一天。当时李万荣等只知新会正在激战，不可能知道定国败退，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他们的极力劝说，林察才在一天内即从平海进至佛门堂。大约几天之后，他们必定从广东义师处得到定国大军战败急速西撤的消息，在海面观望了很长时间（其中必有派人向郑成功请示之事），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返回厦门。

明、清双方留下的档案和记载都表明，郑成功虽然派出了军队，却没有参战意图。清闽、粤两省高级官员非常注意郑军动向，向朝廷报告林察等南下的日期和活动颇为详细，却没有任何交战之事内容，也就是说林察、周瑞部决不是遭到清军阻击不能早日到达定国指定位置；从十月初四日到十二月十四日磨蹭了两个月零十天才驶抵平海，派出部分兵船去大鹏所村寨征收粮食，而杨英记载林察、周瑞出兵时，他以户科身分同忠振伯洪旭“照议”计发行粮十个月，可见也不是由于粮饷不足。剩下的惟一解释就是郑成功在命将时即已亲授机宜：不可假戏真做。这一判断不仅可以从上述郑军处处拖延时日上看出，从清方档案和郑方纪载中也找不到任何作战痕迹，给人印象似乎是郑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南海旅游，对组织这次改变明、清战局的战役的李定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手段，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台湾外纪》卷四记林察、周瑞返回厦门后报告“舟师次虎头门（即虎门），侦知李定国战败，梧州失守，不敢进兵，还师”。郑成功玩弄权术，责备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尔等合心畏避，当尽正罪”。随即下令将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林察等人降级有差。在给李定国的信里写道：“客岁蘧使遥来，同仇同袍之订，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楼船，方刻程期，而敝员李景复以台命至，展读再四，知殿下内急君父之忧，外切仇雠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悠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已先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实与有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庙

在人员处理上，郑成功治军之严，在历史上很著名，惟独对这次对南明有决定命运意义的战役中逗留不进的将领却轻轻发落了事。林察是南征主将，郑成功却把“依违不前”的罪责加在副提督闽安侯周瑞头上，原因是林察为郑氏嫡系将领，周瑞原是鲁监国将领，亲疏之分显而易见。顺便说一下，郑成功的跋扈自雄在致定国信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按明、清制度大将专征时皇帝授予的最大权力仅限于副将以下违反节制可以不经请旨以上方剑处斩。周瑞位居侯爵，成功信中说“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完全是一国之主的口气。总之，南征之役无功而返是按照郑成功自己的意志行事殆无疑义。

1653—1654年李定国策划的广东之役，是南明中兴的最后一次机会。定国计划的重点是联络郑成功东西合击，配合广东各地义师首先全歼广东清军，再展宏图。在这三股抗清力量中，李定国军和广东义师都是全力以赴的，只是由于郑成功志不在此，终于功亏一篑。广东义师为了实现定国的战略意图表现的积极性颇足称赞。在定国新会战役失败之后负责联络广东义师的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仍然为这一东西合击战略奔走呼号。他在1655年六月给永历朝廷的奏疏中呼吁：“所望西师迅发，闽帆再扬，而臣与辅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敌之疲，用我之壮，粤东不足平也。”次年（1656，顺治十三年，永历十年）七月，连城璧又在疏中说他联络的粤中义师“坚处海滨，……枕戈以待王师重来，与闽师期会，收前此未济之功”。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兵员器械损失较大，又急于赶赴安龙迎接永历帝入滇，顾不上粤东战场了。大好良机付之东流，曷胜浩叹。

东进台湾

郑成功书籍

1662年打败侵占台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了中国神圣领土，写下这首《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对内虽仍奉已死的明永历帝之正朔，与中国内陆清王朝之顺治、康熙各朝互不统属，对外则自称“东宁王国”，始有开国长治之想，经营成效斐然。后因降将施琅师法郑成功当年进攻荷兰人故技，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中国内陆。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不只是台湾的历史学家重视，还广受中国以及日本的史界注目，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郑成功

多次欲攻取菲律宾
1565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菲律宾这个名字，就是来自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1603年和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二次屠杀在菲律宾的华侨华商，死亡人数达五万余众。

在得知菲律宾华侨的处境后，1657年，郑成功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西班牙人。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遣使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到时可里应外合，但还没出兵，他得知儿子郑经在厦门跟奶妈陈氏通奸，郑成功勃然大怒，命部将郑泰杀郑经，郑泰因不忍而抗命，又患疟疾，不久病危，1662年6月23日病逝。后来，其郑经也于1670年和1671年两次准备派舰队征讨马尼拉，但最终没有出兵。

郑成功一生 ，抗清驱荷 ，以赶走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祖国领土台湾的业绩载入史册，海峡两岸均立像树碑纪念。有《延平王集》行世。

郑成功率大军攻台，荷兰不敌投降

台湾日治时期，日人拆除为数不少的汉人庙宇。但位于台南，清代设立祭拜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所幸被保存。并另在旁兴建和风建筑“开山神社”，亦供奉郑氏，形成双庙格局。直至战后，开山神社遭拆除，延平郡王祠则将原先闽式建筑整修为北方朝廷式。中国把郑成功看作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日本则把郑成功看成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而台独分子则把郑成功看成汉人脱离中国统治，移民台湾，建立新天地的典范。

左图：郑成功民族英雄纪念馆 右图：郑成功塑像

明隆武帝见成功年少英俊，文武双全，问之日“江山危矣，你何从我乎？”对日：“文不贪财，武不怕死，江山可保矣。”隆武帝非常赞许他，即赐他与同姓，易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授尚方宝剑，仪同附马，自是咸称“国姓爷”。

郑成功一生最伟大的功绩是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和大规模开发台湾。永历十五年（公元1662年）十二月甘三日，率军三万余人，大部份是泉州人，把荷兰侵略者从中国宝岛台湾赶走。郑成功实现了他收复台湾和开发台湾的远大抱负。当时曾赋诗一首“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菇苦间关不忍离。“收复台湾以后，他走访四社，了解民情及社会情况，在那荒凉的台湾岛上，实行“寓兵于农”之法，屯垦开荒，“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来以耕”。那时，台湾新辟土地环境十分恶劣，瘴疬流行，“病者十之七八，死者基多”，甚至有数十丈巨蟒为患，开荒任务非常艰巨，郑成功都新率官兵，积极开发，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加紧巩固台湾海防，坚守阵地，免于荷兰侵略者“复仇”，重占台湾。郑成功率军披荆斩棘，流血流汗，艰苦创举。由于十年征战，驰骋沙场，积劳成疾，于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农历五月初八病逝台湾，享

鼓浪屿天主堂

1929年，郑陵被盗，即时抢救石质墓志铭两块，一为郑经1674年回乡修祖坟时所立的（橄榄山墓志）。另一是迁葬时郑克塽之《郑氏归墓祖文墓志》。郑成功灵柩用棺廓两层，里面一层油漆朱红鲜先泽，棺内布满水银，骨骼完好，取出将盔一项，龙袍一件，腰围玉带镶玉十七块，靴鞋各一双，还有头发等珍贵一级文物，由南安石井郑成功纪念馆收藏。

郑成功墓采用水灰三合土构筑土堆墓，墓碑墓道皆用花岗石雕砌成，墓碑高75厘米，长15．8厘米，呈“山”字形，整座墓域占地997平方米，墓前石质华表一对，相距15米，高14米，呈八角形，径52厘米，顶端雕一座狮，保存完好。墓前两侧还有石板旗杆夹九对，左五右四，其中一板刻有“戍子年解元”五个字。目前，扩大保护范围，建筑陵园大围墙建立文物保管所，修筑墓道和专线公道，绿化林木花草，建置碑亭，环境宽敞，风景优美，为海内外游览和祭拜“国姓爷”的好地方。

名称：《郑成功》
类型： 电视连续剧 

海报剧照：《郑成功》

（1）《海上见闻录定本》

（2）《西洋文献与郑成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