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
郑位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鄂豫皖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郑位三毕生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郑位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郑位三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郑位三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郑位三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作风民主,从善如流,始终保持革命传统和人民公仆的本色。郑位三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1922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领导了黄安农民九月暴动,参与创建鄂豫边苏区。
曾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委书记,淮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委。
建国后,任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
郑位三(1902-1975)原名植槐。
1902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马鞍山。早年在武昌甲种工业学校学习。
1922年毕业后返乡。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黄安七里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4月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主持重建县委,任代理书记、书记。同年9月,参与领导黄安农民暴动。
1928年7月到柴山保地区,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秋起,任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候补委员。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移后,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领导组建地方武装,支援红二十五军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1月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后改为鄂豫陕省委)常委,并随军长征,参与领导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曾任中共豫陕、鄂陕特委书记。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后,他留在陕南地区,任中共陕南特委书记,领导军民坚持游击战争,抗击国民党军三次重兵“围攻”。
1937年春到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鄂东特委书记,领导组建地方抗日武装。
1940年2月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皖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师长张云逸等领导所部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秋,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代表,被派往新四军第五师活动的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参加党政军的领导工作。曾任边区临时参议会议长。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
1946年6、7月间,与李先念等指挥中原部队分路突围,并随北路部队进到陕南。不久到延安。
1948年起因病休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
1975年7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郑位三同志1902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郑位三在武昌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积极投入武汉各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并在恽代英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里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进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由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郑位三同志历任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常务委员、黄安县农民常务委员、黄安县总工会委员、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中共黄安县代理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反土豪劣绅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郑位三同志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斗争。郑位三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听取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同志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组织领导了黄麻“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8年至1932年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位三同志被选为全国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郑位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领导指挥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1月,郑位三同志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到陕南,担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鄂豫陕特委书记,创建与坚持了鄂豫陕苏区的游击战争。组建了红七十四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位三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重返鄂豫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历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兼路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治委员等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9年9月,郑位三同志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国解放后,郑位三同志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他仍然刻苦学习马列主义,长期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国际国内革命和建设的诸多理论与实际问题,提出了不少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独特见解,为党的事业呕心沥血,竭忠尽智。
“文化大革命”中,郑位三同志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大义凛然,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深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很大摧残折磨,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含冤逝世,享年73岁。
十年动乱期间,无端对郑位三同志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关于郑位三问题的审查报告》。这都是错误的,这些已全部予以撤销。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予推倒,为郑位三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为其受株连的家属、亲友平反,彻底消除影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历任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常务委员、黄安县农民常务委员、黄安县总工会委员、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和中共黄安县代理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反土豪劣绅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继续坚持斗争。郑位三到武汉寻找党组织。听取中共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同志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关于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组织领导了黄麻“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8年至1932年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第一届苏维埃政府委员。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领导指挥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1月,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长征到陕南,担任中共鄂陕特委书记、鄂豫陕特委书记,创建与坚持了鄂豫陕苏区的游击战争。组建了红七十四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中央派遣,从延安重返鄂豫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历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淮南区党委书记兼路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师、第五师政治委员等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为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贡献。
1939年11月,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新四军江北部队5人指挥小组,郑位三同志是小组成员之一,并兼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政治委员。郑位三一面协助刘少奇领导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一面与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指挥部队开展反“扫荡”,不断打击敌人,很快地在津浦路东、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1941年皖南事变后,位三同志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郑位三与师长张云逸领导二师成功地粉碎日寇两次“扫荡”,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同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成立了以郑位三为书记的皖东军政委员会。郑位三同志遵照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努力进行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组织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受到少奇同志的高度评价,并号召其他各师学习。
1943年11月,郑位三同志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参加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新四军五师的领导工作。郑位三和李先念等同志一起,领导鄂豫边区军民,开展敌后抗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根据党中央指示,实事求是地进行整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调集30万大军包围地处中原的鄂豫边区。面对反动派的进攻,郑位三同志和李先念一面领导部队和边区群众积极进行反内战的准备,一面建议中央,集中黄河以南部队,打击敌人的进攻。
1945年10月24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五师野战纵队、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嵩岳军区部队及冀鲁豫军区水东八团在桐柏山区胜利会师。10月30日,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郑位三同志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
在以郑位三同志为首的中原局领导下,中原军区部队针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两手,采取了“坚决自卫原则”和“进行合法斗争”的革命两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实行坚决自卫反击,抗击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在政治上,及时揭露其各种阴谋;在经济上,发动军民,开展生产自救,粉碎其经济封锁。直到实施突围时,死死拖住国民党30万大军,紧紧扼守中原战略要地,为我军实施争取东北、巩固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作好迎击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发动全面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赢得了时间。
1946年6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各种协议和我党的一再声明,准备向中原我军发起大规模的围攻,中央同意中原局突围的决定。突围前,中央考虑到郑位三同志身体不好,要他离开部队去延安。但郑位三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坚持随部队行动。郑位三和李先念对部队的突围进行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共同率领北路军以秘密、突然和迅速的行动,抢在国民党军发动总攻之前,跳出其内层包围圈,冲破多道防线后,胜利到达陕南。同时,其他各路突围部队也打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冲出包围。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对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中原突围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同志因身体多病再没有负责具体工作。郑位三曾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郑位三在养病中,仍非常关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病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关注和研究国际、国内革命和建设中的诸多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写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和建议。
十年动乱中,郑位三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逝世于北京。
郑位三同志是从事农民运动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郑位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郑位三对党和人民襟怀坦白,忠心耿耿。郑位三积极工作,埋头苦干,待人诚恳,作风正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郑位三那无私无畏、以革命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勤于学习、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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