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秉文

选学农业科学　主攻植物病理

广州

从改革农业教育入手　开拓现代农业科学

南京金陵大学

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东南大学，邹秉文仍任教授兼农科主任，其他编制经费亦照旧，他很不以为然。认为科内必须分系，各系均须学有专长的教授，而教授除讲课外，还应做试验研究与示范推广。为此他具体要求第一年有教授两人，到第三年教授增至8人。此议甫出，无不愕然。因为农科全年的经费才7万元。再说，如其他理、工、文、法诸科，群起效法，则全校共需教授五六十位之多，如此巨额经费，从何而来？但是邹秉文决心已定，至少在他主管的农科，一定要这样办。他的思想和观点，在当时所著《中国农业教育问题》一书中，即系统地加以阐明。

《中国农业教育问题》是邹秉文根据主持金陵大学农科、东南大学农科的实践，并广泛调查全国各地农业教育的得失利弊，参照日、美、丹麦等国的先例，进行分析研究而作出的建议，针对性很强。他认为改进农业教育的问题，一在于学有专长的教师；二在于足敷运用之经费。全书除序言外计共8章，诸如《改进吾国农业专门教育之商榷》 、 《实施吾国教育计划大纲及筹划经费办法》等，书中引用了大量各地各级农业学校之调查报告，为中国第一本农业教育之专著。卷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岁入，1／2出于田赋……为工商业前途计，亦不能不积极提倡农业。提倡农业之法，无论世界任何国家，均不外乎广设农业试验场与农业学校……吾国设立农校，已十数年矣；所用经费亦有数百万，究竟在国家农业上有何种影响？平心论之，实无丝毫补益也。”问题何在？他就事论事地加以分析：“一是农业学校的课程太普通、太杂乱，不能造就专门人才。盖农业范围极广，无论何种最聪明人物，亦只能精于其中一二门，故世有作物专家、园艺专家、畜牧专家、植病专家等名目，而独不能有农业专家之名称。”但当时的农科大学，“除预科一年所习普通课外，本科3年所习之农业课，竟达19门之多，此外尚有英文、数学等等……以之传播普通知识或可，以之造就专门人才，则必不能”。“二是实习钟点太少，理论与实践脱节，譬之教植物病理者，平日徒知编发讲义，而不能举讲义中所言之病菌标本，并令学生在实践中自行研究，将来至田间时，且不能识别之。遑言应用讲义中所言之治病方法”。三是教员担任科目太多，他举了一个实例：“至友某君，畜牧专家也，在外国留学时，无一暑假不在牧场实习，归国后，在某农校所任课程，竟有8门之多，日农具、日作物、日植病等，对其专长反无暇过问，作者愤而驰书其校长，校长曰：此非我过也，校中对畜牧课每周只有2小时，而部定章程，每一专任教员，必须任课18～24小时”。该书以次各章，分别申述了他对改革农业教育的意见，力陈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重要。
　
千方百计为农业建设创新立业

生丝

1928年，国民党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请他筹建上海商品检验局，随即出任该局局长。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该局则主要检验出口的生丝、畜产品、桐油、茶叶、蜂蜜等。此前，海关长期为帝国主义所把持，虽名义上已经收回，但出口的商品检验，却仍被洋人以种种借口把持不放，甚至还自设生丝检查所，侵犯中国家主权。邹秉文反复考虑，决定接受这个任务，他的目的有二：一是厉行检验，防止劣质商品输出影响声誉；再是积极地研究指导，以期商品改进提高，借以发展对外贸易。该局成立不久，就取代洋人所设的检查所，并以6万元购得了他们的设备。随即又到日本考察，并提出了一个3万元的生丝检验器械购置费的预算，准备扩建自己的生丝检验处，不料遭到工商部内某些权贵的抵制，因为他们把商品检验，视为贪污受贿的门道，谁知还要花巨款去搞科学检验，便压着不办。后来他就商于留美时的至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借到低息贷款3万元，充实了设备。接着，他又征得多方贷款，陆续充实了桐油、茶叶检验处、畜产品检验处等，随着业务的开展，逐渐实现他的第二目的，就是请吴觉农主持茶检，并从检验费收入中拨款设立祈门红茶改良场；请寿标和程绍迥主持畜产检验处，建立牛瘟血清制造所，开创了兽疫生物制品防治上海及江浙两省牛瘟的先声。

1930年，邹秉文以他在行政与实业界的关系，利用机会，促成了后来影响较大的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建立。那一年上海丝业公司创议发行公债600万元，工商部派他去监督协办。他借此机会，积极鼓吹改进蚕桑与农业科学研究的关系，建议丝商从中提出200万元，作为筹建农业试验研究机构的基金，取得丝商同意之后，他又向孔祥熙等上层做工作，几经周折，终被批准，并任命他为筹委会首席委员，于1931年10月正式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于南京孝陵卫。

棉花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经济封锁，上海等地纱厂原棉供应告紧，棉花良种缺乏，扩大植棉也受限制。上海市军管会为此特准动用外汇，通过当时还在美国的邹秉文想方设法购得496吨岱字棉良种。据邹秉文遗稿所记，原电要购斯字棉数百吨，他和有关人士商量，最好还是岱字棉，这是当时世界公认的长纤维良种，既不易退化，又曾在中国试种成功。可是汇款寄到，已是1950年元月中旬，离开播种期很紧了，而且经与南部各种子公司联系，都借口无存货。邹秉文不顾正患感冒，立刻飞往密西西比，亲自向当地华侨动员分散采购，终于集少成多，总共得到496吨棉种，连夜运往奥尔良港，交给一艘美国货轮，驶向青岛。不料直到4月初，还未运到，经了解是轮船不敢直航青岛，而是先到阿根廷，加装其他货物，再来中国，勉强赶上了播种期。可是这件事，终于引起了美国情报部门的注意，邹秉文夫妇被移民局传去问话，并把他们的护照扣了3年，直到1956年他才能离开美国，绕道欧洲回国。回国后，依旧关怀植棉事业，不断到棉区考察，1957年8月他专程前往河南安阳，热情地祝贺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成立，以后他曾多次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中，宣传新中国棉业改进工作的成就。

爱祖国爱农业爱青年寄厚望于未来

茶叶

1943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对邹秉文一生的事业关系很大。当时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在望，美国发起为战后准备召开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中国派遣以邹秉文为团长的10人代表团出席，邹秉文以粮食部高级顾问名义参加。会后，成立联合国粮农组织筹委会，邹秉文被选为筹委会副主席。与此同时，农林部也聘他为高级顾问兼驻美代表。这个筹委会工作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联合国召开成立大会，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成立后，他又代表中国担任该组织的执行委员，直到1947年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他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所有职务为止，共计5年，这5年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干，也显示了他的政治态度和爱憎分明的立场观点。

化肥

虽然邹秉文当时已逐渐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但他始终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所以在他驻美期间，还是富有远见地运用他的地位与影晌，为中国农业发展办了许多实事，其中最足称道的是1943年到1947年间由他主动争取，多方协商，得以派到美国进修深造的农科留学生，达4批之多，为数达200多名，相当于历届清华庚款留学的农科学生之总和。这4批留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农业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第一批，1943年征得美国农业部推广局局长威鲁逊的同意，由美国农业部为每人提供1200美元。选送了杨懋春、谢景州等10人，专攻农业推广。

第二批，1944年与万国农具公司多次反复协商，达成两项协议：一是由该公司派遣农业工程专家4人，来华进行科研与教学，帮助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工程系，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创设农具系，并提供总值相当于22万元的农机样机与图书仪器。二是选送农科（或工科）大学毕业、并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20名专业人员，分别进入依阿华与明尼苏达大学攻续硕士研究生，并商定在取得学位后，必须继续在农场或工厂实习，为期3年，由该公司每人资助1万美元，其中有陶鼎来、张季高、李克佐、余友泰、李翰如、水新元、曾德超等。

第三批，1943—1945年，得到密西根、依阿华，本悉文尼亚3大学的奖学金名额10人，选送人员中有朱祖祥、侯学煜、蒋次昇、陈星垣、仇元等。

第四批，1945年由中美双方商妥派出168名中高级科研人员，留美进修有关专业，包括农、林、牧、气象等，其中有梅藉芳、俞启葆、华兴鼐、傅胜发、俞履圻、姜秉权、周可涌、卜慕华、庄巧生、马育华、朱海帆、徐树基、鲍文奎等。

1948年邹秉文弃政从商，出任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贸易为主的美国纽约和昌公司董事长。但他决不是忘情于祖国的农业建设，正如上文所述，上海解放后，他正是利用这种关系，为发展中国棉花生产，碍于美方当时对华封锁的禁令，亲赴美国南方棉区采购了岱字棉良种，并设法及时运回华东，以至受到美国的刁难，影响了他原定早日回归的计划，可是这也没有动摇他投奔新中国的决心，而让他的儿女，先期陆续回国，待1956年5月，美移民局终于将他护照发还，6月他便和夫人以去欧州旅游为名，到了巴黎。

邹秉文离美赴欧的消息，由他的儿子邹斯颐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总理立即派冀朝鼎前往法国迎接，并请他出面先到瑞士日内瓦会晤台湾显要何应钦。邹秉文未抵国门，就受到如此信任，内心无比激动。在与何应钦的晤谈中，何坚持他的顽固立场邀邹去台湾，邹含笑称谢。8月，他绕道莫斯科，回到人民中国。当时总理正出国访问，委托中国科协书记范长江代表迎接，由于这是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最早回到新中国的科学家， 《人民日报》在头版作了报道，邹秉文一时成为新闻人物。本来总理想要他担任某部副部长或农大校长，他都以情况生疏，需要学习相辞，只接受了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顾问的聘书，翌年又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一直担任到他去世。

回顾1916年陪同美国贝莱教授在安徽访问时，对农村凋蔽，农民困苦的情况，感慨万端，曾在笔记中表示：“容余奋斗一二十年，待贝莱再来视察时，或不致如今日之恶劣。”1943年他在《五十自述》中，又提及这件往事：“余今草此文，距贝莱来华之期，已27年……如当时所期望者，现时不过十分之二三，仍有待于吾人之继续努力也。”遗憾的是邹老的遗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已经散失，特别是他连续写了几十年的日记，竟荡然无存，因故而难以具体说明他往后的看法和想法。但通过他一生各个时期的表现和成就，已足以说明他不愧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先驱。

http://www.agri-history.net/agriculturists/zoubinwen.htm
http://www2.henau.edu.cn/xy/heize/showart.asp?art_id=428&cat_id=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