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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 |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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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址 |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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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雕塑1 |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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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纪念馆图片 |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
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
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会后，在遵义鸭溪、苟坝一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1893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朱德(1886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1898年—197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1904年—1997年)中央秘书长
李德(1901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
遵义会议的内容： 
遵义会议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主要内容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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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 |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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