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渠

通济渠，明清西安城引水渠道之一。开凿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此渠是陕西巡抚项忠与西安知府余子俊为解决西安西城区供水与东城壕的水源而开凿。《明史·河渠志六》载项忠奏言：“西安城西井泉咸苦，饮者辄病。龙首渠引水七十里，修筑不易，且利止及城东。西南河去城一舍(古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许，可凿，令引水与龙首渠会，则居民尽利。”

黄河和淮河之间的水运，战国时已为鸿沟所沟通。西汉以后，这条运道便逐渐被汴渠(即汳水)所代替。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又进一步对汴渠进行了整修和局部改建。隋炀帝在此基础上于大业元年(公元六零五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注：《资治通鉴·隋纪四》卷一八零。通济渠是隋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段，它分二段凿成：一段自今河南洛阳县西的隋帝宫殿“西苑”开始，引谷、洛二水达于河，大概循着东汉张纯所开阳渠的故道，由偃师至巩县的洛口入黄河；另一段自河南的板渚(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东北三十五里)，引黄河水经荥阳、开封间与汴水合流，又至今杞县以西与汴水分流，折向东南，经今商丘、永城、宿县、灵壁、虹县，在盱眙之北入淮水。通济渠在今商丘以下趋向东南，直接入淮，这是与东汉的汴渠入泅不同的。因旧漕渠自今徐州以，下，流经泗水。由于泅水河道弯曲，又有徐州洪和吕梁洪之险，所以通济渠改行新道，撇开徐州以下的泅水迳直入淮。同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③［注：《资治通鉴·隋纪四》卷一八零。］同时还进一步疏浚了山阳渎。通济渠和山阳渎共长二千余里，渠广四十步，两岸筑御道，并种了柳树，既可护岸，又可给牵船人遮荫。

《辞海历史分册·中国古代史》中这样介绍通济渠，通济渠是古代运河名。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凿，分东西两段，西段起自东都洛阳，西引谷、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入黄河；东段起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行，至今河南开封市别汴水折而东南流，经今杞县、睢县、宁陵至商丘东南行，又经夏邑、永城，安徽宿县、灵璧、泗县，江苏泗洪至盱眙对岸注入淮河。通济渠是隋炀帝时众多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条，对当时以至唐、宋时期中原和江淮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唐时改名为广济渠，唐、宋时通称西段为漕渠和洛水，东段为汴水或汴渠。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离开京都长安，到东都洛阳考察。公元605年，杨广力排众议，下令由杰出工程专家宇文恺主持，开凿大运河，主要是开通通济渠和永济渠。 

通济渠施工时，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要行龙舟，龙舟舟体巨大，运河必须凿得很深，否则无法通行。如此浩大而艰巨的工程，杨广要求的时间却极短。从3月动工，到8月就全部竣工了，创造了人类开凿运河的奇迹。当然，这种奇迹的创造，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凿渠和造船过程中，“役丁死者什四五”。官员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通济渠开通后，杨广立刻从洛阳登上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乘坐几千艘舳舻，南巡江都。因此，隋朝时称通济渠为御河。 

《虞城县志》记载了一段杨广沿通济渠“巡游”的盛况：“偕皇后、嫔妃、贵戚、官僚、僧尼、道士等，分乘龙舟、杂船五千二百余艘巡幸江都。”杨广乘坐的龙舟，实际上是奢侈豪华的水上宫殿，其“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二百房，皆饰以金玉，下重有内侍处之”。而皇后乘坐的翔螭舟，除尺寸略小一点外，其装饰和龙舟无异。在龙凤舟前后，另有三重高的花、鸟、虫、鱼彩船九艘，作为流动的“浮景”以供帝妃、王储、公主们游乐。这些龙凤舟和“浮景”船队，组成水上宫殿群体。尾随其后的是各类随行官员的船只数千艘，其后还有补给船只，承载各种供奉之物，以备随时之用。 

这十几万人的“流动宫殿”，穿州过县，游山玩水，乐坏了皇帝、嫔妃，忙坏了地方官吏，害苦了黎民百姓。 

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杨广决定三游江都。当时，全国已经民不聊生、烽烟四起，一些耿直之臣上书劝谏，结果多人被杀。当杨广所乘龙舟行至梁郡（商丘）时，官绅带领一些群众拦路上书谏阻，结果同样惨遭处死。就是在那次巡游到达目的地江都后，失道寡助的杨广被“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勒死在江都行宫。 

开凿缘由

 通济渠（唐代称广济渠、汴河，宋称汴河）是隋唐大运河的第一段，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段，它的产生，是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经济有巨大的发展，成为我国另一经济区域。隋朝统一全国后，能否稳固地控制南方，巩固国家的统一，成为隋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同时，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品要求在更大范围内流通，运输量也越来越大。因此，进一步改善水运条例，就成了当务之急。
    
隋代以前，沟通江、淮、河、济的水路有两条。东线为邗沟，由长江经邗沟入淮后，既可溯淮西上接通涡水、颍水，又可循泗水至彭城再入古汴水进黄河。西线是由濡须水入巢湖，经同源异流的肥水（分水岭处要经过一段陆路）入淮，再通过颍河入黄河。由于西线受地形限制，航行条件不理想，故后来多走邗沟经古汴水入河。邗沟自春秋起经历代整修，初步渠化，通航尚可。黄、淮之间的水道，战国中期魏惠王于公元前361年开凿的鸿沟，于西汉时被汴渠取代。因黄河水源多沙善淤，汴渠（经徐州之古汴水）也和鸿沟的命运一样，不久也浅涩淤塞。再加上下游泗水系未经渠化的天然河道，路线长，弯道多，在徐州东南五十里还有著名的险滩吕梁洪，使这条水运道路也十分不便。
    
为了改善运输条件，有效地沟通南北，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隋炀帝另辟一条距离短、有天然河道可资利用的新路，是很有必要的。通济渠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开凿条件

 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颁布均田新令，详细检查户口，鼓励兴修水利，改革官制、兵制，兴科举，轻赋税等。这些措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垦田面积及人口增长较快，社会比较安定，财政收入增加，一度出现了“衣食滋殖，府库盈溢”、“天下积储可供五十年”⑴的繁荣景象。这就为通济渠的开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治铁技术的普遍应用，比较发达的炼钢法，都为制造开凿运河所需的工具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保证了造船业的发展。祖冲之求得圆周率有效数字已精确到第八位；勾股定理也已有严格证明。西晋裴秀创制的《禹贡地域图》和“制图六体”，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为通济渠以至整个运河的规划、设计和施工，提供了必需的技术和资料。就在开凿运河的同一年，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又名安济桥），历经洪水、战火和地震考验，仍巍然屹立在河北省赵县洨河上。其设计、施工水平和艺术价值，至今尚为人们称道。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为运河的开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
    
运河航运，作为一项综合的技术，到隋朝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吴国所开的邗沟、荷水、通海、通江运河、魏国的鸿沟，以及秦汉时期的关中漕渠、南方灵渠等人工运河的开挖和使用，为通济渠、乃至整个大运河的开挖，提供了经验。通济渠中相当长的河段，就是利用前人所开人工运河或天然河道改建而成的。
     
黄淮之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淮河北侧众多支流，如濉、涣、涡、颍，均源于黄河右堤附近，流向与地势一致。这种地势，不仅使通济渠取得了沟通黄淮水运所需水源，满足了人工渠道所需要的比降和流向。而且，淤积平原易于开挖，“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⑵没有淮北平原这种种有利地形，也就没有通济渠。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又“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上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东行至巩县洛口入黄河；下段自荥阳的板渚引黄河水与汴水合流，至今杞县西离汴折向东南，经今商丘、永城、宿县、灵璧、泗县，在盱眙之北入淮水。商丘以上部分利用了睢水，商丘以下至泗州则全线利用了蕲水。利用原有河道，不仅增加了水源，也缩短了工期。一千多里的通济渠，仅用一百七十多天即告竣工。
     
总之，通济渠及其大运河的开凿，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水运工程合乎规律的发展，也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1]

发源于今长安区申店乡，河北侧，西北流，经西安城西南丈八沟，过三桥镇，北注于渭河。项忠所奏凿的通济渠，从府城西南丈八沟设闸遏水，引水北上，自闸北西行二里折而北流，过丈八头小石桥，又北至南窑头，又北过甘家寨，又东北过糜家桥、解家村，又北至西安外城郭，再至安定门吊桥，城外渠道二十六里。然后经洞口入瓮城南流，出瓮城水门外，沿城而南，过一敌楼，复入城，东南流至白鹭湾，折而东北流，至梁家牌楼南，又东流入于地下砖渠，再分为三派分流：一派自长安县署(今西大街城隍庙东)东流过广济街，沿西大街、东大街之南东流，过大菜市(今大差市)、真武庵出城，注灌于东城壕。沿途所过，支分渠水，分注于按察司(在今西大街市公安局处)、永寿王府(在今竹笆市东永寿巷)，布政司(在今钟楼西南粮道巷西)、保安王府(在今钟楼东北隅)及秦王府城；一派从西大街广济街北流，过迎祥观(今北广济街南口东)而西，过永丰仓(在今庙后街西仓)前，西入贡院(在今西大街西段北侧儿童公园)；一派从广济街直北而上，过麻家什字，汇入莲花池(今莲湖公园)。成化时开凿的通济渠，入城后渠道用砖砌一千五百五十丈，合4960米。弘治(1488—1505)间，陕西巡抚周季鳞与西安知府马炳然对通济渠城内尚未砌而有损坏的渠道，以砖砌七百二十丈，合2304米，并对城外土渠亦加疏浚修筑二十五里。为了城内居民饮水卫生，周季鳞令沿通济、龙首两渠所过每十家作一井口，以砖为栏，以瓷为口，以板为盖，启闭以时。

清代时期，对通济渠进行过多次疏浚。由于明末战乱，通济渠湮塞不通。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巡抚贾汉复与长安知县梁禹甸、咸宁知县黄鼎修浚通济渠。康熙六年(1667年)重修。不久渠道又多湮塞。雍正(1723—1735)时通济渠城内三派水渠，仅自广济街北经永丰仓前入于贡院一流畅通，其向东注入东城壕之渠自广济街东淤塞，自广济街向北汇入莲花池一流也淤塞不通。乾隆二年(1737年)，陕西巡抚崔纪行重加疏浚。但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陕西巡抚鄂弼修葺西安城墙时，将入城水门废弃，自此通济，龙首二渠之水不复入城，而仅能分灌于城壕，并改变分注方向。龙首渠原先灌注西城壕，现不入城而灌于东城壕。通济渠原先灌注东城壕，现不入城而灌于西城壕。乾隆四十年(1775年)巡抚毕沅、道光五年(1825年)西安知府叶世倬曾多次疏浚通济渠，多是为了放水入西城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陕西巡抚魏光焘疏浚通济渠，并在西门吊桥南设火药局、置水碾，再次引水入城，经贡院，复东北流，入注于莲花池。二十九年(1903年)，陕西巡抚升允又疏浚通济渠城内外渠道，“导水自西门入，曲达街巷，绕护行宫，便民汲引。城外近渠民田，兼可灌溉。并浚城壕，引水环焉”(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地理考下》)。

沿岸文化旅游资源丰富

洛阳、郑州、开封和商丘均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外。这里有驰名中外的少林寺、龙门石窟、黄帝故里等文化景点。还有五岳之一的嵩山，开封附近的悬河等自然景观。

政府的大力支持

河南和安徽都十分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河南在全国率先提出“旅游立省”的战略构想，对旅游发展极其重视。大运河申遗一旦成功，城市知名度将有极大提高，会给沿岸城市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各地政府都高度重视，积极采取保护措施。在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统一领导下，许多市文物局已制定出下一步工作方案，形成了规范性的文件，依照行政法规进行保护。

有大城市依托

大运河沿岸的郑州、洛阳和开封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经济实力较为雄厚，都是中国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业发展相对成熟，具备相对丰富的经验，可为通济渠段的开发更好献计献策。

交通便利

此地区位于中原地区，与陇海、京广、焦柳、京九和京广等铁路线相互交织；运河一线有平行公路，交通方便，如开封市区以西的大运河基本沿郑开大道分布，商丘以东的大运河基本沿商永公路分布，安徽段基本沿永宿公路分布；此地还有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徐州观音机场，洛阳机场等。

客源市场广阔

通济渠连接了长三角地区和中原城市群。长三角是中国最主要的旅游客源地之一，运河中部也靠近山东经济区，西接关中城市群。随着人们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景区文化内涵的开发将成为衡量其生命力的重要指标。该地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很大的优势。古老的中国文明是吸引外国游客的最主要原因，而郑汴洛地区正是中华文明的最主要的发祥地，中国八大古都中的三个都位于此运河一线。

大运河开通后，对促进中国的商贸往来、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言：“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苦，后代实受其利焉。”

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运河岸边的一些码头及旧城因运河的航运而迅速发展与繁荣了起来，如运河南端的杭州，长江岸边的江都，运淮汇合处的楚州（今淮安），运黄汇合处的汴州（今开封）及运河中途的宋州（今商丘）。而通济渠，更是连接黄河文明与淮河文明的一段大动脉。当时，通济渠两岸的城镇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当时的宋州，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大都市，至北宋时，因其繁荣与兴盛而被定为都城的陪都。

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研究员刘昭允介绍说，大运河的通航促进了商丘的繁荣。大运河通航后，商丘成了唐、宋时期中原乃至北方前往南方的重要通道，尽显交通枢纽地位。唐玄宗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必须经过睢阳（商丘）城。唐代名将张巡以数千老弱病残之躯，抗击叛将尹子奇统领的10万大军达10个月，极大地消磨了叛军的意志，延迟了叛军南下速度，保住了江南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通济渠开通航运后，商丘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显著增加，至唐代时已成为全国的大都市之一。盛唐著名诗人杜甫、李白等纷纷慕名到商丘游览，并对当时商丘的繁华用诗词大加赞颂。杜甫在《遣怀》诗中写道：“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李白在《梁园吟》中写道：“舞影歌声散绿地，空余汴水东流海。”刘昭允说，从这些千古传诵的佳作中，可以隐约看到一座繁华大都市的景象：道路四通八达，汴水（即大运河）直达于海，舟车来往，络绎不绝。城内街道宽阔壮观，住着达9万户的居民。每当夜幕降临，酒馆茶楼高朋满座，灯火通明，歌舞相伴，客人开怀畅饮……

除洛阳至黄河的一小段外，通济渠绝大部分是“引黄入淮”，因黄河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所以要经常疏浚。唐、北宋时期，朝廷都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疏通河道。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为解决通济渠的淤积问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清淤工作。在引黄河水处，向西开渠50里，引伊洛水入汴河，改善了水质。据记载，通济渠在唐、北宋时期的航运地位显著，每年的漕运量由唐初的20万石，逐渐增大到400万石，最高达700万石（约合今11.62亿公斤）。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据《揽辔录》记载，北宋灭亡后50年，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国的时候，“河已塞”，大部分河段已经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苏杭。通济渠越来越落寞，成了一些文人骚客吟诗填词、寄托哀苦的荒草堤。

在2007年的全国“两会”上，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单霁翔向中外记者宣布：大运河已经被列入重新评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有媒体称，运河申遗，是“一场迟到20年的约会”。因为，中华文明有两大象征，长城与大运河。可是，1987年长城被列入首批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时，没有大运河的影子。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长城从山海关由东向西南延伸，写下“阳刚雄健的一撇”；大运河则从北京由北向中国东南沿海缓缓流淌，写下“阴柔深沉的一捺”。两大人工奇迹组成了中国汉字中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2007年6月20日，国家文物管理局在北京召开由隋唐大运河沿线24个城市参加的申遗工作协调会。为配合隋唐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我市把开展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考古调查工作列为我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7年7月13日至8月4日，我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勘探、调查，掌握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的位置走向及长度，绘制出了隋唐大运河商丘段故道图。2007年年底，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带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到我市考察，充分肯定了我市对大运河勘探、调查的前期工作。

2009年1月8日，我市文物考古队在大运河的考古中，又作出重大贡献。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在睢阳区古宋乡武庄村地下，发掘出北宋时期的通济渠宋州码头遗址。在码头遗址发掘口处发现了房屋的地基、船板、灶台、青砖等，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陶器、钱币等珍贵文物，充分显示了当年宋州码头的繁华盛貌。

商丘市文物管理局局长李景曾说：“宋州码头遗址的发掘，对隋唐大运河的申遗有着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商丘古城的申遗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可以说是找到了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户口簿’。”

李景曾还表示，待到时机成熟时，我市要建一个隋唐大运河南关码头博物馆，同时还要恢复一段古码头的风貌，河里面还可以搞一些仿古船只，到时让大家都来感受一下历史的沧桑。

通济渠，作为大运河重要的一部分，在经过几百年的沉睡之后，因申遗又重新走入国人的视野。隋唐大运河商丘段，作为通济渠、大运河中曾经承载无数繁荣、兴盛及商人梦想的一段历史，不久将会以更加饱满、更加厚重、更加美丽的姿态重现光彩。

通济渠凿成后，与邗沟便成为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的交通大动脉，南来北往的舟楫多走这一水道。特别是它对南粮北运，意义更为重大。隋炀帝在洛阳周围建有许多大型粮仓，如洛口仓（又名兴洛仓）、回洛仓、河阳仓、含嘉仓等，这些仓城都储有大量粮食，其中洛口、回洛两仓，即多达2600多万石，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便是经通济渠从江淮一带运来的。

古通济渠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宏伟工程，是祖先留下来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隋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及当时的水利史、航运史、造船技术、陶瓷技术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通济渠，向来是因为漕运的重要作用而受到重视的。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是一项具有漕运、分洪、引水、灌溉、陆路运输、植树绿化与改良土壤等多种效益的综合利用工程。

引水作用

通济渠的引水作用，不言而喻是明显的。作为沟通黄、淮的人工渠道，虽然利用了古汴水、睢水、蕲水等天然河道，但不引黄水则远远不能满足水运和灌溉的需要。故引水是先决条件。利用挖河弃土来筑路、植树，在通航的同时，又发展了陆路运输，并美化了环境。这在当时，是一渠多用的先例，应该说是一个创造。当年的榆柳，如今虽不可寻，但现存的“唐槐”仍不失为渠旁曾“树以柳”的活证。宋太祖建隆三年还曾下令：“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⑶历代文人曾以汴河、隋堤和路、树为题，写下了数不清的诗赋。白居易在《隋堤柳》中这样写道：“西自黄河东接淮，绿影一千三百里。……二百年来汴河路，露草木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树当然不足以亡国，从这里倒是使人看到隋炀帝之后二百年，隋堤上还保存着连接黄淮长达一千多里的绿影和御道。南宋诗人范成大经汴河北上与金人谈判，著有《汴河》诗：“指顾河枯五十年，龙舟早晚定疏川。”其时汴河已枯，但作者坚信恢复中原后，汴河仍可疏浚通航。
     
通济渠的分洪作用，除了北宋御史中丞梁焘所说“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盖汴口析其三分之水”而外，周魁一先生最近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隋唐五代黄河比较稳定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黄河下游有著名的通济渠、永济渠，还有北岸的滴河、马颊河，南岸的漯水和济水，另有后来的赤河。这些分支河道无疑提高了下游宣泄洪水的能力。

农业生产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农田灌溉技术早在夏商时代就被黄河流域的劳动人民所创造。通济渠引黄灌溉，不仅可以解决作物旱时所需水分，而且可以洗碱，伏汛挟带肥份较多，还可以增加瘠薄的沙土的肥力。唐代引汴灌溉的记载不多，实际规模却不少。白居易曾以《请塞斗门判》为题，认为“川以利涉，竭则壅税；水能润下，塞以伤农”，“利既相妨，用难兼济”，⑷其结论虽然以灌溉为漕运让路，但争水的激烈，影响之大，又足见灌溉面积和引水量当不在小数。
    
 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提到他“出使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凿六斗门，发汴水以淤下泽，民既获其利，刻石以颂刺史之功。则淤田之法，其来盖久矣。”沈括所见，既是对唐代宿州引汴淤灌的说明，又是北宋掀起淤灌热潮的依据。他协助王安石推行变法，淤灌曾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而大力推广。到熙宁九年（1076年），仅开封东西沿汴河两岸，淤灌面积就达九十万亩。尽管宋代漕运主要依靠汴河，但在处理灌溉与漕运的矛盾时，宁可“权罢漕运三二十日”，也要保证在淤灌的黄金时间引水淤田。

漕运

汴河的漕运，唐代刘晏认为是安社稷之奇业。宋太宗不但亲赴汴河决口察看，还说：“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⑸唐代近三百年中，由汴河运往京师的粮食，由初期的每年二十万石，至开元末达到三年运七百万石。天宝二年，一年内运抵关中的粮食达四百万石，创造了唐代漕运量的最高记录。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势力数度攻占汴州、埇桥、泗州等卡断漕路，汴河受到很大影响，但由于刘晏等人的努力，使漕运量又恢复到每年一百多万石。宋代的年漕运量也由开国之初的数十万石，到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大中祥符初又跃至七百万石。其后虽有减少，然仍在五百万石上下，另外还有薪炭、山货等。

运输

随着商业运输的发展，沿运河的城市也逐渐形成并繁荣起来。如号称“扬一益二”的扬州，热闹“如杭州市”的泗州⑹，“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的东京汴州。宿州州址原名埇桥，只是蕲水河边一处聚落。通济渠开通后，得水陆交通之便而日益繁荣。唐代安史之乱后，刘晏在疏浚汴河、改革漕运制度的同时，在江淮以北列置巡院十三处，埇桥与扬州、泗州、宋州、汴州等同为巡院之一，凸显埇桥地位的重要。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李正己遣兵扼埇桥，运路被断。宰相李泌建言德宗：“江淮漕运，以埇桥为咽喉”， 埇桥不保，“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至宪宗元和四年（809年），“以其地南临汴河，有埇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遂割符离、蕲县、虹县、临涣置宿州，为埇桥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在宿州曾“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到宋代太平兴国初（979年前后），宿州户数由设州时的八千六百多户发展到十三万户，在全国州府中，仅次于开封府。苏轼乘船沿汴河南下北上，十次停泊宿州，留下诗文二十余首（篇）。在《南乡子·宿州上元》词中，赞其为“此去淮南第一州”。在其《乞罢宿州修城状》中，透露出新城基要“合起遣人户大坟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犹不在数”。证明宿州城已有相当规模。没有汴河，就不可能有这些城市的兴起。同样，由于运河各河段的水势不同，漕船的型式和结构也需因河而异，且需要量又很大，在城市繁荣的同时，也促使造船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京师的位置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决定了漕运成为通济渠的首要作用。再加上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也很难解决，都使通济渠的综合效益难于兼得。然而，通济渠毕竟不失为一项综合利用的伟大工程。^[2]  

隋朝皇帝杨坚、杨广父子在前人启发下，开凿了著名的大运河，杨广程功尤巨。通济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段.。《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榖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文中之“河”指黄河，以此为准，通济渠分成东西两段。“板渚”（在今河南荥阳境）以东部分因借用了古汴水的上游，故多称汴河。同书卷二四《食货志》有相似记载：“开渠引榖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道，树以柳……又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幐，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己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蔑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以上就是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及其乘龙舟下扬州的最早记载。

由于《隋书》对通济渠东段（汴河）的记述很简略，所以它的具体流经线路就有了不同的说法。中唐杜佑《通典》卷十食货十漕运：“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榖洛水逹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这几乎是照抄《隋书》炀帝纪的文字。另一中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记载稍有不同，其卷六河南府河阴县下云：“汴渠，…… 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榖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柳。炀帝巡幸，乗龙舟而往江都。”“大梁”即开封。“泗”，人们一般理解为水名，即由北向南流经徐州入淮之泗水。这样一来，通济渠在大梁以后的线路就是向东流经徐州入泗水，再南下入淮。笔者认为，此解错误。首先，自大梁至徐州本来就是古汴水的中下游，并流入泗水。再云“引汴水入于泗”，这就犹如说“引长江水入东海”，文通意不通。引汴水所入者当是另一条水道。其次，“泗”应指泗州。唐时泗州在淮河下游北岸，州治在临淮县，与盱眙县隔淮相望。“引汴水入于泗”应是指引汴水进入泗州，由此“达于淮。”未用《隋书》成说“引河通于淮”，而先云“入于泗”，再言“达于淮”者，大概是为了与淮北大平原上其它多条入淮的水道相区别，如颍水（入颍州达淮）、涡水（入宿州达淮）等。如此表述显然是对《隋书》的补充。当时人应心领神会。不料时过境迁，“泗”字因有二义而导致了误读。这就是说，通济渠在大梁以下应是东南流向，最后入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八Ο：“炀皇帝……大业元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榖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此段所据显系《元和郡县志》，故其中“泗”字亦应指泗州。

今人邹逸麟先生对通济渠做过专门研究，其《隋唐汴河考》根据唐宋地，认为通济渠在大梁以下是先与古汴水相分而东南行，流经陈留、雍丘、襄邑和宁陵，又与睢水合，经宋州（睢阳郡）至榖熟，再沿古蕲水而下，经宿州入泗州达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时期）即如此标绘。
但是邹先生文后还留有“悬案”：《隋书》云“ 引河通于淮”，《元和郡县志》云“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因此“有人把隋时所开通济渠分为南北二道”，“怎么会产

生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呢？今疑当时的工程可能分为两次：一次是对古汴水的疏浚，一次是开凿东南入淮的那条。”《隋书》云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而“署名唐韩偓著的《开河记》中，说大业五年八月上旬开通济渠”，据此推测，这是“指两次不同工程而言，前一次工程施于大业元年，后一次施于大业五年。”不过邹先生也声明：“这种想法还无确凿证据。”笔者在前面已经指出，“泗”非指泗水，而是指泗州。也就是说《隋书》与《元和郡县志》的记载不矛盾。有人提出的“通济渠分为南北二道”说是对文献的误读。《开河记》，内容驳杂荒诞，本属小说一类，不可尽信；况且“五”很可能是“元”字因形近而讹。正如邹先生所分析：“炀帝开运河的原因，一是因为古‘汴水迂曲，回复稍难’（《太平寰宇记》卷一）；一是为避开吕梁、百步之险（在徐州）。”故通济渠不可能有北道。故有史学家认为通济渠是隋朝所修。

参考资料

[1] 数字中国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2TSGG41&xpos=180

[2] 中学地理网站 http://www.mdv.com.cn/res/seniorgeo/expand/e_book/010/11.htm

[3] 商丘新闻网 http://www.sqrb.com.cn/sqnews/2009-01/19/content_107048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