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3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战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日文：極東国際軍事裁判），又称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东京大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设在日本以审判“二战”中的日本战犯（东京审判）。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中国、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这些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理。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进行，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
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2页。
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和侵略战争中的日本暴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1]
法庭旧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关于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律文件。《盟军最高统帅部特别通告》的附件。1946年1月19日公布，同年4月26日修订。宪章共5章17条，主要内容是：
1、法庭应由6～11名法官组成，由盟军最高统帅在日本投降书各签字国所提名之人选及印度与菲律宾共和国的代表中任命，并指派其中一人为庭长；全体法官过半数出席构成法定人数，但须有6人出席方可开庭；法庭实行多数表决制，如双方票数相等，则庭长的投票为决定票。
2、法庭有权审判及惩罚被控以个人身分或团体成员身分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的远东战争罪犯；凡参与策划或执行旨在完成上述罪行之共同计划或阴谋的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及共犯者，对任何人为实施此种计划所做一切行为均应负责；被告所处职位及所奉政府或上级长官命令都不能免除其责任。
3、盟军最高统帅任命的检察长负责进行并支持对远东战争罪犯的起诉；任何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联合国家均有权委派陪席检察官一人，以协助检察长。
4、法庭依公正审判原则和程序进行审判，被告有权亲自或由其辩护人代行辩护，但法庭有权拒绝由被告自行选任的辩护人或代为指定辩护人。
5、法庭有权判决犯罪者以死刑或法庭认为适当的其他刑罚；判决应公开宣布，并应遵照盟军最高统帅的命令执行；盟军最高统帅有权随时减轻判决或加以某种修正，但不得加重。
根据该宪章，由中、苏、美、英、法、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1948年11月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东京审判。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举行了对在押日本战犯的沈阳审判和太原审判。[2]
检察长
美国的J.B.基南被麦克阿瑟指派为检察长，同时兼任美国的陪席检察官。
陪席检察官
各国指派的陪席检察官分别是：中国的向哲浚，英国的A.S.科明斯·卡尔，苏联的S.A.高隆斯基(后由其助理检察官瓦西里耶夫接任)，澳大利亚的A.J.曼斯菲尔德，加拿大的H.G.诺兰，荷兰的W.G.F.B.穆尔德尔，新西兰的R.H.奎廉，印度的G.梅农和菲律宾的P.罗伯茨。[3]
各国法官
参与国家 | 法官 | 备注 |
澳大利亚 | 威廉·韦伯爵士（Sir William Webb） 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 | 法官团主席（庭长） |
加拿大 | 爱德华·斯图尔特·麦克杜格尔（Edward Stuart McDougall） 前法官 | 加拿大省最高法院 |
中国 | 梅汝璈 律师 | 立法院立法委员 |
法国 | 亨利·柏奈尔（Henri Bernard） | 巴黎首席检察官及首名军事法官 |
印度 | 拉达宾诺德·巴尔（Radhabinod Pal） 加尔各答大学法学院讲师 | 曾提出异议 |
荷兰 | 贝尔特·罗林（ Professor Bert Röling） | 乌特勒支大学法学教授 |
新西兰 | 艾里玛·哈维·诺斯克罗夫特（Harvey Northcroft） | 新西兰军法处长 |
菲律宾 | 德尔芬·哈那尼拉（Colonel Delfin Jaranilla） 律政司 | 最高法院成员 |
英国 | 帕特里克·德富林勋爵（Hon Lord Patrick | 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 |
美国 | 约翰·帕特里克·希金斯（John P. Higgins） | 麻省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
美国 | 密朗·C·克莱墨尔将军（Major-General Cramer） | 于1946年7月代替希金斯 |
苏联 | 伊凡·密切叶维支·柴扬诺夫将军（Major-General I.M. Zarayanov | 最高军事法院成员 |
罪行级别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罪行：专为参与或谋划开战的罪犯而设，而相关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的成员也会被定甲级罪行。
乙级罪行：是为犯下传统暴行或违反人道罪的罪犯而设。
丙级罪行：就是为有“计划﹑命令﹑允许﹑或在指挥机关的上层未有尽力防止类似罪行”的罪犯而设。
判决结果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4月29日接受了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对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28名被告的起诉，并于同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东京对这批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审判。
共有28个被告被审判，大部分是军事或政治的领导者。两个被告（永野修身、松冈洋右）于审判期间自然因素死亡。大川周明在审判期间因为精神上衰弱而从判决上去除。
绞刑七个人因为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判决绞刑。他们于1948年12月23日在池袋的巣鸭监狱执行死刑。
东条英机，陆军大将，日本前关东远征军指挥官、前陆军大臣、前首相。
板垣征四郎，陆军大将，日本陆军大臣、前关东军参谋长、前中国派遣军参谋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木村兵太郎，陆军大将，前驻缅甸日军总司令。
土肥原贤二，陆军大将，特务、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军官。
广田弘毅，男爵，日本前首相。
松井石根，陆军大将，日本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
武藤章，陆军中将，日本前第十四师团参谋长、前陆军省军务局局长。
终身监禁16个被判决终身监禁。三个（小矶国昭、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死于狱中，而其他的于1955年假释出狱。
荒木贞夫，陆军大将，日本前文部大臣。
梅津美治郎，陆军大将，日本前陆军参谋总长、前关东军司令。
大岛浩，日本前驻德国大使。
冈敬纯，海军大将，日本前海军省军务局局长、海军次官。
贺屋兴宣，日本前大藏大臣。
木户幸一，侯爵，日本前内大臣、前文部大臣。
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前朝鲜总督，日本前首相。
佐藤贤了，陆军大将，日本前陆军省军务局长。
嶋田繁太郎，海军大将，日本前海军大臣、前海军军令部总长。
白鸟敏夫，日本前驻意大利大使、外务省顾问官。
铃木贞一，陆军中将，日本前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国务大臣。
南次郎，陆军大将，日本前关东军司令、前朝鲜总督。
桥本欣五郎，陆军大将，中日战争的煽动者、日本翼赞政治会（法西斯统治下的议会）总裁。
畑俊六，陆军大将，日本前华中派遣军总司令。
平沼骐一郎，男爵，日本前国务大臣。
星野直树，日本前书记官长兼国务大臣。
受审的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7年），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 ，假释后于鸠山一郎内阁服务。
东乡茂德（20年），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死于狱中。
判决前病死永野修身，海军元帅，日本前海军军令部总长（1947年1月2日死亡）。
松冈洋右，日本前内阁外务大臣（1946年6月27日死亡）。
免予起诉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文人、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受审后即患精神病而停止审讯。[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和制度，对战争法以至整个国际法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仅代表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进行了审判，还在概念上将“侵略和反侵略战争”的区别具体化。
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法律历史上的另一突破在于确立了追究侵略战争中个人应当担负责任的原则。
此前，很多战犯在“战争属国家责任，个人不应负责”的原则庇护下得以逃脱法律追究。尽管存在缺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张扬了理性、公平、正义”。
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运作可能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做出的努力之一，它所标榜的价值应当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