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

契丹

契丹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原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他击败了的剌葛、迭剌等人，于公元916年即皇帝位，成立了契丹国（契丹于938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改为辽）。契丹建国后，阿保机逐步消灭了周遍的弱小部落，又于公元926年，消灭了渤海国（今辽宁东部到黑龙江南部一带），基本完成了其统一的征程。从公元926年到947年，是太宗耶律德光统治的时代，在着一阶段，辽国从石敬塘的手中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此为基础，辽开始了对中原地区的扩张。耶律德光数次对晋进兵，希望征服整个中国，但因中原人民的反抗，使其计划搁浅了下来。

在太宗之后，经历世宗阮（947~950年在位）和穆宗璟（951~969年在位）两代，辽的统治内部出现了激烈的纷争，直到景宗贤（969~982年在位）时，其统治才渐渐稳定下来。

景宗死后，其子十二岁的耶律隆绪即位，是为辽圣宗。由于圣宗年龄尚小，所以由其母萧太后摄政，萧太后是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谴耶律休哥为大将，于圣宗统和四年（987年）进兵攻宋，大败宋军。此后，辽国连年发兵攻宋，至圣宗二十二年，辽国攻至澶州城下，与宋真宗签定了"檀渊之盟"，迫使宋朝年年向辽国进贡"岁币"，辽宋两国从此相对安定下来。辽圣宗依靠宋国的进贡，使辽的经济发展起来，此时辽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经过圣宗、兴宗（1031~1055年）的盛世之后，辽国开始走向衰亡。公元1101年，辽天祚帝即位，此时随着女真族的兴起，辽国的统治逐渐受到威胁。公元1115年，金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随后又与宋朝订立"海上之盟"，共同抗金。金兵在几年的时间里，占领了包括东京辽阳府在内的大部分辽国土地，公元1125年，金国俘虏了逃亡中的天祚帝，辽国自此灭亡。

辽太宗时期，统治地区西至流沙，东至黑龙江流域及原属渤海的地区，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部包括燕云十六州地。建都在潢河流域的上京。以上京为中心的契丹旧地和西北各游牧部落居地，实行奴隶制的统治。东部地区灭渤海后仍实行原有的封建制。南部燕云十六州地，则继续实行汉人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由此形成为西部、东部以及南部三个不同的区域。在这三个区域内居住着不同的民族，实行不同的制度，统一于辽朝的统治之下，因而其统治制度具有许多特点。辽朝制度在太祖、太宗和世宗时逐步建立。辽圣宗时都中京，各项制度也有所改革。
一、斡鲁朵制

 斡鲁朵原义为帐幕。辽朝皇帝各有自己的斡鲁朵，并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州县，构成独立的经济军事单位。斡鲁朵领有的奴隶和财产，为皇帝个人私有，死后由家族后代所继承。帝后斡鲁朵有著帐局，以契丹族和奚族奴隶为著帐户，为皇族宫帐服役。斡鲁朵还领有“瓦里”，奴役契丹奴隶，从事狩猎和手工业生产。一批自西北游牧部落俘降的奴隶也隶属于斡鲁朵宫帐。辽圣宗时，大批解放奴隶成为部民和独立的部族。辽朝皇帝设契丹、汉人诸行宫都部署司，分掌各斡鲁朵所属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汉人和渤海人等事务。

二、头下制

 帝后以下的贵族俘掳的汉人、渤海人奴隶，在契丹本土建立州县寨堡，从事农业生产，称为“头下”或“投下”(见头下军州)。皇室(诸王、公主)和后族(国舅)所领有的头下，许创立州城。其他贵族不得建立城郭，但也领有自己的头下。头下军州的属户，多数是称为部曲的依附农民和依附牧民，少数是奴隶。

三、捺钵

 辽朝在建立城市后，皇族仍保持渔猎骑射的传统。皇帝在四季出外游猎，其行在称为捺钵。辽圣宗以后，四时捺钵各有固定地点，形成制度。春捺钵在长春州(今吉林扶余他虎城)捕鹅，又在混同江(今第二松花江县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合处)猎虎。皇帝出猎时，朝中官员随行。夏季和冬季，皇)钩鱼。夏捺钵在永安山或炭山放鹰。秋捺钵在庆州(今辽宁林西帝即在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捺钵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

四、枢密院

 辽太祖时，自领兵马作战，次子耶律德光(辽太宗)综理军务，加号天下兵马大元帅。辽太宗灭后晋，沿晋制设枢密使管领汉人兵马。辽世宗夺得皇位，囚禁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李胡，因采汉人制度，设契丹枢密使，以统领契丹兵马。契丹枢密院又称北枢密院，汉人枢密院称南枢密院。北、南枢密使参预国政，听决狱讼。辽圣宗时，韩德让兼领北、南两枢密使，综理军政，成为皇帝以下最高的执政者。此后，汉人官员可任北院枢密使，契丹官员也可任南院枢密使。北南枢密院于枢密使以下，设有知枢密使事、枢密副使、知枢密副使事等官职。

五、中央官制

辽国货币

 契丹以东向为尚，皇帝宫帐座西向东，官员分列宫帐两侧，因此官职都分称北、南。辽朝中枢官制分为北面官与南面官两大系统。北面官管理契丹政事，南面官管理汉人事务，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官制仍保存着契丹氏族部落制的某些痕迹。职名多源于突厥、回纥，建国后又采用汉人官制的某些职名。部落联盟时期的最高官职称“于越”。建国后仍保留这一称谓，但不实际任事，成为皇帝以下最为显贵的尊称。辽世宗以后，北院枢密使是最高的军事行政官员。契丹遥辇氏八部原以迭剌、乙室两兄弟部落最强大。建国后，将八部居民分别编组为以迭剌、乙室两部为核心的两大集团，分设北府宰相和南府宰相管理政务。两府宰相分别由后族和皇族充任。皇族从出的迭剌部，辽太祖时分设为五院、六院两部，首领称“大王”。北、南院大王成为仅次于北、南府宰相的重要官员。乙室部也称大王，与北、南院大王并立。皇族事务专设大惕隐司管领，官员称“惕隐”。后族事务设大国舅司管理，官员称“常衮”(敞稳)。皇帝有自己的侍卫亲军，又有宿卫和宿直官，例由贵族大臣轮番担任。北面朝官中有大林牙院掌理契丹文翰诏令。官员有都林牙、林牙承旨、林牙(契丹语：文士)。

六、南面官制

《辽史》记载极为疏略。辽太祖时曾任韩知古“总汉儿司事”，总管汉人事务，依唐制加号中书令。辽世宗时，建“政事省”，主管汉人事务。辽兴宗时，又改政事省为中书省。南枢密院是综理汉人军政的最高官衙。中书省只是管理汉人官民的一般行政事务，设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等，为正、副宰相。辽代一些加号尚书、中书、门下的官称，多只是附加的尊称或封赠的虚衔。南面官中没有翰林院掌管汉文文书。官员有总知翰林院事、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名目。契丹人任职者称为南面林牙。

七、地方官制

 契丹族征服奚族后建国，在契丹族、奚族及北方游牧族居地建立起统治制度。灭渤海后，基本保持渤海原有的官制。得燕云十六州汉人地区，则沿用后唐的旧制。因此，辽国境内的地方官制形成三个系统。契丹族和北方诸族地区实行部族制。大小部族一般各有居地，但地域统治取代了血缘组织，居民或不限本部族血统。奚族被征服后，仍保持五部或六部组织。奚族首领称奚王。辽朝设契丹北、南院大王府、乙室王府与奚王府并列，四大王府各领一大部族，即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和奚六部。辽太宗时，仿汉制于奚王以下设宰相二员、常衮二员。辽太祖时又将俘降的边地各族分编为八部，分属北、南两府。辽圣宗时扩建为二十八部，一度撤销奚王府，奚六部改属北府统领。合共三十四部。三十四个小部族按民族成分包括契丹、奚、室韦、乌古、敌烈等各族。各小部族首领原称夷离堇，后改令稳，辽圣宗时一律设节度使统辖。头下州县由帝、后斡鲁朵和诸王公主贵族派遣官员管理，节度使仍由朝廷任命。辽太宗时号皇都为上京，设临潢府。辽圣宗时在奚族居地建中京大定府。上京、中京的长官称留守。渤海在地区，辽太祖灭渤海后，于其地建东丹国，封皇子耶律倍东丹王，成为特殊的政区。东丹国沿渤海旧制下设左、右大相、次相及平章事等官，由契丹人与渤海人担任。辽太宗时废东丹国，称中台省。迁渤海人于东平郡(今辽宁辽阳)，升东平郡为南京，又改称东京辽阳府。世宗时，恢复东丹国，仍设中台省，官制仍设左右大相、次相等职。辽圣宗时废中台省。东京设留守司及统军司统辖所属州县。州设节度使，县设县令。燕云十六州地区，以幽州(今北京)为中心，称南京幽都府，又改名析津府。地方官制基本上沿袭后唐制度设州、县。州有刺史州、节度州之分。县设县令。辽兴宗在大同军设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下辖州县，官制略同于南京。东京、南京和西京的最高长官均称留守，由契丹重臣任职。汉人、渤海人等聚居区地方统治体制相近，为州县制，属辽南面官系统；而契丹人、奚人等地方统治体制为部族制，属辽北面官系统。

八、法律

 辽太祖建国后，即诏定法律，以统治契丹及北方诸族人。汉人仍依原有的汉法。即源于唐代的法律。灭渤海后，

唐太宗接见

也用汉法。契丹法与汉法分别应用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辽太祖时耶律突吕不曾撰决狱法，当是断案治罪的条例。辽圣宗时，修订法律十数项。主要是奴隶犯罪须送官府处理，主人不得擅杀。契丹人与汉人斗殴，同等治罪。辽兴宗时，重新制定法律，在重熙五年(1036)正式颁布，新定条制，共五百四十七条，是一部完整的法典，史称《重熙条制》。辽道宗咸雍六年(1070)，又重加改定，增补为七百八十九条，称《咸雍条制》，以后又增补两次，共增一百零三条。大安五年(1089)，道宗下诏，因新定法令太繁，仍用旧法，即《重熙条制》。辽国的几部法典都已失传。 辽朝北面官中设有夷离毕院专掌刑狱。有左、右夷离毕，知左、右夷离毕事等官职。辽圣宗时，北、南枢密院综理军政，并理讼事。贵族官员犯法，由所在官司案问，申报北、南院复审、奏报。其后又在南面官中仿汉人制度设大理寺审理重大罪案。官员有大理寺少卿、大理正等。辽兴宗时，五京(上京、中京、东京、南京、西京)专设警巡院，各地契丹人犯法，由警巡使审理。汉人犯法，由所在州县官审理。
辽朝契丹人犯法，原有投崖、生瘗(活埋)、射鬼箭(乱箭射死)、木剑(杖背)、大棒、铁骨朵、沙袋(拷打)及鞭、烙(刑讯)等刑。圣宗以后，采用汉人刑名，有死、流、杖、徒四等。死刑有绞、斩、凌迟。

九、科举

 辽朝原无科举考试制度，辽圣宗时始置科举取士。设进士科，分甲、乙两科。考试分为乡试(乡贡)、礼部试和廷试(殿试)。辽朝科举只限汉人文士考试，契丹人不得应试。

辽国服饰

辽朝国内各民族从事不同的生产职业，契丹人、奚人、汉人、渤海人等各族在此期间交流了生产经验，在一些部门取得了成就。
渔猎 契丹族居住在潢河、土河之间，以渔猎为基本的生产方法。捕鱼有钩鱼法。冬春之间，河湖冰冻，凿冰眼用绳钩捕捉。狩猎以骑射为主，因季节而不同。春季捕鹅、鸭、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又有“呼鹿”法，猎人吹角模仿鹿鸣，引诱鹿来以捕射。契丹人饲养猎鹰作助手，捕捉各种飞禽。东北地区号为海东青的鹰，最为有名。契丹人还驯养豹，在出猎时随行捕兽。辽朝建国后，居住在潢河流域的契丹人，继续从事渔猎。辽朝皇帝和随行官员，四季也在捺钵进行渔猎活动。

一、畜牧

契丹人以畜牧为业，随水草游牧。辽朝统治下的北方各民族也经营
畜牧。畜牧业在辽朝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畜牧有马、驼、牛、羊等牲畜，而以马、羊为主。马是射猎放牧所必需，也是交通和作战的必要工具。羊提供皮毛和肉食，是牧区衣食的来源。辽朝国家经营的畜牧，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辽圣宗时，改变部落奴役制度，北方各族向辽朝进贡牲畜，由驻在官员就地统领畜牧。私人占有畜牲，也有很大的数量。占有牲畜的多少，是契丹族人区分贫富的标志。

二、农业

辽朝农业主要在南京道、西京道汉人地区和东京道的渤海人住地。辽太宗以后，部分契丹人和奚人也从事农业耕作。辽太宗曾将一些契丹氏族迁到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一带开垦农田。辽圣宗以后，头下州县从事农耕的部分汉人农民沦为契丹和奚人的佃户。辽道宗时，屯田积谷，农业有较大的发展。辽朝的农作物，汉人、渤海人地区以麦、粟、稻为主，契丹和奚人地区，多种穄米。

三、手工业

 契丹奴隶制时期，手工业即是重要的生产部门。汉人和渤海人地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辽朝各民族相互交流生产技术，手工业的许多部门出现具有特色的成就。铁器是渔猎和作战所必需。室韦、渤海的冶铁技术传入契丹，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生产出著名的镔铁。金银矿的开采和金银器的制造，也是辽朝的主要成就。用金银制作的各种马具、饮食用具、服饰和佛教器物，都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辽朝的马鞍，被宋人称为“天下第一”。汉族的制瓷技术传入契丹，辽朝瓷器生产颇为发达，质地、色彩和形制都具有特色，鸡冠壶、长颈瓶、袋形壶等是辽瓷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汉人和渤海人的丝织业在辽朝得到传播，上京和中京都有专门的机构，从事多种丝织品的生产。印刷和造纸也得到发展。辽兴宗时雕印大藏经，约近一千册，高丽僧人称赞它“纸薄字密”，“帙简部轻”，说明辽朝的造纸术和印刷术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北宋虽禁止火药制造技术出口，但至晚在辽道宗时，辽朝已掌握此项技术，在南京“日阅火炮”，并在榷场私买硫黄、焰硝等火药原料。

四、商业

辽朝的五京是各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贸易的中心。辽太祖建上京城，南城称汉城，汉人在此聚居，有商肆

辽国货币

贸易。南门之东有回鹘营，是回鹘商贩的住地。中京城街道阔百余步，街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在廊下贸易。城中坊间，有牧民停置车、驼的场所。东京外城是汉城，有南北两市交易，南京原是汉人的城市，依旧制在城北设商市。陆海百货都在北市买卖。西京是军事重镇，商业贸易不如南京繁盛。四时捺钵的皇帝和官员驻在地有临时的市场，商民驱车随从货卖。契丹居地在辽代陆续出现了一些州城，也有商业经营。上京以西的祖州城内即有市肆。辽朝统治下的东北和西北诸部落，通过贡赐或以物相易，进行物产交换。
辽朝与周邻诸国的贸易，也不断发展。五代时，辽与梁、唐、晋等都有贸易往来，与南方的吴越、南唐也通过航海，使臣往来，交换商品。宋朝和辽朝先后在边地州军设置榷场，在官员控制下进行商品交换，征收商税。私人之间的走私贸易也使大量商品输入辽朝。辽朝卖给宋朝的商品主要是羊、马、珍珠和镔铁刀。自宋朝输入的商品有茶叶、药材、丝麻织品、漆器、瓷器、铜钱、香料以及印本书籍。辽朝与西夏、吐蕃、高昌和中亚等国经由使臣往来和贡献赏赐，交换畜产和手工业品。私人商贩也有违禁的贸易。辽与高丽的贸易发达。辽圣宗之后，两国关系稳定，商品贡赐每年不断，并在边地设有榷场。日本的僧人和商客也来到辽朝交易货物。辽朝初期的商业交易仍用布或银作为交换手段，辽景宗、圣宗以后，辽朝自铸的铜钱与宋钱兼行，广泛流通。

五、交通

契丹在唐代受营州都督统辖，与河北的交通极为不便。辽朝建国后，并未大力修建交通设施。契丹居地至南京、西京主要是骑马或驾牛车。有榆关路、松亭路、古北口路和石门关路四条通道。榆关至居庸关可以行车，松亭及古北口两路，多是崎岖山道，只能骑马，西北各族往来和军需供应，则用马、驼。古北口路有驿馆，由民户供给，称“供亿户”。各地驿传，多随时征调营运，并无固定的制度。海路交通主要通过渤海地区。南京东面的蓟州地方，有萧后运粮河。

辽国佛像

 契丹在建国前只有对自然界的原始崇拜和原始文化。辽朝建立后，佛教逐渐在契丹贵族中传播。汉人、渤海人居住地区，仍继承唐代的文化传统。辽圣宗以后，汉族的封建文明为契丹贵族所接受，在辽朝得到发展。
契丹族在原始时代，以白马与青牛作为互通婚姻的两个部落的象征。天地、白青、马牛、男女等概念形成对立统一的两极。辽朝建国后，皇帝称天皇帝，皇后称地皇后。相信天地都有神只。出兵作战前用白马、青牛祭祀天地。用白羊骨炙卜。巫和太巫执行占卜和各种原始的宗教仪式。辽朝皇帝举行祭山仪、岁除仪、瑟瑟仪(射柳祈雨)仍由巫师赞祝行礼。契丹崇拜太阳，故以东向为尚。

辽太祖、太宗时，佛教从渤海和燕云两个地区传入辽国的中心。阿保机建国前，俘获汉人，据说已在潢河上游的龙化州建开教寺。天显元年(926)灭渤海国后，渤海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上京，建天雄寺传教。辽太宗得燕云后，河北汉人僧尼也陆续来到上京。辽圣宗以后，佛教更为发展。各地区建造佛寺甚多，并通过贵族信徒的施舍，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民户。头下户被施给寺院后，将原来交纳给领主的赋税转交给寺院。同时仍向国家交租，称为寺院二税户(见二税户)。辽代佛教以华严宗为最盛。佛教圣地五台山在辽朝境内，由西京管辖，是华严宗的教学中心。上京开龙寺僧也专攻华严。辽道宗并曾亲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密宗也在辽朝传播。五台山和南京都有究习密宗的高僧，并翻译密典多部。密宗的经咒也在契丹社会中流行。

辽圣宗以后，对佛教典籍的刊校，作出两大业绩。一是石经的刊刻，一是雕印大藏。隋代僧人静琬在涿州(今河北涿县)大房山，开凿石室，用石板刊刻佛经收藏。唐代建云居寺，继续刊刻石经。后经战乱中断，云居寺被毁。辽圣宗时重修云居寺，发现石室。辽圣宗命僧人可玄继续刊刻经板。经辽兴宗、道宗两朝，刻完《大般若经》、《大宝积经》等经石六百块。合原存《涅盘经》、《华严经》石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块，合称四大部经。石经的刊刻也是对佛经的一次校勘整理。兴宗时开始校印佛经的总集《大藏经》 。佛经以木板雕印，全用汉文，并经僧人详为校勘。完成五百九十七帙。辽道宗时继续收罗刊印。在此以前，971年宋太宗曾在成都雕印大藏经，号称“宋藏”。辽代印本通称“丹藏”。

辽朝僧人的著述，主要有《续一切经音义》和《龙龛手镜》两书流传，都完成于辽圣宗时代。南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汉人)依仿唐慧琳《一切经音义》体例，对唐开元以后的佛经，续作音注，成《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此书广泛参阅了有关训诂和音韵文字的古代著述，详征博引，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僧人行均(汉人，俗姓于)在五台山金河寺著《龙龛手镜》，是一部通俗的汉字字书，依平、上、去、入四声分编四卷，共收二万六千四百多字，注释十六万三千多字。行均收录当时实际读音和通用字体，并多收民间通行的俗字，是一部有独创性的字书。此书曾传入宋朝，在浙西雕板，因避讳改名《龙龛手鉴》。

辽朝的佛教建筑，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现存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984)，是三层重叠的木构建筑，继承了唐代建筑的框架法。辽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地区。现存北京天宁寺砖塔、宁城(辽中京)砖塔和山西应县的木塔，都是实体，八角层檐，为前代所未有。这种新形制为金代所继承，形成独特风格的辽金塔。内蒙古赤峰市林西(上京路)的白砖塔，八角七层，但内部中空可以直登，近似唐塔。

辽朝创造了契丹文字，但由于汉文化的传布，见于记载的辽代文学作品，仍多用汉文。最早的诗篇是辽太祖皇子

契丹文字

耶律倍的五言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辽圣宗以后，契丹贵族多学作汉诗。辽圣宗时曾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流传的圣宗佚诗有“乐天诗集是吾师”句。传说圣宗喜吟诗，曾作曲百余首，但并未流传。北宋苏轼诗曾传到辽朝，在南京书肆刻印，很有影响。辽道宗和宣懿后，辽天祚帝的文妃(渤海人)都能作汉诗。道宗所作诗赋曾编为《清宁集》，已失传。辽朝贵族文人也有一些诗集，都未能传留后世，可能也都是汉诗。近年不断有契丹文物出土，但由于契丹语文尚不能通解，契丹语写成的文学作品，还有待于研究发掘。 辽太祖皇子耶律倍醉心于汉文明，不但能诗，也能作画。宋朝藏有耶律倍的绘画十五幅。有“猎骑图”一幅，到元代仍受到珍视。辽兴宗曾画鹿赠给宋仁宗赵祯。辽朝的庆陵和近年在吉林库伦旗发现的辽墓，都有大幅壁画，当是受到唐壁画墓的影响。

辽圣宗时，依仿汉人的修史传统，撰修辽朝的历史。室昉、邢抱朴等曾撰实录二十卷。辽兴宗时，又编录遥辇可汗以来的事迹共二十卷。辽道宗时，撰修太祖以下七帝实录。辽天祚帝时，耶律俨(汉人)修成《皇朝实录》七十卷，是元人所修《辽史》的主要依据。辽道宗时，汉人王鼎撰《焚椒录》一书，记述宣懿皇后被诬案始末，是辽朝仅存的一部私人的历史著述。

http://www.3lian.com/zl/114/5000/h18.htm

http://www.esgweb.net/Html/lddw/lg.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