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辛博森算得上是一位大名鼎鼎“洋鬼子”了。他1877年出生于中国宁波，父亲是宁波中国海关税务司辛盛之。辛博森早年在瑞士留学，除母语英语外，能流利运用法语、德语和汉语。回中国后进入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在赫德爵士手下任总司录司事，庚子拳乱期间亦曾被困使馆。1902年，辛博森辞去海关职位，投身新闻业，先后任一些英国报纸驻北京的通讯员，辛亥革命后，任伦敦《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ph）驻北京记者。1916年被黎元洪聘为总统府顾问，1922-1925年兼任张作霖的顾问。期间，他还创办了当时北京最大的英文报纸《东方时报》 （The Far Eastern Times）。1930年，协助阎锡山接收海关，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9月阎锡山反蒋失败，遂将海关交出，11月遇刺身亡。辛普森是著名的中国通，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毕生关注远东问题。他以“帕特南?威尔”为笔名，出版过不少讨论远东问题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远东的新调整》 、 《满人与俄国人》 、 《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 、 《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 、 《中日两国真相》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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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追忆孙中山
• 2 眼中的袁世凯
• 3 对袁世凯并不看好
• 4 黎元洪　
• 5 甲午战争
• 6 武昌起义后
• 7 参考资料

3月20日，英国人辛博森在天津追忆十二年前与孙中山谈话之内容。此据1925年3月22日天津《大公报》载《辛博森追忆孙中山先生谈》中记：
前总统府顾问、北京东方时报总理、英人辛博森君前日（按：指20日）因赴本埠英人商务会之约，由京来津。闻在某筵会席上，以记者之口吻，发表追忆孙中山先生之谈话。兹详志如下：
记者生平只与孙中山先生畅谈一次，此事在十二年前。而记者对于孙氏高尚之人格与坚深之信仰，仍有极强之印象。尤可异者，记者与孙氏当日所讨论者，为广东财政问题。记者并知其所述之数目有限关，记者见孙氏系在外交大楼。时孙氏方为表面之和平，抛弃南京临时大总统之尊，应袁项城（按：指袁世凯）之招来京，受国宾之待遇，一如今日。惟孙氏绝未谈及辞临时总统职之事。记者见孙氏，以中国紊乱之财政，征求其意见，尤注意于孙氏广东之财政情形。记者说中国财政非有公开收支表及正当会计之政策难谋整理。孙氏遂曰：“此不足虑，吾国有关税、地丁、盐税及他种税，吾国甚富，钱不成问题云云。”记者谓此问题比较复杂。孙氏答曰：“足下须注意于将来，须念及将来之中国。不必注意此等情事。吾辈姑忍耐之，终必自然成功也。”孙氏与记者谈话系用英语，稍带粤音。记者与孙氏之谈话，所感印象极深，为生平与他人谈话所未曾有。孙氏自信甚笃，富于精力，无怪其能感动国人信仰，为世界最有力之人物。

每当提笔追述这些当时的外国知名人士与袁世凯交往的历史时，总有一种感慨涌上心头，是感慨历史的远去，还是感慨人物的渺小？连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想透过历史的细节，凸显袁世凯的性格。是赞赏也好，是批判也好，这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评价。
今天要出场的这位外国知名人士叫辛博森。辛博森，1877年出生于中国宁波，父亲辛盛之供职于宁波中国海关税务司。辛博森早年在瑞士留学，除母语英语外，他还能流利地运用法语、德语和汉语。后回中国，供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在赫德爵士手下任总司录司事。1902年，辛博森辞去海关职务，投身新闻业，并从事社会活动，先后任一些英国报纸驻北京的通讯员。辛亥革命后，他任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北京记者，1916年被黎元洪聘为总统顾问，后任张作霖顾问。
辛博森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他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以“帕特南·威尔”为笔名，出版过不少讨论远东问题的著作，如《远东的新调整》　、　《满人与俄国人》　、　《北京寄来的轻率的函件》　、　《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　、　　《中日两国真相》等。1918年，他在伦敦出版了《帝国梦魇—乱世袁世凯》。这是外国人最早论述袁世凯的书籍之一，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虽然此时袁世凯已作古两年了，但人们对于这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并没有忘却得那么快，包括关心中国事务的外国人。

和当时的许多外国人不同，辛博森对袁世凯并不看好，这也许与他和黎元洪交往甚为密切，并对黎元洪多有称赞有关。黎元洪参加武昌起义，并将胜利果实拱手让给袁世凯，袁世凯不但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剥夺黎元洪的权力，甚至将他软禁起来。辛博森自然同情黎元洪，并对黎元洪多加赞赏。在辛博森看来，武昌起义无疑是黎元洪领导的一次伟大革命，起义后，黎元洪被推举为政府首脑，“就这样成了中华民国实际上的首任领袖”。后来黎元洪主动交出权力，请出袁世凯，只因为他“坚持认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为统一而努力工作，协商改革”。（帕特南·威尔著、秦传安译：　《帝国梦魇—乱世袁世凯》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本书引文除文中标注的以外，均引自该书）再后来，袁世凯准备称帝，并许诺给黎元洪亲王爵位，结果遭黎元洪断然拒绝。辛博森称赞说：“他的坚韧和镇静，对于最终摧毁袁世凯的那股道德反抗力量，其贡献亦居功甚伟。”辛博森对黎元洪的赞赏，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一些外国人的看法。当时的英国《大陆报》特派员埃德温·丁格尔在武昌起义后第一时间采访了黎元洪，他称赞说：“中国的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事件之一。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能不会有这场革命，他的名声现在已传遍了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历史即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贡献于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家。他杰出的领导才能以及他领导人民取得迅速改变的例证，使新中华在东西方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以世界眼光看，他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是他这一代最有成效的改革家。”当然，辛博森与丁格尔略有不同，丁格尔是在武昌起义后第一时间采写评说黎元洪的；而辛博森则在事件沉淀了多年，自己成为黎元洪的幕僚顾问后评说黎元洪的。前者是激情，是希望；后者是冷静，当然也有拍马、拿人家的嘴软之嫌。

拍马、拿人家的嘴软并没有什么不好，只要拍得恰当，说得符合事实，还是应该认可的。撇开辛博森对黎元洪的赞许不说，正是因为他的贬袁褒黎，使得他对袁世凯的评说倒似乎更贴近历史本身。
袁世凯在朝鲜时已经崭露头角，当时的许多人对袁世凯这段历史多有赞赏，袁世凯也因此被李鸿章看中，委以重任，直至李鸿章临终前还请求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但就是这些年轻时的风光，这些引以为豪的经历，在辛博森看来，仅仅对袁世凯性格的成型施加了早期的影响，并说这一阶段，袁世凯充满了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贯穿着他的一生，并最终把他带向了无可挽回的覆灭”。袁世凯在朝鲜施展才华，显示出难得的干练和果断，他也许有点急于求成，为了对抗日本在朝鲜日渐增长的势力，日夜谋划着，并与明成皇后领导的保皇党结成同盟。1884年12月6日，袁世凯更是直接率领2000名中国士兵，加上3000名朝鲜兵，联合攻打昌德宫。当时，由于汉城情势危急，日本公使和他的全班人马都在此寻求庇护，两队日本步兵负责保护他们。攻打昌德宫是袁世凯率领的部队与日本兵的一次正面交火。这次交火，中国显然占了上风，因为日本兵退到了仁川，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受到了遏制。但就是这样一次充满刺激的行动，在辛博森看来，也是不值得，他认为“这次行动并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只不过是一群军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仓促草率地卷入了一场政治争吵”。
说袁世凯卷入一场政治争吵，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朝鲜的宗主国，但日本却入侵朝鲜并企图谋取中国在朝鲜的利益。因此，与其说是中国卷入了一场政治争吵，还不如说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直接的一场政治争吵。中日之间的不断摩擦，最终导致了1894～1895年的那场中日甲午战争，并以中国失败而告终。

甲午战争，谁是罪魁祸首？谁是失败的责任者呢？是袁世凯吗？是李鸿章吗？是慈禧太后吗？恐怕都是，也恐怕都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任人宰割的，谁也不愿意看到被奴役的命运，但谁也都无可奈何。辛博森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对日本人一贯以来侵略中国的野心还没有完全地理解，他天真地认为，是袁世凯在朝鲜的行动惹怒了日本人，他说：“他是否在实际上促成了那场战争，至今仍是个莫衷一是的问题。”虽然辛博森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描述，但在辛博森看来，无疑是袁世凯促成了那场战争。甲午战争结束后，袁世凯也因此“灰头土脸、默不作声”地离开了朝鲜，回到了国内。
辛博森把袁世凯在朝鲜的这段经历称为“见习期”。他认为，在这见习期中，袁世凯赢得了名声，历练了自己，但并没有做出什么对中国有意义的事，也没有看出他的才华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一些充满想象力的行动，而且这些鲁莽的、草率的行动还加剧了中日之间的摩擦，更为可怕的是这些想象力影响了他的一生，并把他带向无法挽回的覆灭。辛博森的评价未必完全正确，但却给后人一个提示：不要过高评价袁世凯在朝鲜的这段历史。
　　
袁世凯从朝鲜回来后，先是郁郁不自得，甚至埋怨李鸿章不用其谋，大不以李为然，有热血满腔、而大势已去之感。李鸿章知道袁世凯有异常的秉性，遂向督办军务的恭亲王请命，并道袁韬略。恭亲王派袁充前敌营务处。这职位虽然不高，但足以发挥袁世凯的才华。他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并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以至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军的阵营里到处挂满了写着“袁”字的旗帜和袁世凯的肖像，清军俨然已经成为了袁世凯个人的军队。对于袁世凯改造旧军之事，辛博森也没有什么好的评价，他说：“20年戎马倥偬，袁世凯和他的忠实的喽啰们一直也没有应付过什么大麻烦。除了训练还是训练。”也许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训练的结果，就是把这支小站军成功地改造为众所周知的“精锐之师”。

武昌起义后，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坐观事态变化的袁世凯，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已经得到清廷的委任，要他扑灭革命的烈火，力挽狂澜； 另一方面，他也深知腐朽的朝廷大势已去，自己定能在这政权更替中获得权利。所以他一直静观事态、甚至默许事态的发展。这在当时的许多外国人看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许多人都知道袁世凯静观事态的狡猾面目，也知道这背后的原因。辛博森认为，如果袁世凯的部队要将革命碾得粉碎，那是非常轻易的事，只是他并不这样做，他太狡猾了，他在等待时机。当革命党人秘密许诺他将成为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后，他就“通过似是而非的误传诈说”，“诱使光绪皇帝的遗孀隆裕皇太后相信：如果要避免国家分裂，摆在满清王朝面前的唯一一条道路，就是正式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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