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佚学
辑佚学
辑佚学（compiling from Chinese ancient books），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简称辑佚。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辑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辑佚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书尚存，但有短缺，从其他记载中辑录补充；二是原书已佚，而在他书中尚有全书或片段保存，可据以钩沉重现或辑录复原。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到天灾人祸以及书籍本身的内容质量、传播方式、载体性能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国西汉所编《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用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加以核对，已经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后各代书籍亡佚失传的情况与此相类，为了保存文献，充实史料，辑佚工作便应运而生。
开展辑佚工作需要根据目录著作了解古书的存佚残缺,需要通过辨伪来考证辑录文献的真假是非,需要通过版本和校勘来审订所辑字句的异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辨伪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多方面的知识用以辑佚的资源很多,主要有类书、总集、方志、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献等。刘咸在《辑佚书纠缪》中提出辑佚中“漏、滥、误、陋”四大弊端：辑录而不遍检全书称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称为滥；不审时代，据误本、俗本称为误；不辨体例，不考源流称为陋。可见，辑佚工作需要有广博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
王念孙父子辑集亡佚之15。简称为辑仪铭、即以“全侠之书”辑快活动。 如：西汉刘向、刘酞父子，在整理汉存图书文献的基础上，刘向撰成《七暗别录》20卷，是书eI日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尚著录，宋代以后诸家书目不再著录，知其唐代尚存．唐宋间亡佚．逐成全佚之书，然L：侠之前，流传下来的某些书曾引录过《七略别录》的某些篇段，人们按一定的方法、原则，据而远一饵出，整理排比成册。这种以全部亡佚之书为对象的辑佚活动就是辑佚帽，被辑出的畅也称为辑佚书。在版本学中，这种辑佚成书者被统称为“辑佚本”或“辑本”。据文献记载．清代以来，《七略别录》有洪颐惶、严可均、马国翰、顾观光、姚振宗、闽浚又如；《申子》，战国·申不害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为6篇‘，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苔录作3卷，宋代语家书目均不见载，学者认为其亡佚约在南宋间。然其书之快文，《群书治要》(唐·官修)所载《大体篇》尚完善‘又《意林》(唐·马总)、《艺文类聚》(唐·官修)、《太平彻览》(宋·官修)等书多载其恢文。情人马国翰、严可均、黄以周、王仁俊等有辑本。 又如：《尸子》，战因．尸校挨，《汉书·艺文志》著录为20篇”，《宋史·艺文志》著录仅存l卷，南宋《中兴馆图书目》只存2篇(台为1卷)，活人孙星衍辑本《序》称，是书到南宋全书散佚。清人汪继培、章宗源、孙星衍、任兆以等有辑本。
右列举之《七略别录》 、《尸子》均为全快之书家辑本皆为辑集亡怯之书也。如：《墨子》，《汉书·艺文志》吾录为71篇‘，今存两种版本．—·是《道藏》本53篇，—“是《四库全书》本63篇。《四库全书简明日录》：“原书七十一篇，今佚八篇。”2故清末孙冶让据诣家所引《墨子》语，凡传本不载之文逐一辑出．成《墨子佚文》，附《墨子间访》后。AR：《庄子》，以又书·艺文志》吾录为52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记：晋司马彪注本有52路．凡内篇7．外篇28l杂篇14、解说3l晋郭象注本仅33篇，有内篇7，外篇15，杂篇11。今传《庄子》为郭象注33篇伞，较《汉书·艺文忠》苦录的刘向校定本缺l 9篇，缺凡外篇13，杂笛3．解说3。南宋王应熙曾对《庄子9篇佚文做过辑佚．并记之曰：“ 《庄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鸿烈》多袭其语，唐司马彪注犹存，《后汉书》、《文选》、《世说》注，《艺文类聚》、《太平彻览》间见之。断硅碎空，亦足为笆椟之珍，君子或有取焉。”所辑凡39事，收入《困学纪闻》卷十，题名《庄子逸篇》 。五氏辑本《庄子逸篇》，约为最早
辑补《庄子》之缺怯者，难得周备。今人马叙伦曾有一新辑本．名《庄子佚文》1卷，收入《天马山房丛著》中，较为精细。
宋无以前旧籍，传本颇多残缺，后入难窥其全。故宋明以来，辑补缺佚之作频出。清修《四库全书》时，据《永乐大典》所引，辑补宋代夏促《尚书详解》、李烹《续资治通监长编》、王尧巨等《祟文总Bb等29余种。《四库全书简明日录》的《尚书详解》提要云；“原书残网，今从《永乐大典》补完”i，《四库全书总提要》言之更详：“淳熙间麻沙刘氏书坊有制版．世久无传。今惟存护帖，脱误孔多。浙江采取之本，皮书《尧典》至《大禹谨》全网，周书阴《泰曾》中、《泰誓》T—、《牧曾》三篇，又网《泰誓》之末简，谨以《永乐大典》参校，惟《泰誓永乐大典》亦网，无从校补外，其余所载，尚并全文，备据以补辑，复成完帐。”” 右列《墨子》、《庄子》、《尚书详解》诸书，世存皆残缺之本，诸家据他书所引辑补缺佚之文．或独立单行，或补入传本，然告辑补缺佚之丰也。独立单行吉易知．补入传本吉非详查不可得辑校脱侠之文，即以有“佚脱之文”的文献为对象的辑佚活动。“伙脱之文”前已言及，即原书似乎完存，然与他书引文相比勘却有股简、缺句的现象。辑校脱佚就是将所脱之简文、所缺之文句，逐一辑出并独立成篇。在校助学中，这类侠文被称之为“脱文”．其补脱称之为“校补”。辑佚学中的“辑校脱佚”与校助学中的“校补”虽是同一事。然：者表现形式不同。不同之处有
二：一是“校补”是“一字不厌”，而“辑校暇佚”则以句、段以上文字单位为限。二是“校补”每得脱文．多入原书缺脱之处，附以校记；而“辑校脱佚”则是每得佚暇之文句、篇段，不是直接补入原书，而是另行或附存。二是“校补”可据他书，也可据同书异本，而“辑校脱佚”则是必据他书．不rJJ据同书异本。
如：《外卿新书》(即《苟子＞)．西汉刘向校定本为33篇，今传本也33篇．似无侠缺。然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苛子补遗》中，有《苟子佚文》一篇，据《文选注》、 《太平徊览》等辑得《苛子》脱佚之文4段，凡120字。
如：e66子》(即《韩非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5篇．今传本也作历篇，似无佚缺。然洁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曰：“史志所载《韩子》五十五篇，与今传本台，似无残脱，而佚文不下百余条”．并辑得《韩非佚文》20余条。清末王仁俊《经籍佚文》中有《韩非子佚文》，又据《淮南子》 、宋人薛据eZL子集语》辑得2条。
如：《魏书》，宋南渡后就有缺贞，清人严可均《全后魏文》卷二八载《刘芳支书百乐事》 ’篇。辑自《魏书·乐志》，实得义仅一行十数字，注云：“原(《魏书“乐志》)有阀页。”清人卢文始《群书拾补·魏书校补》也称此页已“无从考补”，仅据《通典Dtr得16字而已。实际上，《册府元龟》卷五六O完存此页全文，一字无缺，陈垣先生据而辑补之。
辑佚学如：清康熙朗所编《全唐诗》900卷，本欲尽收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之诗歌，共得2200余位作者诗歌48900余首，是为断代之诗歌总集。然辑拾《全唐诗》漏佚者：日本人上毛河世宁辑《全唐诗送》3卷“。令人王重民先生据敦煌文献辑拾而成《补全唐诗》，得诗97首，残诗3首．附存4首。王先生又有《效坦庸人诗集残卷》，其在“说明”中说：“《残卷》存《全唐诗》未收的庸人诗72首，作者是唐中期在民族战争中被吐蕃俘虏到效煌的两位汉人，一位诗人叫马云奇，另一位拴氏已不可考。咽孙望先生有《全唐诗补逸》之作。童养年先生有《续补遗》之成。右举4家5种，皆是对《全唐诗》这部断代诗歌总集所做的辑拾漏佚之作，1982年中华书局将其合成《全唐诗补逸》20卷出版，共得漏佚之诗830首，残句86，涉及作者242人。此后，王重民先生尚有《全唐诗遗》”遗作发表；陈尚君先生有《全唐诗补编》(三册)出版”。 右列举们脑川集补》、6I脑川集补遗》、《全唐诗补逸》、64L全唐诗》、《全唐诗拾遗》、《全唐诗外编》等，均属辑拾漏恢*至于有意弃收而成为集外佚文者也不少。弃收的原因很复杂，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出于某种政治考虑而弃；二是诗文有矢“雅观”，编者考虑作者的声名而弃；三是莎写者因其繁，刊刻者谋之利，选本者存其桔等，皆删弃也。
如：清修《四库全书》时，出于统治者的政治得要，不仅对大量具有反清思想意识的文章、著作进行抽毁、剧削，而且对诗文集中所谓不甚“雅训”者也大加剧削弃收。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有圣场：“据《四库全书》馆总裁将所辑《永乐大典》散片各书进呈，联详加披问，内刘胶《学易集》二十卷，拟诸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正轨；前因胡宿《集》(《文恭集》)，见其有道院育词、教坊致语之类，命侧去刊行……今刘鼓所作，则因己身服药交年琐事，用青词致告，尤为不经，虽钞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盖青词迹涉异端……尤乖典则者乎2再所进书内，有拟请拉录之王质《雪山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并当一律从删。所有此二书著交该总裁等重加厘订，分别削存，用昭评团之允至。现在纂辑《四库全书》，部核计盈数万，所采诗文既多，自不能必其通体完善，或大端可取，原不妨弃醒录瑜。如宋穆修《集》(《穆参军集》)有曾操帐记，语多称顿．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的四库全书》删削之事，由此可见一觅。据《抽毁书Bb所列．多达217种之多。今人来贵明在所辑《四库辑本别辑拾遗》中有《文恭集》、《学易集》拾遗等，其既有四库馆臣漏辑者，也有弃佚者。
如：滑韧著名文学家兼学者的朱彝尊，其诗文自辑者有：《南车草》1卷，再辑刻《竹诧文类》26卷，《南车草》所载只有半数收入《文类》．此一弃也。后又刻《瞳笑集》8卷。晚年又自编成《曝书亭集》81卷，是为全集．收集员富，而《竹诧文类》、《腾笑集》原收而此编弃收者也不少，此二弃也。至于晚年未曾刊行之作弃而未收者，尚不知有几多。自嘉庆以来，辑拾朱氏弃佚及其他散见之作而成集者，有嘉庆—：十二年朱氏五世孙朱墨林和冯登府合辑付刻的《曝书亭集外稿》8卷，所收为《竹诧文集》、《腾笑集》之弃余和其他散见之作，但《南车草》之弃余部分仍末收‘有清扬谦《曝书亭集诗补遗》2卷，附《曝书亭集诗注》后．然末见割例；有清弱之《曙书亭词拾遗》3卷；有今入朱则杰《曝书亭集外诗文拾遗》1卷，得诗78首，文7篇“。至此，朱彝尊诗、词、
文庶几可5b台壁，然散铁者还将有所发现。
宋唐以前，书多传播流传，然抄者除无意脱误外，多有喇弃，以省时日和材料；或因原书过蟹而有意删其蟹而存其精，后原书亡佚而删节本存焉；或据全集而成选集，后全集亡快而选集存焉；或坊贸刊刻以求利而有意弃刻，后原本亡佚而弃刻本存。如此之类，皆为弃佚者也。
如：唐韧王绩《东皋子集》，唐时有两种传本，一为其友贞观(627—649)时人吕才辑汇的5卷本；一为大历(766—779)时人陆淳删节的《东皋子集赂》2卷本，5卷本宋以后世不见刊传，今所传者皆为陆氏删节本，又作3卷，题名却为《东阜子集》，陆氏删节本之原旧，乃明人采掇辑拾而成，此辑拾王绩集弃佚者一也。今人王重民先生《敦煌古篇叙录》记《东皋子集》云；“此卷首尾残缺，载赋三篇，起《游北山赋》之后半，《元征赋》全，
讫《三月三日赋》之前半”；此外、王重民又俭宋人姚铵《房文碎》卷81、82，有王绩《重答仕使君书》、《与陈权达重借暗纪书》，清《全唐文》卷132，有《三日赋》、《燕赋》等4文，皆为3卷本所不载，此辑拾王绩集弃怯者二也。 右列述种种．皆为辑拾漏快之作。
叶德辉一、发轫时期的基本状况
从清末的最后十年——20世纪的最初十年间是辑佚学研究的发轫时期。古籍辑佚的历史虽悠久，但至清乾隆以来方开始繁兴并走向鼎盛。纵观整个清代，古籍辑佚这一古老的文献活动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开始逐渐繁兴，辑佚的方法日渐精密，影响日渐广大，意识不断强化，至嘉道时期达到鼎盛，几成一时之显学，直至清末流风不绝，为中华民族文化积累了数以千计的辑本文献。而对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和总结则是20世纪初的事情。
清人辑佚的文献成就虽高，辑佚的工作方法虽密，辑佚的文化影响虽大，然而他们的辑佚活动只是在感性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只是通过辑佚文献的前言、叙跋、凡例来总结自己的辑佚工作，或说明自己辑佚的目的、原则方法、佚书流传、前人辑本优劣、取资依据等，这些虽然可以反映清人的辑佚思想和方法，但还算不上是主观意识明确的辑佚学研究。当时辑佚的实践者虽多而研究者鲜有，对辑佚学的主动性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更谈不到系统性和理论性意义上的研究了。直到20世纪初的季清时期，主动性的辑佚学研究才初露端倪，其标志就是经学家皮锡瑞在晚年所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行的《经学历史》一书中，在总结清代经学的繁兴时提出了“此（辑佚）学”、“辑古佚书派”的概念，其次是文献学家叶德辉在宣统三年（1911）刊行的《书林清话》中明确地辨证了“辑佚起源”的问题。虽然皮锡瑞的论题阐述还不甚清晰，叶德辉的研究还极其微弱，但二者确属真正意义上的辑佚学研究。现代的辑佚学研究就是在这两个湖南人极其微弱的声音中艰难地启动了，正是这不甚清晰的阐释和极其微弱的研究揭开了现代辑佚学研究毫无色彩的扉页。
二、创始时期的研究状况
中华民国的39年间是辑佚学研究的创始时期，又较为集中地体现在20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其标志是民国13年（1924）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辑佚书〉的发表问世（《东方杂志》第21卷)，辑佚现象开始逐渐受到研究者的一定关注。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有梁启超、刘咸炘、王重民等三人。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一是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纷纷传入，倡导者有之，以其可以挽救积弱积贫的国家，抵制者有之，以其对传统国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思想文化战线异常活跃。二是清王朝灭亡，民国建立，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民国虽然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但是中华民族善于总结前朝历史文化的传统不仅没有受到丝毫的冲击，反而在东西方两种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以民国政府组织修纂《清史稿》为直接契机，一些学人怀者较为复杂的学人心理和文化情怀，也开始总结清代的学术和文化，到二三十年代曾呈现出“国学热”的局面，很多学人纷纷著书立说以守护、宏扬国学，而作为清代文化和国学重要内容之一的古籍辑佚也自然受到了更多学人的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环境中辑佚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了。但是绝大多数学者仅限于对清代辑佚现象和辑佚书进行极其简单地粗略地叙述或介绍，所以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辑佚学研究的创始时期。其中惟有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辑佚书》的泛化总结较为系统，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惟有刘咸炘《目录学·存佚》的探微研究较为精细，颇多创建；惟有王重民等的个案研究较为深入,极为精辟，并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余者孙德谦、萧一山、许学浩、陈钟凡、赵万里、袁同礼、程会昌、金毓绂、陈垣、洪焕春、张舜徽、郝庆柏、郭伯恭、杨家骆等也各有贡献。
总之，这一时期的辑佚研究从整体意义上讲既不繁荣，也不够深入，泛说辑佚者相对较多而深入研究者却较少，整体的研究工作还极其单弱。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辑佚经过清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四库馆臣和王谟、章宗源、严可均、马国翰、黄奭、汤球等几位大辑佚书家所取的巨大成就，社会对辑佚的存在虽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远不如校勘、训诂等影响那样广泛深入，仍局限在相对较少的学者范围内。这是由学术文化发展过程固有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二是由于取得突出辑佚成就的学者多非一流的大学问家，辑佚文献的数量虽多而精品较少，多为粗疏之作，所以有些学者特别是有些大学者对辑佚工作颇为轻视。这是其自身存在的缺陷性所造成的社会偏见。
三是这一时期尚处在现代辑佚研究的起步阶段，还未引起大多数学者的足够重视，所以积极投身辑佚研究的学者较少，肯下大力气的则更少，加之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故而做泛泛之言者相对较多，深入研究尚待时日。这是由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
四是本世纪上半叶一直处在动荡战乱之中，学人或为政治奔走，或为救亡呼号，或为生存流浪，安放书桌无室，静心读书乏力，极大地滞缓了辑佚研究的发展。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原因。
三、泛化叙介时期的研究状况
梁启超在书房这一时期对辑佚、辑佚学的研究，主要是继续沿着梁启超、刘咸炘、王重民等开拓的研究路径和范围向前发展。但由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流传较广、影响较大，从30年代到80年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有关著作在述及“辑佚”时其基本框架大都沿袭梁氏，或一如梁氏而略做变通，或以刘氏引证的史料为补充而略发议论，甚至有的叙述还不如前人系统完整。这说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辑佚的研究十分薄弱，而著作者们又不可能对述及的诸多问题都做一番元点研究，因此形成了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我们称这一时期为“泛化叙述时期”。由于“文革”10年的学术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所以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二个阶段：一是1950-66年，即“文革”前17年；二是1977-85年，即“文革”后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社会意识形态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思想理念，在几乎没有间断的政治运动中，祖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究、整理和出版仍受到一定的重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60年代的几年间，国务院还组建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可惜佳境短暂，“文革”期间被愚弄的人们高喊着彻底革命的口号，毫不犹豫地践踏着刚刚兴起的文化事业，瞬间的辉煌就象夜空的流星一样一闪即沉入文化沙漠的凄苍。在这种特定环境和有限时间内，冀望狭窄冷僻的辑佚学领域取得突出的研究成就显然是不客观的。这一时期，主要是从民国过来的前辈学者，仍然把辑佚学视为一种专门知识和文献现象，在知识分子改造的夹缝中小心翼翼地从事着辑佚的叙述介绍，间有少量的个案、专题研究，并有一定的收获。
从1977年开始，历史的光芒渐渐地驱散了笼罩中华大地长达10年之久的漫漫阴霾，民族传统文化也逐渐恢复了历史的原貌。80年代初，几位资深学者就古籍整理研究问题上书中央政府，1981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了陈云同志批示和《整理古籍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任务》的讲话，随即又重新组建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教委也新建了古委会，国家民委、卫生部、各省也设置了相应的机构，更在一批高校组建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教学实体，形成了古文献学的本科、硕士、博士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很快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冷僻的古籍辑佚及其研究也得到更多学人的热情关注，或在其著作中以一定的篇幅叙介辑佚，或撰文进行个案、专题研究，数年内就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
这里有四点需要首先说明：一是虽然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对辑佚叙述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多循梁氏和刘氏，但其中或也不无新见。二是这种局面的存在符合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三是从1950年-77年的28年间，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和步步加紧的知识分子改造，使学者们能专志从事研究的时间颇为有限。四是正是由于一些学者在他们的著述中对辑佚所作的叙述介绍，使人们认识到了辑佚、辑佚学研究的意义。辑佚学研究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这些前辈学者功不可没。五是个案和专题研究较为寂寞，但也间有一定数量的成果相继问世。
四、理性探讨时期的研究状况
1986年以来的十余年间是辑佚学研究的理性探讨时期。从民国过来的老先生多已告退，研究的主力开始转为“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批青年学子。如果说前代学者主要沿着梁、刘、王等开辟的路径和范围，把辑佚视作一种专门知识和文献现象进行泛泛的介绍和考释，而新一代学子则突破了前人研究的藩篱，更倾心于把辑佚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进行理性思考，并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学科体系构建。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逐渐形成。
自本世纪现代古文献学产生以来，其诸分支学科皆有多部学术专著相继问世而成为独立研究发展的学科，惟有辑佚学未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校勘学的附庸地位。经过多年的量变过程，自1986年辑佚学的研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态和成果。
一是有人于1986年发出了“辑佚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呼吁，这反映出把“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性研究的时代已经到来。二是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不约而同的明确以“辑佚学”命题，这反映出“辑佚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逐渐成为文献学界的共识。三是有的教学单位已把“辑佚学”列为古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开设的独立课程，这反映出辑佚学已开始走向独立。四是《古籍整理研究(八种)·辑佚学稿》、《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二部专著相继问世，反映出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实现并开始走向成熟。所以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理性探讨时期”，是辑佚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是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向独立并实现成熟的时期。此外，这一时期对辑佚的泛化叙述介绍更加积极，个案和专题研究更加广泛深入，辑佚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自1986年以来，众多的学者在其著作中继续对辑佚作泛化的叙述介绍，个案、专题研究更加广泛深入，尤为可喜的是－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开始以强烈的理性观念和独立的学科意识来审视、研究辑佚这种特定的文献、文化现象，力图建立一个符合学科内在逻辑规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结构。
《玉函山房辑佚书》他生活的时代，汉学盛行。受此学风影响，早年即对许多珍贵古籍的散失深为痛惜，决心做一番古书辑佚工作。他在乡间教书时，每见异书便抄录下来；中进士后， 步入官场， 薪俸多用于购书， 日积月累，共购买各类书籍达57000余卷。他“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 孜孜，纂辑无虚日”，把唐代以前已经散亡、毁失的古书，从各种著作的注释和引文里，从许多有关文献保留的片辞只字中剔抉出来，加以考证，辨别真伪，然后分门别类汇纂成册，定名为《玉函山房辑佚书》 。该书分为经、史、诸子3编，700多卷，共辑佚书594种，并自作序录冠于每种之首。居家期间，他还利用闲暇，收集流传民间的谚语，编成《农谚》1卷；撰写了《月令七十二候诗自注》《夏小正诗自注》等有关农业季节、物候的诗文著作。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写成读书札记《目耕帖》31卷。
1870年(同治九年)，济南泺源书院山长(即院长)匡源，请山东巡抚丁宝桢协助，从马国翰亲属处借出《玉函山房辑佚书》 书板， 经过进一步整理， 于4年后连同《目耕帖》 一并印刷，分订100册行世，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马国翰留传后世的作品还有《竹如意》《红藕花轩泉品》 《玉函山房文集》 《玉函山房诗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