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
拼音: chē
① 陆上运输、交通工具。一般有轮子。
② 利用轮轴旋转的机械装置。
③ 泛指机器。
④ 用机器镟东西。
⑤ 用水车打水。
车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于史前时代车的材料,主要有三类:实物,模型(陶制的及铜制的),图案(包括岩画)。就目前而言,世界上最早的车出现在中东地区与欧洲。
在中东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在乌鲁克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3100年)进入文明时代。在乌鲁克文化时期的泥版上,出现了表示车的象形文字。从这些文字来看,当时的车是四轮的。
1974年,在叙利亚的耶班尔•阿鲁达(Jebel Aruda)发现了一只用白垩土做的轮子模型,直径8厘米,厚约3厘米,其年代也为乌鲁克文化时期。轮子两面都有突出的轮毂。从整个模型来看,它应当是车轮的模型,这也是中东地区最早的车轮模型。此模型现藏叙利亚阿勒颇(Aleppo)的考古学博物馆(Archaeological Museum)。此外在土耳其东部的阿尔斯兰特坡(Arslantepe)也出土过一只用泥土做的车轮模型,直径约7.5厘米,时代相当于乌鲁克文化时期。这个车轮模型的两侧同样有突出的轮毂。
1989年,在德国的夫林班克(Flintbek)发现的一座墓冢中,有三道车轮的印辙。从车轮的这些印痕上来推断,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为1.1米至1.2米。这些车轮印痕的校正年代为公元前3650年~公元前3400年,属于欧洲新石器时期的漏斗颈陶文化时期(Funnel Beaker Culture)。
在波兰南部的布洛诺西(Bronocice),发现了一只高约10厘米的残破陶器,时代约为公元前3530-公元前3310年,也属于漏斗颈陶文化。这些车的式样相同,都是四轮,独辕,辕呈Y形。
在匈牙利,出土了两只被做成车形状的陶杯,其时代均为公元前4千年代晚期到公元前3千年代初期。其中一只陶杯是在瑞杰圳特马顿(Szigetszentmarton)的古墓中发现的,高约8厘米,正方形,下面安有四只车轮,杯底上还做有车轴。另一只陶杯发现于布达卡拉兹(Budakalasz)的第177号墓中,式样与前者基本相同,不过杯柄已残断,四个车轮上描有车毂,但杯底上没有车轴。
当时拉车的主要是牛。在德国洛纳(Lohne)的一块史前墓石上,有两头牛正在拉车的场面。这两头牛被套在轭上,轭又与辕相连,辕的末端则是D形的车箱。此图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在斯洛伐克的拉多西那(Radosina),发现了一只同一时代的水槽形陶器,宽约10厘米,残长也为10厘米左右。
从上可知,欧洲早期车的基本式样是四轮,独辕,拉车的为双畜。这种属于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的车轮模型在欧洲的匈牙利等地也有。
总之,在两河流域、中欧及东欧都发现了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的车,这也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车。
车的最初发源地,大多数人认为,最早的车大概发明于上述地区内的某个地点(特别是两河流域),然后向四周传播。也有少数人认为,车是在欧洲及两河流域分别独立发明出来的。
进入公元前3千年代,在两河流域及欧洲都发现了不少车的实物。在两河流域的基什、乌尔等地,出土了一些车,其基本型制为四轮、独辕。车轮是实心的,一般用三块木板拼成,木板之间用横条加固。
在欧洲,主要实物有:
1976年,在瑞士苏黎世附近的滨湖遗址中,发现了三只实心木轮,直径为65~68厘米,其中两只还与轴连在一起,其时代为公元前3千年代早期。这种车轮最大的特点是,车轮正中是一个正方形的小孔;车轴本身为圆形,但两端是正方形的,以便能插入车轮上正方形的孔中。也就是说,车轮并不是套在车轴上转动,而是与车轴固定在一起共同转动。每个车轮用三块约5厘米厚的木板拼成;在车轮的正面,以轮子中央的小方孔为中心,两侧各开有一条横贯三块木板的楔形沟槽,槽中安入横木条,从而将三块木板固定在一起;这两根横木条的中间,直对着轮正中的小方孔,有一根短横条,它仅位于轮子的半侧,而不是横贯整个轮子。车轮的另一面则没有沟槽及横条。车轮上也没有车毂。
在瑞士皮埃雷斯(Bielersee)的一个遗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轮子,已经残破。装着这类轮子的车应当是四轮车。
在保加利亚的普拉奇多尔(Plachidol)遗址中,一个古墓中发现了车轮,墓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这些车轮为一块木头加工而成的实心车轮,直径约75厘米。车轮两面都有突起的毂,车轮中间的孔为圆形,表明它是套在一个固定的轮轴上转动的。
在荷兰,出土了十多个木制车轮,时代为公元前3千年代中期。轮子的基本形式都差不多:整个车轮用一整块厚木头做成,轮子的直径从0.55米到0.9米不等;轮子中间则是一圆孔,直径6-8厘米;轮子中央圆孔的周围则被加工为隆起的轮毂,轮毂与轮子属同一块木头。与上述瑞士的车轮不同,荷兰出土的这种车轮是安装在车轮上转动的,车轴则固定不动。至少有四个实例说明,荷兰的这种车轮是安装在两轮车上的,而不是装在四轮车上。
在黑海北岸的乌克兰及南俄草原上,发现了250座埋有车(包括陶制模型)的墓葬,时代从公元前4千年代晚期到公元前2千年代早期都有。车有四轮的,也有两轮的。车轮为实心,有的用一整块木头做成,也有的由二块或三块木板拼合而成。车轮正中有圆孔,圆孔周围有突起的毂(毂与车轮属同一块木板),车轴固定,车轮套在车轴上转动。在伏尔加河下游一个叫特里•布拉特(Tri Brata)的地方发现的车陶模表明,当时的车厢上面是有车篷的 。
这样,在欧亚大陆的西部,早期车轮的形式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车轮是与车轴固定在一起的,车轮中间的孔呈正方形,车轮与车轴一起转动。此类车轮主要分布在瑞士及德国西南部,在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也有发现。第二类车轮被安装在车轴上转动,车轴本身则是固定在车底下不动的,车轮上的孔呈圆形。此类车轮主要分布在两河流域,东欧草原及欧洲西北部。目前,还无法确定哪一类车轮出现得更早一些。有人正是根据这两种车轮的不同技术特征,提出了车轮是在不同地区独立发明的。从后来的历史来看,第二类车轮更加普遍,是发展的主流。
就第二类车轮而言,无论它是由一整块木头做成的还是用几块木板拼成的,都是套在车轴
1880年到1883年,在德国的格鲁(Glum)发现了四只埋在一起的车轮,其时代约为公元前1570-公元前1450年。车轮直径约70厘米,用厚约10厘米的独块桤木做成。车轮的中心有个直径约14.5厘米的孔眼,孔眼中插入了管状车毂。车毂用桦木做成,约26-28厘米长,毂中是个直径为7.5-8.5厘米的孔,以便套在车轴上。这种装有管状车毂的车轮在欧洲许多地方都有发现,或用单块木头做成,或用几块木板拼成。外插管状车毂的出现,是车轮制造技术的一个重大进步。
在欧亚大陆的北部,特别是从中亚到蒙古高原,都发现了不少车辆岩画。在亚美尼亚西部秀尼克(Syunik)山上的几千幅岩画中,约有50幅是车辆岩画。这些车虽然都是独辕的,但类型甚多,有实心车轮的四轮车,有辐式车轮的四轮车,有实心车轮的两轮车,也有辐式车轮的两轮车。辐式车轮上的辐条基本上是四根。车岩画基本属于公元前2千年代。再往东,在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蒙古、我国新疆及内蒙古等地,也都发现了车辆岩画。
从中亚到中国北方,车辆岩画具有这样一个特征:越是往西,车辆的式样越是与欧洲及西亚的相类似,越是往东,车辆的式样则越是接近殷周式。
从中亚到蒙古高原的车辆岩画具有这样一个趋势:越是往东,时代越晚。目前普遍认为,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至2千年代初期,西伯利亚南部已出现了车辆岩画,而蒙古高原车辆岩画的年代是在公元前2千年代末至公元前1千年代初(公元前8世纪以前,但不会早到公元前16~公元前13世纪)。
岩画车辆式样。东西方的车辆在式样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最为明显的是车舆的位置。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车舆一般比较靠前,车轴位于车箱的后部
四轮牛车在欧洲及西亚较常见,中亚也有,但在先秦时代的中原地区却没有。因此,四轮牛车的源头在西方。以牛拉车的西方式传统、车舆前置的西方式车型在这幅岩画中被结合在一起了。既然车舆前置的车辆是自西向东传播的,那么,也完全可以进一步推论,其它类型的车辆也可能是自西向东传播的。此外,无论从实物上来看还是从岩画上来看,东西方车辆的另一个差异是,西方车轮的辐条较少,一般为四根,而越往东,则车辐增多,殷周马车的轮辐有的多达20多根。轮辐自西向东逐渐增多的趋势,反映了车轮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从车辆式样上来看,我们可以找到车自西向东传播的证据,但是找不到证明车自东向西传播的证据。
中国古代并无四轮车发现。在战国时代的器皿刻纹中,出现了一些四轮车,如山东长岛出土的残鉴、淮阴高庄出土的铜器。不过,这种车舆为龙舟形的四轮车并非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作礼仪活动。战国时代的这种礼仪用四轮车,应当是从商周时代的两轮车发展而来的。长期以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马车来自西方,称之为“西来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古代马车是独立发明出来的,称之为“本土说”。西来说的论据如下:
(1)在两河流域及欧洲,公元前4千年代后期已经肯定有了车,而车最初发明的时间显然还要早。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国古车是商代晚期的,系有牲畜的车则在中国考古材料中要到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
(2)在西方,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有从四轮到双轮的发展过程;有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的发展过程;有从用牛(或驴)拉车到用马拉车的发展过程。但在中国,马车的出现则显得比较突然。商代的车是有辐的双轮马车,显然十分成熟。这种成熟的车应该有其较原始的形式,而这种原始的形式在中国找不到。
(3)西方最早出现的是四轮车,后来有了双轮车;车轮有实心的,也有带辐条的;有牛拉的,也有马拉的;众多形式的车轮及车甚至同时并存。因为车发源于西方,其历史比较悠久,所以车及车轮的形式都显得丰富多样,而传到中国的车就显得式样甚少。
(4)自殷墟出土马车后,即有人根据其与两河流域马车在外形上的类同而提出中国马车西来说,但一直无法确证马车自西向东的具体传播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在前苏联中亚地区发现了许多有关古代马车的材料(包括实物与岩画),从而使人们得以确定马车的具体传播过程。就车实物而言,拉夏辛及辛达雪塔发现的马车与商代马车基本形式是一样的,都是独辕,双轭,两轮,多辐,轮毂甚长,车舆位于车轴正中,等等。特别是辛达雪塔出土的车,与商代车一样舆门均开在后背。就岩画而言,它所反映的特点与车实物所反映的特点是相吻合的,比如自西向东,车的式样越来越以双轮马车为主;车辐的数量逐渐增多,等等。这些材料都说明了车自西向东传播的过程。
由此还可推测,最先将西方式马车(以四辐条为主)发展为多辐条双轮马车的,可能是生活在中亚草原某个地方的游牧民族,这种马车很快被其它游牧民族所采用,并沿着欧亚草原向东传播,最后到达中原地区。所以,中国的马车应当是从中亚直接发展过来的,而中亚的马车又来自欧洲及西亚。
(5)中国拉车的家马也应当是从西方传播而来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新古器时代的遗址中很少有马发现,而且基本情况不明,无法确定是野马还是家马。在商代早期及中期出土的动物骨骼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鉴定的十几种动物的骨骼中没有发现一块马骨”。在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后期开始),才有确切的家马骸骨发现。因此,近来有专家推测,商代的马可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6)“本土说”的有些论据是不能成立的。比如,有学者认为:“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其先决条件。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出现的纺轮、陶轮,特别是琢玉用的轮形工具,在技术发展史上都应被看作是车的直接或间接的前驱。”而实际轮转工具并非一定能导致车轮的发明。
也有人都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奚仲始作车”或“黄帝造车”之类的记载,来证明车是中国本土发明的,但这都是传说而已。
(7)中国历史文献的一些记载也意味着中国马车是从北向南传播的。春秋时期,正当原先落后的吴国兴起之时,逃亡到晋国的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为怨恨自已在楚国内的政敌,想利用吴国的力量为自己报仇。公元前584年,申公巫臣来到吴国,“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吴。”(《左传•成公七年》)申公巫臣把车战之术传授给了吴国人,吴国更加强大,最后“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这段故事表明,长江下游地区使用车作战,要比中原地区晚几百年;马车先出在北方,然后向南方传播。
中国古代并无四轮车发现。在战国时代的器皿刻纹中,出现了一些四轮车,如山东长岛出土的残鉴、淮阴高庄出土的铜器。不过,这种车舆为龙舟形的四轮车并非用于日常生活,而是用作礼仪活动。战国时代的这种礼仪用四轮车,应当是从商周时代的两轮车发展而来的。
中国的马车来自西邻的中亚。当然,古代中国人并不是简单地引进马车,而是对它进行了不断的加工改造,并且还有许多技术上的创新与发明,例如中凹形车轮制造、龙舟形车舆四轮马车的出现、系驾法的演进等等,逐渐形成了中国自身的马车特色与传统。
姓系承田氏 望出鲁国等地
车氏,若论来源,最古是黄帝臣有车区,次则秦公族有子车氏后以车为氏。但在2000年前又有由田氏分出来的。
车氏的分自田氏,历来有关的古籍都记载得十分清楚。譬如,《姓纂》指出:“汉武帝时丞相田千秋,以年老,诏乘小车入省中,时号车丞相,子孙因为氏,望出鲁国,南平、淮南、河南”;《通志氏族略》也指出:“汉武帝丞相田千秋,以年老诏乘小车出入省中,时号车丞相,其子孙因以为氏”。
原来,依照正史的记载,汉武帝驾崩,戾太子继位为昭帝。由于当时田千秋的年事已高,每天步行朝见很不方便,所以汉昭帝才特准这位大恩人坐着小车出入宫殿,而赢得了“车丞相”的响亮名号。
在君主至尊至上的当时,能够坐着车子出入宫殿,是空前的殊荣,因此田千秋的子孙就此改以车为氏,使这份殊荣随着家族的繁衍而千秋万世传留下来。
追本溯源于山东,却发迹于陕西长陵的车氏子孙,后来又很快地往回走,而在老家山东,以及湖南、淮南、河南等地繁衍开来,成为这些地方的著名姓氏。一向被人所熟悉的“囊萤照读”故事的主人翁车胤,便是晋朝时的南平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南蓝山人。
提起“囊萤照读”的故事,相信每一个人都耳熟能详,衷心敬佩,甚至连日本人,长久以来也经常拿这个可敬可佩的苦读故事,来教谕他们的子弟。
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从别处来中国定居的胡人之中,也有改以车为姓的。《魏书官氏志》所记载的:“车裩氏,车非氏,均改为车氏”,正是这个意思 。
如上所述,车氏家族,是由两支“人马”组织而成的。一支是汉代“车丞相”田千秋的后裔,一支则是南北朝时来华的胡人。不过,依照《世本》以及《姓氏考略》等书的记载,则车氏还有另支,那就是:“黄帝臣有车区,秦公族有子车氏”。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车氏家族的历史,是更加的久远了。
历代名人:
车 胤:字武子。晋朝南平人。少时恭勤博学。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常囊萤以照明读书。以桓温辟,遂显于朝廷,历官征西长史。胤以寒素博学,知名于世,又善于尝会,当时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孝武帝时,累官护军将军。时王国宝谄王道子,讽八座,启以为丞相,胤执不可,隆安间迁吏部尚书。为元显所害。
车 梁:山西车御史梁,按不某州,见拽轿小童,爱之,至州令易门子。吏目以无应。车曰:“如途中拽轿小童亦可。”吏目又以小童乃递运所夫。驿丞喻其意,进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强景明戏作拽轿行云:“拽轿拽轿,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不晓。好个驿丞到知道。”
车千秋:汉朝人。其先齐诸田,本姓田。徙长陵,千秋为高寝郎。会卫太子为江充所潜败,千秋讼太子冤。武帝感悟,拜为大鸿胪,数月遂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谨厚有重德。昭帝时,以老年朝见,得乘小车人宫殿中,因号车丞相,子孙便以车为姓。
车任远:字远之,号柅斋。明万历间上虞人。著有杂剧5种,除《蕉鹿梦》外,《高唐梦》、《邯郸梦》、《南柯梦》、《福先碑》和传奇《弹铗记》,均佚。
车鼎晋:清代著名学者,诗人,《全唐诗》的首编者。
车耀先:四川大邑人。民国2年(1913年)人川军刘文辉部,后升至师参谋长。民国17年(1928年)脱离;日军队,回成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在成都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参与组织成都市各界救国联合会、成都抗战后援会。 1937年创办《大声周刊》,任社长。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1940年3月被捕,1940年8月18日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遇害。年52岁。著有《四川军事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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