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1990年曾作发掘，碳14测年距今7000～8000年，超过著名的河姆渡遗址。2001年，因砖瓦厂取土遭到严重破坏，跨湖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遗址埋藏于古湘湖湖底，上部覆盖的青灰色湖相淤积层厚达4.6米，因此动植物遗骸及骨、木器得到很好的保存。而且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早期文化遗址。

出土陶器以釜、甑、豆等炊器为多，装饰手段多样化，有彩绘、镂孔、戳印、拍印、刻划、泥点等，制作大多器壁匀薄、造型规正，极似运用轮制技术，部分双腹豆的内外壁、钵盆的内壁漆黑光亮，作工之精，令人叹为观止。骨器有耜、镖、镞、哨、针、匕、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与骨耜相应的发现是稻谷颗粒的出土，说明耜耕农业已经诞生。骨匕、双尖叉等应该是纺织工具。

（1）地层堆积虽也存在土色土质的变化，但基本呈深黑色；

（2）没发现普通意义上的遗迹现象，如灰坑等；

（3）江南地区史前遗址普遍存在依山面水的分布特点，跨湖桥遗址整体依托在西北山体向东南延伸的缓坡地带。

这次发掘的位置在远山近水一侧。根据对楼家桥遗址观察的比较分析，地层土质淤黑，往往与低湿浸水的形成环境关系密切。因此作出了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判断：遗址的居民保持一种向临水低湿一侧倾倒生活垃圾的习惯，这次发掘的位置恰巧就遇到了这个“垃圾区”。

出土的有机质遗物中，骨器数量不少，计有耜、镖、镞、哨、针、纬刀、簪、双尖叉形器及一些功能不明的复合工具。骨耜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端部有圆型插孔用以装柄，从一件半成品观察，成孔方式是用火烫灼后再行挖凿；其余骨器多用动物肢骨的骨壁、肋骨加工而成，磨制精致，一件骨针长9厘米，最大径不足2毫米，孔径不足1毫米。纬刀、双尖叉等应该是纺织工具。所谓的骨“簪”，指的是一种一端粗平的钉形骨器。与骨耜相应的发现是，遗址层发现少量的稻谷颗粒，说明耜耕农业已经存在。

跨湖桥遗址经过1990年、2001年和2002年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00平方米左右，出土有大量的陶器、骨器、木器、石器以及人工栽培水稻等文物，经碳14测定和热释光测定，其年代在8000－7000年之间。

2002年11月又发现了独木舟及相关遗迹，独木舟标本经碳14测定，其年代达8000年左右。这是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独木舟相关遗迹。

2002年4月12日，在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中，由于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非常独特新颖而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现了萧山文物考古史上零的突破..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大大提高了研究江浙一带新石器时期很好的证据，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独木舟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船，有中华第一舟的称号。

经过1990年和2001年两度发掘，萧山跨湖桥遗址被考古专家证实，其存在的时间距今已有8000年，早于浙江境内著名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是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的一个重要发现。2001年，跨湖桥遗址被列入了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001年5—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因砖瓦厂取土遭到严重破坏的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近300平方米，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实验室对5个地层所出的6个木头标本的14C测定数据（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间。

2002年11月22日，在跨湖桥遗址考古探方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条长5．6米、近乎完整的独木舟。有考古专家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独木舟船头朝东北，船尾向西南，非常狭长，接近船尾有一小部分因为砖瓦厂取土而被截掉。船现长5．6米，船身最宽处为53厘米，船体深20厘米，船帮有部分被损坏，因而宽窄不一。在船体凹面内，有多条支撑横木的痕迹。浙江省考古所专家认为，当时造船的加工工具应该是石锛，其船身上纵向加工过的痕迹非常明显。判断独木舟所在的年代，考古专家的依据是古船所在地层的年代：这里是第九文化层，相应推断出独木舟的“年龄”约为7600到7700岁。发现独木舟时，考古人员正在整修跨湖桥遗址的一考古探方的台阶。在地下第九文化层里，考古人员发现了木船的一个角。扩大清理后，发现了独木舟的一个凹面，后打掉了隔梁，世界第一古船的真面目才完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考古学家们利用从地层中采集的花粉、藻类、真菌孢子和炭灰等微型化石来解读史前人类的农耕活动：他们经常放火烧荒，使长满了桦树、柳树的淡水沼泽地变成适合种植水稻的农田。由于后期海平面不断上升，海水逐渐向这片河湖入海口的洼地入侵，祖先们就筑起堤坝，防止海水入侵，直到有一天，海水冲破了原始的堤坝。

中国东部的农耕文明被认为始于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考古学家们认为，沉积物中的大量木炭颗粒表明，跨湖桥先民经常焚烧灌木丛，有证据显示他们可能使用猪的粪肥灌溉稻田。考古学家们认为，用烧荒的方式来开垦稻田，跨湖桥的祖先可以说是先行者。

从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的稻谷还处于半野生半驯化阶段。陈淳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史前时期，跨湖桥这一片区域物产富饶，当时的人们不需依靠辛苦的春播秋收来维持生活；他们还有木结构的“储藏室”，因此，人们种植水稻的目的并非果腹，也许是用来酿酒。

跨湖桥是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在新近发现的距今1万年左右的上山遗址里，也出土了种植水稻的遗迹。陈淳说，但是用烧荒的方式来开垦稻田，跨湖桥的祖先可以说是先行者。

跨湖桥文化遗址要早于河姆渡遗址1000年，是当时发现的浙江省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非常独特，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这一发现，把浙江的文明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浙江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重要证据，她也再次有力地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首先，跨湖桥遗存距离浙江境内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很近，但其面貌又如此迥异，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跨湖桥文化。它的发现表明，浙江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情况绝非以前认识的那么简单，而是由多个源流谱系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今后史前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次，针对跨湖桥遗存和长江中游文化有较多相似因素，这为探讨两地的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文化格局以及此后的变迁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三，由于跨湖桥遗存和长江中游文化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又地处浙江中北部，和本地文化也有一定关系，因此，它的发现，第一次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了，对日后整体上研究长江流域的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浙江传统的考古学文化分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良渚文化两支，分处钱塘江南北的宁绍、杭嘉湖平原，两支文化的相互传播、相互融合以及认识上的相互说明构成了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线索，并对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研究发生着重要影响。地处古浦阳江流域的跨湖桥文化类型将成为一种“第三力量”。从跨连肩颈的双耳罐等因素看，竟似与湘赣地区有更多的联系，这就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置于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中。跨湖桥文化的分布还不清晰，特别是遗址很快就被淹没，在时空上更显示出某种“孤独”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