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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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贺子珍
性别：女
籍贯：江西永新人
贺子珍，毛泽东第二位妻子，原名桂圆，又名自珍。生于1909年中秋，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7年入党，1928年与毛泽东结合，共同度过共产党人最困难的十年岁月，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三十女杰”之一。1937年赴苏联疗伤、学习，1947年回国。1959年曾与分别22年的毛泽东会面。1984年在上海逝世。与毛泽东共生三子三女，除女儿李敏外均早夭或失散。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永新县委、吉安县委妇委书记。１９２７年参与组织永新农民暴动后上井冈山。１９２８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机关任毛泽东秘书。后与毛泽东结婚。长征途中负伤。１９３７年赴苏联治病。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１９４７年回国。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是毛泽东老师的女儿，是一个文人，能写一首好诗，被毛泽东视为知己，早在1919年前夕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他们就认识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第二次进北京的时候他们便在一起“试婚”（当时新青年中很流行），1920年他们回老家湖南举行婚礼。杨开慧为毛泽东生了三个儿子，其中最小的一个在上海夭折了。杨开慧自从秋收起义和毛泽东分开后，一直未能和丈夫见面，终日以泪洗面，写诗抒情。他给远在井冈山的丈夫寄去亲手做的布鞋。万万没能想到的是35岁的毛泽东喜欢上了18岁的“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贺子珍没什么文化，但是很漂亮、很有活力，也很崇拜英雄人物。当时杨开慧被蒙在鼓里，她不相信谣言，一定要亲眼上井冈山看个究竟。由于敌人的封锁和党中央考虑老毛的实际情况，杨开慧未能上山，相反被落入敌手。1929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1930年，湖南省委书记让杨开慧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能免她一死，杨开慧说：我相信我的丈夫，要我和他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同年11月，杨开慧被处死。她死都不相信丈夫已经组建了另外一个家庭。
再说贺子珍确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始终觉得对不起开慧姐，所以后来她对杨开慧的两个儿子非常好。贺子珍的命运比杨开慧好不了多少，她跟随老毛反围剿、长征、草地，吃了很多苦，真的是十年患难与共，在毛泽东最危险最落寞的时刻都是贺子珍在身边照顾他。1935年遵义会议后，老毛的政治地位恢复了。到达延安后，共产党开始休养生息。这时候，贺子珍和老毛的关系僵化了。一方面毛泽东觉得子珍的文化低，没有共同语言，于是经常找女记者和城市女青年谈心，一谈就是一晚上，贺子珍不堪受辱，为此大打出手。另一方面，他对贺子珍缺少关心，长征途中，贺子珍年年怀孕，老毛说，你真行，年头怀一个，年尾怀一个。其实当时的条件任何女同志都讨厌怀孕。贺子珍得不到关心，丈夫又不重视她，她一气之下远走苏联，走的时候怀有身孕。其实她心里还是希望能和毛泽东和好的。
1938年，贺子珍到苏联不久，她生下的儿子又夭折了，又听到44岁的丈夫和一24岁文艺女青年（江青）再婚的消息，她得了忧郁症。在苏联十年期间，28岁的贺子珍把老毛前妻的两个孩子照顾的非常好，而和自己的亲女儿却失踪两年。她被苏联红军强行拖进精神病院进行大量麻醉注射，身体遭受很大损害。1947年，38岁的贺子珍非常思念祖国，回到国内。党中央怕子珍影响毛泽东家庭稳定，不允许她见毛泽东，只允许她的女儿去见老毛。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回到家乡工作。1956年，毛泽东利用在庐山开会的机会，安排与子珍见面。阔别近20年的夫妻再次见面，本来贺子珍有一肚子的委屈和苦水，但千言万语，一时无语，只有不停的哭泣。毛泽东劝她再婚，子珍只说了一句话：我一生只爱一个人。又过了20年，也就是1976年，已经白发苍苍的贺子珍拖着虚弱的身体，终于可以进京见老毛了，可是等来的是老毛去世的噩耗。这是贺子珍第一次进北京，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见老毛。子珍抚摸着老毛的遗像，悲痛欲绝。自此后贺子珍同志一病不起，1984年与世长辞。
这可能是贺子珍第一张照片。那年她22岁：苏区召开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时，几个平素要好的女红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少女时“永新一枝花”的风采，应该还存有些许吧？贺子珍曾是家乡江西永新县第一任妇女部长、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她不过才16岁。当了这两个“官”，就觉得又粗又长、又黑又亮的辫子有些与形象不符，一狠心剪掉，变成干净利落的男式西装头。她的工作是宣传鼓动群众，据说20世纪80年代永新城里的老人还记得一场由她组织并参加表演的歌舞剧“葡萄仙子”。
贺子珍故居
秋收暴动失败局面，毛泽东放弃攻打长沙，带兵走上了井冈山，由此引出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井冈之恋” 。当贺子珍等人在指挥永新暴动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塘边村遇险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感情迅速升华。毛泽东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就这样，“湖南佬”和“江西妹”他们俩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红色土匪”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喝了喜酒。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从大革命年代的“井冈之恋”，到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模范夫妇”，他们二人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长征路上艰苦相依，却没想到会突然发生婚变，贺子珍在延安窑洞“神秘失踪”。从此，一对患难中的革命夫妻由于性格上的原因彼此分离。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 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里，有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等32位女性。她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摸爬滚打、风餐露宿。她们有男儿一样钢铁般的意志，也有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就问笑眯眯的毛泽东：“生了没有?”“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娇娇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
1934年，毛泽东贺子珍在苏区从长征时期，贺子珍就担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并照顾主席的起居生活。1937年在延安，她和毛主席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她生气时也常把负责警卫的同志找去诉说不平，为她评理。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陶铸造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内中有一段曾志与毛泽东的对话，可印证史沫特莱和斯诺所叙述的故事。当曾志在延安问毛泽东为什么贺子珍要离开他时，毛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
1937年，贺子珍同毛泽东怄气，伤病体弱的她到西安养病，又辗转随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新疆去了苏联，没有理会毛泽东的召唤和中央的指示……到莫斯科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儿子，隐名埋姓开始了学习生活，从小在苏联长大的李敏到了12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母女俩和杨开慧所生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真情相处，享受着异国的一份亲情欢乐。
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1938年，贺子珍在莫斯科生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那个男孩，只有俄文名字廖瓦 ，在十个月时染上肺炎夭折。
当贺子珍悲痛欲绝地告诉岸英岸青哥俩时，他们也禁不住泪如泉涌，同时抱着贺子珍劝道：贺妈妈，您别难过了，您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呐！我们也是您的儿子呀！贺妈妈，贺妈妈…… 这时，本来还是痛哭失声的外婆突然一把搂住岸英、岸青：“妈妈、妈妈”，“儿呀，儿呀”，三人哭作一团。几年来，这还是哥俩第一次向贺子珍喊出“妈妈”，这样的亲情悲情，怎不让人潸然泪下！
贺子珍正沉浸在相继失去了五个儿女的哀痛中，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了。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失去了儿子，失去了丈夫，还有比这更大的打击吗？她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此饮恨终生！
得知婚变的情况非常偶然：1939年的一天晚上，八部的学员们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
贺子珍后来，到苏联来的周恩来同志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1940年初冬，毛泽东送女儿娇娇（李敏）去苏联看望母亲，同去苏联的孩子还有朱德的女儿朱敏以及罗亦农和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王继飞。
苏联卫国战争时，她和娇娇都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由于语言不通，院方领导完全不了解她，加上她作风泼辣，性格刚直，说话急躁，有时不顾对方反应如何就大声争执，后来竟被院方视为有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别离亲人，流落异乡，隐名埋姓，沦为疯人——从天堂坠落地狱，那段历史，对几乎成为“皇后”的贺子珍来说，一定是满含悲怆、不堪回首……
有些力量是个人意志无法抗拒的！
1948年深秋，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沈阳。困苏十年贺子珍带着岸青、娇娇回归故国 迁到了沈阳。在这里，贺子珍与分别了十三年之久到东北来疗养的妹妹贺怡重逢了。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回到家乡工作。1956年，毛泽东利用在庐山开会的机会，安排与子珍见面。阔别近20年的夫妻再次见面，本来贺子珍有一肚子的委屈和苦水，但千言万语，一时无语，只有不停的哭泣。毛泽东劝她再婚，子珍只说了一句话：我一生只爱一个人。又过了20年，也就是1976年，已经白发苍苍的贺子珍拖着虚弱的身体，终于可以进京见老毛了，可是等来的是老毛去世的噩耗。这是贺子珍第一次进北京，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见老毛。子珍抚摸着老毛的遗像，悲痛欲绝。自此后贺子珍同志一病不起，1984年与世长辞。
作者：孔东梅
1979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贺子珍等人为政协委员。同时配发了照片：一个面颊丰腴、白发苍苍的老人，慈祥地坐在轮椅上，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看画报。
这位老人就是贺子珍，小女孩则是她的外孙女孔东梅。
“贺子珍出来了！”作为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消失”40年后奇迹般地出现，当时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
而今，30年过去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经周折，寻访到贺子珍最后岁月的两位见证者。一位是一直陪伴在她身边的外孙女孔东梅，另一位是多次走入贺子珍内心世界的新闻记者王行娟。她们从不同的视角，向我们诉说贺子珍的人生和爱情。
最浪漫的事
1927年盛夏八月，18岁的贺子珍随江西永新暴动队伍来到井冈山；深秋十月，34岁的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辗转千里上井冈。在万山丛中，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他愣住了，没想到井冈山上竟有如此年轻貌美的姑娘。
贺子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县，17岁成为中共党员，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作“永新三贺”。少女时期的贺子珍，中等身材，皮肤洁白。她喜爱思考，两道漂亮的眉毛常常是微蹙着的，眉心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小沟。她一身白衫、黑裙的学生装，梳着又粗又黑的长辫子，常常引来赞叹的目光。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浪漫往事，牢牢印在贺敏学夫人李立英的脑海里。孔东梅正是从这位“舅奶奶”那里，知道了这段爱情。她在《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写道：“在井冈山，外公经常去看望外婆。每次他要远行的时候，就会敲敲外婆的窗户说，‘我要走了’。外婆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她很奇怪，‘你走就走吧，为什么要对我说？’当时外婆有个心上人，叫欧阳洛，也是一个革命者，后来牺牲了。外公懂得外婆的心思，他看中外婆有文化，也有性格，一直追求她。”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贺子珍渐渐对毛泽东有了依赖感，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找他倾诉。有一天，贺子珍轻手轻脚地走进毛泽东的房间，见毛泽东正伏案工作，便一声不响倚在门框上，深情地注视着。不知过了多久，毛泽东停笔沉思，一抬头，正遇上那双炽热的眼睛。两个人的目光仿佛撞击出晶亮的火花，贺子珍赶紧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脚尖上，不自然地揉搓着衣角。毛泽东搬过一把竹椅，让贺子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他温存地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
1928年5月，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结婚，开始十年婚姻生活。孔东梅说，这十年，是中国革命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外公政治生涯最为艰难的时候，却是外婆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
“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29年1月，毛泽东和贺子珍跟随部队离开井冈山。1934年，夫妻俩踏上漫漫长征路。途中，贺子珍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她遭遇了敌机扫射，身中十几弹。最惨烈的，是在云南贵州交界处的行军路上，追兵就在几十里外，贺子珍突然临盆，生下一个女儿。她只看了一眼，留下13块大洋，写了一个字条，便被扛走了。孔东梅说：“外公曾经讲过，‘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不久来到保安县。在那里，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孔东梅的母亲李敏，乳名娇娇。后来又到延安。凤凰山下的吴家窑，成为贺子珍一生中与毛泽东最后的家。1937年冬，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挽留，离开延安，远走苏联。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志无人不知，无人不议。然而，几十年后却很少有人谈起。直到1998年，孔东梅才在曾志的回忆录中，看到一段异常珍贵的资料。曾志这样写道：
我老惦记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主动地说起了她。毛泽东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这封诀别信，至今仍旧保留在我的铁箱子里。”
王行娟根据贺子珍晚年的回忆分析，作为一名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对于“夫人”身份，很不能适应。“她是一个真正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在枪林弹雨中过惯了，要把重心转到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她心里不痛快。”孔东梅则认为：“外婆到了延安后，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当时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外婆曾经讲，‘我也是17岁就参加革命的，思想上还是很进步的，老毛和我吵架也行，但是后来连吵都不吵，隔阂越来越大。’”
“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
贺子珍是怀着身孕上路的，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8年10月。不久，贺子珍就生下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取名柳瓦。不幸的是，小柳瓦6个月大时，因传染上流感而病死。
在苏联，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曾劝过贺子珍。她回忆道：“贺子珍伤心至极，天天到(柳瓦)坟上哭。毛主席又很少写信给她。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说我可以帮她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
1939年9月，刚满30岁的贺子珍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转交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表示了要终止婚姻关系。孔东梅说：“外婆刚失去一个儿子，又收到这封信，这种刺激可想而知。”
此时，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苏联东方大学八部学习。贺子珍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每月从70卢布的生活津贴中挤出钱来为他们买东西。但早期她从没点破自己的身份。岸英和岸青一直以为，这位好心的阿姨是因为喜欢孩子才这么照顾自己的。他们叫她“贺妈妈”。1941年底，毛泽东把女儿李敏送到苏联。李敏的到来，给贺子珍带来了短暂的快乐。在异国他乡，她与三个孩子相依为命，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
孔东梅曾经读过外婆晚年写给外公的一封信，“那封信很长，看后让人心酸。外婆说，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为了养活我妈妈、岸英舅舅、岸青舅舅，她要彻夜织毛袜子，洗衣服，周末还要去伐木。家里有时还没有吃的，没有劈柴，冬天屋子里都结了冰……”
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苦闷情绪更加难以控制。“外婆也作出过一些过激的行为，包括打骂她唯一的女儿。但妈妈说，不是那种真的狠打，就因为一些小事情，比如回家晚了挨打。妈妈挨打就会哭喊，别人以为外婆精神出了问题，便将她送往精神病院。”
贺子珍为什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这是个难解之谜。王行娟说，每次提起这段往事，贺子珍就泪流满面，痛苦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些。”
心中只有毛泽东
直到1947年8月，在王稼祥夫妇的帮助下，贺子珍带着李敏、岸青回到中国东北(岸英已于1946年回国)。建国后，李敏和岸青回到毛泽东身边生活。孔东梅说：“根据妈妈回忆，那时候外婆曾经考虑过要开始新生活，她曾向一位老战友讲，她有两个心愿：第一，不要因为她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她‘禁’起来；第二，她希望见一见外公，说句话，握个手就行。”
这个心愿，直到12年后才实现。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与贺子珍秘密会面。2004年，孔东梅重上庐山。从参与安排那次会面的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那里，孔东梅了解到当时会面的经过：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被领到“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见她来了，站起身，微笑着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贺子珍面前，一杯放在自己的面前。贺子珍没想到能见到毛泽东，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毛泽东问起在苏联的情况，轻轻叹气：“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贺子珍哽咽道：“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毛泽东谈起他这些年的情况，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事。他们谁都没有提到江青。贺子珍只是提醒毛泽东：“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毛泽东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
当晚，贺子珍彻夜难眠。“外婆兴致勃勃地向睡在她身边的水静，讲述他和外公从相识起的点点滴滴，直至天明。”
这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分别22年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平时，则是李敏作为贺子珍和毛泽东之间的桥梁，往来于上海和北京之间，传递消息和礼物。“我曾经见过，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男用真丝旧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捎回的白手绢。外婆去世后，妈妈在她留下的三个箱子中，还看到了那条保存完好的手绢。”
沉默中走完人生
1950年，贺子珍接受组织的安排，离开东北，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泰安路，后来搬到徐汇区湖南路262号，期间，只有彭德怀和陈毅去看过她。
贺子珍晚年，身体一直不好。1954年9月，收听完毛泽东在一届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贺子珍突然发病，被送到上海华东医院。“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犯病。现在才明白，外婆是因为思念外公心切。外公一发表讲话，外婆就会晕过去。外公听到这些消息后，也多次流泪。听说外婆生病，他就写信给妈妈，说‘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
1976年9月，毛泽东弥留之际，李敏赶到父亲身边。这时毛泽东已不能讲话，他向李敏作了一个手势。李敏揣摩了很长时间，猜想可能是桂圆的意思，桂圆是贺子珍的小名。毛泽东逝世时，贺子珍未能去北京。
“文革”结束后，贺子珍的命运才有了改变。1979年9月，中央接贺子珍到北京。9月8日，贺子珍来到毛主席纪念堂。“我们事先一再嘱咐外婆，不要太激动，不要太伤心。她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有一张照片，抓拍到外婆在纪念堂门外的回眸，我看后非常震撼。它恰到好处地捕捉到外婆当时的内心状态。外婆没有号啕大哭，也没有非常激烈的状态。她和外公是那种人生永远不能有交点的结局。所有的情感，在那一刻都迸发出来。”贺子珍在献给毛泽东的花圈上，落款写着——“战友贺子珍”。
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孔东梅说，外婆贺子珍是一位最好的历史见证者，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在沉默中走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