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篮汇率
有效汇率货币篮汇率是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它兼有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特点。成功实行货币篮汇率的最早典范是欧洲汇率机制（ERM），为了减少在浮动汇率时代汇率大幅波动对各国内外经济的冲击，欧盟提出了并实施了这一机制，并获得了很大的成效，成为实现欧洲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成功过渡。新加坡是成功实现货币篮汇率又一个典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实行有管理浮动学习的榜样。从汇率市场化的角度来看，货币篮汇率是一种有管理浮动，一国的货币当局货币当局的双手还是自由的，能够对外汇市场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使汇率朝自己希望的方向走。货币篮汇率的宗旨是为了减少本币对某种货币的波动幅度，已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同的政策目标决定了货币篮汇率的设计和调节机制。
事实上中国从1994年就开始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从来没有对外宣布和承诺是实行单一钉住美元制的。目前讨论中的人民币单一钉住美元制的说法实际上是指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长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是随着美元汇率的变化而变化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类型的确定是可以通过统计方法来确定的，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与美元保持非常近的关系，即使中国从来没有和美元绑在一起的承诺，但是已经是一个事实上的钉住美元制（defactodollarpeg）。中央银行7月21日的公告声明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说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真正变革已经开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决定要参考货币篮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标志着人民币汇率制度可能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另外，人民币本次的小幅升值，中心平价的变动，区间浮动的限制也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制度要有一个爬行钉住的一个过程。但是，无论如何人民币要走向一个
货币篮汇率如果我们汇率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汇率的大幅波动，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那么，我们可以先对比，两种不同的制度在这方面的差别。由于实践中美元对日元汇率的波动是影响我国对外经济的重要因素。因此，这里比较在以上两种不同的汇率制度安排下，人民币对美元、人民币对日元汇率波动的幅度。见下表。
| 日元汇率的变化 | 钉住美元制 | 钉住货币篮制 |
| 美元对日元升值 |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对日元升值 | 人民币对日元升值幅度减小，对美元贬值 |
| 美元对日元贬值 |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不变，对日元贬值 | 人民币对日元贬值幅度减小，对美元升值 |
所以，如果一国是以增加贸易顺差为目标，它总是认为贬值是好的，是否选择货币篮汇率就取决于美元和日元汇率波动的趋势。如果能够准确地预见美元对日元未来是升值的，那么本国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转向货币篮汇率制度；如果未来美元对日元是贬值的，本国就应该坚守钉住美元制了。看来，如果已知美元对日元汇率变化的概率分布，美元对日元贬值肯定是钉住好；美元对日元升值则肯定是一篮子好。问题是，如果一国不能够准确预测到美元对日元汇率变化的趋势，采取货币篮汇率制度可能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学者曾经建议东亚国家采取货币篮汇率制度，就是因为美元对日元的升值对亚洲出口造成不利。1998年夏，美元对日元又出现了大幅地升值，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建议人民币采用货币篮汇率制度也可以从以上比较分析中得到解释。问题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美元对日元汇率变化的趋势下而选择了货币篮制度似乎就有些冒昧了。另外，货币篮汇率制度是否能够带来我们期望的人民币对关键货币美元、日元波动幅度减少的问题也要看两种货币在货币篮中分布的权重，如果权重较小，则起到的效果就变弱了。
货币篮汇率的关键之一是篮子中货币权重的选择。如何确定最优权重？这取决于一国政府确定的目标函数。如果以贸易平衡为目标，货币篮中的最优权重即是贸易权重。这是一种特殊情形，要求满足下列条件：
(1)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使贸易总量波动最小化；
(2)进出口只取决于汇率的波动；
(3)贸易总量对名义汇率变动的弹性对所有的贸易伙伴国是相同的；
(4)货币篮中仅考虑两个贸易伙伴国的货币；
(5)经济冲击的形式是货币篮中两种货币汇率的变动。
如果最优的权重是贸易权重，则该权重则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调整这一权重。即，各种货币汇率变动对货币篮汇率的影响都可以通过该国在中国贸易中的比例加权反映。如果能够扩展以上的模型，增加模型中贸易伙伴的数量，即增加货币篮中代表货币的选择，我们就可以得出，如果以贸易平衡作为政府的目标，仅仅考虑双边名义汇率变化对贸易额的影响下，确定货币篮的最优权重的原则。所以，以贸易平衡为目标，按照中国贸易方向，中国应该选择美元、日元和欧元，以及其他贸易伙伴货币作为货币篮中的代表货币，并且选择相应的贸易权重作为最优权重。实际上，如果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最优权重的选择可能就会与双边的贸易权重不一致。
综合以上的分析，仅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来看，考虑到中国贸易方向的多元化，以及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人民币可以考虑以贸易方向组合货币篮，以贸易权重作为最优权重。但是由于中美的贸易额在中国进出口中占绝对优势，所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权数最大，对货币篮汇率也影响最大。但是这一权重远远要低于目前钉住的水平，这一变化说明，美元在人民币汇率中“锚”的作用将大大削弱，中美贸易对人民币和美元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也会下降。这一变化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还可能会带来哪些问题还是需要深入讨论的内容。
引入了货币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引入了浮动汇率，这对于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引入浮动汇率也将使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的双边汇率都会出现频繁的变化，汇率波动的风险因此会相应增加。这一方面需要中央银行频繁干预，一方面要使经济代理人（银行、企业、个人）面临防范和化解风险的需求。浮动汇率的引入也可能带来套汇活动，但是在货币篮汇率制度下这种行动是比较困难的。那么，面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呢？
首先，货币当局要担负艰巨的管理重任。
货币篮汇率的实行需要货币当局对货币权重选择和汇率调节进行复杂的计算和评估，要担当起稳定货币篮汇率的重任。对此，我们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的。第一，在改革开放前的70年代，中国实行的是盯住由十几种主要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第二，有些国家已经成功地实行过货币篮汇率，比如，新加坡、印度。早就开始寻找一种汇率制度，它能具有足够的弹性以避免汇率错置，又能使政府不受单方向投机的攻击。Williamson倡导的“BBC规则”(Basket,BandandCrawlrules)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设计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一篮子汇率的波动幅度，他赞同由印度的Tarapore委员会建议的“观察幅度”(monitoringband)。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公开宣布一汇率波动的观察幅度，在这一幅度的中心，则是政府估计的均衡汇率，汇率可围绕此上下波动，幅度则可公开宣布为5%或10%，或更多。如汇率在此幅度内波动，政府承诺不进行干预。如汇率上下超出了这一幅度，中央银行可允许，但不一定，进行干预以把汇率拉回到幅度之内。关键的是，政府不承诺也不必保卫任一特定的汇率。而政府任由汇率暂时冲出波幅而不加干预，可不让投机者有进行单方向赌博的机会，从而避免国际储备的流失。最后，在该波动幅度内的平价，可按一定速率爬行(即BBC规则中的crawl)，以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汇率错置。
其次，货币当局还要加快外汇市场的建设。
货币篮汇率使经济代理人面临的必然外汇风险，所以，加强外汇市场的建设，培养风险防范意识，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变得更加迫切。
第三，如果能够成功的实现货币篮汇率，需要货币当局加强与公众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培养和提高公信力。
人民币汇率走势图创建东亚统一货币篮汇率的可能性
2008年各货币兑日元的交叉盘1、数据
在实证分析中，一般购买力平价模型的样本时间为1985年10月—1997年8月。样本国家为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实际汇率是基于每月的名义汇率及相关国家的消费价格指数来确定的e。其他数据来源于IMF的《国际金融统计》(CD—ROM)。
2、“锚”与统一货币区
我们认为无论是美元还是由美元、马克和日本元组成的货币篮均可作为“锚”。因为我们假设这三种主要货币在货币篮中具有相同的权重，7个东亚国家以及货币篮的实际汇率定义如下：
货币篮汇率
其中REi,j即为i国与j国的实际汇率。
我们分析在东亚7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和中国)中哪些国家可以构成统一货币区。本文中，我们将重点考察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形成的整合体，因此，每个整合体(包括3个、4个、5个、6个或7个国家)均将作为可能的最优货币区进行考察。然后，对198个可能的线性组合进行“Johansen模型”检验(以下称J检验)。由于一般购买力平价模型假设在统一货币区中，所有的实际汇率都必须是浮动的，我们对每一个实际汇率体系实行单元根检验：包括ADF检验和KPSS型单元根检验，并确定所有的汇率体系有一个单元根。
3、协整分析
我们运用“Johansen方法”(Johansen、Juselius，1990)来检验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中是否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如果VAR模型中存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我们就认为在模型中各变量是协整的，而且长期均衡关系中存在的均衡误差在长期中可得到修正。假设在模型中各变量是协整的，我们则将VAR模型改写为误差修正模型(ECM)如下：
货币篮汇率
其中向量R即指实际汇率，μ是数据中的线性趋势。
我们检验非平稳向量和包括协整向量的矩阵n的积数，在不高于5%的显著水平下是否具有平稳性。
在进行J检验时，我们必须考虑稳态的问题，其中一个相关的因素就是在VAR和ECM模型中滞后时间长度的选择问题。通常的方法是根据适当的标准(例如Schwaaz信息准则或是其他标准)来选择VAR或ECM模型的滞后长度。这些标准确实很有用，但它们对滞后阶数却未作惟一确定。不幸的是，带有不同时滞长度的两个模型会分别带来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我们的调查出现了相矛盾的结论。另一个相关因素便是在协整分析中确定矩阵Π适当的秩和矩阵β的均衡。当J检验显示在矩阵β中多重协整向量存在的可能性时，这便意味着矩阵n的秩r的数量大于1，从而我们又面临着选择长期均衡的识别问题。
在我们的经验检验中，要考察哪一个带有时滞的ECM模型更适合数据生成过程，并能使每一个变量达到适当的长期均衡。因此，为提高其稳定性，我们将仔细进行以下另外的8个J检验过程。
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走势在我们改善模型稳定性的假定战略中，关键的问题是所选择的滞后长度能否使协整关系达到均衡。也就是说，我们考查在数据上有适当的均衡的模型，并且比较这些模型在滞后阶数方面的适合性。我们要选择具有合适滞后阶数和适当长期均衡的ECM模型的第一步，便是选择残差非序列相关的假设存在的情况。下一步我们选择x2检验在长期排斥、平稳性和弱外生性的备择假设中显示显著水平的情况。最后一步便是在两个信息标准下在所有可能的模型中进行比较。通过以上的步骤我们可以确定每一个带有适当滞后阶数和适度均衡的ECM模型。
4、实证分析结果
对于美元，我们可以找到的线性整合体只有一个，它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于货币篮，我们则找到了12个整合体，其中的7个整合体在统一货币区内均包括了东亚的3个国家，有韩国、新加坡和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韩国、新加坡和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另五个整合体包括了东亚的4个国家，有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我们的实证结果显示了与美元比较货币篮作为“锚”的三个特征：
第一，以美元作为“锚”衡量只得到了一个整合体，而以货币篮为“锚”我们找到了多个不同的整合体；
第二，以货币篮为“锚”的货币区包含了韩国、中国，而以美元为“锚”的货币区则限制了这两个国家的加入；
第三，以货币篮为“锚”我们找到了包括大多数东亚国家的且相互没有交叉的两组：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整合体和新加坡、泰国和中国整合体。但以美元为“锚”我们找不到这种包括多数东亚国家的可能的整合体。
通过以上特征，我们的经验结果说明，对于东亚各国来说，在区域内组成统一的货币区，货币篮比美元更适合作为“锚”。
5、政策分析
通过以上结果，第三个特征暗示我们那两个相互没有交叉的整合体，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政策协调组成一个更大的统一货币区。最终达到尽管两整合体对长期均衡的矫正速度不同，但他们在货币篮中可分享同样的权重。当统一货币区各国在总量上达到支付差额均衡时，以G—PPP模型定义的均衡将被打破。如果对于长期均衡两整合体具有不同的矫正速度，那么很有可能某个整合体内联合的往来账户在总量呈贸易顺差，同时另一个整合体处于贸易逆差。我们的经验结果显示，当这两个相互没有交叉的整合体在以货币篮为“锚”的情况下再次整合，那么，这个包括所有7个东亚国家的大整合体在长期是不稳定的，但如果每个整合体，均利用统一货币篮及相同的权重同时创建出各自的统一货币区，则可解决以上问题。此外在长期均衡的矫正中两整合体都可能面临经常账户的顺差和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区内的各政府须在两整合体之间进行政策协调，这便是区域间政策协调。其重要特征是在进行调解时，使用包括财政支出和转移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来调整过渡性的支付不对称。除区域间政策协调外，我们认为东亚地区金融和经济结构一体化的不断加深，也将有利于使整合体间不同的矫正速度趋同。
6、结论
建议为解决选择理想的汇率体系协调失败的问题，对于东亚国家来说，创建统一货币篮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个观点看，在东亚，将来的区域货币制度安排与统一货币篮相联系是必然的。ECU的经验为东亚创建统一货币单位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东亚各国与许多不同的地区均有国际贸易往来，包括区域内各国、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各国。因此东亚货币单位很可能包括美元、日元、欧元等。这与仅由区域内各货币构成的欧洲货币单位形成了对照。
我们运用G—PPP模型，以在某些区域货币中达到长期均衡的线性整合体为准。考察了某些东亚国家形成统一货币区的可能性，分析结果显示东盟5国、韩国和中国将成为以货币篮为“锚”的统一货币区的代表。此外我们还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对于东亚地区来讲，货币篮比美元更合适作为“錨”。
然而，在不久的将来，东亚创建统一货币联盟还是有待商榷的。我们必须指出，区域间政策协调的可能性取决于东亚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的一致性。而且，各货币当局要创建货币区的前提是他们有意进行货币政策协调。除非他们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否则他们很难进行国际间的政策协调。尤其是为创建统一货币区，他们在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有共同的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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