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词派
豪放词派豪放词的繁荣并非偶然，丰富的素材、完备的理论以及众多的创作实践，是它兴起主要原因。
一、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豪放词的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宋代是积贫积弱的朝代。宋代采用分散臣僚权力的办法，大力标榜文治，重文轻武，优礼文人，并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宋代迅速形成了以文人为主体的国家政权。文人的生活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经历也必然拓宽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题材范围。宋初的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词中的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悲凉而为慷慨，正是文人丰富的社会生活的体现。
北宋神宗年间社会变革，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表明宋王朝是处在必须改革而又改革不了的困境中。北宋末年，宋金联合发动的灭辽战争，充分暴露了宋王朝的腐败和孱弱。于是，辽亡后不久，金贵族政权的铁骑便大举南侵，吞并了整个中原地区，徽钦被掳，高宗南渡，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南北朝时的分裂局面，南宋前期，是剑与火的时代，血与泪的时代，恨共仇的时代，且不谈其间宋金双方曾有过若干年、若干次空前烈的拉锯战，保卫战和进攻战，即使在宋向金称臣称侄，岁贡银绢，屈膝求全的和平时期，以爱国将领、士大夫和人民为一方，以误国甚至卖国的昏君、庸君、奸臣为另一方，战与和，战与降的斗争始终不曾止息，面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只有是具有正义感的词人，谁还能“镇日偎翠依红，浅斟低酌？谁还能整日介雕琢章句锱珠宫商？他们不期然地集合到苏轼的旗帜下来，拨动铜琵琶，叩响铁绰板，放开关西大汉的粗嗓门，高歌抗战，高歌北伐，词坛的天平急剧向“豪放派”一侧倾倒。宋词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就是由这批爱国词人蘸着自己动脉中沸腾的血液写成的。
二、完备的理论体系，为豪放词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范仲淹词坛高手苏轼不甘落后，他在词的改革的道路上比王安石走得更远。他“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因此，他只把词当作一种句读不葺的新体诗来作。他在词里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爱国志，叙师友谊，写田园风物，记遨游情态……他的词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信”，（清刘熙载《艺概》）“如行云流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他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辛弃疾把词的改革推向了高潮。他那般浑厚苍莽之气，那支雄奇奔放之笔，不但曲子里缚不住，就连词里最起码的句度，也无法范围了。在他面前，苏轼的“以诗为词”都显得过于保守，他干脆进一步解放了词体，“以文为词”。从此散文句法也进入了词的领地。正是理论上的不断创新，豪放词在北宋末年到南宋中期达到了巅峰。
三、众多的词人创作，为豪放词的兴起提供了恒久的动力。
“豪放词”的发韧之始，应追溯到宋初的范仲淹。其后神宗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世，以《桂枝香•登临送目》、《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之类刚健亢爽的怀古咏史词显现其政治长才，豪杰英气。词坛高手苏轼在词里或表现为平冈千骑，锦帽貂裘，挽弓射虎时的激昂慷慨，或表现为烟雨一蓑芒鞋竹杖，吟啸徐行时的开朗旷达，或表现为长路酹目，故国神游，缅怀英杰时的的沉郁悲凉，或表现为长路思荼，荒村叩荆，试问野人时的随和平易……佳作层出不穷。
南宋初期，李清照避乱南奔，经历了国破家亡、夫死一系列变故，在思想上有一个飞跃，能从一己的遭遇，反映时代的忧患乱离和南渡后人们的典型情绪，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和一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突破了北宋婉约的内容。她在《永遇乐•落日熔金》中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和对现实的深忧，曲折地反映出作者的爱国之心。南宋末刘辰翁说：“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
李纲、岳飞等站在抗金最前列的将相首先发出了呼喊。李纲的咏史组词，一看便知是送呈御览的，旨在借古讽今，鼓励君王亲征，反对逃跑主义。有词以来，人但以“小道”目之，而李纲竟用如奏章，耸动“天听”，词的政治地位“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了。岳飞的词作虽不多，但都与抗战有关，字字珠玑。尤其那“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光昭日月，气吞山河，不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近代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严峻斗争中，也曾教育和鼓舞过千百万人。
从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思想性和艺术性几方面结合起来看，张元斡与张孝祥当属南宋初期的杰出代表。张元斡以一曲《贺新郎•梦绕神州路》被削除官爵，遭秦桧诬陷。这首词是送胡铨的，胡铨上书请斩秦桧，谪往福州签判。张元斡不顾个人安危，写这首词送给他，并与之饯别。这不仅表现了词人刚正不阿，坚持正义的斗争精神，而且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抒发作者的“抑塞磊落之气”，构成了沉郁悲壮的词风。《四库全书提要》称其“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孝宗朝“隆兴北伐”失利后，投降派重新得势，遣使向金人求和，张孝祥悲愤地在建康留守宴上赋《六州歌头》，致使大臣张浚伤心离席。清著名词论家刘熙载读二张词，由衷地感叹道“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词至爱国，其体自尊。
怒潮排空的南宋爱国词潮，至辛弃疾出而上升到了巅峰。辛氏青年时在北方沦陷区即组织义军，献身抗金复国大业。南归后，却始终不得朝廷重用，屡官屡罢，壮岁被投闲置散于乡里达二十余年之久，北伐宏图蹉跎成空。其将才相略既无处发挥，一腔忠愤，遂尽托之于词。无论高楼远眺，寒窗夜读，抑旅途书壁，归隐题轩；无移官留别，饯客赠行，抑元夕观灯，中秋赏月；无论遣兴写怀，举杯祝寿，抑抚今追葺，谈史谈史论经，他那横戈跃马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豪情壮志，那因受昏庸无能的统治集团压制排挤打击、长期郁积而成的一肚皮不合时宜，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击筑悲歌，不让荆轲《易水》；引吭高歌，肯数刘季《大风》；浩叹沉吟，无非磊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由于他是来自北方的“归正人”，备受猜忌，动辄得咎，颇有些复杂的感情，过激的言论不便于直接吐露；又由于他饱读诗书，胸藏万卷，学问博大精深，不满足于前人用滥了的陈辞熟套，于是他便在词里大量用典，用生典、僻典，《论》、《孟》、《诗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 、《史记》、《汉书》、《世说新语》、李杜诗，拉杂运用”。（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语》），这也是稼轩词的一大特色。
此后，词人还有陈亮、刘过、刘克庄、陈人杰、文天祥等，皆为忧国事歌，为豪放派之余声。宋代文人关注生活，积极投身社会变革；高歌抗战，反对外来入侵，正是他们强烈的爱国思想推动了豪放词的兴起。豪放词也以其独特的魅力，给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豪放词派第一阶段：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
第二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
第三阶段：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
第四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于粗疏平直，甚或涉于狂怪叫嚣。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豪放作为文学风格，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杨廷芝解释豪放为“豪迈放纵”，“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诗品浅解》）。可见豪放的作品当气度超拔，不受羁束。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答陈季常书》），他还开始写作打破传统词风的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颇引人注意。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隐然把苏词看成可与柳词相抗衡的另种流派。
北宋时期的苏轼在词史上开创性地发展了豪放词，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做出了突破。他的豪放词风飘逸、高旷，注重“放”，以其个人才华把诗的立意带入词的天地。这是和他个人的学识修养、胸襟抱负、仕途坎坷及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南宋时期的辛弃疾极大地继承了豪放词风，他传奇般的个人经历和家国民族大义深深地影响着他对词的创作，形成了雄浑、慷慨的豪放风格，其词注重“豪”。辛词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表现了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也展现了他失意时消极颓废的情绪。苏、辛二人是宋词史上的两座丰碑，他们的词都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虽同属豪放词却既有共同又有不同。
苏轼
生平简介
苏轼苏轼豪放词特有的飘逸高旷并非来无根由的，外因取决于他一生仕途的坎坷。尽管一贬再贬而浮沉不定却终身在任，这磨砺得他为士意志消沉而少争，但始终还保留达观的积极心态。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三句明写自然气候，但也委婉地暗示自己已经受得起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展望前途仍然抱有乐观的心态。苏轼的个人经历与性情、思想状态决定了他开豪放一派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人生积淀的。
独特风格
苏轼是位伟大的文学家，他文学表现的形式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单就所开创的豪放词内容而言，他“以诗为词”，把诗的题材、立意带入词的天地，开创性地培植出豪放一派。他的词注重“放”，意境极其高远，格调异常清新，在词史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他的一首秋咏月兼怀亲人的抒情之作，又极好地表达了他丙辰（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知密州时的个人状态：
水调歌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圆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上阕从月亮起兴，借传说中的月宫境界发出天上人间的疑问，由此萌生“我欲乘风而去”的遁世念头。继而又担心“高处不胜寒”，觉得人间的美好胜过天上。在这潇洒的文字里蕴藏着他思想上“遁世”与“入世”的矛盾。他所表达的内容深刻地揭示了他对《庄子》的理解，以致字字行行如此飘逸隽永。“转朱阁”三句，从眼前月光的转移，逐至心中的“照无眠”，概括出天下人间的别离苦，也寄寓了怀念子由的手足深情。结尾两句仍旧表达了他达观、积极的处世态度，基调是健康的，展现了他仕途坎坷却任意沉浮的心态。这于相隔数年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谪居黄州所作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朗”是相差无几的，但在内容上却相差较大，而是抛却蟾宫转至人间琐事。
这首词是苏轼高旷、飘逸豪放风格聚集的代表之作。特意选取的“水调歌头”词牌和镶嵌的内容都充分地表达了他在知密州时“欢饮达旦，大醉，作词篇，兼怀子由”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心态。此作完美地展示了他的心态，是他在个人趣味上积极地宣泄了心中的郁闷之情；当然，也较完整地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渴读。这种对生活的渴读与深思，正是他豪放词的骨肉。他收放自如，驰骋纵横，任意天地而不拘一格。这种豪中展望的“放”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游赤壁时所作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吊古伤怀，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个人才华和豪放风格。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此词写于他四十七岁时，不单描绘了赤壁的雄伟景色，而且豪情激荡地歌颂了古代英雄的业绩，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不平之气，开拓了词的意境,使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词上阕以“大江东去”开篇，豪气十足地展现了赤壁风起浪涌的开阔意境,感慨深沉，起笔不凡,将浩荡之江流与千古之人事并收笔下以派遣。千古风流人物也被大浪淘尽,更何况是一般人呢？于是，他释然，对生命有所感悟，心绪顿时明澈。接下来的词叙更是撼人心魄，不仅描绘出周瑜的英雄形象，更倾注了自己追慕的敬意和向往。结尾的“人间如梦”照应开头的“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点明了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颂歌。既然人间世事仿佛一梦，何妨将尊中之酒洒落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创造无限，创造人与自然气化和谐的艺术之境。这种心境和他的“前后赤壁赋”所展露的情怀等同，只不过是换了词的形式来表达，少了深沉而多了飘逸。
苏词的内容所表达的是其对人生的渴读，也是其个人本性自然而然的宣泄，睹物而思，不拘而自旷达。这与辛词不同，辛弃疾更多的是以词炼史。如果说苏词里我们总能看到一位“仙者”，那么在辛词里则更多的看到的是帝王将相类的“志士”。而他们唯一相通的，只是内容所蕴藏的豪放之气。
辛弃疾
辛弃疾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人，生于南宋，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已被金统治者占领了十二年，人民生活艰难。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年仅二十二岁的他便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参加了山东耿京领导的拥有二十五万人的农民抗金起义军。耿京委任他“掌书记”。他认为散处在金人后方的起义军应该和南宋朝廷联系，以便战时配合。于是耿京派他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当他完成了使命北返时得知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他就约集了起义军首领王世隆、马全福等率领五十名骑兵，奔袭济州，闯入有五万人的军营中，活捉了张安国，并策动在济州的耿京旧部近万人反正，跟着他渡江南下。渡江以后他把张安国交给朝廷，审明罪状，斩首示众。这一英勇行为，他一生常引以为豪。正因为此，在词作上总能看到收放自如、慷慨雄浑的“豪”。这和苏轼的“放”是有本源区别的。南渡后他主张抗战，曾先后上奏朝廷提供防御和进攻恢复中原的策略但未被南宋朝廷采纳。从二十三岁渡江以来，到罢官闲居上饶，二十年间不断受到投降派的排挤，南宋朝廷只让他在江苏、安徽、湖南等地做地方官。此间曾上表朝廷指责地方官吏聚敛之弊，反映百姓的困苦之状，要求皇帝深思致“盗”的原因而革新政治。这不但未被采纳反而触怒了南宋统治集团，结果他被调职。虽然他不能担任军事要职，但他并不灰心，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中原的志愿和行动，积极从事备战的工作。这些都表现他不畏权贵、坚持抗金的精神。
独特风格
辛弃疾极大地继承了豪放词风，他传奇般的个人经历和家国民族大义深深地影响着他对词的创作，形成了雄浑、慷慨的豪放风格，其词注重“豪”。辛词反映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表现了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也展现了他失意时消极颓废的情绪。
辛弃疾在词里总能恰当地用典而借古喻今，切合时事和身世，达到贴切而自然，从而给我们展示了他“豪”且雄浑慷慨的词风。不得不提的是《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是同年同地之词，又是一首借怀古评史、对屈辱苟安的南宋朝廷表示痛心和不满。虽然全篇没有一句直接指斥南宋朝廷的话，但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以高潮的艺术水平达到以词说史的效果，慷慨、雄浑且沉郁悲凉。国家危难时，辛弃疾将心中的意气借词而发，寄托豪迈慷慨之志，这种直干九宵之“豪”与苏轼任意天地之“放”形成鲜明的对照。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声鸿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鲙、儘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是辛弃疾南渡后于1174年写在健康。当时他在政治上不得意，只能借游山玩水，吟诗作词，胸中壮志难伸颇是郁闷，从而此词的内容也是表达此类情怀。上阕写楚天千里、水天相接的清秋景色，由此引发他的愁思。这愁是给南宋朝廷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说明胸怀壮志而又无可奈何的郁闷心情。下阕用典抒发自己无人能解的“登临意”，批评那种“求田问舍”鼠目寸光的庸人，随即感慨自己年老，又不屑如此，只好唤取“红巾翠袖”来消磨壮志。最后几句虽是蘸着颓废的牢骚，却依旧充斥着豪气充盈，坼天裂地，将平身不得伸展的志愿表达得淋漓尽致。
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是他在开禧元年（1205）年任镇江知府时作，时年六十六岁的他登上镇江的北固亭，面对大好河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叹自己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已不能实现，从而抒发内心的忧愤。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婿，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尤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鸦社灶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先写满眼大好河山，追念到曾经活跃在这里的两位历史人物：一是北御强敌、内固国本的孙仲谋；一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刘寄奴。赞扬他们的英雄气概，也就是对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谴责；追慕他们的英雄业绩，也就是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慨叹。他对北伐的主张是，既要武力抵抗，又不可急躁冒进。这一主张也从下阕得以体现。然而结尾三句，借古人廉颇自比，充分说明了他抗金的壮志，同廉颇为赵献身的精神一样到老不衰，但处境却不如廉颇。
二人比较小结
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上的异是大于同的，苏轼作为彻底的文人和豪放词的创导者其豪放词重在“放”——任意在天地间驰骋纵横的“放”，高旷、飘逸，是其个人趣味上次积极的宣泄以及对人生的渴读。苏词的内容大多展现的是他对人生的渴读与阐释，正是由于他的本性和对《庄子》独特的理解所导致的，从而在他词的字里行间能看到一位智慧的“仙者”在或吟或叹。而辛弃疾始终是位爱国志士，国危家难时的南宋其词豪放偏倚在“豪”——直干九宵一鸣冲天的“豪”，雄浑、慷慨，这正是其着眼于国家安危大局而对现实不满后的发泄。在他融经炼史以典抒怀的词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一位不屈的“志士”，虽然他南渡后的生活内容里并未得志。所以，就苏词和辛词的内容而言是有较大差异的，而共同的地方则是借助词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怀；对于各自的词风来说，区别恰恰就在于——辛词豪放在“豪”，而苏词豪放于“放”。
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是有相同和差异的。相同处在于他们把个人的才华和性情通过词较完美地展示出来，苏轼开创豪放派词风，辛弃疾极大地继承和发展了它。他们词风的异同是由他们的学识、志趣、经历以及所处的宋代特殊的历史、社会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的。总而言之，苏轼豪放词重在“放”，是高旷、飘逸的；辛弃疾豪放词重在“豪”，是慷慨、雄浑的。二人既有共同也有不同。
婉约词派
山水田园派
边塞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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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诗词、宋词、文学流派、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