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谭嗣同少时博览群书，并致力于自然科学的探讨，鄙视科举，喜好今文经学。后为新疆巡抚刘锦堂幕僚，曾往来于直隶、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数省，察视风土，结交名士，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谭嗣同异常不满，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开湖南全省维新风气之先。

1896年2月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和等人。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供职南京。曾游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同年底重抵南京，闭户养心读书，成《仁学》2卷，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其哲学为“仁学”。“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由于“以太”“不生不灭”，所以就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并且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对秦汉以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尤为猛烈，认为君主专制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提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

在批判专制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变法等主张。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筑铁路等新政。

中国在甲午之战中败于日，康有为主张“拒和”，谭嗣同则深知清政府无实力再战，因此希望迅速与日本达成和议。但当他得知议和的条款使中国的主权得到极大侵害时，又视签约的李鸿章为“众矢之的”“诚足恶矣”。谭嗣同似乎既反战又反和，其实他是责备主战者“不问所以战”、主和者“不察所以和”，主战者和主和者都“幸敌兵一旦不至，则谓长治久安，可以高枕无虑”，都抱有苟且偷安的消极态度。诚然，谭嗣同所设想的“救急”方案亦不足取，他提出把西藏、青海、新疆、内外蒙古等东部边疆之地分别售于英、俄两国，用售地之价偿还欠款和满足实施新政所需。显然，他的这些主张是错误的，其师欧阳中鹄也认为他的主张“绝hai”。谭嗣同虽然基本上反对依赖“以夷制夷”和与别国结盟，但当他认为中国之被瓜分不可避免时，又倾向于与英、俄结盟，称“不请别国保护，必无久持之理”。

谭嗣同在参与变法前一贯憎恶君权和官权，称“三品以上，则诚无人矣”，并认为变法“无望于今之执政者”。从甲午战争之后到1898年朝廷颁布“明定国是”诏书表示决心变法之前，谭嗣同只能依靠自己和少数志同道合的士绅来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他参与了《时务报》、《湘学报》、《湘报》的工作，支持过《算学报》，还一度筹划在南京开《矿报》，在武汉开《民听报》，从事变法宣传和思想启蒙，他还积极参与南学会 延年会等学会。为“开风气”“育人才”，他又参与在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和浏阳算学馆。当时，他对社会大众怀有同情，但不寄予希望，相反，称反洋教、烧教堂、毁电线的群众为“亡国之民”，称因饥荒而抗捐抢粮的群众为“乱民”。由于他的许多活动都遭到守旧者的阻挠和反对，内部也意见分歧严重，几年的努力，收效甚微。这使谭嗣同异常烦闷，因此在朝廷表示决心变法，他本人受举荐受征召之后，在给妻子的信中用“绝处逢生”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当时，他改变憎恶君权的态度，认为可以“先以君权以移之”。他怀着一腔热血于1898年农历七月初五来到北京，投身于变法运动，农历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发生，他的主张仅实践了一个月，只能用生不逢时四个字来形容他的一生了。

谭嗣同的经济思想也是其救亡主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谭嗣同的思想体系中，除其救亡主张和生死观有较大特色外，其经济思想也较康、梁不同，而具有超前性。他认为中国要想独立富强，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必须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他提出:“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对封建小农意识、尤其是崇俭非乐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于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惜时观念和通商的提倡。

首先，谭嗣同反对崇俭非乐。他认为本无所谓奢俭，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他们命名，并教人们黜奢崇俭。其实，俭有天然之度，没必要刻意去尊崇它，俭之所以被尊崇，是封建统治者专制、以天下为私产的结果。说:“自俭之名立，然后君权日以尊，而货弃于地，亦相因之势然也。”，所以私天下者尚俭，公天下者尚奢。

谭嗣同是墨家思想的近代继承者，颇有“摩顶接踵而天下”的古道热肠。但他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角度出发，竟然推崇以消费促进货物滋生与流通的价值观念，可以看出其思想的超前性。谭嗣同认为，过俭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会造成亡国。他指出:“愈俭则愈陋，民智不兴，物产凋零，所与皆娄人也。己亦不能更有所取，且暗受其销铄。一传而后，产析而薄，食指加繁，有将转而被他人之剥削并吞，与所加乎人者无或异也。转辗相苦，转辗相累，驯至人人俭而人人贪，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如果仍然崇俭，“中国守此不变，不数十年，其醇其庞，其廉其俭，将有槁壤，饮黄泉，人皆饿殍，而人类灭亡之一日。”，谭嗣同认为，“奢之害止于一家，而利十百矣。他主张建学兴机器来开矿、耕田、代工、造纸、造糖。富裕的人可以开大机器厂，中富的人开分厂或附大厂，这样，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因此他还认为:“理财者甚勿言节流也，开源而已。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可见其批判崇俭黜奢是与重视刺激消费以广开财源来发展经济相联系的。

他还指出，一旦“君权废，民权兴，得从容谋，各遂其生，各均其利”，物产丰富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经济生活就会尚乐、尚奢。谭嗣同这种见解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空想和超前性，他的一些观点未免失之偏颇，并非完全正确;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与规律的。其次，谭嗣同在“仁”者求“通”的思想指导下，极力主张通商。他认为通商是仁的要求，不通商，不但道理上讲不通，情势也不允许。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进步，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距离，所以通商事业才得以发达。“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只有凭借通商，天下才能真正做到货畅其流。他主张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扩大对外的商业贸易。他这种见解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化发展趋势的。但是，他认为:“西人商于中国，以其货物仁我，亦欲购我之货物以仁彼也。”这显然是只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贸易的积极性一面，而对其经济掠夺的侵略性认识不清。

初六那天，政变发生了，当时，谭嗣同正与梁启超在寓所筹划着救助皇上的办法，可是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忽然传到，不久，又听说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谭嗣同从容地告诉梁启超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现在想教康先生，也已经无法可救。我已经没有事可做，只有等待死期了！虽然这样，天下事情知道它不可能却要做它。您试着进入日本大使馆，拜见伊藤先生，请他发电报给上海领事来救护康先生吧。”

谭嗣同整天不出门，等待逮捕他的人。逮捕的人结果没有来，就在那第二天，进入日本使馆，和梁启超相见，劝其去日本，并且携带了他所著的书和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信一箱，托付给梁启超。说：“没有出走的人，就没有办法谋取将来的事，没有牺牲的人，就没有办法报答贤明君主。现在康先生的生死不能预料，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我和您分别充当他们。”，于是互相拥抱一下就分别。

初七、八、九三天，谭嗣同又和侠士们商议救护皇上，事情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捕了。被捕的前一天，有几位日本志士苦苦劝他去日本，谭嗣同不听；再三劝他，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终于没有离去。

谭嗣同终于囚入监狱，八月十三日，在刑场上被害，享年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达万人，谭君慷慨激昂，神情没有丝毫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新，谭君喊刚毅上前来说：“我有句话……”，刚毅走开不听，于是从容就义。

就当时的形势，他认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去死才是死得其所:或死于和外国侵略者作战，或死于中国的革新事业。关于前者，在他议论刘永福时可见：“刘永福仍困守台南，然决不能久持，……但愿其能一死，死固无益，因军兴以来，统领死者止左、戴二人，或得以此遮羞耳。”

他是鉴于第一次鸦战中中国高级军官尚有多人战死，而在此后的战争中，中国越败越惨，但是战死的高级军官却越来越少，故外人有“文官三只书(指贪污)，武官四只脚(指临阵逃跑)”之谑。因此，他认为战死至少可以为中国遮羞。关于后者，于他在遭受湖南守旧士绅的攻击时曾坚定表示:“宗旨所在，亦无不可以揭示人者……平时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起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真亡种矣。”正是因为谭嗣同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性格特征，所以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他拒绝逃日。

谭嗣同是被守旧势力杀害的，但“性格即命运”，是他主动选择了成仁取义的时机和方式，认为只有这种光明正大、悲壮的死才能警醒国人。尽管其狱中绝笔有“伤心君父”、“保全我圣上”等语，但根据其多次所说的“只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而言，他的赴义仍然不是因“愚忠”而“死君”，而是死于救国救民的革新事业。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 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憾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惨害于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临刑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而这，是一首绝命诗，是一首表达作者全部所有的绝命诗，是一首在狱中为自己写就的祭死之诗！诗的后两句所写，都是指诗人自己，而不是指他人。“昆仑”当然不是指人，“昆仑”也没有自比自赋、自狂自傲之义。而“去留”，我认为不是有些人说的，是指一去一留或一生一死。试想想，“我自横刀，肝胆昆仑”，这所表达的是何等的慷慨和悲壮！而这，不恰是诗人那时的真实心理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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