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玉铭
谢玉铭谢玉铭，物理学家、教育家。与合作者在氢原子光谱精细结构研究中，发现了后来被称为兰姆移位的现象，这在光谱学和量子电动力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早期燕京大学物理系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福建晋江1917年大学毕业后，为了报答母校对他培养、推荐之恩，谢玉铭回到培元中学，担任物理、数学教员。由于他英文很好，因而还担任英语会话及语法的教学工作。
1921年，燕京大学（当时协和大学已与北平汇文等教会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聘谢玉铭到燕京大学，担任物理实验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23年，他得到洛克斐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学。一年后即获硕士学位。为向名师求教，旋即转学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物理学。那时，美国研究物理的教授并获得诺贝尔奖的迈克尔逊和密立根都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任教。谢玉铭到芝加哥大学后，在迈克尔逊的指导下从事光干涉的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学成后遵约回燕京大学，起初担任副教授，后任教授。
1929年至1932年任物理系主任。1932年赴美后辞去系主任之职。1934年回校任教授。谢玉铭主讲过普通物理学、光学、气体动力论、近代物理学等许多课程，主持过高级物理实验，还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在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和郭察理合编了《物理学原理及其应用》。此书的特点是把物理学基本原理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此书的英文本和中译本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26年和1928年出版。1924年和1926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们二人合编的配套实验教材第一版和第二版。
除了一般课程之外，物理系还开设高年级学生必修的课程“当代物理学文献研讨会”，由教师和研究生报告阅读文献的心得，以活跃学术气氛。
抗日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他离开北平。同年秋，到湖南大学物理系任教；1938年任教于南迁的唐山交通大学。1939年应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之聘任物理系教授。他在厦门大学共任教7年。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由厦门内迁至山城长汀县，办学条件极为艰辛，但他协助萨本栋校长，把厦门大学办成为国内的一流大学。
位于闽西山区的厦门大学师资缺乏，但萨本栋校长为提高教学质量，强调并要求教授上基础课。谢玉铭到校后第一学期就开设5门课程，每周担任25课时。萨本栋和谢玉铭、傅鹰、陈子英等教授分别讲授理工科基础课，如微积分、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为学生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
谢玉铭来校后不久即担任理学院院长和数理系主任之职。大约从1942年初开始改任教务长，直到1946年离开厦门大学时为止。
由于厦门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西迁长汀甚为成功，仪器图书损失很少，以后又有相当的补充，加上学习气氛良好、考试严格，学生学习成绩优良，学生中学术气氛浓厚。
谢玉铭在厦门大学担任教学、科研、领导工作之外，还主编《中南日报》上的学术副刊《科学》 ，每周刊出，以通俗的文字深入浅出地介绍科学原理。谢玉铭还是校音乐委员会主席，他不仅给予学生歌咏团以指导和鼓舞，还帮助他们修理钢琴。他还曾为学校的大型歌唱活动进行钢琴伴奏。由此可见，他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花费了不少精力。
1940年，厦门大学为纪念陈嘉庚创办该大学的功绩，设嘉庚讲座教授数名，首批4位教授中就有谢玉铭。
抗战胜利后，厦门大学准备回迁，但因校舍破坏严重，日军俘虏又迟迟未从厦门大学撤出，故回迁工作十分迟缓。当时的校长汪德耀、教务长谢玉铭一行于1946年7月11日才从长汀返回厦门。不久，谢玉铭应马尼拉东方大学之聘，离开了厦门大学。
1946年后，谢玉铭在马尼拉东方大学任教18年之久，其中16年担任物理系主任。他在东方大学执教期间，曾经两次被学校当局及学生联合票选为教学优越的教授。1968年谢玉铭退休，移居台湾，为了调整和增添退休后生活的节奏和接触社会的机会，他兼任台北市实践家政经济学院物理学和英文教学工作多年。
谢玉铭为教育事业，造就人才贡献毕生精力。他逝世时没留下什么物质财产，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氢原子光谱1933—1934年间，尚有另外两个实验小组进行类似的研究，一组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斯佩亭却等人，另一组是康奈尔大学的吉布斯等人。他们也得出类似实验值小于理论值的结果。但不久，于船双年末，斯佩亭小组发表文章否定自己原先的结果，他们经过“数据再处理”后宣称，“实验和理论相符”。吉布斯小组在谢玉铭之后发表长篇论文，认为实验和理论不符，是因为n＝2的两个能级并不相同，而是有一个小的相对移位，但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提出如何会产生这个移位。由于这几个不同的结论，没有引起当时理论物理学界的足够重视。同时也由于狄拉克、索末菲等是理论权威，人们很少从理论上去找原因，更多地认为是实验出了问题。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许多物理学家都参加了与战争有关的研究，致使以上看法经过Ｍ年后才得到澄清。1阳7年兰姆及卢瑟福用微波共振法研究氢原子光谱，准确测定n＝2的两个能级时，发现确有一个4．4×10－6eV的移位，这才引起巨大震惊。不久，贝特在理论上也完成了自具能修正计算，从而导致重整化理论的发展。当人们现在再回顾历史，将发现30年代初期，谢玉铭和休斯顿的工作是杰出的，是他们最先用光学方法观察到“兰姆移位”。在1986的年出版的《第二次创造——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缔造者》一书中，对谢玉铭和休斯顿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论文极为推崇，认为该文作了一个“惊人的建议”。对于这一贡献，《今日物理》1989年12期曾把首先用光学方法发现“兰姆移位”的功劳归于另外两位学者，但历史事实总会作出公正的论断。仍四年克拉齐著的狄拉克传记一书中以及1900年《今日物理》第11期就把这项杰出工作的首功归于谢玉铭和休斯顿。
人才培养1935年左右，燕京大学物理系自制一台较大型的光谱仪，当时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给予很高的评价。 “九一八”事变后，谢玉铭在物理系倡导普及无线电发报技术并组织通讯组，向全校师生公布战况。抗日战争时期，在山城长汀的厦门大学，经费来源极为困难，但教学中进行物理实验，仍然做到一人或最多二人一组，所用的一部分仪器也是在他带领下自行设计并制造的。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学精神，确实令人感佩不已。
谢玉铭为人正直不阿，勤勤恳恳为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精力，在学术上有重要的贡献，但他从未夸耀自己的功劳。这种严谨谦虚的学风，值得后人仿效发扬。
燕京大学1917年 毕业于北通州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前身）。
1917—1921年 任培元中学数学、物理、英语教员。
1921—1923年 任燕京大学助教。
1923—1924年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物理学，获硕士学位。
1924—1926年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
1926—1932年 历任燕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教授、物理系主任（1929—1932年）。
1932—1934年 应聘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客座教授。
1934—1937年 回燕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
1937—1938年 到湖南大学物理系任教。
1938—1939年 任教于南迁的唐山交通大学。
1939—1946年 任厦门大学物理系教授，并先后兼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1946年 应菲律宾马尼拉东方大学之聘，任该校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1968年 退休后迁居台湾。曾兼任台北市实践家政经济学院物理、英语教师多年。
1986年3月20日 逝世于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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