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是当代法国后现代解构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
1950年至1952年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一家中学担任哲学教师，1955年成为激进团体“社会主义或野蛮”的阿尔及利亚分支的领导成员，并对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持积极批判态度。1958年获得法国大学与中学教师学衔，197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利奥塔曾在中学任教10年，在高等教育机构供职20年，在“社会主义或野蛮”及以后的“工人权力”团体从事了12年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其后在巴黎第八大学任教，也曾一度在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和亚特兰大的艾默瑞大学等处任教。
1998年4月20－21日夜间，因患癌症不治而去世。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的论述围绕着科学话语和科学知识中叙事的功能这一问题展开。他对科学知识及其方法本身兴趣不大，而是更多地关注它们获得正当性或要求得到合法性所采取的形式。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这本著作中，利奥塔的论述围绕着科学话语和科学知识中叙事的功能这一问题展开。他对科学知识及其方法本身兴趣不大，而是更多地关注它们获得正当性或要求得到合法性所采取的形式。首先，利奥塔认为现代科学的特点是排斥或压抑建立于叙事之上的合法性形式。他对叙事知识的定义得益于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的描述。在原始社会里，叙事的功能体现在对特定人群中谁有讲话的权力、谁有听讲的义务的明确规定之中。例如，在南美的卡欣纳化印第安人中，公共叙事的这种内在规定或“语用学”依据于固定的程式：讲故事者在叙事开始时要说出自己的卡欣纳化名字，确认自己所属部落的真实性和应有的讲话权力(即他是从另外一名卡欣纳化人那里听到这个故事的)，明确其他人充当听众的义务。这是一个自立正当性的例子。讲述故事的特定方式决定了故事讲述者是否有权说话。利奥塔认为，这个看似相当软弱的自立正当性例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相信“这些叙事所传达的是一整套构成社会纽带的语用学规则”。利奥塔强调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叙事的节奏形式。它通过有规律的韵律或叙事“节拍”，把自然时间的无规律性固定和容纳下来。
利奥塔的结论是：与人们习惯认为的叙事的区别性特征不同，这样的叙事在其展开过程中不是将注意力引向时间的推移，而是淡化或中止时间感。看来，利奥塔在此曲解了“叙事”这一术语的意义——他的结论其实仅适合于卡欣纳化印第安人这样的特殊情况，因为他们的仪式性叙事的确是由“冗长而单调的吟诵”构成的。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利奥塔认为，自然科学从18世纪以来一直试图与这样的正当性抗争并力图摆脱它。用他的话说，“科学知识语用学的古典观念”要求一种迥然不同的授权结构。科学知识构筑于指定的、共同认可的真值之上；它和语言与构成社会联系的语言使用分离开来。它的主要“语言游戏”——这是利奥塔从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借用的术语——是指示性的而并非叙事性的。科学语言竭力同叙事的语言游戏抗衡，认为后者与愚昧、野蛮、偏见、迷信，与意识形态相联。利奥塔认为，这就是科学必然回归叙事的要旨所在，因为科学工作最终只有借助叙事才能获得权威和目的。科学求助的两种主要叙事为政治叙事和哲学叙事。其中之一与欧洲启蒙运动相联系，在法国革命的理想中得以体现，是人类从奴隶制度和阶级压迫中逐步解放出来的叙事。
科学作为知识的表述理应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因为知识一旦被所有人所掌握，将有助于绝对自由的实现。在黑格尔著作中开始并实现的一种哲学叙事与这种政治“解放叙事”相互交叉，但影响却广泛而巨大。所有的局部叙事——无论是某一科学发现的叙事还是某一个人成长、教育的叙事——均以其回应和确证人类解放或纯自我意识精神的实现这一宏大叙事的方式来获得各自的意义。由此利奥塔提出了他所乐意承认的悖论——科学知识在一个层面上构筑于对叙事的压抑和排斥之上，因而注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依靠一种使之获得正当性的叙事，一种“元叙事”，或“宏大叙事”。科学知识既无法认识也无法揭示这一点：它是真正的知识，而无需向被其排除在知识范畴之外的叙事性知识求助。没有叙事这一依靠，科学知识就要预设自己的有效性，就要向自己所诅咒的东西俯首称臣：回避问题，依靠偏见行事。然而，科学知识在利用叙事作为其权威性时难道不会落入同一圈套。这个悖论的迷人旋涡在笔者看来是一个幻觉。显然利奥塔在此所谈的是两类迥然不同的叙事，一类似乎包括抒情诗、吟唱、闲谈及仪式化表演，另一类则具有人们常说的叙事的特征——有因果联系的一系列活动依时间展开，并且向结局方向变化。
利奥塔对科学知识所作分析的最重要部分是与他对当代社会状况的论述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事情是，无可挽回地浪费这些宏大叙事的力量，来为科学工作提供正当性的框架。令人感到恼火的是，利奥塔在其所说的元叙事衰落的原因这一点上闪烁其词。他只是暗示，它与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精神的更新有关，与人们对国家共产主义这一选择逐渐失去信任有关，与科学领域的方法和技术发展有关，与随之而来的强调重点从目的向手段的转移有关。利奥塔所说的“对元叙事的怀疑”给科学造成的影响是科学丧失了与那些元叙事有关的合法性。由于科学在获得绝对自由和绝对认识的缓慢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它不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和必要的。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这既带来好的一面又带来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在这种状态中看来不存在以正义或善行的名义去调控科学——或者说在那个意义上其他任何东西——的方式。利奥塔无奈地承认，“如今在研究经济资助人的话语中，惟一可靠的目标就是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或学术机构无法只是传授知识，而是必须与实效原则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利奥塔所作分析的这一侧面使人看到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所预见的可怕前景——不是一个受到理性理想指导的世界，而是一个被绝对的、完全没有控制的、合理化原则所支配的世界，一个被追求低输入、高产出的原则所支配的世界。
利奥塔认为实效原则不仅可包容新的能量，而且也可鼓励非正统的东西突破现存的范式或占支配地位的思维结构。利奥塔预测，科学最终将支配一个具有“完美信息”的世界；到那时一切知识在原则上将为每个人所利用，从而不可能将新知识的要求置于发现新事实之上。利奥塔宣称，在这个假定的“完美信息”条件下，在科学游戏中采取新步骤的惟一途径是将那些信息重新排列成不同的、无法预测的方式。正是那些想象的突破展现出动摇或更新科学知识范式的前景。
在当代思想中，利奥塔的论述是崇高意志最具实力的例子之一；它与德勒兹和福柯的著作一道，揭示了从形而上思维的时代性谬见转向纯粹差异的“游牧式”无管制自由的可能性。利奥塔的建议正是以这种无节制的方式被解读的，其读者多为从事文学批评或文化分析的人士(而科学家们对此却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或做出什么反应)。利奥塔关于科学的论点缺乏对细节的研究，而其读者又倾向于使他的分析从一个领域——科学知识领域——滑向其他多个领域，这一点确实使人感到相当不安。
利奥塔描绘了一幅科学分解为相对主义的狂乱状态的图画；那里的惟一目标是愉快地挣脱陈腐范式的束缚，将操作性程序踩在脚下，以便寻找不合逻辑的奇异形式。然而，问题却并非如此。如果说纯科学的某些形式——显而易见的例子还是数学和理论物理——旨在探索认识现实的不同思维结构，那么，这在总体上也仍然受到推理、一致性、与可论证真理的对应性等种种模式的约束。否则，为什么任何一个假设新粒子或新势能存在的人会不辞辛劳地筹集资金，或深掘地层，或在极地的冰层下进行复杂的实验，或建造巨大的粒子加速器，以便证实它们的存在。
在利奥塔的论述中，令人更难接受的是从有用而具体的方面——对大学和其他机构中科学知识的管理和传播的论述——向全球性概括的转变。利奥塔认为，知识必然脱离集中性元叙事，“分散”开来；杰弗·本宁顿认为，人们可能谴责利奥塔，觉得他使这一论述显得像自己的元叙事。实际上，利奥塔的模式起到了双重总括作用：它所依赖的不仅是对元叙事的全面崩溃(无论何时何处)的瞻望，而且还有对元叙事在后现代状况出现之前的绝对统治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这一点使利奥塔在简介后现代性的近作《后现代儿童论》中对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哲学和自由经济理论这样的概括性叙事大加谴责，认为它们是独断专横的并且必然导致“反人类罪”。
实用主义者所追求的是强有力的、世界主义的非解放的叙事。他认为，从来不存在任何要解放的事物，人的本性从来没有遭受禁锢。与之相反，人类凭借不断扩大、不断丰富的“对立价值混合物”一点一点地创造了自身的本性。但是，利奥塔似乎不愿完全说出在解除合法性的两种结果之间、在实效与悖理性之间、在操作系统的巩固与颠覆之间结构对等的含义。利奥塔是这样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两种选择相互影响的特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市场的重建、当今在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之间所进行的激烈的金融和经济战得到各国政府的赞同。它们以控制世界市场为目的，缺乏任何世界主义的观点。这场竞争的参与者声称它们仍致力于实现经济自由主义或现代凯恩斯主义所制定的目标，可是我们却难以相信他；显然，这场竞争非但没有缩小世界上的贫富悬殊，实际反而使其越加恶化。它没有打破国家之间的界限，而是利用它们来进行金融和商业投机。[13]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但是，尽管利奥塔描绘了暗淡前景，但似乎还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分析性补救方法。《后现代状况》使科学家成为真正的先锋派“反面英雄”。科学家借助自己在系统内部开展知识游击战的能力，将深奥的、不稳定的运动导入权威语言一游戏内部。虽然利奥塔的“知识报告”是就科学而言的，但这本书却坚定地将科学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负面联系分离开来，将科学重塑为一种依自身条件而存在的艺术或哲学。正如阿克塞尔·霍内斯和肯尼思·利所指出的，利奥塔最终将处于后现代性影响之下的社会视为实质上是美学的——其组合成分不是权力，而是叙事、语言和性本能结构。这一策略使利奥塔能够和他的追随者们一起，对稳定性进行光荣的、形似性悖理的攻击。于是他的悲叹学术机构的可怕无效性分析最终不仅给予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的一种中心地位，从而带来微政治多样性，而且通过将后现代社会领域转变为一种美学领域，给人一种对其进行分析性控制的幻觉。
短语、短语群——如规定、劝告、预言和承诺——以及集中、配置和调节这些短语群的更大话语类型——如法律、哲学、经济或美学话语——受到双重必然性的制约。首先是“联系”的必然性；短语必然唤起其他短语，或与它们一致，或与它们相矛盾，或者使它们所强调的发生变动。即使沉默也是一种短语和一种联系。联系意味着不同话语类型所建立的不同语用世界之间存在着解释或变化的可能性。与之相反，制约这些短语的第二种必然性是它们之间相互争辩和出现分歧的必然性。从一个短语向另一短语的每一次变化意味着话语世界之间的一次冲突。利奥塔认为，不同的短语、短语群或话语类型之间的每一次明显的变化或调解实际上都受到无共同性条件的制约。这样的条件意味着，对名称世界之间，存在方式之间，或话语类型之间冲突的任何形式化行为实际上都可能使一种话语类型处于对另一种话语类型规则的正当制约之下。当交际双方之间或他们所用话语类型之间的冲突通过适用于双方的第三话语类型得以解决，利奥塔建议将它称为诉讼。在没有这样的话语类型的情况下，利奥塔主张“歧异”的存在。但是，利奥塔认为从不存在令人满意的第三者，须将每一诉讼至多视为话语内部特有的歧异关系的一种偏差或异化。因此，道德和哲学论点的任务不是将歧异的偶尔困难个案与可以解决的诉讼个案分离开来，也不是将歧异导入可以容易处理的诉讼条件。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被译成英语的主要著作有《现象学》（1954）、《力比多经济》（1974）、《后现代状况》（1979）、《争论》（1983）、《海德格尔与犹太人》（1988）、《旅程》（1988）、《非人道》（1988）和《政治性文字》（1993）等。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虽然利奥塔的著作在对哲学和社会科学全面美学化的形势下却具有一种增添的潜能。在这种形势下，与功能、决定性和机制等陈旧、刺耳的词语相比，叙事、比喻和话语这样的术语现在已经占据优势。在人文学科中，人们常感到相反的情况已经出现，但是社会学和哲学术语的使用对批乎语言的明显入侵是与批评朝向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运动同时进行的。这种语言和概念的交流所产生的跨学科形式常常被视为知识结构所受的后现代的不稳定化。但是这一论点也可反过来说。借助后现代主义争论所培养的遍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夸学科形式也可被视为旨在把握这一领域的尝试，以便将其强行归入理性程序。缺乏取得有效反对的或民主化的一致性的坚定尝试，形似性悖理和颠覆可被无害地转入职业和体制巩固的策略。
[1] 数字中国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N199G41&xpos=55[2] 人文小屋 http://www.97renven.cn/forum/showthread.php?p=396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