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分类： 人物 军事人物 将领 开国少将

目录 [隐藏]

• 1 生平简介
• 2 参加朝鲜战争

1908年，解方出生。7岁时幵始读书，14岁考入奉天第三高等中学。

1928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0期步兵科，按规定入校前在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当兵，联队长是冈村宁次。不久发生济南惨案，该联队调援侵华日军，解方愤而离队。日军为拉拢奉系，未予追究，解方被准予入学。

1930年，解方毕业，考试名列第一，因有抗议日军调援侵华和抵制日本法西斯军事理论的行为，降为第三。毕业后在日军第2 师团见习半年。同年回国，跟张学铭在天津工作三年半，和贾陶、孙铭久、黄冠南成为张学铭手下的“四大金刚”，解方任天津市保安总队队长、市警察局侦缉队长，两次组织指挥打败日军利用地痞流氓寻衅侵占天津的阴谋。

1935年，解方任东北军51军参谋处中校科长，负责情报侦察。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事变时，解方在兰州，参与筹划兰州事变，协助于学忠将兰州附近国民党中央军及警察、特务武装一律缴械，通电拥护八项救国主张。他受张学良派遣，三次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处联络抗战。

1937年，任51军参谋处上校科长、1938年任51军113师337旅副旅长。1939年任114师少将参谋长，担任中共51军工委书记。解方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指挥部队进攻小邵庄、杨家楼，打了胜仗。

1940年，原东北军51军工委书记叛变，解方撤出51军，1941年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局长。

1942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张宗逊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调解方任358旅参谋长获准。当时在延安举办军事训练班，由林彪负责，解方负责编写教材，“三三制”就是在这时提出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挺进纵队副司令员、吉辽军区7纵副司令员、3纵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1兵团参谋长、第12兵团参谋长、40军副军长。参加了临江、辽沈、平津、海南岛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部教育处处长并兼中南军政大学教育长，第四十军副军长。

1950年，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与第一至五次战役的指挥，并作为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参加开城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建立了功勋。

回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越南停战谈判顾问，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等职。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并于1955年时被授予少将军衔，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革前林彪在杭州会议上捏造所谓“桃园三结义”，说彭真、林枫、吕正操在东北反林彪，以后又炮制出一个“吕正操、张学思、解方、阎宝航、高崇民、贾陶、刘澜波东北叛党集团”，解方因此先后被批斗、强制劳动和关进监狱8年，几乎被处以死刑，经毛泽东、周恩来制止，并于1975年才得以出狱。1979年任后勤学院副院长，主持了重新编写抗美援朝后勤经验总结的工作。

1984年4月9日，解方因病在北京逝世。

准确预测战局

1950年，解方受命担任第13兵团参谋长后立即开始了战前的准备工作。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熟悉了所属部队的人员编制、装备状况，详尽考察了鸭绿江沿岸的地形､水势､桥梁等情况，并搜集了有关朝鲜战场态势的大量情报。

1950年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地区，将美军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以东一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然而，朝鲜人民军一路南下，后方空虚､兵力不足的战略弱点已经比较明显。

解方根据朝鲜地形和美军作战特点判断：美军将以一部兵力在现地与朝鲜人民军周旋，而以主力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实施前后夹击。如果这样，朝鲜人民军将腹背受敌，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解方把自己的分析和判断立刻向邓华、洪学智作了汇报，并以邓华、洪学智、解方3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了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报告，立即组织人员进行仔细研究，作出了麦克阿瑟可能在仁川登陆､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判断。 

事态的发展果如所料。9月15日，美军集中了7万余人，在200余艘舰艇､500架飞机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

两条建议

在敌人“仁川登陆”前后，十三兵团的战前准备工作也进入异常紧张阶段，根据解方拟制的战前训练方案部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之后以下战术，技术和排、连、营的进攻战术训练，还以研究朝鲜地理状况熟悉美军作战特点，明确我军作战方针为内容，集训了兵团营以上军政干部。开办了防空和反坦克骨干训练班。到9月底，战前训练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0月9日，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在沈阳举行，彭总就入朝前的准备工作做了部署。解方向彭总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志愿军过江时，为防止敌机轰炸桥梁，需将志愿军入朝部队全部集结江岸待命，在夜间分别由安东、长甸河口、辑安三路过江，防止过江后兵力不足，陷入被动；二是入朝作战难以就地取给，应充分准备一切靠国内供应，有计划地建立固定的战役供应点、线。解方的这两条建议，深得彭总的赞赏，并在以后的作战中采纳了。

叫诸葛亮来……

在朝鲜战场，每当彭总筹划一次战役，调整一次部署，常常这样说：“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这个“诸葛亮”就是解方参谋长。其实，彭总与解方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并不相识，志愿军入朝后，解方一直伴随彭总左右，并以他超常的记忆，敏锐的思维、深邃的谋略和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彭总的信任和器重。

第一次战役发起前夕，战场的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解方立即向彭总作了报告。报告中，他从敌人大举向北进犯的战略、战术，讲到敌人推进的路线和速度。从各路敌人的兵力、装备，讲到敌人推进途经的地形、地貌，就连时间、地点、方位和敌主要指挥官的姓名、特点，都说得清清楚楚。他还在讨论作战方案时具体比较、分析敌我双方的强弱之点，积极建议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我军夜战、近战，善于穿插迂回、分割包围的长处，避开或减少敌人空中和炮火优势对我的威胁，灵活机动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解方的详尽报告和具体分析，为彭总英明正确的指挥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一战役，连续进行13个昼夜，共歼灭敌人1.5万余人，把疯狂进犯的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清川江以南，有力地粉碎了敌人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美梦。特别值得庆贺的是，我军在云山战斗中，首次以劣势装备打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极大地激励了志愿军全体将士。

首战告捷后，彭总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决定第二战役采取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歼敌的方针。解方参谋长深深领会彭总的作战意图，立即根据彭总的指示，制定了一个周密、详细的诱敌深入方案：在敌人的地面部队开始试探性进攻后，我军派出部分兵力节节阻击，边战边撤，逐渐减少阻击时间，使敌人误认为我军兵力不支，每况愈下；在撤退的道路上有意丢弃一些破旧枪支、器材，给敌人造成我军溃不成军的错觉。主力部队则撤至崇山峻岭之间，严密伪装隐蔽，布下天罗地网。其中，我军各部队的具体行动步骤者在方案中一一作了安排。诱敌深入的方案实施后，敌人果然以为我军“怯战退去”，并错误地断定我军的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狂妄地加快了进攻速度，发动了所谓“圣诞节前返乡”的全线总攻。然而，麦克阿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大军正按照彭总的指挥走向死亡的陷阱。

 
首创“救火车” 

第4次战役时，由邓华指挥的东线部队预计于1951年2月11日晚向横城方向实施反击。发起反击的当天，在选择主攻方向上产生了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为了使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彭德怀希望与邓华交换意见，决定取舍。当时，志愿军司令部与邓华指挥所没有建立有线电话，而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前不能使用，只能靠电台联络。这种战役部署的电文一般比较长，通常一个来回要两天。时间紧迫，按常规办事势必贻误战机。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解方果断地改变了正常的程序，命令作战､机要､通信电台人员同时上岗，每岗安排两人值班，彭总开始口述后，就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流水作业，只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两个指挥部间信息传递任务，效率提高了几十倍，有力地保证了战役反击按预定计划当夜发起。解方称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高效运作方法为“救火车”，意即如救火车行使在大街上，畅通无阻。这在当时我军尚属首创。这种方法的运用在以后成为一种制度，只是名称改为“电台全程预告”了。

向毛主席汇报

五次战役结束后，彭总深感目前的战局需向毛主席详尽汇报一下，以便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下阶段的方针。于是，就把解方找来，对他说：“我派你回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五次战役的经验证明，在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包围后，必须当夜消灭敌人，不然，到第二天天亮，敌人就有大量空军支援，敌我力量对比就要起变化，我们就很难吃掉敌人了。因此，歼灭战的胃口不能张得太大，不能企图一口气吃掉敌人几个师。”1951年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了解方两个小时的汇报后，肯定了彭总的想法，同时指示：志愿军的作战任务是消灭美、英军九个师，才能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要用不断轮番作战，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好比是“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净地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使用三、四个军，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组织大规模攻势。应加强政治工作，将朝鲜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向全体干部战士讲清楚，让他们有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同时应指出胜利的条件，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以加强志司与各军的力量．除注意加强空军建设、加速空军出动外，目前重点是加强反战车武器，部队应提倡打战车，打飞机。

解方将毛主席的指示内容写成电报，请毛主席签批后，于当天发给了彭总。这封电报，对志愿军在五次战役后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特别是“零敲牛皮糖”的战术，使志愿军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向大的歼灭战过渡，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开城谈判

从志愿军入朝作战到1951年6月间，不到一年的时问，经过了五次战役，先后共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到了“三八”线，迫使美伪集团不得不从战场转到停战谈判桌上来。一天上午，彭总把解方叫到办公室说：我建议让邓华和你代表志愿军参加停战谈判，中央已经同意了。听说你懂点外国话，谈判也不外行，相信你能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别的就不多说了，我只有一句话：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彭总让解方出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可谓知人善任。他精通日语，粗通英语，也参加过军事谈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促成国民党高级将领曾泽生、陈明仁起义的谈判桌旁，都有过解方的身影。这一次，虽说是初次与美国人在谈判桌上打交道，心里底数不足，但一想到谈判代表团的其他组成人员，解方则信心百倍。中方谈判的真正领导是毛主席、周总理，在第一线临阵指挥的是李克农和他的助手乔冠华，公开露面的除邓华、解方外，还有朝鲜人民军方面的南日、李相朝将军，我方联络官柴成文等，此外，还有外交部、新华社、志愿军派去的专家、学者、参谋组成的工作班子。人才荟萃阵容颇强。

正式谈判的第一次代表团会议于1951年7月10日上午10时在开城来凤庄举行，从这开始，到7月26日，经过半个月时间的唇抢舌战终于达成了谈判的五项议程：一是通过议程；二是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是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四是战俘的安排问题；五是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但当谈判一进入第二项议程，就马上僵持住了。我方代表提出了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本来在停战谈判前也主张在“三八”线停火的美方，这时却突然拒绝了我们的方案，胡搅蛮缠地说什么他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现在双方虽然相持在“三八”线，但空中、海上他们仍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划分军事分界线时，“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上得到补偿”，无理地要我方后退出1.2万平方公里。这一强盗逻辑，立刻遭到了我方严厉的驳斥。我方代表指出：凡略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把海空军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的理论早就过时了。现代战史以及13个月的朝鲜战争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海空军是可以起决定作用的独立军事力量，那么，去年朝鲜战争开始时，美国首先派了海空军参战为什么没有取得胜利，后来又非派陆军去援救不可呢？美军既然有了优势的海空军，为什么在战争初期退到洛东江，后来又从鸭绿江边一直退到了汉江以南呢？对方无言以对，又不肯善罢干休，就狡猾转移了论题，胡说什么在“三八”线东线后撤后难以重新攻取等等。解方当场指出：“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在讨论停止战争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还是在讨论停火一下再打更大的战争呢？”弄得美方代表哑口无言。

就这样，我方据理力争，对方胡搅蛮缠，代表团会议谈了十几次也毫无结果。为了探索打破僵局的途径，从8月15日开始，谈判转入小组会进行。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出席：我方是解方和朝鲜人民军的李相朝，美方是霍治（美第八集团军少将参谋长）和勃成（美远东海国少将副参谋长）。小组会议开始后，美方代表仍然喋喋不休地为他们的“海空军优势补偿论”寻找各种莫名其妙的根据，妄图不战而侵吞北朝鲜的大片土地。解方立即回敬说：我承认你们的海空优势，你们是陆海空三军参战，你们海空军确实有优势。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下大海了，还有什么谈的余地呢？在另一次小组会上，又幽默地说：“既然你方说你海空军强，我方说我陆军强，我们是否同样可作这样的设想：在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一句话戳穿了敌人的“海空优势”谬论，把在场的人员全逗笑了。霍治也搭汕着笑了，无法反驳，但又坚决不干。

在连续几天的小组会上，美方代表耍尽了花招，忽而嘻皮笑脸，忽而重复老调，忽而闭口不言，忽而威胁恫吓．对美军代表这套惯用的把戏，解方早有准备，每次交锋都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仅仅几个回合，美方代表就深感解方实在不好惹。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美方仍是不肯从原有方案后退一步。敌人在谈判桌上谈不赢，就狂妄地叫嚷：“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你们今天不给，将来我们自然会有。”对于这种威胁和恫吓，解方针锋相对地说：炸弹、大炮、机关枪有什么可怕，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你们在战场上也休想得到！会后，解方及时把敌人准备挑起“大炮与机关枪辩论”情况电告志司首长。8月18日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8月23日谈判被迫休会。美军司令李奇微曾得意忘形地说：“用我们联合国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的处置。”但是，李奇微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早已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的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给敌人的夏、秋两季攻势以迎头痛击，从8月18日到10月22日的两个多月时间，就歼敌15.7万余人。这时，伤亡惨重的美军才重新考虑恢复谈判。

 开城之争
美方在事实和公理面前，被迫放弃了要求我方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荒谬方案，第二项议程的小组会谈判在艰难中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他们又提出片面要求我方退出1500平方公里的无理方案，妄图唾手占据开城地区。从1.2万平方公里到1500平方公里，单从数字上看，敌人是作了很大让步，然而，开城地区谈判前就在我们手中，而且是谈判的会场所在地。因此，对于美方代表索取开城的企图，我方当然不会答应。

谈判开始后，美方代表制造种种借口，为他们的侵略方案辩护，都被我方代表一一揭穿、驳倒了。特别是解方的发言，反应迅速，语言犀利，逻辑性强，常使美方代表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美方说，把开城划到他们一边，是为“防卫汉城”。解方当即驳斥：“你们提出索取开城的理由之一是防卫汉城，这种话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你们借口防卫，侵占台湾，侵占日本的许多岛屿，这种论据是说不通的。”

美方一看这招不行，就颠倒黑白地说：“谈判开始前，开城就不在你们手中．”解方立即揭穿说：“你们太健忘了。讨论谈判会址的时候，你们曾争辨说，你们从来不愿在开城谈判，一定要改变会址，理由是开城在我们手中，于你们不利。如今，时间才过去两个多月，就改变了你们自已原来说的话，又说不在我们手中，难道当初是信口开河吗？”

美方无可奈何，只得承认开城在谈判前为我方占领，但又狡辩说：“开城之所以被你们占领，是因为我们没有进攻，这表示了对停战的诚意。“解方笑道：“难道你方没有进攻鸭绿江，也是表示对停战的诚意？”

美方急了，凶狠狠地说：“要不是因为开城是中立城市，我们原可以很容易把它拿过来的。”解方提高声音回敬道：“请不要忘记了，你们在所谓秋季攻势中，曾企图绕过开城，进犯该城东北，因而使第一骑兵师的大部分士兵丧失了生命。这就是你所说的‘很容易’吗？”

经过几场唇枪舌战的较量，美军代表终于败下阵来。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尤其是李承晚，在他看来，开城是朝鲜古都，是开国之城，丢了古都，觉得政治上很难交待，因此再三请求美方在谈判中索要开城。于是，美军在会场内“索要”不成，就在会场外武力夺取。结果，美军“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仅一个多月，妄图武力夺取开城的敌人又被我歼灭一万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美方终于放弃了他们索取开城的无理主张，被迫同意了我方提出的方案，即以现有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在划定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小组委员会和参谋人员会议上，美方总想占便宜，有些高地明明是我方控制，美方代表却说是他们的地盘，而且拿出地图一连指出了十几处，暗地里偷偷派兵企图夺去。解方对此十分气恼，会后转告我方部队不仅守住了这些阵地，而且有些争议的“拉锯”高地也连夜夺回到我们手中。敌人这才不得不在11月17日与我方达成了停战谈判的第二项议种的协议，只是附加了个条件：如果在30天内军事停战协议签字，则已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将不再予以变更。否则，将根据停战协议签字时的实际接触线进行修改。

美军原以为，这样一来就会凭借他们的军事实力向实际接触线的北方蚕食，然而，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个“夜郎自大”的梦想，到停战协议签字时，军事分界线不是向北，而是又向南推进了300多平方公里。解方说：“这就是彭总说的，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的战术所取得的胜利。”第二项议程的谈判，从当年7月26日开始，到11月27日达成协议，先后召开了18次代表大会，37次小组委员会会议，14次参谋人员会议，整整花费了四个月时间。

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让步

停战谈判从1951年11月27日转入第三项议程，内容是“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与职司。”解方原以为，停战的军事分界线这个关键问题解决了，其他有关停火与休战的具体问题，就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当深谋远虑的李克农将军全面分析了解决这项议程的形势，任务以及敌我双方的对策，敌人可能设置的障碍后，解方马上意识到，这次谈判将又是一次难缠的“战斗”，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天夜里，李克农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有关谈判的指示精神，最后指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到朝鲜人民的主权问题，我们决不让步！”李克农将军的这后一句话，深深印在了解方的脑子里，并在以后的谈判中，竭尽全力地为实现这一指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谈判开始后，我方本着公平合理的精神首先提出了五条原则建议：①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正规与非正规部队武装人员，应自停战协议签字之日起，停止一切敌对行为。②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后三天内，自非军事地区撤出。③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后五天内，以军事分界线为界自双方和沿海岛屿及海面撤走。如逾期不撤，又无任何延期撤走的理由，则对方为维持治安，对于此类武装人员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④双方一切武装力量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亦不得对该地区进行武装行动。⑤双方各指定同等数目的委员，组成停战委员会，共同负责具体安排和监督停战协议的实施。按说，只要有诚意停战，对这五条是无可厚非的。美方代表却抛出了七条主张，其中有一些与我方原则没有多大差别，但关于停战后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自已国土上修建飞机场和停战后坚持到对方的空中及地面“自由观察”等，我方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经过几次的辩论，毫无结果。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诚意，解方于12月3日的小组会上，对我方提出的五项原则建议作了部分调整，同时增加了两条新的建议：为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以利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的进行，双方应保证不从朝鲜境外以任何借口进入任何军事力量、武装和弹药；为监督这一规定的严格实施，双方同意邀请在朝鲜战争中的中立国家的代表，成立监督机构，负责到非军事区以外双方同意的后方口岸，进行必要的视察，并向双方停战委员会提出关于视察的报告。

这两条补充建议，是在不损害朝鲜主权的前提下，对美方的无理要求作了部分让步，以便尽快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停战协议。连美联社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共方真正希望在朝鲜停战，是没有多少可怀疑的地方了。”然而，美方代表仍旧死抱着他们的原案不放，一直磨了九天，才对我方的修订案表态，虽然对个别问题作了些松动表示，但在限修机场等主要分歧上仍不肯让步，百般狡辩、抵赖。面对敌人无耻行径，解方再次重申了我方的原则立场，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朝鲜人民在自已的境内修不修建飞机场，那是朝鲜人民的内政和主权，一切外国势力都无权干涉。美方非要粗暴地干涉朝鲜的内政和主权，那就是有意给停战谈判设置障碍，阻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美方见狡辩不成，又拿出威胁，恫吓的手段说，要说干涉内政，自开战以来就干涉了，早就用武力限制了你们机场的修建，炸坏了你们的设施、还经常在你们上空监视。你们的机场修好了，我给炸掉，你再修，我再炸！解方立刻还击说：“你们这种血腥逼人的好战分子的理论荒谬得不值一驳，你们应该知道，即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狂轰滥炸，大肆破坏的时候，你们也没有干涉得了我们的内政。我坦白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得不到的东西！”

解方义正词严，凛然不可侵犯。美方代表费伦堡则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我们不会同意在停战期间发展军用机场的。现在不会，明天不会，永远不会，地狱结了冰也不会！”接着又似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条件。“就让大炮、炸弹和子弹去继续辩论”。

与此同时，美军不断对我方领空挑畔，甚至侵入我国沈阳、本溪、抚顺、辑安等地上空，还轰炸开城中立区我方代表团驻地，并发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这一切都被我方无情彻底地揭露和粉碎了。美军地面部队在战场上的局部攻势，也被我击败。

就这样，经过四个多月的斗争，美方终于放弃了等到地狱结了冰，也不愿放弃的限制我方修建机场的主张，双方争执不下的第三项议程，终于在1952年5月2日达成了协议。

关于战俘问题的第四项议程的小组会谈判，同第三项议程的小组会谈判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解方因此未能参加。但四、五两项议程谈判的事先研究和事后总结都有解方，他贡献了自已的智慧和力量。回顾这段唇枪舌战的历史，李克农同志曾给解方以很高的评价，说他在谈判桌上，“立场坚定，善于动脑子，讲话有水平，非常机敏，是个难得的人才。”彭总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办公室主任杨凤安说：“回国后，我要把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干外交。这样的外交人才不多呀！”美国军事史专家赫姆斯说解方在谈判桌上“足智多谋”，令人“望而生畏”。美军谈判首席代表乔埃在回忆录中，说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是谈判的“主要对手”。

1953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轮换部队和干部的指示，解方从朝鲜战场返回祖国。为了表彰解方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朝鲜政府授予他自由独立一级勋章和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讨论区

更多>>

标题	作者	时间	最后回复

• 标题：
• 内容：
• 用户名：匿名发表 登录| 注册
• 验证码：
•   看不清？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