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国共合作之声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参与“剿共”的国民党军队也在抵制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当时在西北地区，以西安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有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屡受排挤。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

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被拒绝。蒋介石调集嫡系军队约30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参加“剿共”。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决定实行兵谏。^[1]

1936年8月29日，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秘书、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张学良命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一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训斥。

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怒斥。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蒋严词拒绝。

12月2日蒋、张、杨於洛阳会面12月2日，张学良飞抵洛阳见蒋，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七君子”。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到抵西安，调几十万大军“进剿”红军。张学良与杨虎城再次进谏，遭蒋训斥。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严辞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用机关枪打学生。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三日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2月10日，蒋介石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动员令。

12月11日，张学良再赴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毫无结果。

12月11日晚，蒋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晚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

兵谏

12月11日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止园紧急磋商，决定发动对蒋介石的兵谏。 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部下孙铭九，带兵冲进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蒋已逃走。他就带着队伍搜山，搜到高处，见石头后面躲着一个人，于是就大喊一声，“什么人，出来！”蒋介石战战兢兢的露出头来，接连反问：“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什么部队？”他知道不是红军，而是东北军后，就故意装模作样地不肯出来。孙铭九派两个人去架着他，蒋介石踉踉跄跄地下了山，立即被送到西安城里。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扣押了起来。

寻求国共合作

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 及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亲日派搅局

蒋介石被扣之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混乱，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趁机争权夺利，轰炸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何应钦表面上迎合宋美龄，暗地里继续向西安调兵遣将，准备向张、杨方面动武。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亲英美派营救

西安事变后，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亲美派主张极力营救蒋介石。一方面与何应钦针锋相对，力阻其对西安的轰炸与讨伐，另一方面又急忙找到宋庆龄，劝其对张、杨产生影响和平解决。宋庆龄对蒋历来反感，但对何应钦的作为也不无担忧，若蒋系崩溃，国民政府就真的要成为亲日派的天下了。与此同时，宋庆龄接连收到共产国际三封急电，要其发挥一切影响力促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阎锡山态度

西安事变前，面对日本侵华势力的威胁，同处“剿共”前线的阎锡山与张学良、杨虎城在“守土”、“抗战”的立场上具有一致性，都希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抗击日军。

西安事变后，无论张学良与杨虎城，还是南京方面的主和派与讨伐派，都非常关注山西阎锡山的反应，极力拉拢阎锡山。事变前，张、杨与阎锡山交往紧密，因此除12日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外，张学良于13日专电阎锡山：“我公有何见教，盼赐复”，征询阎的意见，希望阎锡山方面做出有利的反应。

南京方面，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和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先后致电阎锡山。孔祥熙于事变次日的电文，称赞阎锡山“我公公忠体国，雄镇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尚企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抒国难”；希望阎能够出面，对张学良“责以大义，动之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并提出营救蒋介石的具体措施：“迳送蒋介石回南京或有困难，故拟劝张先送蒋介石赴太原，而以斡旋之任托伯川阎公。”其倚重恳切之情溢于言表。主战派的何应钦、孙科随后也致电阎锡山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中之两宜者，无如先生”，希望阎“慨切劝导”张学良。

被多方倚重的阎锡山，开始以“调停人”的身份，斡旋于各方。14日，阎锡山回电张、杨，同时抄送南京，表示“西安变起非常，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17日张学良派代表李金洲到太原会见阎锡山，阎锡山得知“委座安然无恙”，且张学良“愿随介公赴南京请罪”等情况，立即电告何应钦，并在太原报纸上登出“号外”，以安定全国人心。

中共历史文献也认为，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转变，其中有阎锡山的影响。这不仅因为阎锡山作为“调停人”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在国民党内部反应和军界的影响，还有阎锡山“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及反对打内战，消极“剿共”的态度，支持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与中共关系密切等等。正是因为中共起初的“审蒋”主张没有得到阎锡山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响应，中共才放弃了这一主张。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人员，最初的反应是杀死蒋介石。但13日起，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和共产国际刊物《国际新闻通讯》连续发出报道、评论和文章，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分析，并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

14日，在得知《真理报》公开批评西安事变的态度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了关于中国工作的会议，会议听取了邓发关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情况的报告，并将此报告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为此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

15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与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会晤。蒋向李维诺夫表示，他已将《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的文章中有关能说明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友好态度的文字摘录寄给南京政府。他还告诉李维诺夫，苏联报刊将张学良的行动和汪精卫的阴谋活动挂钩显然不妥，汪精卫与此事不可能发生任何联系。

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电报建议中共采取以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二）既然这个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必须考虑到现实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改组政府，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和拥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实行合作；（4）和那些支持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实行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不论是《真理报》、《消息报》和《国际通讯》发表的社论、文章，苏联外交人员发表的谈话，还是共产国际的电报，不管其侧重点有何不同，在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立场上有两点是共同的：

第一，坚决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当时，由于蒋介石并未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如果不对他进行必要的斗争，联蒋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难以实现。（参考资料：《西安事变“莫斯科回电”解密曝光》 作者：黄修荣/黄黎，分别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主任、国家博物馆馆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征求中共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意见。12日得到消息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就几次来到张闻天住的窑洞紧急商谈对策，中央同西安方面的来往电报接连不断。

13日上午，中共中央为商讨事变问题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的，认为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有积极意义，应该表示支持。接着周恩来发言，他提出在巩固西北三方联合的同时，要推动、争取国民党黄埔系、元老派和欧美派积极抗日，他还表示不要与南京政府对立。会后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立即派周恩来奔赴西安。17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二人举行多次商谈。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与13日的会议相比，这次会前中央对外界的反应及动向比较清楚，认识也已完全统一。事实上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成为是否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毛泽东在会上全面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以来的形势和前途，并在大家发言的基础上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结论。

19日会后，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其中明确指示用和平方式解决这一冲突。之后中共中央召开干部会，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决定的方针是“放”，这是联蒋抗日的上策。

附：中共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3]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7]彭德怀 贺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日本对以抗日为宗旨的西安事变一直都很“避讳”。在日本国内仅有极少数历史学家在做相关研究，而且有些研究严重歪曲了事实。例如日本历史学家曾在《日本战史丛书》里这样说的：“日本与列国一样，对于事变毫无所知，故不采取任何积极的方针，一贯保持‘静观’”。

2005年，日本文部省批准的《新历史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章中，特地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诬称西安事变是：“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

12月23、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杨虎城代表十七路军，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谈判。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反对内战寻求和平的诚意，由于宋氏兄妹营救蒋介石心切，怕拖下去南京方面节外生枝，所以在谈判中没有设置障碍，双方于２４日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２４日晚，周恩来前去会见蒋介石，晓以民族大义，敦促其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西安事变后续

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营救张学良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重又出现。

1990年，张学良被台湾方面解禁后第一次打破沉默、公开露面，主动选择与日本方面的“接触”。他从争相对其进行采访的欧美日媒体中选择日本广播协会（NHK），在台湾接受它们的单独采访。在谈到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时，张学良说，“那时我不想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流血呢”，“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不愿同共产党作战而失掉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和蒋介石不同，“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对外就能安内”。他回忆说自己1936年4月曾秘密访问延安，同周恩来会谈，并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呼吁正在共产党根据地延安的周恩来到西安举行国共会谈。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蒋介石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学良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

中国共产党评价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国民党方面评价
西安事变是在“东北沦陷”思乡情切下，受中共唆摆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中共起死回生。 国民党对张学良的评价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

胡适的个人评价
胡适曾经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胡适曾经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