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一代
“被偷走的一代”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群充满悲剧色彩的人，是20世纪初澳政府推行的“白澳政策”的牺牲品。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对土著实施同化政策，在1910年，澳大利亚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接受白人文化教育。他们稍大一点被送到女童和男童收养营；另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中收养。从1910到1970年，全澳大利亚有近10万名土著儿童被政府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这些人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提问 编辑摘要
被偷走的一代“被偷走的一代”源于一项歧视性政策：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实行白澳政策，认为土著居民低贱无知，强行将他们的孩子带走交给白人抚养或送到白人学校寄宿，以求同化土著人。被带走的土著孩子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从1890年前后到1970年间，澳联邦政府根据消除土著社区的政策建立了土著儿童收养营。如在新南威尔士州南岸的鲍曼德瑞建立了专门收养土著婴儿的营地。他们稍大一点被送到女童和男童收养营；另一些肤色较浅的孩子则被送到白人家中收养。报告估计，全澳大利亚约有8万土著儿童被强迫从父母身边带走。[1]
1901年1月1日，澳各殖民区改为州，成立澳大利亚联邦，但把土著人排除在人口普查范围外，他们被归为“动物群体”。
1910年，澳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家庭中带走混血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
1937年，澳当局通过一项可以武力同化混血土著人的官方政策。
1967年，澳大利亚人在全民公决中赞成修改宪法，把土著人纳入人口普查，并赋予他们投票权。
1970年，澳废除允许当局带走土著儿童的法令。
1976年，澳政府通过法令，承认土著人对澳“北部地区”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土著人此后掀起要求归还先祖土地的运动浪潮。
1992年，澳最高法院裁定，土著拥有殖民时期以前澳大利亚一种形式的所有权。
1997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报告说，从家人身边夺走土著儿童的政策使多达10万的土著人遭受精神创伤。报告建议政府对“被偷走的一代”作出补偿。时任总理约翰·霍华德拒绝作官方道歉。
2007年，陆克文当选总理，承诺代表政府向那些土著人道歉。[2]
在1910年到1970年间，澳大利亚的法律允许政府将土著居民的子女从他们的家庭中带走，送入白人家庭或教会中抚养，产生这项政策的背景其实相当复杂。在修建贯穿澳大利亚南北部的GHAN铁路时，铁路沿线诞生了许多白人和土著的混血儿。由于文化原因，这些混血儿并不受当地土著部落欢迎，他们经常遭到遗弃及虐待。当时有一份报告建议政府，应该出面保护、抚养这些儿童，从而刺激了澳大利亚实行将土著儿童带离家庭的政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土著居民没有文化、没有前途，将他们的子女带走、漂白，有助于他们融入现代社会。
政府措施失败
“被偷走的一代”源于澳大利亚同化土著人的想法政府的举措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1994年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政府的同化政策彻底失败了，那些被从土著家庭带走的孩子无论是受教育的比例还是就业率，非但没有高于那些同期还留在自己家中的孩子，还略低于这些一直生活在土著家中的同龄人。“被偷走的一代”大多数不能完成中学学业，却常常使用违禁药物、并有犯罪记录。
被偷走的一代，被偷走的，何止是亲情与血缘，还有原住民身份的认同和文化的传承。文化断层所造成的时空错位，至今还是庞大的阴影。当今占澳大利亚人口2.7%、45万名原住民平均寿命较短，婴儿死亡率、失学率、犯罪率与失业率居高不下。酗酒、吸毒、色情现象严重。
造成家庭悲剧
1997年4月，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一份题为《带他们回家》的报告显示，被带走的儿童和他们的家庭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有人这样述说被带离家庭、长大成人后的感受，“我们也许可以回家，但我们无法重新回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也许可以与父母、亲人再次团聚，但是光阴已经流逝，我们无法体味亲人的爱与关心，这种遗憾终身无法抹平。我们可以再次回家，但是身心所受到的伤害无法消除，因为‘监护人’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消除我们的土著身份。”
对于成千上万个土著家庭来说，有的甚至几代都有孩子被强制带走，上演了一代又一代的家庭悲剧。曾是“被偷走一代”的詹妮弗为我们讲述了她的家庭故事。她的外祖母瑞贝卡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长得十分漂亮，5岁时就被教会带走，14岁时她生下了詹妮弗的母亲格蕾丝，之后又生了3个女儿。23岁时，外祖母患结核死去。詹妮弗的外祖父拼命工作，辛苦抚养4个女儿。1915年的一天，外祖父回来跟母亲说，他被强迫签署一份文件，将4个女儿交给政府带走，否则他将被送进监狱。就这样，4个女儿哭着离开了父亲，被送上前往悉尼的船。母亲很多年后依然记得当时的感觉，就像当年失去外祖母一样悲恸。到了悉尼之后，她们被分开寄养，还是婴儿的维尔丽特2年后死于结核。格蕾丝所在的保育所条件十分恶劣，拥挤不堪，条规严苛。她记得一个女孩只是由于动作慢了一点，就被绑起来用皮带抽打，当天晚上就死去了，甚至没有人知道她最后埋到了哪里……然而悲剧没有到此结束。1952年11月的一天早晨，警察又来到詹妮弗的家里，“他们不顾父母亲的阻拦，硬是把我们姐妹两个带走。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父亲”。
一名叫约翰的土著儿童在出生不久后被送到鲍曼德瑞婴儿营，十岁时又送到肯彻拉男童营。他回忆，那里就像一座监狱。早晨排队点名时，假如你稍稍迟了一点，你就会受到惩罚。管理人员命令其他男孩对你拳打脚踢，即使你的兄弟或堂表兄弟也不得不打你，否则他们也得倒霉。 [3]
作品的宣扬
陆克文向“被偷走的一代”道歉“被偷走的一代”一词见于澳大利亚历史学者彼得·里德(Peter Read)在1981年出版的同名研究著作。原住民作家多莉丝(Doris Pilkington Garimara)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防兔篱笆》(Rabbit-Proof Fence)，引起轰动，6年后改编成同名电影，也获佳评。故事主人原型正是作家母亲莫莉·克雷格，她三岁半被强行与母亲分离，送往摩尔河营地，而后三代母女不能摆脱这样的悲剧。
政府官员的态度
面对这段不可告人的历史，早在1997年，澳大利亚就有议员要求当时的霍华德总理道歉，但他却表示是上一代政府的错而拒绝。到了2008年2月13日，总理陆克文才在国会正式向土著致歉，对被偷走的一代、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苦难，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对于强加给这一自豪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屈辱和衰落，连说三个“对不起”。
问题的解决
舆论高度评价陆克文政府向土著居民道歉的举动，但也指出，实现与土著居民的真正和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迟到的道歉”不过是开了个好头。如赔偿问题，目前陆克文政府还没有出台对“被偷走的一代”的赔偿计划。土著居民领袖曼塞尔认为，仅仅道歉还不能完成和解进程，他要求政府建立一个10亿澳元的基金，用于赔偿有关土著居民家庭。陆克文表示，道歉的象征意义十分重要，因为它将建立起一座互相尊重的桥梁，一旦有了这座桥梁，其他就是具体的事情了。他说，道歉不会停留在口头上，政府将会采取实际行动，致力于提高土著居民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各方面生活水平。[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