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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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宗道(1560—1600) 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文学家，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右庶子。“公安派”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与弟宏道、中道并称“三袁”。
提问 编辑摘要
袁宗道袁宗道(1560—1600) 字伯修，号
玉蟠，又号
石浦。明代文学家，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四年（1586）会试第一，选庶
吉士，授编修，官至右庶子。"公安派"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与弟宏道、中道并称“三袁”。荆州公安人。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会试第一，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八年秋，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1岁。代表作有
《戒坛山一》 、
《上方山》 、
《小西天一》。
袁宗道墓十四年(1586)礼部会试第一，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
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八年秋，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1岁。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又注重学习前人"古文贵达"的精神，先后发表《论文》上下两篇，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两篇论文批驳前后"七子"违反文学发展规律，倡导剽窃蹈袭、复古倒退的谬论，主张作家应“从学生理，从理生文”。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为人神清气秀，稳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著有
《白苏斋集》22卷行世。
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吟诗撰文，抨击“七子”。为人神清气秀，稳健平和。居官15年，“省交游，简应酬”，“不妄取人一钱”，身为东宫讲官，死后竟仅余囊中数金，几至不能归葬。著有《白苏斋集》22卷行世。他的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发、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坛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这内容贫乏的缺点，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
袁宗道袁宗道在明代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弟宏道、中道时号三袁，宏道实为公安派领袖。他的一套系统理论，成为公安派文学纲领。他反对盲目拟古，主张文随时变，其目标是去伪存真，抒写性灵。他认为，性灵能导致文章的趣和韵，而它们是由“无心”或“童子之心”得来的。他推崇民间的通俗文学是“无闻无识”的“真声”。袁宏道的散文极富特色，清新明畅，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牍280余封，各类随笔200余篇。作品真切感人，语言浅显，无斧凿之迹。作有各体诗歌1700余首，成就不如散文。著有《敝箧集》、《锦帆集》、《解脱集》、《广陵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破砚斋集》、《华嵩游草》等。今人钱伯城整理有《袁宏道集笺校》。
袁宗道作品
袁宗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袁宗道生于江南（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白苏书斋袁宗道钦慕
白居易、
苏轼，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明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为代表的拟古文风仍有较大影响，袁宗道极力反对，与其弟袁宏道、袁中道志同道合，人称公安派。他认为文章要旨在于辞达。古文遗达，学古应学其达，“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而文章欲辞达，须先有“理”（思想学问），“从学生理，从理生文”,如先秦及汉唐宋诸名家,“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其次要有真情实感，“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耳”(以上均见《论文》)。从这种观点出发,他的诗文创作不事模拟，率真自然。游记散文如《戒坛山一》、《上方山一》、《小西天一》等；简牍散文如《答同社二》、《寄三弟之二》、《答友人》等，都情运笔端，真切感人。论说文如《读大学》、《读论语》中某些章节，浅显通达，警辟有味。但他的多数散文以士大夫的闲情逸兴、说理谈禅为主要内容，社会意义不大。诗歌创作又逊于散文，少有佳作。
在袁氏三兄弟中，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形成，各自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反复的理论斗争中，三袁组成了一个有序的梯队。最先反对复古的先锋当数袁宗道。正如文学评论价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品》中所说：“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字）发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苏轼，他把自己的书斋就命名为“白苏”，其义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语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的文化阐释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
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在中国文学史上，像三袁这样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时期跃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学思想、政治倾向、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以及性情、气质方面高度的和谐一致，并且能够互相配合实现文学革新的目标，是绝无仅有的。这不但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更是一个奇迹。
《戒坛山一》
《上方山》
《小西天一》
《论文》
[1] 中国科普知识网 http://www.kpzs.net/technology/102/405/440/200710/186692.html
[2] 荆州新网 http://star.jzxw.cn/display.asp?Id=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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