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北洋军阀时期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时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开展，袁世凯捐资参加强学会，以示赞同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当面应允维新派除旧党，助行新政，但随即告密。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宣布重新临朝训政。次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一跃而成为中外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 ，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9年初，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中华民国时期

袁世凯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接着，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退位。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使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袁世凯从就职伊始便极力图谋专制独裁统治。袁把国民党视为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2500万英镑借款。袁世凯于1913年7月镇压了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1914年底，开始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并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以取得日本政府对帝制的支持。不久，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至12月11日，御用的参政院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袁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加冕登极。但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卒于举国声讨声。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

袁世凯

客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
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
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

主观原因在于：
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
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
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

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

首先，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新军总数为24万1千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双方在财政上都困难重重，但袁世凯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于是，除了维持正常运作外，袁世凯竟有余力一再出手，拿出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两白银收买清帝国的王公大臣和革命党人。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谈话中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 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时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 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驱除鞑虏”成了同盟会政纲的头一条。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 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当时民众心理，俱祝福于和议。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先生并没有急于回国。考虑到筹饷问题，他到各国游说，希望给以支持。但待他回国时，西方各国以中立之名，而行干涉之实。这样孙先生是两手空空回国，一个大洋也没有要到。袁世凯出山南下之初，英国公使朱尔典就认为；“袁此行形质大虽系军方，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以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又说：“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孙中山等多次要求列强承认，且以承认不平等条约为先，但仍遭到无理拒绝。日本和俄国政府密谋带动各国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它们提出“只要日俄两国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子承认，其他列强亦不会急于承认．”它们还攻击孙中山“不知军事”，实行“独裁和寡头政治”。另一方面．列强继续承认和支持袁世凯支撑下的清政府，鼓吹袁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现时孙之劲敌为袁，于大局最有希望而得操最后之胜利，以底定中国者，亦唯袁一人而已”。列强表示，只有在袁世凯解决“南北争端”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实际上是胁迫革命党人把园家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以换取列强对中国共和政体的承认。

袁世凯能当皇帝的原因

袁世凯故居

在晚清半个世纪的坎坷历程中，有三位人物举手投足都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走向，而这三位人物在历史上却都留下万世骂名。这三个人就是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而袁世凯尤其特殊，他不止在晚清政局中一柱擎天，他还一手开创了民国的政治版图。

曾几何时，袁世凯是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强有力的象征，不管是土崩瓦解的大清王朝还是嗷嗷待哺的中华民国，都将他视为自己的救世主，但转瞬之间，他又成了“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既是大清朝的“乱臣贼子”，又是中华民国的“不赦罪人”；想当年，他以孔武有力、深谋远虑的民族英雄的刚健姿态登上了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但到谢幕的时候，他已经是“卖国求荣”、“不惜以一己之私害及天下”的无耻政客的活标本了；在他晚年十多年诡谲多变的政治生涯中，他真正谋取了足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极峰地位，但即使在他处在权力最颠峰时，对他的恶毒诅咒也和对他的赞颂之词一样多；每一个见识过他手段的人，不管这些人多么刚愎自用自视甚高，都不得不或明或暗地佩服他的领袖才能和超凡魅力，可是，即使那些不遗余力赞颂他的人中也从来没有人敢于公开称颂他是一位真正“德配天地”的“伟人”——因为，据说，他实在是“不讲道德”。而这位根本不符合儒家正统史笔弘扬标准的大人物，却恰恰是弘扬孔孟之学最为热心的一位政坛巨头。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对这样一位以建立不世“事功”自勉而自诩的人物，后世史家却一再以道德判词来痛砭，对他的事功不屑一顾，对他的败笔却一书再书。他是一个“阴谋家”，是一个“伪君子”，是不折不扣的“窃国大盗”，——先窃清朝代以民国，后窃民国代以洪宪王朝，但是，在他的时代，又有多少叱诧风云、精明超卓的伟人如孙中山、黄兴，如梁启超、章太炎之辈，都被这个五短身材的小个子玩弄于股掌之间！更不用说那些在他死后横行一方、胡作非为的军阀巨头在他面前多么恭顺了。

他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居然有如此惊人的“骗术”和“盗术”？当世和后世的人众口一词地断定袁世凯“善作伪”，然而，如果人人都说这个人“一生作伪”，那么，什么样的袁世凯是“真正”的袁世凯？又有谁“认识”“真正的袁世凯”？这真是历史老人给我们这些后人开的一个大玩笑。

“历史”，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我们赋予了它多得数不清的任务：我们习惯于从事针对领袖的造神运动，结果我们很自然地以拥护还是反对领袖作为是非标准来编撰历史、臧否人物，——当矗立城头的“大王”走马灯似的换，那城头的“大王旗”就不得不一日日花样翻新；由于执掌史笔的文弱书生没有言论自由，他们被迫寻章摘句借古讽今，按照政治斗争的需要去塑造历史。结果，“历史”就成了政治风云中的“如意金箍棒”，可长可短，宜细宜粗，还可以附会上五彩缤纷各种细节。但不管怎么变，它总之还是一根被人不断挥舞若有所指的棒子。

“袁世凯”这个名字就是一根绝好的棒子，它横扫那些“独裁专制”的“民主对头”，猛戳那些私欲膨胀的“政治野心家”，更直指那些“卖国求荣”的“民族罪人”。比如，在八年抗战时期，袁世凯的“恶名”日益昭彰，多多少少和他签订丧权辱国的对日“二十一条”有些关系，而僻处延安的陈伯达这时候拎出这位早已作古的总统来鞭挞示众，就不无影射当时的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之嫌。

在活生生的历史人物成了别人笔头或红或黑的墨水的时候，在这大棒飞舞之际，还有多少人去探究，袁世凯为什么要签下这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条约？他从这一票卖国买卖中又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多少人还去计较袁世凯一生为抵挡日本对中国的侵蚀和侵略而付出的心血，还有多少人记得他曾经也是声名显赫的“抗日英雄”？因为戊戌政变中的角色，也因为洪宪帝制的复辟，袁世凯成了开惯了历史倒车的 “捣蛋司机”，再也没有人关心，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有资格操纵中国这辆大车，当然更没有人去关心他开的是一辆什么样的破车老车、这破车是行驶在怎样崎岖曲折的路上。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偏颇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如果今天我们说袁世凯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开创者”，会有为数不少的人斥之为谬论，而如果有人说他其实还是一个“爱国者”，那就更是“颠倒黑白”。

然而，历史本来就不是一幕幕黑白影片，相反，它是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彩色照片。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图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色盲”，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剪辑和解释这些彩色的图片。

袁世凯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王朝。

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

历史曾经以他为分界线。可是，多少年来，对这样一位历史大人物，我们实在谈不上有多少真正的了解，我们对他留下的 “历史遗产”不加审视地唾弃，甚至视而不见。我们已经习惯了袁世凯僵硬的漫画式的脸谱，对他的生动表情已经感觉陌生而奇特。

 

袁世凯

（1）破坏镇压人民斗争

① 戊戌变法期间，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但另有研究证明袁当时并无法左右局势,慈禧太后早已获知维新派的行动!

② 义和团运动时期，疯狂镇压义和团。

③ 辛亥革命中，凭借帝国主义支持和北洋军阀武力，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篡夺辛亥革命果实。

④ 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

（2）建立和强化独裁统治，复辟帝制

① 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

② 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

③ 颁布独裁专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同时废除《临时约法》；并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④ 修改《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置于终身总统的地位。

⑤ 1915年底；袁世凯当上“中华帝国”的皇帝，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

（3）出卖民族利益，投靠帝国主义

① 出卖国家主权，以盐税作为抵押，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合同。

② 1911年底，在沙皇俄国策动下，外蒙古“独立”，成立“大蒙古国”，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同俄国订立《中俄声明》文件，中国政府丧失了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只保留了一个宗主权的虚名。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强占了胶济铁路和青岛。袁世凯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④ 1915年，基本上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二十一条共分五大项：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沸腾。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怕得罪日本，皇帝做不成，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创巨痛深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１９０１至１９０８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争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乘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撒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猝逃亡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１９１４至１９１５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但是这些负面评价是否公允也被质疑。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季一务实干练的能臣，自小站练兵至接掌北洋，还有他建新学的学校，主张废科举，引进西方学说，又成立一支警察部队，令中国军警分离。袁世凯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化，有很大的贡献。

然而袁氏当国时期，为巩固个人独裁权力，不守约法、解散国民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有人指他是暗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的元凶，但实际元凶可能是其他人；而无论袁本人是否曾授意杀宋，此事成为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的引爆点，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

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并垄断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要求中之大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以此深非似欠公允。
嗣候袁氏违背民国公意，称帝登基，遭到全国反对，至此袁氏之威望彻底破产。称帝之举堪称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

有人认为，袁氏是一个投机份子。在光绪帝委以大任时，他却投靠慈禧太后一党。到宣统继位后，被摄政王强迫退休的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强迫摄政王退位，掌握清廷大权，本应平定革命的他，反过来为自己的利益，支持革命迫清廷退位而得任民国总统。这全是选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行为。

袁世凯

袁世凯发迹的最关键一步，是“小站练兵”。有一次他对张之洞透露自己的练兵秘诀道：“练兵的事，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的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当时在“新式陆军”中，每棚(相当于班)都供奉有袁的肖像，朝夕焚香跪拜。袁又经常派人到各营演说，向士兵灌输袁世凯是所有士兵的衣食父母，大家都由袁世凯养活之类的鬼话，以至于部队中弥漫着对袁世凯的个人迷信。

袁手下有一个文案阮忠枢，有一次结识了妓女小玉，欲纳为妾，结果遭到袁的痛骂。事过之后，袁却秘密派人将小玉赎出，并购置了房舍和各项陈设，然后带阮过去。这时天色已晚，阮随袁进入一个院中，只见房中铺陈异常华丽，堂上红烛高烧，摆着丰盛的酒席。及至进入屋里，便见一个丫头一面喊着“新姑爷来啦”，一面从里间搀扶出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仔细一看，新娘竟然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方才恍然大悟，从此对袁更加忠实效劳，甚至在袁称帝失败，落到了国人皆曰可杀地步的时候，阮还在四处活动，想让袁留任大总统。

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有一次时任师长的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当时袁的办公室内陈列着四块金表，每块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袁在和张谈话时发现张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当即送给了他。

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极想笼络众望所归的宋教仁。他派人暗中了解宋的体型，送去的西装比宋自己订做的还要合体。他还送去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宋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留下衣服，支票却让人退还给袁，并修书一封曰：“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50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这件事是使袁对宋起了杀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11月6日，河南项城政府宣称，要投资6500万元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为此，市里动员各单位职工捐款。记者从当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普通工作人员要求捐100元，副科级200元，正科级500元，副处级1000元。此举在当地引发争议。

“政府花6500万修护袁世凯旧居就想搞旅游，想法太简单了。一个袁氏故居能吸引多少人来？”对于袁世凯旧居重修，有项城市民如是说。这个想法是否“太简单”姑且按下不表，既然袁世凯旧居早在1986年就被公布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斥资进行维修保护就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当地政府企图以此为契机打造文物旅游景点也是可以理解的。真正令人费解的是，政府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为什么要令广大干部职工掏腰包？

强制捐款屡见不鲜，其中缘由人人心里都很清楚。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好大喜功脱离本地实际，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滥用行政权力筹集经费为之埋单。面对“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样的号召，面对潜在的降级处分乃至丢饭碗这样的威胁，权益受损者虽然并非“自愿”，但最终还是不得不选择“捐款”了事。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最早提出“权利分析法”，来从理论上解释饥荒这一灾难性结果。他认为，在一个社会所确立的获取和控制食物的合法手段中，权利是最为重要的，获取粮食的权利的丧失才是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即使并不缺乏粮食，饥荒仍有可能发生。如果用“权利分析法”来分析强制捐款，行政权力的滥用正是普通职工权利贫困的真实写照——正是因为无法对权力的影响产生有效的制衡，他们无可避免地成为了“盛世的灾民”。

单纯以效率而言，强制捐款无疑要比任何一种筹资手段都更为便捷和高效。只要存在权利贫困，权力的影响力就将远远大于非权力的影响；而只要一方处于权利贫困，强势的一方就会很自然地采取一种更为便利的手段来施加自己的影响。于是，为了完成本就不合情理的强制捐款任务，相对弱势的乡政府把任务分配给了更为弱势的下属单位，而市属单位则要求基层单位来帮忙，以至于出现个别基层单位要捐款两次的荒唐现象。

强制捐款虽然饱受诟病，但却一直时有发生。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政府部门需要规范权力的使用，更为关键的是应当救济那些贫困的权利、解救那些“盛世的灾民”，从而将政府行为置身于外界有力的制衡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者感受到应有的压力，而面对那些不合理的上级安排，普通干部职工也不必再唯唯诺诺、委曲求全。

对于强制捐款的问题，项城市文化局局长田桦情绪激动地表示：“官方没下文件（让强制捐款），只是开会动员动员。”其实，“开会动员”足以表明政府的态度和立场，处于权利贫困的背景下，普通干部职工实际上已经别无选择，哪里还需要政府部门专门下发所谓的文件呢？

袁世凯

既不是气死也不是病死？

袁世凯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外乎气死说与病死说两种。然大都语焉不详，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近年我们为此翻阅了不少的资料，甚至多次去袁世凯的故里河南项城，了解那里的风俗民情，访问年岁已高的老者，了解最生动、最有乡土气息、最有人情味的“活的资料”，我们认为袁世凯的死因应该有一个较可靠的结论。

袁世凯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袁世凯有史可据的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他的曾祖父袁耀东。 
 
袁耀东是庠生，庠生是科举制度下府、州、县学的生员的别称。袁耀东不到40岁就死掉了，据说是读书累死的，而他的妻子郭氏却活到了90多岁。郭氏出生于大户人家，在她教育下，四个儿子都比较有出息。其长子袁树三也就是袁世凯的祖父，是廪贡生，曾经署理陈留县训导兼教谕；次子袁甲三系进士出身，因有功于朝廷，先后被升为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一度督办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军务，皇帝多次颁发“嘉奖”，赏戴花翎，穿黄马褂；三子袁凤三为禹州训导；只有四子袁重三没有入仕为官。

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有两个儿子，长子袁保中，也就是袁世凯的亲生父亲，系副贡出身，花钱捐了个同知，没有正式出仕为官，但热衷于程朱理学的研究。因为是袁耀东的嫡长孙，在袁家他以同辈人中长子的身份主持家政，经营田产，在项城是个独霸一方的“土皇帝”。次子袁保庆是1858年的举人，当时捻军及太平天国在项城活动频繁，袁保庆靠创办团练起家，打仗深有谋略，往往能出奇制胜，由此，深得朝廷的赏识，后由郎中升为道员，官至江宁盐法道。袁世凯的两个堂叔，即袁甲三之子袁保恒和袁保龄，也都是清政府的官员。袁保恒于1850年考中进士，官拜翰林编修，长时间追随他父亲袁甲三办团练，功劳很大，回京后历任户部左侍郎、署吏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袁保龄中过举人，因有功于朝廷，先后被封为内阁中书、候补道，1881年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办理海防营务。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恰在此时袁世凯的叔父袁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了一个儿子，但生下来不久就死掉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产后奶水很缺，而牛氏的奶水却十分充足，因此袁世凯就由婶婶牛氏哺乳。牛氏视袁世凯为己出，十分疼爱，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见胞弟年近40尚无子，便按当地的风俗于1864年将袁世凯过继给了袁保庆为嗣子，小时的袁世凯便和袁保庆夫妻生活在一起。

1866年，7岁的袁世凯随嗣父袁保庆去了济南，两年后又去南京，在南京生活了六年。1873年7月袁保庆因染上霍乱而死，这年冬天袁世凯随嗣母牛氏扶棺还乡。1874年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从西北回来，发现袁世凯举止不凡，就又把袁世凯带到了西北。后袁世凯随袁保恒先后去了北京、开封，1878年5月袁保恒又染病去世，袁家人个个伤心不已，袁世凯也郁郁寡欢。

项城地处中原，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相命、堪舆、巫术在当时的社会中异常活跃。悲伤的袁家人在失去几位亲人后，开始认真的思索，发现袁家男人都不满花甲而死。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东仅活到不足40岁就死了；袁甲三1863年因染病去世，算是袁家人寿命最长的一个，也只活57岁；袁世凯的亲生父亲袁保中终年51岁，嗣父袁保庆终年只有49岁，堂叔袁保恒只活了52岁。活着的袁家人对去世先祖寿命进行一番统计后，提出袁家男人生命最大极限为57岁的说法。袁世凯在心理上受到这样的暗示，晚年的袁世凯虽然十分注重健康，但他最终也没有能活到58岁，在57岁时也就咽了气。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有不少，宋太祖赵匡胤的先祖早亡者居多，即使活得较长的年龄也就41岁。宋太祖尽管每天为此事而费心，但他的寿命也只有49岁。用今天的生物学来解释的话，应该是遗传或基因所致，当然那个时候人们不了解这些。袁家人为了延寿，就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分室而居。而当时袁世凯不足20岁，这件事在他的心里投下了不能抹去的阴影，四世同堂的袁家由此瓦解了。

袁家全家是迷信相命之术的，那里的文化是十分笃信这些的，袁世凯当然也不例外。袁世凯决定用人的取舍就是以面相为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有人向他举荐在日本庆应大学专攻经济、回国又考取洋翰林的吴鼎昌为财政总长。袁传见吴后，对其左右说：“此人背后可见腮，曹操就是这样的骨相。”有才而不能受重用，吴鼎昌后来只做了一个造币厂的厂长。晚年的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患有足疾而开缺回籍，隐居于彰德，就更加醉心于相命、堪舆之术。据说一个当地有名的相命大师也称袁不会超过58岁，袁就焦急问有何攘解否？大师说难呀！只有龙袍加身才能化解。袁听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派人把大师给除掉了。而1916年袁世凯刚好是57岁。

对于堪舆袁世凯也是深信不疑的。袁世凯称帝前，把大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从山东请来一个著名堪舆家陆某来北京看风水。陆某煞有介事查看一番后说，新华宫门气散而不聚，难免出现一些波折，但可以进行补救，就是在新华门左侧修建一个厕所，以收聚其气。袁世凯认为在堂堂皇宫门建厕所不太雅观，也就没有建。但称帝后，反对之声四起，最终袁世凯还是建造了一个厕所。还有一个堪舆家推断袁家达官虽多，但都寿命不长，都不会超过58岁，原因就是祖坟的葬地不是正穴，因而禄高命短。后来袁世凯就让堪舆家选定河南彰德安阳作为他生前的住宅及死后的葬地，不再回河南项城老家。今天的人为此一定会对古人暗暗发笑，其实大不必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的活法，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人，仅此而已，我们的后人或许会嘲笑我们今天的所为之事。

对迷信袁世凯也是十分痴迷。袁世凯有一只朝鲜国王赐给他的由上等碧玉雕刻的茶杯，袁每次睡觉醒来必先喝一杯由这个杯子盛放的香茶。一次茶童给袁世凯送茶，见袁还在鼾睡，就直直的去看床上的袁大总统，看了一会儿眼就花，越看眼前就越模糊，看到最后袁大总统竟然变成了一只大蟾蜍。茶童魂飞天外，手中托的袁世凯最心爱的茶杯掉了地，茶杯碎了。茶童慌了手脚害怕起来，就跑去找侍奉领班，领班告诉了他一个好主意。

当袁世凯醒来时，见茶杯摔碎了，就生气地大声训斥茶童，并问茶童怎么回事。茶童故意轻声支吾几句，才怯生生地说：“小人不敢说，说了怕大总统怪罪。”袁世凯瞪大眼睛说：“你就说吧！”茶童说：“刚才我看见睡在床上的不是大总统，而是一条玉爪大金龙，金龙全身闪闪发光，正要腾空飞起。”袁世凯听后脸上的怒容全消，变得异常平静，顺手在床上拿了一件不太值钱的东西赏给了茶童，并对茶童说：此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样的故事今天的人听起来一定认为十分可笑，但1949年以前的中国最信的就是这些，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英雄们就是靠这些东西号召广大民众揭竿而起的。袁世凯深居总统府的深宅大院内，他的部下及亲属千方百计蒙蔽他，好友杨度大力鼓吹“君主立宪”的国体最适合于中国，共和制最不适合于中国。部下纷纷呈文要求袁世凯称帝，呈文堆积如山，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发动成立各省人民请愿团，拥护君主制。在北京还成立了商会请愿团、人力车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家人及仆人也假迷信以达天意，除茶童看见金龙事件外，还有多宗让袁世凯称帝的迷信征兆。1914年，远在河南项城袁祖坟的坟丁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的墓旁长出一条紫藤，长逾丈许，蜿蜒曲折，形似龙状。袁世凯听后，重赏了坟丁，并再三嘱咐他不对外人谈及。为此袁世凯还派长子袁克定回乡验证真伪，袁克定在项城写信称：“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袁世凯看信后大喜，回信让儿子招募坟丁，筑墙护卫，防止牛羊践踏。

当时北京城的一位天文学家也呈文袁世凯，说他多日夜观天象，发现三更以后，有帝星朗照某纬度，经仔细勘探发现正是河南项城。现在帝星已向北而来，一个月后就可以到达北京，这是上天的垂象，您就称帝吧！所以当时的袁世凯在各界的大力呼吁下，似乎称帝是他人生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