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英[植物学家]
蒋英,植物学家、在植物分类学方面进行了开拓性工作,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植物志》第63卷和第30卷第2分册,详尽记载了中国夹竹桃科、萝藦科、番荔枝科植物,其中属蒋英发现定名的新种230个,新属10个,对中国植物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
1898年11月6日 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今昆山市)。
1918—1919年 肄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
1925年 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获美国纽约大学林学士学位。
1926年 任安徽安庆农业专门学校教员。
1927年 任江苏省昆山县农民协会主任。
1928—1929年 任中山大学理学院助教,兼植物研究室研究人员。
1930—1933年 任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技师,担任植物标本室主任,兼贵州、云南、广西、江西、湖南等地植物调查队队长。
1934—1941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和研究院副教授、教授、研究员。
1942—1945年 任中山大学理学院和农学院教授,兼农林植物研究所代理主任。
1946—1947年 任台湾林业实验所技正,兼台北植物园园长。
1947—1951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任和岭南大学生物系教授。
1952—1958年 任华南农学院林学系教授。
1958—1962年 任广东林学院教授,兼林学系主任。
1963—1972年 任中南林学院教授,兼科研部部长。
1973—1976年 任广东农林学院教授。
1977—1982年 任华南农学院教授。
1978年 任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
1982年3月6日逝世于广州。
蒋英,原名蒋积英,号菊川,1898年11月6日出生于江苏省昆山县(今昆山市)一个世代书香之家。父亲蒋璧是该县头名秀才,为人正直,善诗词书法。他从小却酷爱花草树木。1917年他从苏州晏成中学毕业后,被送进上海沪江大学文学院。在这里,他除学好文科的课程外,最感兴趣的还是那千姿百态的植物,经常在校外或校园内采集各种植物标本。1919年,他毅然中断了文学院两年的学业,于次年考取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立志开发祖国绿色宝库。1925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以《花的进化史》论文获得由美国纽约大学颁发的林学士文凭。
1926年,蒋英带着大学时采集的两千号植物标本和一大箱书,到安徽省安庆农业专门学校任教,讲授造林学、土壤学、森林保护学和植物学等课程。不久,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迅速波及江苏。1927年,蒋英为爱国热忱所驱使,放下教本,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他回到昆山,与陆传镛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并担任昆山县农民协会主任。1928年3月经秦仁昌介绍,蒋英到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兼植物研究室研究人员。此后,他一连两年在广东珠江支流的东江、北江、西江流域采集植物标本,先后到过30多个县。广州的白云山,乐昌的九峰山,从化的三角山,英德的温塘山及博罗的罗浮山等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高要的鼎湖山更是他常到的地方。
1930年2月,经秦仁昌教授建议,蒋英被调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技师,担任植物标本室主任,兼江苏、江西、云南、贵州等地植物调查队队长。
1933年7月,应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陈焕请的聘请,蒋英又回中山大学任教,协助陈焕镛为发展农林植物研究所开展科研工作。抗战八年,他随着中山大学辗转迁徙。1937年12月,他和陈焕镛等人一起,将农林植物研究所全部植物标本迁运到香港保存。后与陈少卿、梁宝汉等一批人从广州湾(现在的湛江市)进入广州,随中山大学农学院搬迁云南,后又搬迁到湘粤交界的宜章县栗源堡。
1941年春,荷兰国立植物标本馆发来聘书,请蒋英为他们编写《马来西亚植物志》 ,蒋英复信婉言谢绝,并赋诗抒怀:“挥手光阴四十春,如云逸志浥清尘;还将白雪酬初愿,谢却黄金抱璞真”。表现了一位爱国科学家的情操和矢志为祖国编写植物志的愿望。
1942年2月,蒋英任中山大学农林植物学部主任兼农林植物研究所代理主任。在抗战大后方的艰苦岁月里,他出色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并积极开展植物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带着研究生在南岭山脉的莽山、衡山、阳明山一带采集标本,一个拥有4万多号标本的植物标本室又在这里建立了。后在广东坪石沦陷之前,他又将这批标本藏到20多里外的坪游山村。抗战胜利后,将两处标本运到广州合并。
1946年春,蒋英受中山大学的委派去台湾考察。在台期间,他担任台湾林业实验所技正兼台北植物园园长职务。当时中山大学连他的薪金也不能按时寄发。但是,为了科学事业,他每餐只吃点稀饭,东拼西借,凑了千把元法币,买了一些廉价的电影胶卷,在8个月时间内,费尽心机拍下了台湾植物新种模式标本1600多张,收集了一千多本图书和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把这些标本资料全部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成为编写《中国植物志》的珍贵资料。此外,蒋英在台湾大学研究期间,还对该校搜藏的植物标本学名,做了不少订正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英继续在中山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他先后在华南农学院、广东林学院、中南林学院、广东农林学院和华南植物研究所任教授、研究员。他是广东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顾问,中国植物学会名誉理事长,曾当选为第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农林高等教育)带有半殖民地色彩,有些院校采用外国教材和用英语讲授。蒋英意识到长此下去对中国农林科学极为不利。于是,他发奋编写中文教材。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担任华南农学院林学系植物学教研室主任,主讲植物分类学、树木学和植物学等多门课程,努力联系中国实际,不断把科研中得到的新资料,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在教学工作中,他还认真学习有关生物化学、细胞学等方面知识,充实到植物学、树木学和植物分类学的教材中。华南地区农林大学都在较长时间内使用他编的教材或参考书,为华南地区哺育了几代农林科技人才。
蒋英在教书和编书过程中,深感植物名称的重要。他常对学生说:“不知道植物的名称就不会认识事物。”虽然中国古代书籍如《诗经》 、 《尔雅》 、 《救荒本草》 、 《本草纲目》 、 《群芳谱》 、 《植物名实图考》及各种医药、农、圃、说文书籍及数千省、县志书都载有植物名称,但这些中文名称应用到科学上来,还远远不够。古籍上的名称无实物为证,有图可稽者不多,且多为常见植物,深山僻野尚有许多无名的植物,所以俗谚有“草木无名”之说。如两广茶科共220种,真正有中名的仅16种而已;又如1935年蒋英研究广东番荔枝科植物共62种,中名方面通用及古籍有名者仅2种而已。50多年来一直被全国普遍使用。其他经蒋英创立的各科植物名称更多,如中国夹竹科、萝藦科植物共421种,真正通用及古籍有名者仅21种,其余400种也是蒋英首次创立。为了教学和科研生产的应用,蒋英参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编订了《两广乔灌木名录》 ,共有5000多种名称,有中名、土名或别名和拉丁学名,由广东林学院(1962年)刊行,至今仍有科学价值。
植物标本是研究植物分类学和树木学的基本资料。蒋英为了采集标本,踏遍青山觅宝藏。1930年2月,他带着科学调查队,从綦江人贵州省境内。第一站是桐梓,在那里驻扎一个多月,每天带着干粮上山,早出晚归。后南下经遵义、息烽到贵阳。以贵阳为中心,先到贵州省东南部和南部的贵定、都匀、独山、荔坡、平塘、罗甸、安顺一线,然后挑着标本转回贵阳。再从贵阳去贵州省西部的黔西、毕节一直到靠近云南的草海。最后到贵州省东部的施秉、镇远、玉屏、铜仁江口、印江、湄潭等地,然后转到遵义,再经桐梓人川。在川采完标本后,顺长江东下返回南京。
此行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生活非常艰苦,每天仅吃些简单的饭菜,有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住的是破庙和茅棚,不管刮风下雪,不管日晒雨淋,天天翻山越岭,辗转跋涉在60多个县的深山老林或悬崖峭壁之中。在这次采集到的各种植物标本中,有许多是前人没有认识的植物,还发现了许多稀有名贵植物。如在贵州、四川交界梵净山中的“长苞铁杉”就是这次在海拔2300多米高的山顶上发现的。他们在结冰的树上剪下冻枝,用火烤融化露出枝叶,经鉴定证明是松科铁杉属新种。从此,长苞铁杉在中国植物志上才占有一席位置。在独山县一个叫丹林的林荫里,他们还发现一种叶子象漆树,果实象榆树的乔木,采集了40多个花、果、叶标本和锯下40多个圆盘木材标本。这种被誉为“千花树”、“漆榆树”的树木,后经鉴定是中国特产的马尾树,为新科、新属、新种,是速生优良树种和造纸好原料。
1931年5月,蒋英继续带领科学调查队向江西进发,从九江经南昌、安义、奉新、高安、万载等地,转回南昌,再向临川、崇仁、宜黄、永修一带,然后登上庐山。
1933年春,蒋英带着助手黄志、陈少卿等人经越南到达昆明,计划去西双版纳采集。这次入滇,他收集了大量科学资料和标本。雇了当地35名挑夫随行运送标本和仪器。不料被挑夫偷走了蒋英的衣服、照相机、放大镜和5000元滇币,使他在经济上和物质上遭到重大损失,只得中止了这次西双版纳之行。途中,他意外地认识了昆明市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位主持人。这位主持人请蒋英到教堂演讲。蒋英讲到中国植物分类学上的混乱,以及植物标本、苗木和资料的大量外流等问题,还提到常驻云南丽江、大理一带的英国神父洛克,曾长年雇用30多名壮汉采集动植物标本,寄往英、美,领取经费。最后,蒋英激动的说:“明朝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比西方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要早一个半世纪。我们祖国漫山遍野的‘绿宝石’,万万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让洋人攫走。”蒋英的演讲,使那位主持人十分恼火,同时使在座中国人对英国神父洛克表示愤慨,甚至还痛骂不已。
1933年,蒋英开始对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枝科植物进行系统研究,成为中国较早开始植物专科研究的植物分类学者。他先后发表了《亚洲夹竹桃目植物之研究》(1—5)、《广东番荔枝科植物》、《中国夹竹桃科植物一新属》、《印度尼西亚膜质藤属植物之研究》等多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从此,他的名字为国内外植物学家所熟悉。
蒋英认为夹竹桃科、萝藦科和番荔技科植物对中国技术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献出了自己的几乎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大力搜集这三个科的资料。多少年来,他为搜集过去失落的中国植物标本和邻国植物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及原始文献,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他利用自己与各国植物学家和研究机构在学术交流中建立的友谊,先后向美、英、法、德、荷兰、瑞士、瑞典和东南亚各国共26个国家借用或请他们代拍照片和抄打、复制原始文献资料,有时还自费向国外购回中国流落异国的许多模式标本碎片和照片。为了工作,他每天5点起床,有时整个白天在实验室解剖植物,晚上查阅有关书籍和摘录文献直至深夜。几十年来,他基本收齐了夹竹桃科和萝藦科植物的原始文献和模式照片或碎片。他把文献做成一式两份,一份归人植物标本室内,另一份留给自己研究,并按科属种做成两万多张植物卡片。1933—1949年,他主要从事这3个科的专属分类研究,并将发现的新分类群,先给予发表。《亚洲夹竹桃目植物之研究》(1—5),是蒋英对夹竹桃科和萝藦科植物的专科专属研究论文,文内有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植物新种、种的分布新记录、新组合和新异名,为编写《中国植物志》提供了主要参考文献。
吴福桢、邹钟琳、徐永椿、郑万钧、邵均、叶培忠、陈植、任承统、刘慎谔、贾成章、沈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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