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
蒋廷黻蒋廷黻（1895年-1965年）湖南邵阳人，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生于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卒于纽约。
蒋廷黻十岁时进入长沙明德小学接爱“新式教育”，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黄兴、张继等人曾在这所学校任校，蒋廷黻后来经常提到的“国家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作为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当时不仅关注时人最为关切的中日问题，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也有深入研究。他后来之所以出任驻苏大使，或于此有关。对于当时的中国，蒋廷黻虽然主张“开明专制”的道路，但对于舆论的重要性却与胡适等人十分接近。蒋廷黻的政治思想核心部分就是切望中国能够早日现代化。
蒋廷黻在其行政院政务处长之任上，建议要研究行政效率等问题，甚至提出取消“政务处”这样的官僚机构。蒋氏对档案工作十分重视，曾制订出一整套档案科学管理的方法。抗战时期政府各机关的档案以行政院档案最为完备，整理得也最有条理，这无疑要归功于蒋廷黻的提倡以及同仁的努力。
蒋廷黻是一位对中国历史颇有心得的人，提出过要“改革一般人的人生观”。蒋廷黻出身既非豪门，亦非望族，学成回国后矢志学术研究，本无意介入现实政治。可由于他在学术界的声望，尤其是对苏联和第三国际的认识，国民政府才召其担任要职的。蒋廷黻“早已认定中日问题的一个关键在苏联”，并自信对苏联有足够的认识，因此“觉得他有义务以他的见识贡献政府”。蒋廷黻在联合国十五年，其丰富经历也让后人推崇备至。他学识渊博以及外语造诣极深，每逢辩论，常是语惊四座。不过，蒋廷黻对中国内政之抱负，或许超过了对外交的兴趣。
1965年5月，蒋廷黻退休后没有回台湾，与贤妻唐玉瑞暂住在美国。在做“口述历史”。蒋廷黻在大陆时，有过一本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却不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所以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再写出一部作为“传世之作”的中国近代史。只是“这本书在他当教授时研究工作尚未完成故不能写，在他任官一段长时间他没有闲暇写，在他退休以后苍天没有给他机会写。”
蒋廷黻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还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出版社），译著有《族国主义论丛》（海斯著）。
蒋廷黻在演讲1901年，与哥哥及堂兄一起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
1905年，入长沙明德小学读书。
1906年，改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其间深受美国传教士林格尔夫妇的影响。
1911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获哲学博士学位。
1912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蒋廷黻只身留美，先是入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
1919年夏，复返美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最露头角的是海斯教授，蒋廷黻跟从其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
1923年，蒋廷黻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讲授过西史大纲、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等课程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
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教书生涯。治学时间虽不长，但在学术界的影响较深，被誉为“一代学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1932年，写成《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书中从顺治到咸丰部分，以后又发表有关文章多篇。
1938年5月，蒋廷黻卸任驻苏大使，在汉口赋闲待命。应《艺文丛书》的编者之邀，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中国近代史大纲》。全书5万余字，分四章二十二节。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
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
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
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
1965年退休，同年，殁于美国纽约市。
蒋廷黻（中）早年对史学的贡献
现代历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在今天的史学界乃是常识，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这一方法上，蒋廷黻开了风气之先。他在中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人手。
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一手资料，率先运用这些资料在南开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并以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纂出中国第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研究理念
蒋廷黻在传播现代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引进了新的研究观念。在南开，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本着客观的态度解释史实。1928年，他在介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的前记中，特别强调要借鉴外国人看中国的见解，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
根据上述观点，蒋廷黻撰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不仅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从而跳出了中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他不倾向于在中国外交史上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外交史研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研究方法
早在南开时代蒋廷黻还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这在当时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少有的。
1929年，蒋廷黻调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继续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为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蒋廷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旧的史学家往往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沽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只是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这是“治 史书而不是治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此，他首倡开创新史学、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这种新，就是区别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考据方法，而采用西方综合的治史方法。为培养和训练这种方法，他要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
改造清华历史系
1928年8月，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改为国立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亲赴南开，他的诚意终于打动了蒋廷黻。1929年8月，蒋廷黻就任清华历史系教授，并担任系主任之职。
蒋廷黻到清华后很快就发现，清华历史系的教授或者说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的治学方法存在着问题。蒋廷黻认为首先要对清华历史系的师资做一次大的调整，他不声不响的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并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在师资的培养问题上，除了引进一些新教授，蒋廷黻还从清华的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进研究院，如果成绩好，就设法送他到国外去深造。
经过蒋廷黻的努力，清华历史系不仅储备了一批优秀人才，而且结合中国时代的特色，为清华历史系确定了新的教研方向，使得这个时期的清华历史系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相比，既独树一帜又实力超群。
蒋廷黻蒋廷黻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主张“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他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状况，力倡加以改革。
蒋廷黻在南开倡导通才教育。他任文科主任期间，曾例举世界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同时精通自然科学的例子，鼓励文科学生略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并稍习试验课程，以培养和训练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
蒋廷黻认为留学归国的博士、教授不能只读洋书、教洋书，还应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开拓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园地。他主张“教育以中国的实在需要为基础，不以外国的模型为基础”。认为“唯独在中国生活的实况的土地上，中国的教育家能够找得材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国的学生将来既要在中国服务，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他在清华致力于造就中国历史的专家，正是本着这一思想。
蒋廷黻还批评了当时大学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学生听讲多，应考多，自修少、与教员接触少等等，主张进行改革。他不赞同学生平日忙于作笔记，考试忙于背笔记的现象，认为这将妨碍学生自己 的观察和思索。他对大学教授讲课钟点过多，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忙于兼课的现象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他因此赞扬南开的作法，教师的薪水虽不算很高，但从不拖欠，严格按规定付酬（当时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发不出薪水）。
蒋廷黻重视体育，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虚弱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则十分热爱体育活动，常常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打猎和骑马。
蒋廷黻考察中百姓生活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而且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修养。英文造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时代，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开批改众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
蒋廷黻治学伊始，就决心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了解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蒋廷黻研究了中国的东北问题，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学时代，曾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蒋廷黻在晚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是有所贡献于社会，成就一番事业。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 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
蒋廷黻从政后，并没有忘却学术事业。仍乐于探讨学术，手不释卷，一遇好书，便热切地推荐给亲朋好友。对研究历史仍有高度的热忱，常读历史书籍。出任外交大使阶段，对外交档案特别重视，颇有雄心重理旧业。从政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学术事业给予特别的扶植和保护。热心于国家学术，文化和教育建设，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晚年有志于撰著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传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请求退休，以实现上述心愿，终因突发的绝症，未能了却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