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敛之
英敛之（1867—1926年），字敛之，号安蹇斋主、万松野人，满族正黄旗。1898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思想影响,开始评论国事,曾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同情戊戌维新变法的文章。1902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1911年辛亥革命后，名义上仍负责《大公报》工作,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 后又创办辅仁大学 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1926年1月10日逝世。著有《也是集》(正、续编)、《万松野人言善录》《安蹇斋丛残稿》等。
提问 编辑摘要
英敛之英敛之(1867—1926年)，满洲正红旗人，祖母爱新觉罗·淑仲则是皇族。本名为赫胥利·英华，清政府垮台后，将姓氏取消，只留英华，从此他的后代，甚至他的前辈也都姓了英。字敛之，以字行于世。1886年他读到传教士汤若望的著作《主制群征》，从此开始对天主教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并在1889年受洗入教。曾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学社（为辅仁大学的前身）。1916年因失意于政治，退出新闻界。隐居香山静宜园。号安蹇，晚年号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和《也是集》。
幼年家贫、出身寒微的英敛之，没有受过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而完全靠自学成材。少年时代先是习武，因为清律规定，八旗子弟习武后可以入军籍，得到一份粮饷。弱冠以后，他又对做学问发生了兴趣，从习武转而学文，由一介武夫而成为文人。这一时期是他求知欲最为旺盛的时期，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无不广泛涉猎。
英敛之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列强环伺，清廷昏庸无能。但这时候的英敛之读书习武，并不是有什么强国御侮的伟大抱负，而主要是迫于生计，希望藉此可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业。
公车上书作为一名满洲旗人，他一面恨国家不振，同时也接触到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因此希望变法维新。在康有为“公车上书”后，英敛之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将北京谚语所说“皇上是傻子，王爷是架子，官是搂子，兵是苦子”的话加以发挥，对康有为的政见持肯定态度。其中说道：“康主政有为胶州疏内‘蔽于耳目，狃于旧说’诸语，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六君子”喋血刑场，康有为逃往日本，英敛之害怕被株连，逃至天津，后辗转到上海。
他大力提倡剪辫易服，向读者宣传“中国之发辫有百害而无一利”，动员人们放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等传统观念。英敛之还特别关注妇女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子缠足。在《大公报》出版的第一天，他就特意安排刊发了一篇题为《戒缠足说》的白话文章，此后还参与创办天足会，推动女性解放自己的足，并解放自己的心灵。
大公报报社旧址-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169号据英敛之日记载，英敛之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教友柴天宠。柴约请英开设报馆，并答应帮助“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英敛之很爽快地答应了。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曰:“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办《大公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大公报》一创办，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1902年6月21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谄媚之小人”。
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中华民国”1894年，美国与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为期10年的、载明“两国政府愿合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1904年这份条约到期，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留“禁止华工”条约中的主要内容。消息传到中国，各地迅速形成一个控诉美国排华罪行、反对美国经济侵略的爱国运动。《大公报》于1905年5月23日登载上海商会发起抵制美货通电，6月11日登载“本报不登美商告白”的启事。当时正在天津的袁世凯，看到《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勃然大怒。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面对袁世凯对新闻的扼杀，《大公报》奋起反击，直到11月22日，英敛之还是不肯罢手，继续撰写《论驻粤美国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严正表示“执笔人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禁邮禁读不行，袁又采取拉拢的办法。袁曾几次以重金收买英敛之，均遭拒绝。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华民国立。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孙中山辞职，选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这时的英敛之身体渐衰，加之袁世凯掌权，不免心灰意懒，不再抛头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从此，他偕夫人来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1925年初，英敛之创办“公教大学”，后改称辅仁大学，英任首任校长。因英所居香山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天主教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纸上所写的论文，出版了一本《是也集》。英敛之因主持《大公报》而驰名，隐退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代言人”，当时有“南马(相伯)北英”之说。
大公报创刊号英敛之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政治上，他提倡爱国主义，主张变法维新，反对顽固守旧；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这是主线。但他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希望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实行君主立宪，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文化思想上，英敛之以“开风气，牖民智，抑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报纸宗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方面，他提倡西学，反对保存“国粹”；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传播科学知识，反对封建迷信。这是主线。另一方面，它不仅宣传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且热衷鼓吹天主教，倡导“宗教救国论”。
但总的说来，英敛之的爱国立场和勇于揭露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主线，起了历史进步作用，是应该给与公正评价和肯定的。
香山静宜园-英敛之退居的地方1867年11月23日，英敛之出生于北京的旗人家庭。幼年家贫，未接受正规教育，自幼习武从军。
1888年，他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并自学法文。
1898年4月，撰写文章《论兴利必先除弊》，开始评论国事。戊戌变法失败后，恐被株连，潜往外地。
1899年8月，在澳门《知新报》上发表《党祸余言》，对变法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
1900年3月到云南，担任法国驻蒙自领事馆馆员。由于当地常发生教案，同年7月随领事返回天津。
1901年4月，天津紫竹林天主堂总管柴天宠提议集资开办报馆，邀英敛之进行筹备。
1902年7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发刊，英敛之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提倡变法维新，抨击时弊，不避权贵，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他本人每日为《大公报》写一篇社论。
1906年7月1日，与《北洋日报》等联名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书》，发起组织中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天津报馆俱乐部”，作为同业“研究报务、交换知识”的场所。
1912年，他和好友马相伯一起上书教廷，请求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
1916年，英敛之将《大公报》转手售予王郅隆，迁居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1925年），1926年1月10日病逝。去世后的次年，辅仁大学在北京正式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