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在美国，苏珊·桑塔格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直是所谓的“明星”作家，过去40年里，她掌握着时代的脉搏，言行触动着国际事件的敏感神经。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曝光后，桑塔格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长文，她说，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囚犯的事件曝光之后，布什及其辩护者力图限制照片流传之迫切，显然胜过对照片所反映的罪行进行处理。照片已经由一种载体转而成为现实本身。该文在美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在2001年5月9日“耶路撒冷奖”颁奖礼上，上台领奖的桑塔格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在这篇文气如虹的讲稿中，她指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不会有和平。此举引起了以色列主流媒体的震怒。
在文化界，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她拥有一大堆桂冠，比如“美国公众的良心”、“文学批评的帕格尼尼”等等，然而她却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是因为“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她既是学者，也是作家、诗人，是以书写、话语来标明自己身份的知识分子。她的言论介入了社会生活，她完全从个人验、个人价值判断出发来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她的这种个人立场不代表任何集团的利益。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维护思想的尊严
直至苏珊·.桑塔格逝世，这位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女作家，在国内依然属于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私人收藏。在他们的理解和阐释中，苏珊.桑塔格再次经历了自己所拒绝的——命运——被阐释。他们给她封上一个高不可攀的称号：“真正的知识分子”，成功地将她简单化，不可避免地和大众人群保持了遥远的距离。
她是谁？她究竟在做什么？他们所谓的“良心”是什么？和普通人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苏珊·桑塔格以她的一生行动，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地图。在这个旅人的地图上，她在医院，在战场，在抵达事物真相的最前沿，在被损伤被侮辱被遗忘的人的身边，她给予的不仅是同情或善意，更多是生为一个人的责任。——“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什么。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整个童年，苏珊.桑塔格都在对文学书籍的陶醉中度过，她迷上了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维克多、雨果、叔本华等人的作品。六岁时，她读到居里的女儿依娃·居里(EveCurie)写的《居里夫人》，曾立志成为一个化学家，后来又希望成为物理学家。最后，她决定从事文学，成为一个作家。她说：“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一个作家的生活似乎包含了最多。”
1950年，结婚：
学习波士顿-伦敦-巴黎
苏珊·桑塔格很聪明，因为能读写，一开始上学就上了三年级。从北好莱坞高中毕业时，她才15岁。她上了柏克莱加州大学，17岁时，遇到了28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Rieff)，10天后，两人闪电结婚。两年后，她随丈夫移居波士顿，诞下儿子戴维，同时考获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英语及哲学双硕士学位。她回顾时这样说道：“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做学生。”
1957年，她拿到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但四个月后转赴巴黎大学，深受到法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熏陶，在此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哲学著作，并结识了一批先锋艺术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由摇滚乐、新浪潮电影、新小说写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的新兴欧洲文化圈，苏珊.桑塔格深深被其吸引，并从此爱上了电影。
苏珊·桑塔格1959年，离婚纽约：
26岁，她回国，回国之后便要求与丈夫离婚，并提出不要资助独自抚养儿子戴维。离婚后，她携带了“70美元、两只皮箱、7岁儿子”来到纽约，在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宗教学。这时的苏珊·桑塔格依然混迹在纽约的先锋艺术家和反文化的圈子中，对当时美国的小说不屑一顾。而且她完成了小时候的梦想，在《党派评论》那类文化杂志上发表作品，她觉得能让5000人读到我的作品，就是天堂了。在1995年，《巴黎评论》对苏珊.桑塔格做的访谈中，她这样形容当时的场景：“到纽约不久，我在一个晚会上碰到威廉.菲力浦(WilliamPhilips)，我鼓起勇气过去问他：‘如何能为《党派评论》撰稿？’他答道：‘你到杂志社来，我给你需要写评论的书。’第二天我去了，他给了一本小说。对那小说我并不感兴趣，不过还是写了一篇不错的东西。书评不久发表了，门就这样向我敞开了。”
1964年，《坎普札记》纽约：
在给《党派评论》写的文章中，苏珊·桑塔格拒绝了编辑向她提出的选题，只愿意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选择那些被忽略或少有人知道的作品，关注在前卫艺术家小圈子里当时鲜为人知的艺术试验。1964年，《党派评论》用20页篇幅刊载了《坎普札记》，令31岁的她引起纽约文化界的瞩目，同时写成的《反对阐释》成为美国1960年代的示范文本。
在《反对阐释》中，苏珊·桑塔格提出了她一生为之抗争的主张：显露真相，反对对艺术和生活的简单化和冷漠。她强调，艺术不是一种你可以翻译或破译的东西。观赏艺术品这一经历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出其“真正的意义”，不要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作品的价值肯定存在于别处，而不在意义当中。重要的是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更多地看，更多地听，更多地去感觉，而不是强加意义。
在《坎普札记》中，苏珊·桑塔格强调了艺术的趣味，如同今天年轻人中流行的“恶搞”“无厘头”一样，人们在一样刻意造就的事物中发现了有趣，并成为无趣的对立面。在苏珊.桑塔格看来，赋予艺术品以意义，显然是一件无趣的事情，它局限了作品的多样性，甚至蒙蔽了作品的原样。
1976年，患病医院：
得病是苏珊·桑塔格的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生病前的苏珊·桑塔格沉浸在文学艺术当中，在艺术思想中体现独特的趣味和智慧。但生病后，为了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发现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
比如，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却在健康人的社会处于尴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对疾病的幻觉中和他人的歧视中，自觉有罪。但苏珊.桑塔格却不认这种罪。她认为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
苏珊·桑塔格从不为自己的疾病感到羞愧，更不妥协这种命运——最初诊断她患了癌症的医生认为她逃不过这一劫。她接受切除手术，请求医生让她进行2年半的电疗。两年半后，她战胜了癌症，同时发表了作品“IllnessasMetaphor”(《疾病的隐喻》)，从文学作品和现实背景分析疾病的文化寓意及其深刻影响，探讨“仅仅是身体的病”为何会变成道德批判，又为何会转换成一种社会压迫和歧视。
1993年，《等待戈多》萨拉热窝：
生病以后，苏珊·桑塔格更关心眼前的世界，她说：“我力图理解我所生存的世界。但我的思维很具体，也很实际。我用具体的历史现实衡量我的一切思想行为。”这种“具体和实际”代表着一种面对真相的态度，即亲身参与，拥有第一手知识和体验，才具有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1989年，她根据艾滋病的盛行，又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
1993年4月，苏珊·桑塔格在儿子的邀请下，来到萨拉热窝。7月，她决定再回来，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她问人们“我能做些什么﹖我告诉人们，我能写作，我可以在医院做护理工作，我能教英语，我能做戏剧导演等等。”于是，那里的戏剧工作者说，你能不能导演一出剧﹖。就这样，她导演了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后来，她在萨拉热窝出出进进有三年。
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一文中，揣了四只手电筒和很多电池来这里的苏珊·桑塔格写道：“演一出戏，对当地戏剧界专业人士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使他们成为正常人”。经过排练，8月17日，《等待戈多》开幕。文章的最后，苏珊·桑塔格回忆着那个场景：“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回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阻击手们枪火的噼啪声。”
后来有人问她，是否有人会认为你扮演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救赎者角色。苏珊·桑塔格非常愤慨：“假如去过萨拉热窝，去过任何一个人们在忍受着同样痛苦的地方，就不会产生这种玩世不恭的或天真的问题。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并扶起他来，你会想到他们的关系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关系吗﹖这种花里胡哨的言辞正是当今那种使人们犹疑于慷慨行为的思潮的一部分。”
2001年，9.11事件纽约：
从萨拉热窝到纽约，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别以及人与人的误解，让苏珊·桑塔格发现现代社会的冷漠。人们不关心你刚刚离开的城市，不关心人们遭受的折磨、恐惧和侮辱，你无法向他们诉说你的感受，更无法冲破人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世界被永远地分割为“彼处”和“此处”。她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在隐喻和自我蒙蔽中追求个人健康
苏珊·桑塔格有人说，这是社会对自己形成的看法。苏珊·桑塔格在《“彼处”与“此处”》一文中写道：“从那些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的言行看来——是一个混乱的、不负责任的、自私的、懦弱的……追求幸福的社会。”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9.１1事件以及之后的美伊反恐战争，更让年近七十的苏珊·桑塔格写下了《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她说：“9.１1之后的口号：我们站在一起。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要爱国，不要思考！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抛弃理性的行为占了上风，正是苏珊·桑塔格认为的最大危险。人不再自己思考事物的真相，而盲目的接纳隐喻所产生的狂热情绪。
2004年12月27日，逝世纽约：
当苏珊·桑塔格逝世的消息传来，了解她的人为之感慨不已。如翻译家黄灿然所说，“人们失去了评估未来美国和世界重大事件的一个清晰尺度。更少了一个如此清楚冷静并具有良知的人。”
1998年，苏珊·桑塔格接受中国学者杨小滨、贝岭采访时，曾提过自己思考问题的方式，她说：“我更感兴趣的不是理论，而是基于描述真实的全面的解释，即参考了历史的全面的解释。每当我想到什么的时候，我就问自己，这个字的来源是什么？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它的？它的历史是什么？它的中心词义是什么？它被发明以搅混或克服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所作用的一切思想意义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候被发明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在采访的最后，她告诉来自中国的友人，她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她的父亲在中国去世。她希望能够来到中国，当然“只是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人有利的情况下，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我不想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苏珊·桑塔格1966年，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她立刻成为了纽约知识界的大明星。苏珊·桑塔格把对关于艺术批评的传统观念抛弃在一边，将她自身的审美感融入其中，在大量具体事例的应用后，形成了她独特的批评风格。
旁征博引所带来的眼花缭乱让桑塔格同时代的老派批评家不安。在严格的，古板的学院派思维训练下，他们非议桑塔格思想的原创性。那些刻薄的评价不过是将桑塔格安放在一个“大众文化推销者”的位置。而她颇为花哨的普及学院派批评的手法，使欧文·豪甚至将她贬斥为“一个有把老奶奶的破布烂衫连缀成光鲜被褥本事的广告推销员”。
作为《纽约客》的撰稿人，苏珊·桑塔格断断续续为这份知识分子杂志写了30年的稿子。而她之前所写的，被认为“走得太远”的文章，如今已经被看做是研究文化和艺术的经典，并为人们广泛阅读。
桑塔格本人似乎对“批评家”的称呼不以为然。在她创作的为数不多的小说中，《火山情人》（1992年）是她非常看重的作品。小说尽管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两个月之久，美国的书评界却反应冷淡。在桑塔格去世的一周，《纽约客》撰稿人琼·阿克塞拉（JoanAcocella）回忆起曾经采访已患上癌症的桑塔格：“她活在止痛药中，走路时，不得不低头看着自己的脚。
但她依旧乐观，仿佛重生一般。之前，她仅仅是位评论家，但现在，她还是位小说家。”
桑塔格强有力的意识使她与疾病做着顽强的斗争。患病初期，她非但没有被疾病打倒。相反，由病痛所引起的幻象和恐惧成就了她的又一部著作——《作为疾病的隐喻》（1978年）。
2004年12月28日，纽约。苏珊·桑塔格最终没能从医院走出来。她的那间堆满无数本书的斗室从此开始蛛网集结，纸背落灰……
1999年7月，《论摄影》首次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1999年，《恩主》、《火山情人》、《在美国》等长篇小说由南京译林出版社出版；2003年12月，《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5月，《重点所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5年8月，《中国旅行计划》由南海出版社推出；2006年6月，《沉默的美学》由南海出版社推出；同年，《关于他人的痛苦》（6月）、《在土星的标志下》（7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2007年，剧本《床上的爱丽斯》（1月），评论文集《激进意志的样式》（7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苏珊·桑塔格这一点与她的哲学背景有着很深的关系，但她不是那种皓首穷经、以密密麻麻的注脚炫耀一时的经院哲学家，她是生活中人，现实中人，她的生命始终与这个广大而复杂的世界息息相通。她所以写出《论摄影》、《疾病的隐喻》这些传世之作，就得益于她的思想方法，她重视“形式”、“身体”、“表面”，她要将“疾病的隐喻”祛除，将疾病从“意义”、“隐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她质疑摄影的真实、可靠性，因为她深知没有人知道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会如何演变，而且有摄影将现实碎片化、将灾难与惨剧美学化的危险。她强调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及其无限可能性远不是摄影所能把握的，诚然她否定的不是摄影本身。在苏珊·桑塔格告别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还能以她的思想方法打开大千世界的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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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news.163.com/07/0823/15/3MJEARP1000120GU.html
2.http://www.douban.com/book/list/youzhengyu/collect?tag=%E8%8B%8F%E7%8F%8A%C2%B7%E6%A1%91%E5%A1%94%E6%A0%BC
3.http://www.hangzhou.com.cn/20040101/ca639242.htm
